『壹』 電影《地雷戰》《地道戰》的拍攝地點分別在哪裡
《地道戰》在河北保定冉庄取景拍攝,《地雷戰》在山東海陽朱吳鎮取納滑景拍攝。
河北省模銷正定縣高平村是「抗日先鋒村」,是故事的原型,但地道被洪水破壞後,不具備外景拍攝條件,因而選擇臨近的冉庄、李庄、唐庄進行拍攝的,導演將這三個村莊合而為一,影片中的高家莊實際上是這三個旦茄游村莊的「合成」。
1943年春,中共海陽縣武委會在小紀區南埠村召開各區武委會主任會議。參謀楊兆龍傳授了埋雷方法,並發給各區數顆鐵制地雷,海陽民兵才開始認識了地雷,並同地雷結下了不解之緣。
是年5月,小紀區瑞宇村民兵副隊長於鳳鳴在瑞宇、東村莊之間公路上埋下兩顆地雷,炸死炸傷從行村出來搶小麥的日偽軍5名,揭開了海陽地雷戰的序幕。
(1)老電影地雷戰完整擴展閱讀:
地道戰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華北平原上抗日軍民利用地道打擊日本侵略者的作戰方式。從保定清苑的冉庄開始經過不斷的發展,從單一的躲藏成為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並逐漸形成了房連房、形成了內外聯防,互相配合,打擊敵人。
使無堅可守的冀中平原成為阻擊日本侵略軍的重要地段。地道戰曾在北京也有發現,說明這個戰術,對保護廣大的戰區群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5月,高平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民兵隊長劉傻子帶領村裡七八十個人打退了1000多個日本鬼子,而且還打死了50多個偽軍。戰斗結束後他去打掃戰場,結果被敵人打了回頭炮。
劉傻子就是《地道戰》中黨支部書記高老忠和民兵隊長高傳寶這兩個人物的原型。電影中,高老忠最後鳴鍾向鄉親們報警的時候,拉響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而在實際中,劉傻子也的確犧牲了。
地雷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民兵最重要的作戰方法之一,據歷史遺物顯示,地雷戰戰術形成並匯集成冊是在民國30年12月28日(1942年),作者署名劉丁,書名叫《地雷課本》,全書共分十課,第一課《總說地雷》概述了太南地區的地雷戰概況,由此書可知,地雷戰最初是在太南地區誕生。
至1941年,已經形成戰術,匯編成冊後流通至其他地區。
『貳』 電影地雷戰
《地雷戰》----
電影《地雷戰》最開始是軍教片!就是在軍隊內部放映的用來對部隊軍人進行戰略戰術以及思想意識的教育片。劇情內容是在抗日戰斗時期,膠東抗日根據地邊緣趙家莊和附近幾個村莊,群眾製造了各種土地雷,布下雷陣,使日寇受到沉重打擊的故事。影片的主要意圖還是一方面表現了廣大農村的人民群眾利用智慧打擊侵略者,一方面表達了共產黨團結最底層群眾戰爭必勝的觀念。
2007年2月26日,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在一次演講中大放厥詞,說什麼「也許20年內,日本可能成為中國的第N個省。」此話一出,立刻引起輿論嘩然。一時間,中日關系再度成為一個媒體熱炒的話題。
這讓我想起一年前,曾接到一位紐西蘭華裔學者的邀請,讓我參加一個由多國學者參與的跨國研究課題:《中日韓民族意識中的他者表象》。通俗一點說,就是中國(日韓)文化如何想像對方?為何如此想像?以及他們各自的文化(包括電影、電視等通俗文化媒體)是如何賦予這一想像以特定感官形式的。當時,考慮到自己在這方面知識積累薄弱,恐有礙於研究的深入,遂謝絕了對方的邀請。今天想來,中日韓之間,彷彿確有展開此類合作研究的必要。
多年來,三國之間囿於「同宗同源」的傳統思維,在彼此的文化認識上產生了一個惰性十足而疏於明辯的錯誤理念,即用所謂「同文同種、同宗同源」忽略,乃至有意掩蓋存在於三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說嚴重一點,這種忽略,正是我們彼此無知的開始。事實上,中日韓之間的諸多隔膜、誤解、猜忌、責難與政治、外交摩擦,無不與此相關。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力圖打破三國關系的僵局,勢必在文化上要加強對彼此的理解和溝通。而這一點,三國的文化學術界都還有大量未知疆域等待開墾。
其他方面情況我沒有發言權。但從影視文化上看,我認為三國各自影視文化想像對方的單一化、模式化,不但不能促進、加深彼此的相互認知與理解,相反,他們仍在因襲某種歷史思維的慣性,不斷地將對方的歷史和文化加以「妖魔化」。(中韓關系更為復雜微妙,此處存而不論,僅就中日關系而言)
僅就中國電影而論,一提起日本人,便立即使人聯想到「豬頭小隊長」、「松井」、「偷地雷的」等等一系列為國人熟知的銀幕形象。可以說,從中國銀幕最早出現日本人形象的三四十年代(如《狼山喋血記》、《松花江上》、《麗人行》、《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算起,經五六十年代(如《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等),到八九十年代甚至晚近(如香港電視劇《霍元甲》、《陳真》,電影《絕境逢生》、《烈火金剛》、《舉起手來》),中國銀幕上的日本人形象就始終沒有太大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在半個世紀的中國電影中,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大抵已被十分頑強地固化為「鬼子」這一「非人」的醜八怪形象了。
導致這一文化表象被固化的原因很復雜,歸結起來無非三個方面:第一是歷史原因:也就是日本對中國長達數百年的入侵、掠奪與欺凌(從明朝東南沿海的倭患算起)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無法癒合的歷史創痛;第二是現實原因:中國人鑒於自身的歷史創傷記憶而始終對當代日本的右翼政治及軍國主義化心存芥蒂;反過來日本也對所謂「中國威脅」感到寢室難安,暗藏對「中國崩潰」的陰暗期待;第三是心理原因,由於上述原因的綜合作用,造成中日之間彼此誤解、蔑視和對立,並將此種非理性心理與某種動聽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詞藻混淆起來,從而掩蓋了這種誤解和對立的現實危害性。
我認為,中國文化界、電影創作界對日本當代社會、文化總體認知的匱乏,以及歷史記憶的慣性作用,都應該引起人們的足夠警惕。我們沿著歷史的維度進行梳理,如果說三十至六七十年代中國電影對「鬼子」形象的塑形及模式化,尚且與抗日戰爭的客觀歷史直接相關,那麼,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當中日雙方對話、交流渠道日益豐富之後,中國文化依舊保持著「日本想像」的單一化,則只能歸結於我們自身文化建設的某種不足。雖然,這中間也出現過《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清涼寺鍾聲》等一些從理性角度反思中日民族關系與民族情感的電影作品,但是很顯然,這種作品還無法構成此類作品的主流形態。
相反,中國人似乎更習慣於把日本人虛構成為「羅圈腿、蛤蟆嘴、仁丹鬍子、東洋鬼」的醜八怪形象。彷彿不如此就不足以分辨「鬼子」的「異質性」,而「異質性」的一個標志,就是把日本人由「人」虛構成一群沒有人性,沒有情感,沒有人的靈魂的「衣冠禽獸」。但是,作為一種話語,它究竟與日本,與日本文化有多少關系?它能否反映日本的民族性格、民族本質?這一問題卻從來沒有人提出來並給予嚴肅的思考。當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背負著沉重歷史創傷的民族,自然需要一種能夠達成心理宣洩和慰籍的特定方式,需要一種對異族的「妖魔化」想像來維系自身對於歷史的記憶。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文化因由,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假如這種「創傷記憶」演變成一種被固化了的,帶有某種先驗意味的文化咒語,以至於人們在它的面前甚至忘記了思辨和反思的時候,它就有可能墮落成為一種「記憶仇恨,撕裂族群」的扭曲心理。
有一種說法,主張中國對日本的侵華史採取一種「記史但不添恨」的態度,不管別人意下如何,我本人是舉雙手贊成。道理很簡單,我們記憶歷史的目的只能是以史為鑒,構築和諧。如果歷史記憶只是用來累積歷史的仇恨和宿怨,增加現實的誤解和對立,那麼這種歷史觀便與日本右翼所推行的歷史觀一樣,對中日關系的未來將十分危險。
實際上,歷史上的中日關系一衣帶水,唇齒相依,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兩者關系更是緊密到了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程度。就連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的某些日本右翼分子也能看到,假如真如他們所說,中國經濟一旦陷於崩潰,那麼受到打擊首當其沖的恰恰是日本自己。既然和則兩利,爭則俱損,為什麼不選擇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呢?既然要相互了解,單單靠這些幾十年一貫制的「豬頭小隊長」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再說具體一些,中國電影界對日本電影的了解遠遠不能滿足雙方電影文化交流的需要。從80年代至今,中國電影界真正對日本電影有所認識的專家、學者屈指可數,老一代的有中國影協的陳篤忱、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俞虹;中年一代的有原北京電影學院的應雄、中國影協的晏妮;可惜,老一代學者已經退出一線,中年一代也大多移居他國;再年輕的一代,更是人才寥落,花果飄零。創作界的情況也大地如此。為什麼我們總是追問中國電影除了「鬼子」和「豬頭小隊長」再很難出現相對比較客觀、比較現實的日本人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我們自身對日本的無知。無知必然導致單一,必然導致「妖魔化」,而單一和妖魔化反過來又必然加深、延續我們自身的無知。
盡管由於自己的知識局限,我沒能參加那項跨國的合作研究,但我仍然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以一種理性的、建設性的態度介入中日文化的互動建構。畢竟,除了彼此仇恨和對峙之外,中日之間還可以有其他選擇。那麼就讓和解從「認識」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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