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國主要的電影理論觀點及其代表人物

『壹』 早期中國電影藝術家

1905年，任景豐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館里拍攝了中國最早的電影《定軍山》。他拍攝的是著名演員譚鑫培所表演的京劇。鄭正秋於1913年拍攝的家庭短劇《難夫難妻》，被認為是最早的中國故事片。不過，它是由美國人布拉斯基在中國的製片廠、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的。

同年，黎民偉與布拉斯基拍攝了香港的第一部電影《莊子試妻》。布拉斯基後來又把這部片子帶到美國，因此它成為最早在國外放映的中國電影。由此可見，中國電影從誕生之初便是跨國資本的產物。

在以後的歲月里，中國的民族電影是在引進的西方的電影技術、意識形態、藝術手段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壯大的[3].程季華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寫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這本代表官方觀點的著作中，中國的左翼進步電影的發展是在與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霸權的斗爭中成長的[4].中國民族電影工業所作的生死搏鬥與作為20世紀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困境息息相關。現代性、民族建構、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以及新的性別認同都是此類民族電影的中心主題。中國的民族電影已成為鍛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軟性"娛樂電影（羅曼司、蝴蝶派小說、武打片、鬼怪片、古裝劇）

愈演愈烈的形勢下，左翼電影工作者充分利用電影這一新的視覺技術的政治與革命潛力，試圖把它發展成為自覺的社會批評的大眾藝術[5].正如其他民族電影一樣，中國電影也是"國家神話的鼓動者和國家的神話"[6].通過創造一套連貫的形象與意義、敘述集體歷史、以及上演普通民眾生活的悲喜劇，電影給有可能呈現為異質的實體提供了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現代中國".

除電影的生產製作之外，電影審查、製片廠的所有權、政府幹預以及公眾輿論等都是建立一個新的、象徵的中國的重要方面。1927年國民黨統一中國後，中央政府很快便成立了電影審查委員會，來審查外國片在中國的上映。該委員會一直持續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凡是發現以藐視、不友善的方式描述中國人的影片都禁止在中國發行[7].一個很有名的審查事件，就是圍繞著1930年在上海放映的陸克（Harold Lloyd）的影片《不怕死》所引起的激烈爭論。其它受禁的西方影片包括《上海之死》（1933）、《上海快車》（1932）、《閻將軍的苦茶》（1933）、《在中國流浪》（1931）、《克勞迪科·安妮》（1936）、《貓爪》（1934），《巴格達竊賊》（1924），以及德日合拍片《新大陸》（1937）。美國電影譬如《十誡》，《佛蘭肯斯坦》和《上流社會》都被禁映。前兩部受禁的理由是有"迷信"色彩，後一部則是因為有"色情內容".

在同一時期，人們都自覺地努力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擁有電影製片廠。知識分子、民眾以及政府經常組成"統一戰線"來保護弱小的中國電影工業，抵制外國的" 文化入侵".整個20世紀的中國，電影審查和對民族電影業的保護一直都維持和繼承下來。在國民黨統治期間，政府為了文化的統一，規定國語為電影中的標准方言。這一政策時而受到中國的"地方電影"的抵抗。比如在香港，受歡迎的影片往往是粵語片而不是國語片，這就是地方抵制中心的一個例子。

多年來，民族電影已成為國家建構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手段。它是現代中國民族國家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紐帶，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政治因素。正如安德魯·席格森（Andrew Higson）所寫，民族電影發揮著雙重的功能：

這一霸權化、神話化的過程，既包含一套特殊意義的生產和分配，也試圖抑制或阻止其他意義的潛在擴展。同時，民族電影這一概念幾乎總是被利用來作為文化（經濟）抵抗的策略，以及在面對（往往是好萊塢的）國際控制時主張民族自治的手段[8].

這樣的對內霸權/對外抵抗的雙重過程限定了中國民族電影的發展道路與功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民族電影變成為國有企業。正如保羅·克拉克（PaulClark ）所言，民族電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培育大眾民族文化的一個關鍵要素[9].中國竭力利用電影來建立一幅民族認同的單一化圖畫。不論是從電影工業還是從電影文本或電影美學的層次都可以看到這一點[10].電影製片廠不再為私人所有。它們經過重新組合之後形成一個新的國家電影工業。整頓調整後形成的一些大製片廠有：長春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等，它們都受到文化部和宣傳部的監控和領導。國家對於電影的生產與銷售擁有絕對的權利。電影常常成為政治宣傳與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國內外影片都受到嚴格的審查。允許中國觀眾觀看的外國電影主要都來自於社會主義國家。好萊塢電影實際上已從中國消失。

但是，電影的國有化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沒有擺脫沖突、對抗與抵觸。西方技術的"中國化"與發展社會主義藝術的本土形式一直是中國電影藝術家至上的任務。這個過程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們在這里只能間簡單提及。60年代中期的《舞台姐妹》就是中國電影工作著對電影美學的艱難探索的一個例子。謝晉和其他電影藝術家們面對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創造出一種看似矛盾的藝術形式，讓它同時既是中國的也是西方的、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既是革命的又是社會主義的；他們必須找到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電影究竟是怎樣的呢？正如道格拉思·微爾克森（Douglas Wilkerson ）所說，"電影攝影藝術的西方模式，是與通過中世紀後占統治地位的透視體系發展起來的攝影機械相聯系的。它能被與中國傳統美學相聯系的模式所取代嗎？" [11]首先，電影文本必須對中國的歷史作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社會主義的解釋。

電影的主題是描繪中國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革命斗爭，反映解放後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民族建構。其次，藝術家們也非常有必要找到拍攝電影的綜合性方法。

它能夠融合進口的西方手段與本土的中國藝術傳統（中國的傳統繪畫、文學、詩歌、地方戲劇、民間藝術）。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尋找新的電影審美原則的奮斗之路遠非坦途。眾所周知，黨內機構的不同派別與電影界之內充滿了激烈的爭論和沖突，最終導致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整肅運動。

在一個同質的民族認同的形成中，電影敘述的製造神話的功能和合法化的功能可以通過縮小國內各民族間的文化差異而獲得。國家與民族的統一是新政權關注的重要問題。20世紀50年代後期與60年代出現了一個重要的電影類型："少數民族電影".通過將少數民族浪漫化和他者化，這種類型實際上鞏固了漢族的中心地位。不論這種電影是反映了"民族和諧與團結"或是表達了漢族把少數民族從奴隸制、封建主義與愚昧無知中解放出來，它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合法性都是至關重要的。自我的證實需要某種形式的他者的在場，將邊緣占為己有也是出於中心的意圖。消除種族、民族、階級、性別與地區之間的的真實差異和緊張狀態，目的是為了建構一個想像的、同質的國家認同。

『貳』 中國電影理論的早期理論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 結構、 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流暢」。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和「形式美」；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和「教化社會」，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 1928年洪深翻譯..愛森斯坦' class=link>..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普多夫金' class=link>..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叄』 中國大陸電影學派的六代導演，你們知道是誰嗎

第一代導演： 他們都是默片時期的導演，活動的時間為上世紀處到20世紀20年代期間，代表人物分別是： 鄭正秋 、張石川、但杜宇、任彭年、沈浮、史東山、邵醉翁、何非光、張小光等。

第二代導演： 第二代導演主演活躍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了，他們 卻是第一個黃金時期的締造者，代表人物有： 費穆 、蔡楚生、孫瑜、袁牧之、鄭君里、吳永剛、程步高、史東山、湯曉丹等。

第三代導演： 他們被稱為建國後走向影壇的藝術家，代表人物有： 謝晉 、凌子風、成蔭、水華、郭維、王炎等。

第四代導演： 這些就是真正電影學院畢業的導演了，他們活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代表人物有： 謝 飛 、吳天明、黃蜀芹、滕文驥、丁蔭楠、鄭洞天、顏學恕、張暖忻等。

提出「丟掉戲劇的拐杖」就是這一代人，他們打破了戲劇的結構，提倡紀實性，追求質朴自然，具有開放式的結構，注重主題與人物的匹配性，從生活中的點滴小事挖掘人生哲理。他們尋找歷史的底蘊，更多的表現對歷史文化和現實主義、民族文化和現代意識交叉契合點的捕捉。在反映現實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對歷史底蘊的延續，看到歷史與文化如何的延伸，是真實化的紀實美學。

第五代導演： 80年代從電影學院畢業的年輕導演，他們也被稱為中國電影最輝煌的一代，代表人物有： 張藝謀 、陳凱歌、田壯壯、霍建起、顧長衛、吳子牛、黃建新、李少紅、馮小寧等。

他們的作品具有主觀性、象徵性、寓意性十分強烈的特點，經歷了十年的浩劫，又處於改革開放的新浪潮，他們思想敏銳，最廣泛的接觸過人民群眾，聆聽過最底層人民的聲音，所以他們的影片有生命、有張力，並且強烈渴望通過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在選材、敘事、塑造人物 、鏡頭處理和畫面語言等方面既有繼承又有創新。

第六代導演： 90年代開始執導的一批導演。代表人物有：賈樟柯、王全安、 姜文 、王小帥、張元、陸川、張楊等。

他們極度追求影象本體，偏執於 寫實形態，關注與草根人群，堅定的走在商業路線上。在影響分格上，他們強調真實的光線、色彩和聲音。大量運用長鏡頭，形成紀實風格。他們注重以電影媒介來考察當代都市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新一代青年在歷史轉型時期的迷茫、困惑和無所適從在他們的鏡頭下更加真實的反映。

希望大家看後能夠有所了解有所收獲！

『肆』 誰能告訴我中國電影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

中國電影發展史有4個階段。

1、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

2、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涌現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一大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銀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焦裕祿》、《鳳凰琴》等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照實說，中國電影先後實施了影視合流改革、電影精品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藝術質量和形式都有嶄新的突破和提高。

(4)1949年以前中國主要的電影理論觀點及其代表人物擴展閱讀

中國第一部電影介紹

《定軍山》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在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並在前門大觀樓放映，該片由任慶泰執導，譚鑫培主演。影片於1905年12月28日在中國（清朝）上映，結束了中國沒有國產電影的歷史。

影片《定軍山》取材於《三國演義》第70和71回，是講三國時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家譚鑫培在鏡頭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幾個片斷。片子隨後被拿到前門大觀樓熙攘的人群中放映，萬人空巷。

『伍』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陸』 中國電影1949-1966這17年是怎樣發展的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段時期文藝史家一般稱為「17年時期」。根據記載這個時期新中國一共拍了507部電影，從題材看，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電影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主要是反映1949年建國以前社會生活的影片；一類是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後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斗爭和生活的影片。◆反映舊時代、舊社會生活的影片 主要有，反映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歷史片：《林則徐》和《甲午風雲》等；反映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爭片：《紅色娘子軍》、《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東進序曲》、《回民支隊》、《永不消逝的電波》、《紅日》、《紅旗譜》、《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渡江偵察記》、《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劉胡蘭》、《小兵張嘎》和《雞毛信》等；反映舊中國舊社會人民生活的、根據名著改編的「改編片」：《祝福》、《林家鋪子》、《家》、《早春二月》、《我這一輩子》、《白毛女》和《青春之歌》等；反映封建社會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斗爭的「戲曲片」：黃梅戲《天仙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京劇《野豬林》和《楊門女將》和崑曲《十五貫》等。◆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後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斗爭和生活的影片 如，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爭片：《上甘嶺》和《英雄兒女》等；反映建國初期我公安幹警同潛伏的美蔣特務斗爭的「反特片」：《秘密圖紙》、《羊城暗哨》、《霓虹燈下的哨兵》和《鐵道衛士》等；反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片」：《李雙雙》、《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老兵新傳》和《劉巧兒》等；反映少數民族邊疆風情的「風情片」：《阿詩瑪》、《劉三姐》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會主義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風尚的歌頌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和《滿意不滿意》等。◆「17年電影」的不足和貢獻 以上這些電影讓我們覺得這17年電影離我們既遙遠又不遙遠，說遙遠，這些電影離我們畢竟有40多年了，說不遙遠，我們當中的有些人，尤其是有些歲數的人都是看著這些電影長大的，這些電影當中有一些優美的插曲至今我們還能唱出來，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艷陽天》、《冰山上的來客》中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上甘嶺》中的《一條大河波浪寬》、《英雄兒女》中的《風雲滾滾唱英雄》、《鐵道游擊隊》中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等。聽著這些熟悉的旋律，就能讓人想起很多逝去的青春歲月，倍感親切，甚至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就是在看這些電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形成的。然而作為中國百年電影史的一部分，我們今天在總體上評價這個時期的電影時要一分為二，「17年電影」有長處也有不足。 先來看它總體上的三個缺陷：首先，17年時期的電影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的環境中創作的。第一，這17年時期的中國基本上和西方國家斷絕了關系，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缺少與外界的交流。第二，和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也斷絕了關系，或者說基本摒棄了中國封建社會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所創造的燦爛的古典文化，像唐詩元曲，《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當時都被打成封建主義的東西，老百姓是看不到的，電影文藝工作者也是不能看的。像《林則徐》那樣的電影可以說是漏網之魚，因為裡面含有反帝國主義和階級斗爭的內容，與當時的主流話語一致，所以才能僥幸出來。而且，即使當時「漏出」了這些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電影的導演和演員也都受到了沖擊。第三，這17年與中國現代傳統也斷絕了關系。中國現代歷史上有兩大傳統，一是由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文化傳統，還有一個傳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所建構的「五四」文化傳統。而整個17年電影反映的都是工人、農民的斗爭，反映的是農民革命文化傳統，關於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實際上是看不到的，僅有的兩部《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前者一出來就受到了批判，後者還是和「五四」文化思想背道而馳的。所以，17年時期的電影基本上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創作的。 其次，以一種絕對的集體主義排斥個人的自我。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好的，但將它強調到極端的地步，不允許你有任何個人的私心雜念，也不允許你有個人的正常合理要求，這就可怕了。表現在文藝作品上，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都不許描寫愛情，不許談情說愛。即便可以，也是革命加愛情，愛情要和革命、集體主義掛上鉤才能露面。那時的詩歌是這么寫的，「要我嫁給你嗎？你的胸前還缺少一枚獎章」，你是勞模，是英雄我才嫁給你！還有一首，「小夥子，不要在我的窗前彈唱，我的心已飛向遠方，我的心上人正手握鋼槍，保衛著祖國的邊防」，也就是革命加愛情。17年中有一部寫愛情的電影《柳堡的故事》，其中描繪的就是一個革命戰士愛上了一位農村姑娘，但是為了革命放棄了愛情，整個電影表達的就是「先國後家」，在國家民族危難的時候，「我」是不能談戀愛的。還有一部電影《劉巧兒》，裡面有個唱段：巧兒今天去趕集，碰上了一個他，他又能寫又能算，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關鍵是最後一句話——他還是個勞模啊！17年時間社會將集體主義擺在最高位，用絕對的集體主義排斥了個人的自我，所以這個時期許多歌頌型的電影都有先人後己、先國後家的要求，像《李雙雙》和《今天我休息》等。 再次，流露了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這個時期的電影都拍得比較樂觀，整個影片的基調是明亮的，充滿了歡聲笑語，因為新中國成立了，舊社會過去了，人民翻身解放了，精神舒展了，這是好事。但問題是，這些影片里所傳達的樂觀主義隱含著一種歷史觀，好像使我們在看完這些電影後有一個錯覺——新中國成立了，從此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好像解放戰爭的炮火已經把舊世界徹底埋葬了，從此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條平坦的、充滿鮮花美酒的康莊大道，這就否認了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我們知道，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布滿坎坷和曲折。所以樂觀主義是好的，但這種樂觀主義背後所隱藏的歷史觀是值得我們警戒的。 再看「17年電影」的貢獻：以上所說的缺陷只是我們站在今天的社會、今天的境況，以比較高的要求來看待過去的東西。其實，「17年電影」的成就是巨大的！當時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將世界其他地方的電影沖擊得稀里嘩啦，但我們中國的電影卻能一花獨秀！在一種近似保護的環境下，中國的電影人以一種比較平和的心態創造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另外，它貢獻了一大批為了新中國的誕生，或為了保衛新中國而浴血奮戰、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群像。今天，我們可以說出一連串的「17年時期」的英雄形象，像林則徐、鄧世昌、洪常青、江姐、楊子榮、董存瑞、劉胡蘭、小兵張嘎、王成等等。這些人就是魯迅先生說過的「中國自古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民族的脊樑」！也就是說，新中國的成立是來之不易的，是相當一批先烈貢獻了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性命換來的！今天的江山含著先烈的犧牲，所以無論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未來是多麼輝煌，共和國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民族的脊樑！17年電影全面、深刻地展現了這些先烈和前輩，將他們的精神和品質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傳承了下來！這是一筆重要的精神資源，我們中國電影要和西方電影抗衡，首先要依託傳統的資源，再晚就不行了，美國都已經拍了《花木蘭》，已經拿著我們的傳統資源賺錢了。其次就是要依託我國近現代歷史所提供的若干資源，譬如中國現代史上那些先烈們傳奇性的經歷，他們的那種捨身成仁的高尚精神，就完全屬於中國電影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資源，是我們同西方電影競爭的重要的文化資本。圖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309/12156817.html

『柒』 中國電影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幾個時期,有哪些代表作

早期中國電影（1931年以前）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中國人嘗試拍攝了電影，主持人是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景豐，由該館照相技師劉仲倫擔任攝影師，拍攝了由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斷，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戲曲片，也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
左翼電影運動（1931～1937）
1930年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生死同心》、《壓歲錢》、《十字街頭》、《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記》、《壯志凌雲》、《青年進行曲》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電影（1937～1945）
在國民黨統治區，1938年，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領導工作，直接地推動了抗戰電影的發展。《保衛我們的土地》、《八百壯士》、《勝利進行曲》、《青年中國》、《塞上風雲》、《還我故鄉》、《警魂歌》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電影（1945～1949）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宣傳部和國防部分別接管了上海、北平、長春、南京等地的電影產業。1946～1949年間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松花江上》、《夜店》、《還鄉日記》、《遙遠的愛》、《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
新中國電影事業（1949年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營電影製片廠聯合組建為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於1953年並入上海電影製片廠。

『捌』 求中國電影發展史

1 前言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2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今日的美國巨片《蝙蝠俠ⅰ》、《蝙蝠俠ⅱ》、《蝙蝠俠ⅲ》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3 武術動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個武術動作片中出現了許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從以下幾點探討。

3.1李小龍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期間，李小龍從武術的詠春拳開始創造截拳道，而後進入影視圈，轟動世界影壇。從而使中國武俠電影又進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龍作品有童年時期的作品《富貴浮雲》、《細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鴻》；1969年《丑聞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門》；1973年《猛龍過江》、《龍爭虎鬥》；1973年《死亡游戲》（未完）。

在李小龍的電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這部武術動作片，是由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所製作。該片成功塑造的中國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帶動了中國電影進入世界電影市場，主角李小龍由此而成為了一代國際電影巨星。

3.2 成龍

出生於1948年的成龍，數十年的從影使其成為全球的公眾人物。他的電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為他奠定了武術動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有《群龍譜》、《A計劃》、《蛇形刁手》、《奇跡》、《紅番區》、《霹靂火》、《簡單任務》、《我是誰》、《一個好人》、《尖峰時刻》等等。成龍1995年就獲得了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社會學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雜志，被評為十大電影佳片。成龍熱心於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尤其是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當形象大使。

3.3李連傑

1996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李連傑作品專輯展映」，出現了異常熱烈的哄動場面，反映了李連傑已成為繼李小龍、成龍之後在歐洲備受矚目的中國功夫明星。李連傑的武打動作，除了傳統的中國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萊塢的動作特技效果。李連傑成功地打入了德國、比利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

李連傑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華英雄》；1989年《龍在天涯》；1991年《黃飛鴻》；1992年《黃飛鴻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獅王爭霸》、《方世玉》、《太極張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將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連傑的身價隨著其名聲業越來越高，從1982年《少林寺》的數百元，到1996年香港龍祥電影公司與永勝娛樂公司簽下了《黑俠》、《黃飛鴻ⅵ》等三部片子，達到了3600萬港幣；而以後的影片也在千萬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當》中的司馬劍（趙長軍飾）、《塞外奇俠》中的卓已航（原文慶飾）、《武林志》中的東方旭（李俊峰飾）等。在眾多的武術動作影片中，以《黃飛鴻》為題材的影片可以說是達到了武術動作之最。而飾演《黃飛鴻》的演員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武術動作片名演員。如成龍、李連傑、洪金寶、元彬、甄子丹、趙文卓、王群、邱建國等；還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譚永麟、劉家輝、梁小龍等。在這其中《黃飛鴻》中的黃飛鴻（關德興飾）。1940年開始，關德興飾演《黃飛鴻》，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黃飛鴻》題材的電影。

4 中國武術動作電影的發展趨勢

從《定軍山》到《卧虎藏龍》再到2005年周星馳《功夫》、徐克的《七劍》的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俠電影的發展趨勢。

4.1重視電影節的評選與獎項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電影節有3000多個，而國際製片人協會承認的國際A級電影節一共是11個。在這林林總總的電影節中，其中奧斯卡是國際A級電影節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電影節，同時也是商業性最強的電影節之一。中國的電影界對此十分重視與關注，如張藝謀近年來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劍指奧斯卡，而且都是與武術動作片有關的電影。

對於中國電影來講，奧斯卡不僅僅是一個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機會，更是一個爭奪世界電影市場的契機。參加奧斯卡，得獎不易，既使獲得提名也同樣具有意義。而如果獲得獎項，則對中國電影的整體形象提升和世界電影市場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2001年的73屆在奧斯卡的獎項，稱為中國武術功夫電影的《卧虎藏龍》再一次使中國武術動作片亮相全球影壇。《卧虎藏龍》是由李安導演的，李安有著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美國的生活經歷。而整個劇組有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的演員以及美國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演員組成。在獲獎的時刻，輿論界稱其為「世界華人的電影藝術成就」。

在奧斯卡的獎項提名中，《卧虎藏龍》得到了10個獎項的提名。最終得到了最佳外語片獎、最佳美術指導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原作音樂獎等4項大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A級電影節奧斯卡中的舉足輕重的獎項。

有意思的是，這部配英文字母的華語片還在美國引發了學中文的熱潮，甚至有的學校將《卧虎藏龍》劇本當教材用。

2005年，中國電影有了一個嶄新的評選活動——中國電影排行榜。排行榜4個項目，每個項目有5個提名。我們發現最佳製片人中的5部電影有2部是武術動作片，它們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個項目的提名。

4.2電影市場的票房價值杠桿

從票房價值來看，《卧虎藏龍》僅在北美就達到了近2 億美元的票房、台灣的會宇多媒體以8位數即千萬元的價格取得了《卧虎藏龍》全球獨家動畫版權、包括碟片和商業性合作的授權等，《卧虎藏龍》得到數億美元的收入是毫無疑問的。

同樣，《英雄》在2004年的7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之後，在美國兩個周末的票房達到了1800萬美元，最後在全球達到了1.7621億美元的票房奇跡，而《英雄》在國內的票房收入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權被「索尼經典」購買了以後，其票房突破了7200萬美元。來自影片發行方中影發行放映分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7月29日開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劍》，全國首個周末三天票房總計2600萬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和《頭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時頭3天在東南亞已取得過4000萬的票房成績，發行負責人翁立表示，「從《七劍》的首周表現來看，總票房達到七八千萬難度不大。」因此《七劍》的中國電影排行榜估計也將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排行榜以電影的票房收入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

4.3娛樂性的武術動作片將異軍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譽為2005年的中國「首部現代功夫喜劇」。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勵志等多種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繼韓國影視明星張娜拉的電視劇《明朗少女成功記》創下收視高峰，並捧紅了張娜拉的亞洲小天後地位之後的又一巨作。圈內人把其稱作是中國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記》。雖然由於檔期的原因，張娜拉最終未能出演此劇，但《我的功夫女友》將中國功夫與喜劇的結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許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該片，希望引進現代功夫喜劇《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進內地的首部電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動作、喜劇溫情於一體的武術動作電影。該片由成龍監制，「成家班」參加了全部的拍攝工作。總投資為4000萬元的《精武家庭》有驚險的跳樓場面和高難度的武打動作。

而香港另一武術動作片的明星洪金寶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劇功夫電影《龍威父子》。《龍威父子》取景於雲南和廣西一帶，秀美的自然風光和壯觀的瀑布河流更襯托出了中國武術動作影片的傳奇色彩。

在2005年的賀歲片市場里，以周星馳為主演的，作為新年賀歲片的中國功夫電影《功夫》展現了「電腦功夫」和武術真功夫的結合。此外，影片使這賀歲功夫片不同於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資1.5個億港幣，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萊塢影片的經典段落，十分搶眼。

沉寂了3年以後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俠巨片《七劍》。該片目前拍攝完畢，已經於2005年7月29日與觀眾見面。

徐克認為，劍是兵器之王，象徵著中國武俠文化的精神，劍中蘊涵著俠義的風度和修養，並且有一種浪漫盪漾在其中，無論在攻擊時和防守時，你會發現那其中藏有哲學。關於劍，徐克認為有很多內容可以發展，一招一勢讓人們重新認識劍，劍不僅僅是一個打鬥的工具，它應該有七種精神，有七種顏色。

雖然《七劍》一直被稱為2005年最受期待的香港電影。但是，一部《琴魔》日前在香港試映後，有搶走《七劍》的風頭的趨勢。《琴魔》是一部古裝武術動作片，耗資數千萬，光道具「天音琴魔」就花費了10萬以上。業內人士評論，《七劍》和《琴魔》這兩部動作片的競爭，將帶動整個香港電影市場的進一步復甦。

4.4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互存互進

中國電影的發展離不開武術的源泉。武術的全球化宣傳與推廣離不開中國電影。在《定軍山》成功拍攝之後100年的中國電影風風雨雨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始終與中國武術發展互存互進。

20世紀70年代，功夫巨星李小龍使世界認識了中國武術，形成了一個中國功夫的熱潮。

80年代，李連傑的《少林寺》掀起了全國的武術浪潮，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少林寺》及其他武術動作片放映之後的數年內，全國的武術業余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出來，竟達到了萬所之多，少林寺的所在地，河南登封地區有100餘家武術學校。其中有不乏規模較大和檔次較高的武術學校。比如塔溝武校的習武學生超過了萬人等。同時，全球的武術熱也再一次升起。

2001年獲得奧斯卡4項大獎的武術動作片《卧虎藏龍》，無論在全球電影界的影響力、票房收入的市場因素，還是在中國電影和中國武術的宣傳與推廣，都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

在中國電影發展的100年中，武術動作片的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不僅僅有提升中國電影的國際地位，擴大電影的市場效應的作用，而且更有宣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橋梁作用和宏揚民族精神的教育作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電影進行宣傳，從而使中國走向世界，使世界認識中國。如奧斯卡、如嘎那、東京電影節等等是中國影片成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再如電影《霍元甲》的放映，使無數國人為之傾倒，從而使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自豪感大大提高。

中國電影是中國武術走向世界的橋梁，中國武術是中國電影發展的源泉。兩者的互存互進將永遠延續下去。

5 結語

武術是我國特有的一項民族傳統體育，其內容繁多，門派林立，表現形式多樣，具有極大的健身價值和技擊價值，同時更富於娛樂價值。電影正是反映人們的文化精神生活的一個體現，而武術動作電影又在電影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武術能夠與電影結合起來，共同促進雙方的發展。

『玖』 中國電影理論的新中國理論

「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 class=link>；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和「電影和戲劇離婚」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文學價值」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和「決定」、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和「完成」的「文學價值」。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和「文學價值」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 戲曲、 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