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史

㈠ 《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把50年代中國電影命名為中國電影的歷史時代,其中的歷史含義

摘要 在以往的著述中對中國電影始終沒有打破地域的界限．沒有描述出相同的歷史時段內中國電影的總體格局，沒有相同類型和題材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不同形態，而這一切都是研究1949年後中國電影50年這樣一個歷史命題應當改變的問題。《當代中國電影發展史》將兩岸三地統而觀之。從而形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中國電影史。它旨在探討處於相同的文化傳統中，由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產生的相同題材、相同類型的電影藝術作品所具有的不同的表現內容和表現方式。這對於了解中國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研究中國電影50年的歷史進程，特別是研究電影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㈡ 簡述中國電影發展史作文1000字

寫作思路：把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寫下來，包括起源，發展，現況。

由1896年至20世紀20年代，雖然外商在中國電影市場占據了壟斷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國電影活動的開始。1903年，德國留學生林祝三攜帶影片和放映機回國，租借北京前門打磨廠天樂茶園放映電影。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

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但是最早嘗試拍攝這種電影類型的豐泰照相館只屬小本經營，算不上是電影機構。

直至商務印書局「活動電影部」的出現，才真正代表中國製片業的開始。在這段期間，除了「商務」之外，先後出現的電影製片機構還包括由美商投資「亞細亞影戲公司」、「幻仙」、「中國」、「上海」、「新亞」等。

由於他們的成員多是來自戲劇舞台，所以當時的電影題材和內容大多源於中國戲曲和文明戲。此外，他們也開始拍攝劇情短片和長片，對電影這種藝術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嘗試。

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歷經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革命戰爭時期，新中國建設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時期等各個歷史階段；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再到立體聲，從黑白到彩色再到立體像（3D），從模擬到數字，從傳統到現代的技術變革進程。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電影都留下了優秀的代表作：20世紀20年代拓荒時期，有《孤兒救祖記》等關注社會改造的進步電影；抗日救亡時期，有《狂流》《中華兒女》等鼓舞鬥志、弘揚愛國主義的影片；抗戰後，《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又深刻揭示社會矛盾和本質，形成現實主義的創作潮流。

㈢ 中國電影史上無法超越的8個經典鏡頭，你都知道哪些

迄今為止，已經有數不清的電影上映過，有很多電影鏡頭都令大家記憶猶新，這些鏡頭也是一些無法超越的，今天就來看一看這些無法超越的鏡頭。

說起霸王別姬，張國榮版本的至今無法超越，他飾演的程蝶衣最終化繭成蝶遠離世間，因為世間如此骯臟，怎留得下他純粹的靈魂。他演的程蝶衣可承得起芳華絕代四個字。

㈣ 請問中國電影史的各個發展階段及介紹

「重寫中國電影史」的口號在電影史學界提出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然而激烈論辯後，仍是眾聲喧嘩，新的言說似乎仍在策論階段而無有架構；隨著社會上「電影熱」的普遍升溫，許多高校開設了電影史課程，然而得到公認的中國電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紀60年代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外幾乎沒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權威教材，其傳統史觀也面臨著新現象、新問題、新方法的多重檢視，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寫中國電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國當代電影史研究領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的《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文化藝術出版社）終於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史觀變遷，重新書寫成為必需

長期以來，以《中國電影發展史》為代表的傳統電影史的寫作，更偏重於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對中國電影進行評價。「對某些電影的主張、電影運動、電影作品的評價存在偏頗，對某些電影導演、電影現象和電影思潮的評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該說的還有遺漏。」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影視互動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訴記者。所以，長期以來，電影學界形成了內地有內地電影史，台灣有台灣電影史，香港有香港電影史的狀態。「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寫一部完整的中國電影史非常有必要。現在，已經具備了這個條件。」宋家玲等學者表示。同時，北京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周星提出，由於史觀的變遷，對史料的選擇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審視的問題。很多東西如果再不重新書寫，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給大家一個公正的文獻，讓大家來考察和評價，也是重寫電影史的意義，更有其現實的迫切性。

過去，對於電影我們過於偏重它的教育和宣傳的功能，而現在它變成了人們娛樂、休閑的文化方式。《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主編之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院長助理賈磊磊告訴記者，他們在編著《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時候，把電影看成是一個產業，所以，《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於行政區域劃分的視野，將內地、香港、台灣統而觀之，探討在相同的文化傳統中，由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產生的相同題材、相同類型的電影藝術作品所呈現的不同的表現內容和表現方式。「我們希望，對被忽略的歷史進行重現和描述。」賈磊磊說。

直面問題，當代影史脫俗出新

目前的電影學界，很多問題還存在爭論，而撰寫相關的當代電影史註定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國電影史應該分為哪幾個時期？還有，對中國電影類型的認識，目前只是約定俗成，從學術角度來看是否科學，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的難點就是，「對電影作品、電影導演的評價，對電影思潮、電影現象的評價，包括某一時期電影的觀念、思想、認識，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訴記者。比如，對「十七年電影」（即1949~1966年的中國電影）的評價，直到現在電影學界還是存在不同觀點。

《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國電影史六個歷史時期的劃分，即歷史的時代、國家的時代、政治的時代、藝術的時代、市場的時代和產業的時代。周星認為，新中國電影史六個歷史時期劃分觀點的提出，在電影學研究上是一個大膽的創新，或者可以解決從前電影分期過於簡單、形式化的問題。「以一個時代電影的總體特徵作為對新中國電影不同歷史時期的分類，力圖凸顯一個時代電影形態的主要特徵，是我們十多位學者20年來對中國電影的認知。」賈磊磊說。同時，在類型的劃分上，賈磊磊告訴記者，他們並非按照預先的邏輯強加給電影史，並非完全按照類型或者完全按照題材，而是按照中國電影的具體存在方式尋找各個章節的內在邏輯，將中國當代電影分為了時政、都市、農村、軍事、戲曲、驚險、武俠、古裝'歷史'傳奇、兒童等部分。「確實具有類型電影劃分的參考價值。」宋家玲評價。

教材建設，聯合協作大勢所趨

一直以來，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外，在電影學界得到公認的權威教材幾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為何呢？

「缺乏聯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訴記者，近些年雖然也有一些中國電影史教材出版，但幾乎都特別簡單，偏重於常識性的介紹，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電影創作的發展情況，多是相關教師為了應付各自高校的教學任務而編寫的，有的質量很成問題，暴露出中國電影史學研究還不是很系統、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學科，比如中文、戲劇等等，在其史學學科的構建上具有系統、科學、全局性的特點，現在已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的教材，權威機構牽頭，相關高校研究力量聯合協作，編寫出來的東西就容易被大家認可，而且經過不斷修訂，越來越成熟。但中國電影史教材這一塊，好像就沒有統一的規劃。」學者們表示，作為教材，特別是史學一類的教材，不能各說各的，誤導學生。

同時，由於電影學科形態的特殊性，非常強調對直觀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佔有。非常遺憾的是，「有些部門的史料並不是完全公開的」。周星說。顯然，如果僅僅是從紙面到紙面地研究電影，權威電影史教材是不可能產生的。

所以，「電影全史的個人寫作時代結束了，一個人要寫一本中國電影史的時代結束了。」賈磊磊告訴記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出資調集了該院影視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國內當代電影史學的專家共十多位學者，共同參與了《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編寫，每個人，每幾個人，只是側重於這50年來電影的某個題材、某個類型，才可能保證新中國以來的電影，編寫者完全看過，才可能保證電影史寫作的質量。

㈤ 中國電影史的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
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
1945年抗戰勝利，憋了一肚子勁兒的電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為代表的傑作。
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
1950年，列寧和斯大林同志說著一口東北味兒普通話的蘇聯片《列寧在十月》上映。從此配音譯製片變成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時期先後建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北平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製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並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製片廠的領導幹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蘇聯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佔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後，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文革」，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後，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文革」後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於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中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進入21世紀後，對於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於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台了《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方向確定以後，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產、供、銷關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電影行業本身，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單一主體，民營資本和境外資金開始進入，從製片業逐步擴展到發行放映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2001年，華語電影《卧虎藏龍》沖進奧斯卡，斬獲多個獎項，這給了中國人製作華語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著海外、本土雙重投資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機》相繼問世，《英雄》贏得了2.5億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樣資金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無賊》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功夫》是1.7億，《十面埋伏》是1.6億，《天下無賊》為1.2億。「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於嘗試著下了海，並且開始學習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當今美國巨片《蝙蝠俠》系列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㈥ 中國電影有多少年歷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㈦ 介紹一下中國的電影發展史

1963年 《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歷史於一剎 尋大道於一生

《中國電影發展史》迄今還是電影史寫作的一個高度，並且一如既往地展現著電影作為學術的重量。幾位著者為之傾盡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間遭遇牢獄之災，這些已經沉寂的傳奇故事最終成為我們眼中一個中國電影百年歷史中的事件而顯影。時隔40餘年，也許此刻我們已經能夠具備足夠的冷靜和客觀，來看待這部經歷了歷史沉浮，和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理論研究及中國電影人緊密聯系的著作。

在歷史的荒原中失落想像的翅膀

對中國電影史的研究來說，1966年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之前，中國電影曾經的輝煌尚有據可查，這一年之後，歷史便只能在想像中進行了。這年7月，一場針對《中國電影發展史》的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浩劫。陳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說：（當時，）被誣指為大毒草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紙型被毀掉，所有已經印好並已發行的書要收繳、追回，打成紙漿，全部銷毀；緊接著，作者經過十多年搜集起來的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也被用數輛卡車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車上，應該裝著1913年的《莊子試妻》，1920年的《春香鬧學》，說不定還有1905年的《定軍山》；應該有18集的《火燒紅蓮寺》，13集的《荒江女俠》，6集的《啼笑因緣》；應該有更多的張石川，更多的張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雲珠……那些車里胡亂堆著的電影畫刊上，中國電影正在自顧自地熱鬧著……

那才是程季華、李少白們的寶貝，和這兩卷本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比起來，這些寶貝是活著的歷史，是隨時可以說話的歷史，是他們辛苦十數年的真正成就。對於長期困擾於路線之爭的中國電影來說，後世因為它們有了重新評價的可能。它們的失落，意味著中國電影史的失落。

現在我們只能透過《中國電影發展史》附錄的影片目錄來想像歷史。這目錄已經足夠驚心動魄，任何一個人，只要能為1905年以來的中國電影保留這樣一份完整的目錄便已是功德無量了。面對這樣一個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龐大電影目錄，任何研究者無法不嘆為觀止。

僅僅按照這個目錄上所列，從1905年到1937年，中國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證的電影（只包含故事片、戲曲片、動畫片，不含新聞片、紀錄片、科教片）。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間拍攝的。也就是說，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產量約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間，中國每年的故事片產量達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營公司的產品。在1925年前後，中國有175家影業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於50家。即使和當今中國比起來，民營電影在當時的興盛也是驚人的。

因為這個目錄，我們得以重新理解程季華、李少白們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經過一次紛繁蕪雜的拼圖游戲，一具綉像終於在背景上隱現，透過《中國電影發展史》具有時代特色的言說方式，目錄提醒我們，歷史的輪廓依然清晰。但是也僅僅是輪廓而已。因為失落了那些在卡車上自顧自熱鬧著的圖景，歷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徑。我們的想像在輪廓上滑過，重新跌入無法起飛的泥底。

程季華：為《中國電影發展史》披掛「罪名」

遠見卓識的一項決斷

自1950年起，我著手收集中國電影史料，開展電影歷史的研究，這個動議最早是由陳波兒提出的，她創辦了培養演員的表演藝術研究所（北京電影學院前身），並提出應該開設有關中國電影歷史的課程，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來教，她決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來整理和收集電影資料。其中還有一個插曲，1950年前蘇聯的《大網路全書》（第二版）需要「中國電影」的條目，宣傳部把這個任務交給陳波兒，我協助她收集並初步整理相關史料，大約一萬多字。後來該書出版後，發現這個「中國電影」的條目被刪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錯誤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這篇文章其實是第一篇關於中國電影歷史的論文。

「寫作大綱」出爐

收集資料是以文化部電影局的名義，發信給各地的文化局的，於是有關電影的各種資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後打包集中寄到我們這里。四間大屋子裡全是書架排滿資料，甚至有些還有副本，當時有條件寫《中國電影發展史》，與資料齊全有很大關系。除了這些書面資料以外，我們還開始嘗試做一些類似於現在「口述歷史」的采訪工作，找了許多當時還在世的中國電影早期的演員，派記者記述他們過去的情況，《中國電影》雜志（《電影藝術》前身）專門有一個欄目叫「昨日銀幕」刊登這些采訪。另外，還約田漢、歐陽予倩、梅蘭芳等早期電影藝術家寫回憶錄，後來也以單行本的方式出版，以豐富電影史料方面的內容。

到了1955年左右，覺得有必要進行一下總結，於是起草了一份「中國電影史寫作大綱」，後來在當時羊市大街的「影協」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和「影協」主席蔡楚生聽取了我的口頭匯報。他們給予肯定，於是這份「大綱」就成了《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分期和章節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