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界資源做好中國電影

㈠ 從文化資源學的角度談談中國元素在外國電影中應用的看法

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中國的文化底蘊如何與主流的外國電影接軌。思想方面的，許多外國電影都是快意恩仇，「仁」這個思想如果運用到某些外國動作片中就顯得有很多方面的牽強。所以，從思想層面上說，導演要對中國文化有研究，然後能夠很好地利用好這一元素，從種種細節，可以體現出電影中「仁」的含義。
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元素尚處於被動需求的狀態，而不是主動需要的狀態。一個是need,一個是must。從定位上來說，中國元素在短時間能還是只能處於配角地位。
中國語言的魅力，不得不承認這個是最關鍵的，當然也是最內涵的。就算把中文翻譯成了英文，但是那語境中的原汁原味還是無法還原的，這個就涉及到了文化的傳承。古人總是能夠用極其簡短的話來涵蓋一長串意思，有個小故事，魯國有個國君向國師詢問治國良策，然後國師說：「然。」然後國君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不久國君自己生病了，再次詢問國師，國師說：「然。」最後，君主病死了，國師說：「然。」 這一個字涵蓋的意思實在是太多。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見解，當個野史笑料也可，但最終證明的還是語言的魅力。
中國文化的推廣成為了一項歷史的任務，這不僅僅是幾代人就能做到的。
我們現在中國電影看到最多的還是外國元素中的大、宏偉、絢麗。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本身代表的內涵的升華。這些上，外國電影和中國電影還是有區別的。
我們現在更多的是借鑒外國的電影電視技術，受到的是外國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
我們忽略最多的往往就是先人留下的財富，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的學說，不要說他們都是奴隸社會的殘余，他們之間始終是有可取之處的，就看人如何對待，如何捨去。
我們需要好好運用和弘揚的也正是這其中的可取之處。我想除了武術也就唯有這些思想能夠成為中國歷史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了。

㈡ 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

綜述：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

第7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華語電影再次閃耀，而中國電影怎樣進一步走向世界也在電影節期間成為中外電影人討論的熱點話題。
得獎？以我為主
國際電影節獎項一直被視作衡量一國電影水平的重要標准。某些類型的中國電影更容易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
中國導演王小帥的新作《闖入者》是角逐本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唯一華語影片。他說，外國人通常喜歡在中國電影中看到「景象奇觀」和一些「邊緣化的景象」。
針對這種「潛規則」，一些中國電影人認為，中國電影要讓世界買賬，需要更多地考慮外國觀眾的心理。
不過，在威尼斯電影節首屆中國電影論壇上，王小帥直言，他不會去揣摩國外觀眾怎麼想，而是堅持自己的態度和方式，立足於中國人自己的生活、傳統和文化。他的電影中也沒有「景象奇觀」，而是關注人的基本情感。因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異，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帥的想法與義大利電影人喬治·戈塞蒂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電影要想贏得世界，必須堅持自己的傳統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電影最吸引歐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獨特性。在他看來，中國電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強烈的情感表達。中國電影人如果試著去做和歐洲相同的東西，那就一定會失敗。所以，他說：「中國電影，請不要改變你的傳統。」
合拍？找好夥伴
中外合拍電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捷徑。威尼斯電影節期間，不少中歐製片人表達了合作意願，認為專業的合作有助雙方克服各自的劣勢，互通有無。
義大利製片人孔奇塔·艾羅爾迪在由「新華國際」主辦的威尼斯電影節中國電影論壇上說，義大利對合拍電影有各種優惠政策，對這些，中國製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屆電影節閉幕華語影片《黃金時代》製片人覃宏說，外國導演剛進入中國時常常摸不準中國電影圈的「潛規則」，這恰恰說明找到好合作夥伴的重要性。覃宏說，中國現在有很多具備契約精神的合作方。
市場？需要橋梁
盡管中國電影人為走向世界做出各種努力，但一個事實是，中國電影進入國際主流市場仍面臨不少困難，所佔市場份額不大。
覃宏說，漢語畢竟沒有英語使用范圍廣，而在商業電影方面，中國電影業在特技技術、導演理念和視覺特效等方面還不夠先進。
而義大利電影人戈塞蒂認為，中國不缺好的電影，但不少好電影被歐洲市場忽視，中國電影走向世界需要「橋梁」。在他看來，這座橋梁就是專業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廣策略。
他說，義大利曾經設立世界上第一個推廣本國電影的聯合機構，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打開了本國電影通向世界的大門。中國也需要制定相應策略，向世界推銷中國電影。

㈢ 中國電影怎樣由大做強

這十幾年來，中國電影業迅猛發展，一是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植的結果;二是城市化進程和數字技術普及與應用的結果，電影生產、創作行為與審美運動與時俱進。但是，我們需看到，相較於游戲產業的2000億元、電競產業的900億元規模，電影的經濟體量不大，電影創作的質量也並不穩定。

重視電影藝術創作的質量，仍然是新語境下中國電影創作務實發展的根本。優化電影題材和藝術表現結構，改變電影創作機制，提高創新能力;堅持內容為王，通過電影的人性價值與文化內涵的表達，創造一個完整的藝術世界，在探索追求中不斷創造豐富的審美空間;推進資源整合，克服電影短板;既講普通話，又講地方話;轉換視角，既保持，又放開;積極關注變化著的大眾觀賞趣味，提升電影藝術的活力和對外電影的「大循環」的全球化能力與水平，更有力地增進全社會的電影與文化獲得感，持續提供值得重視的新鮮經驗，同時，也為提高中國電影在全球電影發展空間的影響力、有效地建構中國電影與世界電影的關系提供方向。

㈣ 對於今天的中國電影,追求藝術價值更重要

今天的中國電影是否應該以商業利益為先呢？那麼針對這個話題，我們今天場上的嘉賓也是分成了正反兩方。我們先來聽一下支持方的意見。

黃群飛：如果說把商業電影和藝術影片要對立起來的話，那麼我所處的位置，我是院線的，我是支持商業電影的。商業電影繁榮了我們的電影市場，只有電影市場橡賣繁榮了，我們各種題材的影片，包括藝術影片才有生存的空間。

主持人勞春燕：黃總主要是從這個市場的角度出發，認為現在的中國電影應該以商業利益為先。來，我們聽一下王導的意見。

王小帥：我覺得今天坐在這塊的人挺復雜的。但是我是個作者，我是個電影導演，所以我肯定站在這個我們這個《三峽好人》這邊，得當好人。

主持人勞春燕：您認為還是應該以藝術創作為先？

王小帥：我是個創作者，一定要把你的創作搞好。

主持人勞春燕：您不想要贏得更多的觀眾嗎？

王小帥：我覺得我不敢那麼奢求。因為當時我們放《青紅》的時候，我看到好多觀眾排隊，我很激動，以為來看我的電影。其實都去看這個《星球大戰》了，結果時間趕不上，沒辦法，今天想看電影，哎，這還有一個《青紅》，看看吧，他就進去了。進去一看出來大罵。那我就覺得很奇怪，那這些觀眾到底是我的觀眾還不是我的觀眾？對我來說我分不出來。觀眾也是盲的，他只是看一個古裝片就完了。

主持人勞春燕：王導還是很堅持他的藝術理想。那麼同樣是作為一名創作者，史航卻認為應該把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來，說一下你的看法。

史航：我首先坐在這個位置，但我想說最簡單一件事情，就是這幾個月我的MSM的名字上，我一直在罵《黃金甲》，因為這是我非常討厭的片子，而且我非常喜歡《三峽好人》。《黃金甲》是別人請我看的，《三峽好人》是我請別人看的。

主持人勞春燕：你覺得《黃金甲》在商業上不成功嗎？

史航：不是。為什麼我會站在這個位置上來贊成這個利益驅動？因為我想還是這個概念，就把中國電影當做一個人來說，一定讓他活下去，然後為善為惡它才有選擇的可能性。光靠藝術電影，靠我非常喜歡的《三峽好人》，能讓中國電影活下去？我認為不太能。所以我內心極端矛盾的贊成著利益驅動。

孟曉檣：可能從商業利益這個角度出發，我覺得無論《黃金甲》也好，還是《三峽好人》也好，其實都是有商業利益的驅動。在做這個電影，當然說我們導演自身，他有一些定位。從藝術角度來講，其實這兩個電影，無論是賈樟柯，無論是張藝謀，他都有自己的藝術追求在裡面。比如現在人王小帥拍一個一億的製作的電影，他也會努力的去拍好。當然他有他的想法，這一個億要拍出個什麼，那這些東西是他們創作者的天賦的事。但是對於我們來講，其實更重要的是商業模式，比如怎麼去運作。

主持人勞春燕：我們這邊的幾位嘉賓都認為不管拍什麼電影，首先生存巧纖是最重要的。來，我們聽聽兩位，這個愛好電影的嘉賓有什麼看法。

梁宏達：我的感覺我們在探討這個商業跟藝術的話題，它不是在一個抽象真空當中，你得跟現實緊密聯系起來。像剛才曉檣說，說假如給這個王導一個億，那問題是在現實當中誰來給王導這一個億呢？我們看有一個很會作秀的房地產商人，他講說我也要投資拍電影的話，張藝謀來我給多少，陳凱歌來給多少，馮小剛來給多少，到賈樟柯我一個子不給。現在看拍商業片子，在我們這個社會當中占據了太多的一種資源。可是拍藝術片呢？從院線上各方面來講，可能有些人想看這類片子都看不到。那麼也就是說在藝術片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社會沒有給這一塊更廣闊一種天地。那麼我們在談藝術優先還是商業優先的問題的時候，不在於這兩個哪個更重要，而在於在現實當中我們哪個發展的好，哪個發展的不好。

熱點爭論二：電影生存需要商業片？

主持人勞春燕：對，你說到一個現實的問題。我記得張藝謀導演他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論點，他說現在中國電影就得靠商業救市，而不是藝術，因為現在中國的電影也面臨著一個全球化的復雜的問題，所以必須要使這個工業系統能夠良性循環起來。

梁宏達：但是問題是現在我們商業片雖然占據了那麼多資源，它真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嗎？比方說中國的商業品大片，像《黃金甲》，首先肯定這是漢語的片子，是給中國人拍的。可是你看它的整個投入最後要收回的話，它必須要依賴於美國的梁寬逗市場、日本的市場。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某某程度來講，他拍說是給中國人拍，實際又不是給中國人拍的。

主持人勞春燕：像《黃金甲》、《無極》、《夜宴》這樣的古裝大片到底是不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電影所需要的？

孟曉檣：大片一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的形勢下我們只有這種大片能生存，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符合國際標準的製作團隊只有我們的武術指導。有一個背景，就是我們中國的電影產業剛剛起步，所以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創作人員在創作電影的時候，首先能夠做到最好做到藝術和商業兼顧。如果暫時做不到，我覺得應該偏重商業。去年我們這幾部大片《黃金甲》、《夜宴》，為我們中國電影可以說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抗衡好萊塢這個大片中，去年我們全國有上億，超過一億票房的有十部，其中國產大片佔了六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說，我們目前仍然需要商業大片作為我們的主流電影。

主持人勞春燕：我們今天已經把商業和藝術的矛盾都擺在了檯面上。那麼我們正方嘉賓認為應該以商業利益為重。來聽一下我們反對方的看法，周教授。

周孝正：就是從我們這個社會學這個專業來考慮，它這一個社會它是一個系統，它最起碼是四個要素，叫民主政治。

主持人勞春燕：您不要說的太高深了，直接說您的觀點。

周孝正：哪兒來的商業？那市場經濟後，它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也就是說公平競爭。你能夠說這一個月只能大片，不能放小片，這叫商業嗎？這叫霸道，這叫欺行霸市。

主持人勞春燕：院線要放大片，不放小片。來，我們院線總經理。

周孝正：我再多說一句。我們這個社會它是缺什麼？它現在已經浮躁，這個浮躁物慾橫流，這么一個社會。你還去強調什麼票房價值，還要抵制人家西方的大片，你干嗎要抵制？我們是開放的心態。

王小帥：太好了，說的太好了。

主持人勞春燕：您就是說讓那些海外大片進來吧？

周孝正：對，進來。我們老百姓有眼力，我們有知情權，我們有我們的審美。

主持人勞春燕：那我們還用得著拍那些商業大片嗎？

周孝正：你看我大片根本就不看，倒給我錢我都不看。

主持人勞春燕：《黃金甲》您看了沒有？

周孝正：我當然不能看，看了那叫受侮辱。

梁宏達：肯定毫無疑問的，可以給這個電影運作的這種商業模式帶來一些利，好的東西。但是現在我們國家在發展電影，這個商業化過程當中出現一個什麼情況，我們還沒有形成這么好的一個運營機制的同時，這個過度商業化帶來的危害在我們電影業卻大行其道了。比方說這錢怎麼花，回頭在宣傳上怎麼吹牛，最後這錢到底都弄哪兒去了，這都是過度商業化給電影運作過程當中帶來的弊端。

周孝正：那我插一句。老粱說的這句話最對，叫過度商業化。你要注意這個，現在中國是物慾橫流，你注意是我是流氓我怕誰，我是騙子我怕誰？

孟曉檣：我不同意老粱的過度商業化。那麼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謂的商業大片的商業價值，還不如王小帥他們做的這種藝術電影的這種概念，差的是商業電影。因為我們大片做的不好，我們比別人差，所以我們要更商業。要做的好，要做的像《金剛》一樣，要做的像《蜘蛛俠》一樣。

王小帥：我們今天在討論說，為什麼在票房上，在國內的票房上不好。那我覺得反過來講，如果按照現在我們中國人被這個引導的那個狀態，就普通的老百姓觀眾被引導看那樣的片子那種狀況，我們片子票房要好那才叫怪。只要說這個我掙錢了，大家是錢是追錢的，大家都追那兒地方去了。

黃群飛：剛才王導提到了一個培養觀眾的品位，但實際上觀眾你讓他怎麼進影院，這是最大的關鍵。這個好多影片，包括藝術影片他根本不進來。那麼現在我們的商業片慢慢把觀眾吸引進影院以後，觀眾人數這個基數大了以後，慢慢的他的口味會發生分化，因為他不可能老看這一類大片。

主持人勞春燕：剛才黃總提供的一個事實，現在在我們這個電影院，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把這個觀眾吸引進電影院。

周孝正：我再插一句。你比如說以前有一個導演，有一個製片人就說，你們進電影院保證讓你們哭，結果進去電影院大夥兒都笑。我是騙子我怕誰？我只要把你騙到電影院，你只要把錢掏出來，你出來你愛怎麼罵我怎麼罵我。那叫商業嗎？那叫有組織詐騙集團的頭子。

黃群飛：我覺得周教授說的太絕對了一點。當然電影界也有一些不公平的做法，但是我……

周孝正：淺規則還有一些呢！太嚴重了！

黃群飛：我覺得在商業發行上，在我們院線發行，我是院線的總經理，我想這方面我說話最有權力。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總得來說，現在我們的電影發行放映是公平的，是市場說了算。

王小帥：我要求發言一下。

主持人勞春燕：好。

王小帥：可以多拍商業片，這個商業片一定是在一個填空這個市場，支撐這個電影工業，是沒有問題的。在市場化進來的時候，你們千萬別忘了還有這一部分，我們優秀的傳統，比如說我們的《秋菊打官司》，同樣是一個導演，如果是拿到今天，新影聯最後你們不要這個《秋菊打官司》，只要了《黃金甲》，你看看是多大的一個損失？

黃群飛：對，你這個觀點正確。

周孝正：商業片不等於文化垃圾，你一定要分清楚。

主持人勞春燕：周教授我問您一個問題，您承認張藝謀導演最近的幾部電影在票房上是成功的嗎？

周孝正：那叫得了手的騙子，有什麼可說的？我跟你說一個數字，中國最富的報紙上登過100個最富的，51個搞房地產，25個賣假葯的。那能說明什麼？

黃群飛：不過周教授你這個信息不準確。張偉平投資人他不是做房地產的，他是做醫葯保健的。

史航：他是做那個食品的。

黃群飛：航空食品的，所以他不是做這個。剛才我覺得王導的好多看法我贊成，但是我們的觀點是說拍藝術片的導演在拍片的時候，盡量能夠考慮到商業性，考慮觀眾面能夠寬一點。因為畢竟你的電影最後要讓觀眾去看。

熱點爭論三：電影商業化是不是大的趨勢？

主持人勞春燕：等一等，我們今天其實還有第七位嘉賓。而且最近他拍了一部喜劇電影，應該說票房成績也是不錯的。有請阿甘導演。您好，這邊請。阿甘導演，先說說您的觀點吧。您覺得今天的中國電影是應該以商業利益為重呢，還是應該以藝術價值為重？

阿甘：就以當前的中國電影來說，當然是要市場，這是毫無疑問的。其實我注意到三十年前全世界這方面的爭論也不太多，那麼後來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大家這方面的討論比較多了。是因為所謂的商業電影和文藝電影開始分野。這個我想也是整個電影向商業化方面的一個趨勢。

主持人勞春燕：能夠告訴我們，你最新的一部喜劇片大電影現在票房怎麼樣？

阿甘：已經過1800萬。

主持人勞春燕：您投資了多少？

阿甘：投資了700多萬。

主持人勞春燕：那應該說是很滿意？

阿甘：永遠沒有很滿意的時候。

主持人勞春燕：我們剛剛阿甘導演也亮明了他的立場。他認為如果一定要在商業和藝術之間做出選擇的話，還是應該把商業放在第一位。周教授。

周孝正：關鍵是什麼叫商業，我要問問你這個。是不是唯一票房，只要把人騙進去，掏了錢你就有錢偷著樂？是不是？

阿甘：其實我自己的經驗是，觀眾你也騙不了。如果是一個好電影的話，一個高票房的電影的話，它至少要有一個月的檔期才可以產生那麼高的票房。那你說要在一個月時間里頭，你連續不斷地騙人，這個要有很高的技巧才可以。

主持人勞春燕：就是說最好的商業電影，它肯定也是有藝術性的。

梁宏達：這個目前恐怕不是藝術片類的導演要如何重視商業票房的問題，而是商業片的導演如何重視影片藝術性的問題。現在我們說，不是說你大片目前拍到這種程度就是說已經夠了，關鍵是我們奉獻給世界電影市場的是什麼樣大片。所以說現在我們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很多電影導演過於重視商業化。帶來的後果，本來導演應該是蓋房子的，現在導演都成了搞裝修的了。

黃群飛：我反對。你們現在就是說為什麼說商業電影那麼多過分強調的就是《黃金甲》和《夜宴》，可能大家不要忘了去年我們總共生產了330部影片，還不包括數字電影和給頻道拍的電影。可是我們的商業大片才幾部？這個比例是太低了，不是太高。

史航：我覺得現在咱們把《黃金甲》當作一個大片的代表，對大片這個詞是一種有點褻瀆的。就是說它是一個大片，它也賺了很多錢。但是大片也可以拍得動人，我擁護大片不是擁護《黃金甲》。

面對場上嘉賓對影片《黃金甲》的各種批判，院線經理黃群飛、阿甘導演堅持認為中國電影謀求發展必須以商業大片為主流電影，然而周孝正作為反方陣營的代表又會提出哪些更為尖銳的問題呢？在明天的節目中，導演王小帥將向我們講述當今藝術電影發展所存在的困境，另外還有一位神秘嘉賓走進演播室，他將指出《黃金甲》之類的古裝商業大片給青少年帶來的種種弊端。在這場關於「中國電影到底該先謀藝還是先謀利」的爭論中，究竟哪一方觀點更有說服力？中國商業大片的未來究竟該何去何從？《黃金甲引發的爭議》，明天繼續播出

㈤ 中國將蟬聯2021年全球票房市場冠軍，中國電影業發展現狀如何

如今中國內地影視市場的不斷蓬勃發展，在近些年來，我們也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優秀影視工作人員也將自己的工作熱情以及心意投入到電影創作上，也確實創作出了一系列優秀的主旋律影片，也讓國人領略得到我國電影製作水平巨大提升。同時也能夠通過電影的製作來譜寫時代的主旋律，更好的凝聚國人的民族向心力。

在這一年多以來，中國電影市場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幅度的份額增長，最主要的就是中國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擁有很好的防控措施與成效，加上進口電影的減少，也對中國票房收入產生正面影響，作為全球電影產業龍頭的美國好萊塢，要想能夠重新占據電影市場份額巔峰，很大程度宜取決於美國接下來如何應對新一輪的新冠疫情。

㈥ 北京文化電影公司對中國電影產業有哪些借鑒

北京文化電影公司作為中喊飢兆國電影產業的先行者和領軍者，對中國電影產業的發鄭租展和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且也對中國電影產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借鑒和啟示，具體如下：

1. 投資和發展大片：北京文化電影公司在國內外投資和發展了一系列的大片，如《華爾街之狼》《無人區》《毒戰》等，這些電影風格獨特、質量高，同時也收獲了巨大的商業成功。這些經驗使其他電影公司也開始注重投資以及高質量電影製作，提高整個產業的質量水平。

2. 發揮好國內資源：北京文化電影公司在拍攝電影時，積極地利用國內豐富的人文歷史、文化資源，將中國傳統文化、革命歷史等融入影片中，使影片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肢型，從而強化中國電影的國際影響力。

3. 注重技術和人才的培養：北京文化電影公司在發展過程中注重提升技術和人才的培養，多次組織國內外專業人士進行技術培訓和交流，不斷完善電影技術，提高人才水平，不斷推進中國電影的國際化進程。

4. 推動合作和交流：北京文化電影公司充分發揮其品牌和國際影響力，積極推動國內外電影業界的交流與合作，加強與國外知名電影公司的合作交流，並在中國國內舉辦多項國際電影節活動，推動國際電影文化的進入和交流。

5. 推廣產業生態建設：北京文化電影公司在推廣自身品牌的同時，也積極推廣電影產業的生態建設，包括改善電影市場環境、優化電影生產流程、保障電影產業知識產權等方面，提高整個行業生產效率、發展速度和行業整體收益水平。

㈦ 有哪些以未來世界作為背景的國產電影

《動物世界》、《記凳攔憶大師》、《動物特納粗仔工局》、《流浪地球》這些都是以未來世界作為背景的國產電影比較能夠吸引觀眾的觀看。洞汪

㈧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㈨ 中國電影應如何走向世界

一、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藉助國家戰略

目前世界電影產業的主要增量來自中國華語電影，中國電影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因為電影城鎮化還在不斷推進，城鎮化帶來的觀影人口將不斷增長，三四五線城市的增量仍然會帶來紅利，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電影的國際傳播力依然停滯不前。中國電影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應該藉助於國家戰略，為中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最終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世界電影的新秩序。」

二、好萊塢電影人馬丁·基斯特勒：打造全球化故事

在本屆北影節「好萊塢工匠·中美電影交流高峰論壇」上，IG創始人、CEO馬丁·基斯特勒認為電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須講述一個全球化故事。「講故事是以新的方式闡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聚焦全球的故事，這個取決於你想捕捉什麼觀眾。」馬丁·基斯特勒認為50%中國電影像好萊塢電影，《戰狼》風格跟好萊塢的風格非常類似，但是可以打動中國觀眾。最重要是內容、故事的呈現和講述方式。故事的講述方式一定要捕捉全球的觀眾。」這位好萊塢電影人認為故事首先要好，然後才是營銷手段層面的問題。「最重要是你的故事原生態，看一下你這個故事是不是被全球的觀眾所認可或者能打動全球的觀眾。」我們現在做電影是讓全球的觀眾來看，我們會把中國好的電影帶給全球觀眾，我認為這個時代已經到來了。」

三、中美電影節、中美電視節主席蘇彥韜：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除了作品的輸出，各種文化交流活動也是中國電影走出去的一個有效途徑。在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中美雙節」主席蘇彥韜宣布第十四屆「中美雙節」將於10月27日至11月30日在美國好萊塢、洛杉磯、舊金山、達拉斯、拉斯維加斯等全美各地舉辦影視盛典、影視高峰論壇、「金天使獎」頒獎典禮以及電影合拍論壇、電視劇合拍論壇等數十場各具特色的大型電影專場、研討活動和200多場次的影片展映活動，為中美影視業界的合作搭建更廣闊的平台。近期的《戰狼》《紅海行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電影，這些電影振奮了人心之餘，大家對於影片話題的熱愛造就了一個更好的主旋律電影的發展契機

㈩ 平遙國際電影展面向全球華語電影人「敞開」創作懷抱

平遙國際電影展面向全球華語電影人「敞開」創作懷抱

平遙國際電影展面向全球華語電影人「敞開」創作懷抱。「發展中電影計劃」將優選已通過立項備案、仍然在發展製作中且已完成至少30分鍾初剪的華語電影項目，面向電影產業人士、電影節展策劃人進行放映，旨在給電影創作者與產業人士、節展策劃人搭建溝通平台，為優秀電影創作項目提供後期發展的支持和幫助。

平遙國際電影展面向全球華語電影人「敞開」創作懷抱1

10日，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產業版塊報名通道開啟，針對劇本項目的「平遙創投」單元和針對發展中電影長片項目的「發展中電影計劃」單元將面向全球華語電影人「敞開」創作懷抱。

「平遙創投」單元旨在發現具有潛力的電影項目和華語新銳創作人，為他們提供產業溝通、資源互動和融資平台，為優秀作品提供孵化機會，致力於成為發現華語新人的重要窗口。經「平遙創投」評選委員會初評及復評兩輪篩選後，「平遙創投」將最終確定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入圍項目，入圍項目將有望獲得50萬元人民幣的現金獎勵。

「發展中電影計劃」將優選已通過立項備案、仍然在發展製作中且已完成至少30分鍾初剪的華語電影項目，面向電影產業人士、電影節展策劃人進行放映，旨在給電影創作者與產業人士、節展策劃人搭建溝通平台，為優秀電影創作項目提供後期發展的支持和幫助。

此前，多個在「平遙創投」單元嶄露頭角的劇本作品已順利完成拍攝或即將進入拍攝階段。如2019年獲獎項目《溫柔殼》已於去年年底完成拍攝，嚴藝之導演的.《我抬頭發現兩朵一樣的雲》計劃於今年年內開機。此前，「發展中電影計劃」獲獎項目《街娃兒》剛剛入圍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還包括鹿特丹電影節金虎獎得主《她房間里的雲》、香港國際電影節新秀電影競賽火鳥大獎得主《池塘》及東京國際電影節入圍作品《戀曲1980》等。

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於10月12日至19日在位於山西晉中平遙古城內的平遙電影宮舉行，產業版塊與電影展映、學術、教育一起，共同構成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四大版塊，成為平遙國際電影展最受電影產業界關注的版塊之一。

平遙國際電影展面向全球華語電影人「敞開」創作懷抱2

平遙國際電影展（Pingya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由導演賈樟柯發起創辦、馬可·穆勒擔任藝術總監，每年於擁有2700年歷史的平遙古城舉辦。以展映非西方（中國、亞洲、東歐、拉丁美洲、非洲）影片為主，

影展旨在增強中雹拿國電影與非西方、發展中國家電影從業者的聯系和合作，形成非西方電影與西方電影的對話；同時，影展以表揚過往的電影成就及推廣青年導演新創作品為目標，著力推動電影文化，助推青年導演纖並成長，致力於為中國觀眾提供欣賞全球優秀電影作品的機會，推動本地藝術文化的發展。

平遙國際電影展是繼上海電影節、長春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和絲綢之路電影節之後，第五個獲得國家批準的國際電影展。

第5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於10月12日至10月19日期間在平遙古城舉辦。

在電影導演李安的特別授權下，電影展以「卧虎藏龍」為名，以展映非西方（中國、亞洲、東歐、拉丁美洲、非洲）影片為主，旨在增強中國電影與非西方、發展中國家電影從業者的聯系和合作，形成非西方電影與西方電影的對話；創建一種來自平遙國際電影展的精神，立足於成為一個大格局、小身段的「精品電影展」，源豎搭樹立起一個專屬於平遙國際電影展、影響力輻射全球的電影評價體系。

同時，平遙國際電影展以表揚過往的電影成就及推廣青年導演新創作品為目標，著力推動電影文化，助推青年導演成長，致力於為中國觀眾提供欣賞全球優秀電影作品的機會，推動本地藝術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