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電影國家話語的轉變

⑴ 當代中國電影將35年劃分為四個時期

中國當代電影可分為四個時期：

1、開拓發展期（1949—1956),歌頌新生的共和國和廣大工農兵群眾忘我的勞動為其主流，形成當代電影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2、曲折前進期（1957—1965),在貫徹黨的電影方針，克服＂左＂的干擾的情況下，電影藝術家們多方面表現歷史和現實生活，建國十周年的獻禮片把當代電影創作推向第二個高峰；又經過1960—1961年的低谷階段，1962年以後，電影創作繼續發展，1963年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3、停滯倒退期（1966—1976.9),在極＂左＂的封建文化專制主義束縛下，電影處於毀滅的境地；

4、復興繁榮期（1976.10—迄今），自1978年11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電影創作進入了第四次高峰。

時至今日，大陸的電影產業已經擺脫青澀，走上了成熟的發展軌道，並建立了一整套根植於本土文化的完備的電影工業體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事這個行業，也迎來了一批批年輕的電影投資人。出於商人逐利的本性也好，出於電影夢的情懷也罷，大家終歸都是為了這個行業能夠平穩良性發展。

而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促進多方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更需要表明自己的態度，給新進的年輕人更多的機會和更好的合作環境，為整個行業注入新鮮的血液，如此，中國電影的發展才能具備更高的創造性，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完備嚴謹的、受世界接納和歡迎的特色之路。

⑵ 如何評價中國電影的未來

中國電影市場從來不缺好導演、好演員，缺的是對創作者的能力考核和對原創者知識產權的尊重！

就目前來說在這個圈子裡有許許多多對視聽語言一知半解的導演，在他們肆意妄為的改編翻拍別人的作品的時候，那些真正為作品耗費了幾年甚至十幾年光陰的創作者卻還在為了署名權苦苦掙扎。這就是目前電影圈惡劣的創作生態。

有很多人把中國電影近年來發展的不好歸咎於中國特種的審片制度，說是在這種制度下，不會出現好的作品。這一點真的不敢同意。刷了很多歐美的片子，很多經典片子根本涉及不到社會制度問題，但經典依舊經典，喜劇還是很好看，橡辯罩城市劇也很好看，很多題材都很好看。

更多的時候覺得中國電影都在追快錢，流量明星實在佔了太多的資源，很少有公司把電影當成追求。即使象戰狼、紅海行動等也帶點投機的味道。

中國缺好演員嗎，看看一二十年前的電影，看看話劇舞台，好演員真的很多，但似乎沒有給他們發展的機會。即使貴如葛優、鞏俐等這樣的演員，也陷入了無片可拍的地步，經常是一堆影帝影後出了個爛片。

編劇才是一部劇的靈魂，幾億的投資、上百人數月甚至數年的工梁鬧作都是在一個劇本的基礎上進行的，但灶世是絕大多數國產劇的靈魂很不給力。中國好演員能數出一批，中國好導演也能數出一批，但是中國好編劇卻數不出幾個。

中國編劇面臨的環境的確非常困難：待遇低，一部劇本寫出來根本就拿不到多少錢；地位低，與其說編劇是一個創作人員，倒不如說是一個打工的；沒有話語權，導演、資本方、甚至演員都可以來要求改劇本；創作不自由。

⑶ 流轉的激情與新時代中國電影市場的新變，中國電影發展趨勢有多快

新時代是孕育新的夢想所在的，我們的電影行業發展也在其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新時代的中國電影產業發展迅速，不僅在頭部電影創作上不斷加強競爭力，創作的形態和思維態勢以及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都有了質的提升。中國電影的整個產業流變在歷史進程中得到了歷史性的成就，也彰顯了我們新時代的創新態勢。

過去中國電影的領軍人物是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隨著時代的變遷，新的時代下電影人輩出，寧浩、李玉、徐崢等新一代年輕導演涌現出來，他們的藝術風格更加鮮明，表述的內容更接近當下年輕關眾，在電影市場上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相信未來中國電影也會在他們的助推下，本著好故事和好劇本、貼近觀眾的發展態勢走下去。

⑷ 中國60年來文化方面的變化

第一，在電影的所有權上，中國電影經歷了從國有資本到多元資本的轉變。

在新中國的前30年，中國的電影業成功的完成了從私營咐局斗電影到國營電影的改制，從所有權上保障了電影事業一體化局面的形成。這為新中國電影的發展帶來了體制的變化。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電影又從全部國有逐步轉變為多元資本的格局。不僅有國有資本、而且有集體資本、私人資本，不僅有境內資本，而且有跨國資本等多種形式，這種所有權的變化必然會逐步的滲透到電影的生產和消費中。

第二，在管理體制上，中國電影經歷了從政府領導生產到政府主導生產的轉變。

一個是領導，一個是指導，雖然只有一個字的差別，但是變化很大。從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主要是政府直接領導生產。80年代起政府按照市場規律指導電影生產的新體制，注入了新的活力。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要領導生產，這也是必然的，現在變了。

第三，在電影的國際國內語境上，中國電影經歷了從單一的全球化格局到全面的全球化格局的轉變。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國拒絕了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化的格局，鎖定了當時以蘇聯衛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主導的全球化格局。這也是當時歷史的必然。新中國電影在困難中艱難的起飛，取得了勝利。同蘇聯決裂後，我們關起門來搞電影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文革時期走向了完全服務於階級斗爭的格局，電影陷入了危機。80年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邁向的全球化格局開放，順應了今天經濟全球化時代電影發展的需求，融匯到了這樣一個浪潮中，在中間尋求自主的品格。

有了這三點背景，我們再來理解新中國60年電影文化的變遷可能就有了一些基本的鋪墊。

我覺得60年來，中國電影文化發生了下面幾點顯著的變遷。

第一，在影片的表達體制上，中國電影經歷了從冷戰時代以政治斗爭為主導到後冷戰時代與生活幸福或者生活和諧為主導的轉變。

這種生活幸福或者是生活和諧可以包含以下內容：人性回歸、倫理和睦、心理調整、風尚重建、個體和諧等內涵。

集中表現為從第3、4代導演到第5代導演創作的轉變，例如《紅色娘子軍》，五、六十年代背景下把我黨領導武裝斗爭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那樣一個歷史合法化，合理化。從《黃土地》開始，創作風格，表達體制有了轉變，重新證明了地理環境、鄉土文化，民俗風尚的生活層面的東西，它的特殊重要性。

第二，在影片文化取向上，中國電影出現了從線性發展的事件性元素主導到事件性中的民族性元素的再度確認的轉變。

過去我們認定中國要消除或者是克服自己過去腐朽的，封建的傳統，要面向世界的先進性轉變。事件是先進的，過去的傳統的就是落後的，展示了這樣一個發展趨勢。《紅色娘子軍》《女籃5號》都顯示出了新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取代舊時代的必然趨勢，促使了新中國電影確立了它獨立自主的品格。

從80年代開始，一批新的電影涌現，重新聲張過去被遺忘的或者被忽略的中華民族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特殊重要性。像第5代導演的崛起在這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有意義的範本。

第三，在影片人物塑造上，中國電影發生了從藝術典型化到藝術類型化的轉變。也就是說，前30年的影臘碼片無一例外的總是致力於塑造具有藝術典型性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過去我們的文學概論教科書，藝術概論教科書都對典型性做了高度的概括，那也是歷史的必然。我們的電影奉獻了紅色娘子軍、何翠姑等形象，何翠姑是《小花》裡面劉曉慶扮演的角色，這些藝術典型在今天也代表了新中國電影的突出貢獻。

後30年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發生了多樣化的美學選擇，不僅繼續塑造典型，像《牧馬人》，《芙蓉鎮》當中的人物等，而且更加努力的塑造觀眾喜聞樂見的個性化人物。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典型化仍然有它的價值，但是類型化的價值也開始凸顯，打破了傳統的電影美學觀念。例如馮小剛賀歲片中衡磨由葛優飾演的系列人物，這些為葛優量身訂做的人物，誠然大多屬於同一種類型，而非獨一無二的這一個。但是這些類型人物同典型一樣贏得了大量的工作，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美學需求，也體現了新中國電影獨特的貢獻。

第四，在電影美學效果上，中國電影顯示了從思想啟蒙性主導到感性娛樂型主導的轉變。

前30年的電影在美學效果上主要承擔了啟蒙群眾的任務，統一群眾思想，教育群眾，整合群眾。新中國電影可以說順利的完成了這樣一個任務，作為一個國家電影，它要承擔的任務。

後30年，我們的時代變了，我們的生活語境變了，社會對電影的要求也變了。後30年的電影有了一個新的任務，主要滿足公眾的休閑娛樂需求。在休閑娛樂需求中獲得啟蒙，獲得思想的啟迪，獲得情操的感染，提升等等。

第五，在電影的範式上，中國電影發生了從模塊位移到類型互生的轉變。

模塊位移我自己是這樣看的，中國電影最初是以上海為中心，體現了東部電影的格局。後來上海電影解體，它的隨便一部分到了香港，聚集為南部電影模塊，一部分到了北京，以北京為中心，形成了北部電影模塊。

新中國電影前30年主要是北部電影模塊為中心的格局，形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導的電影模式。這也是當時完成了它的歷史人物。到了新時期北部電影模塊面臨著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新任務，所以這時候有西部電影的崛起，以西安、廣西、成都為新的中心，第5代導演就是從這里脫穎而出，走向世界。從而有了西部電影模塊。到了90年代，西部電影模塊也衰落的，中國電影的模塊位移格局解體了。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再也沒有固定的電影模塊，而是有了類型化的轉變。中國電影越來越向類型化前進，像愛情片、喜劇片、驚險片、動作片、歌舞片、戰爭片等等，按照這樣的類型劃分。

同時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三大類型：主旋律影片、商業片、藝術片。這三個類型最近幾年出現了很有特色的類型互生的趨勢，在一部影片里這三種影片相互滲透，就是在一部影片里三種類型相互滲透，相互擁有。《集結號》是一個很重要的代表，《梅蘭芳》又繼續出來，同一部片子里，主旋律的思想性，藝術的審美價值，商業片的娛樂價值都整合在一起，滿足了公眾對藝術多樣化的，然而又是高度融匯的需求，體現了中國電影的影片能力，它的自主，本土的美學品格。這種類型互生可能是在好萊塢，在西方國家都很難看到的，但是在中國電影，它順應了中國電影的語境和需要，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有它的歷史必然性。

第六，在電影的知識型格局上，從更大層面的知識的構型上，中國電影發生了從時間進化型到空間共生型的轉變。

過去我們的電影都要假設一個時間的長度，從起點到重點的發展，今天的生活是不完滿的，有缺陷的，明天會發展，明天會美好，總要一個設定未來發展的時間。這是前30年電影的主導模式。

後30年的電影發生了一些變化，從時間的進化變化了空間的共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是全球化當中的一個地方。體現了在全球性時代，中國人的生活處在全球流動的格局中，處在同外部的其他國家相互依存的格局中。大家是高度共生的，不是我取代你，你取代我，而是相互存在，相互平等，共同發展。這樣一種在世共生型的電影文化，也是體現的中國電影人對電影，對自己生活體驗的一種獨特理解。

⑸ 簡述對當代中國電影現狀的看法。

對於電影發展中存在的艱難現狀如下：
一是「出口轉內銷」。張藝謀、陳凱歌等人的電影在國際上的成功，反過來又提高了影片在國內的票房，使得不少電影人採取了類似的辦法——先到國際上拿獎，再通過宣傳來提高國內的票房。當然為此就必須去迎合西方。一方面採取西方較少見的各種東方民俗風情的奇觀，如顛轎、擋棺、求雨等；另一方面採取西方感興趣的題材內容，如同性戀、亂倫等，同時採用西方習慣的表達方式。如《霸王別姬》中的口誤；《一個都不能少》是改編自小說的，小說中涉及到民辦教師的問題，但導演擔心外國人看不懂什麼是民辦教師，就把這個情節刪去了。
二是加強了宣傳炒作，利用媒體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如夏鋼的《紅櫻桃》放映前，傳出女主角郭柯宇的家人為一個裸體鏡頭狀告電影廠，其後則不了了之。現在宣傳炒作已經成了重要的手段，開機儀式、首映式、明星簽名等，再加上各種明星的宣傳。這在商業上有一種現象叫「鯰魚效應」。意思是長途販運鮮活的魚類，會有很高的死亡率，如果水箱里放一條活躍的鯰魚，激活了其它的魚，死亡率便會大大下降。
總體說來，中國電影之所以陷入低谷，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

其一，體制問題。中國的電影產業傳統上採用賣拷貝的方式，即電影製片廠僅作為電影的製作方，將電影以拷貝的形式賣給電影發行公司，而電影的票房收入基本歸電影發行公司所有，電影製片廠只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數的電影賣到幾十個，上百個。個別電影只能賣出幾個拷貝，使電影製片廠陷入困境。

其二，電影的多級審查制度。中國大陸電影審查制度是個內部的制度。它不對公眾開放，不像多數法庭審判或價格 聽證。這種做法本身充滿非體制、「地下」的色彩。因此，要求電影審查不再暗箱操作的呼聲時起時伏。暗箱操作也不符合公眾經濟的原理。很多影片因為表現手法和表達方式的問題而被判為禁片，不能 播出，令中國電影的發展裹足不前。

其三，商業社會中娛樂方式的多 樣化，以及電視、走私電影的出現，導致國產電影產業受到沖擊。
其四，相對較高的電影票價超出了社會大眾的平均消費水平，使看電影成為奢侈品。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電影發展戰略的失敗。這些年電影廠普遍舉步維艱，卻又提出精品戰略，主張拍主旋律影片，對各電影廠更是雪上加霜。關鍵的問題是拍一部虧一部，而觀眾對電影又失去了信心。要改變這種面貌，首先要找回信任，要拍出好看的影片，這就要先從商業電影入手，通過商業電影的盈利來投資於藝術電影、主旋律電影。
-------來自《中國當代電影》

⑹ 「聚焦電影大國邁向強國」培養更多優秀電影人才

科學構建領先於世界的教育模式，培養更多優秀電影人，助推建設健康有序的中國電影工業體系、創作更多優質電影作品，是時代賦予電影教育的新命題。破解這一命題，機遇與挑戰並存，需清醒認知、勇於作為

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首枝是當下中國電影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責任，需要電影人才培養的大力支撐和電影教育的創新發展。建設電影教育強國是實現電影強國的必要保障之一。

未來，中國電影教育要強起來，與時代需求同頻共振，為實現電影強國培者唯敏養人才，需要確定人才培養目標、形成獨特發展格局，既要源源不斷輸出滿足電影發展需要的人才，也要打造和凝練理論依據，在這一過程中形成電影教育的中國模式，推動中國電影可持續的健康繁榮發展。

發展的必然

厚植學科建設根基，與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同頻共振

新中國成立後，在電影製片廠承擔集中創作任務的機制中，逐漸形成以北京電影學院為代表的人才培養格局。隨著電影產業發展，中國目前不僅是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也擁有著世界體量最大的電影教育學校與群體。

2018年，全國電影總票房為609.76億元，同比增長9.06%，國產片在總票房中佔比超過60%。與之相對應的是，2018年，已有1131家學校開設影視類專業並招生。歷史與現實不斷證明：中國電影教育的總體格局是在電影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完善的，也必將隨著電影產業發展不斷調整、提升，最終達到同頻共振。

中國電影向強國目標的邁進中，對電影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電影強國目標的實現與電影創作發展的繁榮，關鍵在於電影人才，在於如何培養和培養什麼樣的電影人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文藝隊伍建設，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家大師，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創作人才」。繁榮電影創作，也必須思考和發展電影教育，造就一批德藝雙馨名家大師，培育一大批高水平電影專業人才。

如何實現人才培養最優化，是電影教育一直以來對規律的探索。思考當下電影人才培養問題，要直面電影產業人才構成的現實，遵循電影人才成長規律，構建富有成效的電影人才培養模式。既要將中國語境與國際視野結合，促進中國傳統、中國特色、中國學派的文化自信與國際美學理論、藝術實踐前沿發展的交流互鑒，也要注重學科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結合，堅持需求導向，厚植學科建設與發展後勁。

現實的亟須

優化人才教育方式，山旅探索復合型、國際化、全過程培養

作為電影大國，中國已擁有高票房、廣闊市場與年產一千餘部電影的產業規模，優秀影片不斷涌現。但面向世界電影格局和全球電影市場，中國電影在作品呈現方面尚不具備絕對優勢，在世界電影話語權的主導地位尚未形成，中國電影全產業鏈和工業化還在路上，電影技術和藝術的融合程度尚待提高。

這既是中國電影的現實圖解，也指明了電影人才培養的發展路徑。清醒認識現有問題和原有教育模式面臨的轉型需要，沉澱理念，總結經驗，是電影教育的創新思路。

藝術與技術結合，打造復合型培養模式。虛擬現實、人工智慧、大數據技術等為電影藝術表達提供更多可能。既有科技意識，又兼具藝術素養的人才將成為未來電影市場的中流砥柱。在完善藝術與技術融合的同時，深諳電影的社會感召力與傳播影響力，善於把握電影的內容與主題引領，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等，都對復合型人才培養提出要求。藝術類大學與綜合大學的結合、電影藝術學科與科技類學科的結合、課程的輔修、學歷的雙修，均可為復合型人才培養帶來有益探索。

本土資源與國際資源結合，打造國際化培養模式。中國電影教育始終保持著開放的學習姿態：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波蘭的華沙電影大學等辦學為先例，特別是向莫斯科電影大學學習，建立了電影學校分專業設置，進行製片廠等實踐教學保障設置，80年代以來，學習引進美國電影教育的教學特色，由此構成了中國電影教育不斷汲取、融合、更新的發展歷程。在教育資源共享和教育生態系統開放的今天，國際化培養模式有多種實施可能。除了近年來國內各類引入國際力量合作辦學的電影教育外，面向不同學歷層次的留學機制，國內電影專業院校與國外教育資源合作開發的聯合培養、國際班、國際培訓基地、外培計劃等，也是國際化教學模式的發展方向。

學校教育與終身教育結合，打造全過程培養模式。未來的電影人才培養已不僅僅依靠學校學歷教育完成。電影《流浪地球》導演郭帆談影片創作時，多次提及國家電影局組織優秀青年導演赴好萊塢學習調研，電影創作一定程度上也是這一活動的受益成果。未來，大學要發揮電影教育的社會功能，致力於電影專業師資隊伍培養的加強和擴大，開展中小學影視教育，通過培訓基地、在職研究生班、職業教育等，進行人才延伸式培養；同時，電影公司、劇組乃至各級電影相關機構等也可通過短期培訓、劇組實訓等，進行實創培養。多方力量辦學，將打造電影人才培養全過程系統。

時代的命題

建設電影教育強國，構建「中國電影學派」

中國電影教育迄今已近百年，為民族電影事業培養了一代代電影人。在邁向電影強國、引領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教育模式是必由之路。科學構建領先於世界的教育模式，培養更多優秀電影人，助推建設健康有序的中國電影工業體系、創作更多優質電影作品，是時代賦予電影教育的新命題。破解這一命題，機遇與挑戰並存，需清醒認知、勇於作為。

電影產業的發展促進了電影教育的繁榮，為電影教育的規劃發展奠定了基石；電影強國戰略提出了要求、「一帶一路」建設搭建了橋梁，為電影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方向與路徑。中國電影教育應在推動國際化的同時把握發展機遇，一方面深耕細作，一方面做好宏觀把握。

微觀上，做好人才培養的深耕細作，是電影教育發展的內驅力。在具體教學實踐中，應做好人才培養目標梳理和規格界定，更新教學內容，研發細化知識體系，創新教學方法。

宏觀上，應依託相關產業部門或教育科研機構，進行行業標准建設；在現有基礎上進行方向、目標及框架的把握；以繁榮的電影人才培養辦學模式為土壤，對當前人才培養模式和辦學結構進行格局性規劃；充分認識和利用互聯網資源、國際資源、校友資源，充分利用電影教育的高等院校和專業資源；在對電影人才培養的實踐和理論研究中，致力於探索形成中國電影教育模式。

同時，中國電影還需直面挑戰：中國電影不僅要做大市場，更要向世界傳遞中國形象和文化價值。創作中，如何將電影思維和電影語言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匯共聚，形成具有民族風格的代表作品，尚有一定開拓空間；研究方面，如何建立中國電影獨立的理論話語體系，增強中國電影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因此，未來要對內提升中國電影質量，對外傳播中國文化，構建「中國電影學派」。

與此同時，中國電影教育更要緊緊圍繞電影強國戰略，精心布局、積極作為，培養能以新技術講好中國故事的新型人才，用新的敘事理念和藝術規則引領文化創新，整體提升作品品質，與電影強國同頻共振。

⑺ 中國電影如何實現現代化轉型

中國電影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決。過度娛樂化、過度商業化、過度產業化，導致「配方式生產」代替了富有想像力、創造力的藝術創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蘊與文化擔當，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國產電影的藝術品質、藝術質量，降低國產電影的認同度和美譽度眾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國電影在高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新的突破：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超過了62%，創下了近年來同期最高紀錄。同時，上半年票房過億的28部影片中，國產影片占據了其中的16席。從整體上看，中國電影至少從市場層面而言處在良性進步和發展之中，多類型、多品種、多樣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無疑問，市場的繁榮、票房以及觀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長都是中國電影全面產業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實績的標志。但是，中國電影一些深層次結構和矛盾、深層次觀念及評價體系和標准等諸多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體制改革推進的難點與市場發展狀態的矛盾、製片產權與盜版泛濫的矛盾、進口片與國產片爭奪市場的矛盾、影片傳統模式與網路傳播的矛盾、院線與影院之間的矛盾、片商與導演的矛盾、製片方與編劇的矛盾等不時凸顯，並且呈現出了某種「亂象」。一方面，相當數量的電影人在國內電影市場火熱的背景下片面、盲目、過度追求高票房和商業利潤，用「逐利時代」來形容中國電影目前的狀態絕不是無的放矢。過度娛樂化、過度商業化、過度產業化，導致「配方式生產」代替了富有想像力、創造力的藝術創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蘊與文化擔當，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國產電影的藝術品質、藝術質量，降低了國產電影的認同度和美譽度。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電影人對於好萊塢電影給中國電影尤其是中國電影市場帶來的持續性的威脅缺乏清醒認識，對當下中國電影在工業、產業層面與好萊塢電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場層面取得的對好萊塢電影暫時性的「優勢」中，毫無理性地預言數年後中國將會超過好萊塢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但事實上，中國電影產業依然處於電影產業化初級階段，很多基礎性電影工業機制、電影產業機制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行業規范、產業規范也沒有有效形成並且被大家遵循，市場效應尤其是社會效應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如果我們不能全面、客觀、科學地分析和認識中國電影產業深層次的矛盾，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可能會遭遇瓶頸，甚至出現混亂和危機。好萊塢不僅僅賣電影產品，而且賣電影產品的標准，它的奇觀化、游戲化、電子化趨勢深度地影響了中國的年輕觀眾群體。中國電影要在競爭中獲得地位，要依靠差異化策略，還必須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電影「概念」好萊塢藉助強大的電影工業基礎、迅猛發展的高科技優勢、強大的資本實力及完善的資本運作體系，大幅度提高了現代電影生產的門檻。經濟、科技相對落後的國家可能有電影藝術，甚至可以有藝術質量較高的作品在國際電影節獲獎，但是，卻很難形成獨立、完善的電影工業體系、電影產業體系，其民族電影也就無法有效、可持續地支撐自身的電影市場。更重要的是，好萊塢不僅僅賣電影產品，而且在賣電影產品的標准。在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年輕觀眾自覺不自覺地以美國電影為參照系，甚至乾脆以美國電影為標准來看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產業。從美國最近幾年電影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以《鋼鐵俠》、《變形金剛》等為代表的電影越來越奇觀化、游戲化、電子化。盡管這種奇觀化、游戲化、電子化降低了美國電影的敘事指標、人文表達，但如果單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其傳播影響力的折扣越來越小，傳播空間越來越大。馬克思這樣表述人與社會的關系：「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國電影，也是由於年輕觀眾群體越來越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消費主體，他們的口味及其選擇無疑也反過來影響、制約中國電影。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我們必須從各方面提高國產電影的專業水準和標准，滿足年輕觀眾對電影視聽、電影消費的要求，最大化地爭取未來觀眾。我認為，好萊塢電影越來越忽視故事的講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層面的挖掘和表達，其忽視的層面正是國產電影生長的空間和機會。事實上，當下中國電影在與好萊塢影片的較量中，主要依靠的還是差異化路線，憑借與好萊塢大工業規格、高科技水準不一樣「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憑借「接地氣」的策略，在本土市場形成了自身的相對優勢。差異化無疑是一種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這種策略恐怕也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也不能成為戰略。我們必須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電影「概念」，同時體現文化創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人文表達、獨特的美學氣質和精神。總之，中國電影要真正與好萊塢形成抗衡，必須實現全面的、深刻的現代化轉型，必須在創意系統、工業規格、產業標准及規模上有新的發展和突破。中國電影與好萊塢電影的市場競爭將會是一場長期的經濟戰爭、文化戰爭，打不贏經濟戰爭，也就不可能贏得文化戰爭。面對著更加開放的國內電影市場，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做好各種相應的准備，否則將會陷入長久的被動。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小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利潤分配不合理、同質化競爭和無謂的內耗等，減緩了中國電影發展進程。中國電影要實現現代化轉型，需要推進現代電影生產體系、現代電影傳播體系和現代電影評價體系的建設中國電影要實現全面的、深刻的現代化轉型，就必須全面推進現代電影生產體系、現代電影傳播體系和現代電影評價體系建設。就電影生產體系而言，中國電影雖然「不差錢」，每年生產影片數量眾多，但國際化、高科技化尤其是專業化水平不能令人滿意。從生產主體而言，必須盡快擺脫「小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形成具有行業標準的話語權、控制力，同時又有跨界影響力、傳播力的企業集團。在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國電影要借鑒「好萊塢」為代表的國際電影業的先進經驗和經營模式，如「製片人中心制」、「完片擔保制度」、電影「權益共享」融資模式等，促使中國電影逐步擺脫「作坊式」的運作模式，走向現代化大生產，從而促進規模擴大、結構優化，實現質量型、集約式增長。在美國，製片方分成53%，而在國內現行分賬比例中，製作方分成只有43%，利潤向院線和影院傾斜，呈現「一邊倒」現象，嚴重製約了電影製片方的積極性，不符合現代電影生產的基本規則。發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過現代電影傳播體系的建設擴大利潤空間和渠道，而不僅僅單純依靠分賬制度擠壓製片方的利潤空間，從而為中國電影的內容製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終形成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的新局面。與國內市場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萊塢，票房只佔整體收入的20%到25%，其餘收入均來自不同種類的版權和衍生品領域。中國電影要想創新盈利模式、完善電影產業鏈，必須推進電影傳播體系建設，其重點包括家庭娛樂市場、網路手機播映市場，要在衍生品領域發展授權業務等。隨著電影數量日益增加及競爭白熱化，建立科學有序的電影檔期協調機制，推進特色化、差異化的院線建設，已成為中國電影發行的當務之急。由於沒有建立科學有序的電影檔期協調機制，中國電影無謂的「內耗」令人痛心，同質化競爭現象嚴重。而由於沒有特色化、差異化的院線，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懷的中小成本電影得不到更大層面觀眾的接受，得不到媒體的更多關注和報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會整體上對中國電影的誤讀、誤判、誤評。壞口碑「成就」一部電影的高票房令人糾結、令人心痛，也令全社會質疑電影人的社會責任，質疑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道德底線。對於一部電影的評價，有的人從導向角度入手，有的人從市場角度出發，有的人從技術質量方面考慮，有的人從社會娛樂角度衡量，應當說也是正常的。當務之急是要建立與電影產業化、電影全球化相適應的電影評價體系和標准，建立不同類型電影的科學評價體系和標准，對不同類型、不同品種的電影做出合理的、恰當的、有說服力的分析和闡釋，盡可能地避免誤讀、誤評乃至誤判。現代電影生產體系與現代電影傳播體系、現代電影評價體系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三個體系建設相互依存、相互推動、相互制約、相互交融。中國電影只有全面推進現代電影生產體系、現代電影傳播體系和現代電影評價體系建設，才能有效實現現代化轉型，實現產業整體上的升級換代，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電影、現代電影產業體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強。(饒曙光)

⑻ 中國電影要怎樣改革

第一，建構既能滿足中國觀眾精神需求又能為全球觀眾帶來價值共享的電影文化「通用體系」。我們知道，好萊塢一直「避諱」自己的「美國電影」身份，總是願意宣稱為全球而不是美國生產所謂的「世界電影」。即便某些帶有明顯國家意識的電影作品，都必然會用自由、平等、正義為核心的人道主義價值觀進行包裝來「遮蔽」其作品的「國家符號」，實際上就是用這種普適性文化來達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時，好萊塢還大量與歐洲、南美以及亞洲的印度、日本、中國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號》《指環王》《哈利波特》等等，題材來自全球而不僅僅是美國本土，這些影片還使用其他國家編導、明星來吸引不同市場的觀眾，通過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壘，使跨國傳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令不同國家、不同市場的觀眾意識不到這是一部「美國電影」，而是將其作為「通用」文化產品來接受，甚至還會帶來某種文化「親近」的想像。比如中國觀眾也許很難自覺意識到好萊塢主導的《功夫熊貓》《長城》《尖峰時刻》等許多電影的「文化」差異，這些電影的中國文化元素甚至讓觀眾產生更加強烈的自豪感和認同感。而像《阿凡達》《2012》《銀翼殺手》這樣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國家性」，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電影」，影片所包含的復雜而隱蔽的意識形態系統往往並不能被普通觀眾所覺察，其政治和文化影響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實現。相反，中國電影在這方面，可以說還完全處在「本土性」階段，我們缺乏將中國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國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國情的復雜性，必然會催生一大批以滿足國內市場為主的電影，但是中國還需要生產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價值的電影產品，才能真正成為世界性電影強國。在這方面，無論是文化觀念還是制度設計，無論是文化自信還是文化融合力，中國電影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還有艱辛的道路要走。長期以來，我們只習慣於用中國眼光看世界，甚至過度強調「中國中心」，這種「自我優越感」在傳播過程中往往很難被其他國家觀眾所接受。我們還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國，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將中國利益納入全球共同體之中來思考，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甚至中國就融匯於世界之中，在保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維護人道主義核心價值，在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中體現文化多樣性。

第二，建構完善的互聯網化電影工業體系。應該說，中國電影目前還處在快速而粗放的發展階段，產業邊界模糊，行業規范缺失，版權意識不足，領導性企業缺乏，行業結構也缺少集中度，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急功近利的行業行為比較普遍，各產業環節發展很不均衡，因而導致電影整體藝術質量和工藝標准不穩定，市場風險難以規避和控制，企業缺乏培養人才和其他產業要素的耐心和恆心。如果企業規模難以做大做強，就不可能出現好萊塢六大公司那樣的企業，更難以出現包含了好萊塢公司在內的如同時代華納、迪士尼、維亞康姆、新聞集團、索尼這樣的跨國、跨媒介的綜合性文化集團。中國電影行業需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優勢，深度與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CG技術、生態系統相互融合，形成與好萊塢相比更加互聯網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體化的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完成原始積累，在公平競爭前提下，形成互聯網與影視相互結合的產業鏈完整的領導性企業，制定並遵守行業和市場規則，參與全球競爭，培養人才、培養品牌，為中國電影建構既能減少無序競爭又能帶來創新活力的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生產出達到國際標準的電影產品，並且使中國電影形成國內影院—國際影院—網路—電視—音像—授權的完整市場窗口體系。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完成從數量增加到質量提升的轉變，才能使得電影版權價值最大化同時，實現對經濟社會文化帶動作用的最大化。互聯網作為新媒體對電影的介入，很可能成為中國電影彎道超車的重要動因，互聯網所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約、整合、精準等優勢有可能幫助中國電影走在建基於傳統工業的好萊塢前面。

第三，建構適應全球市場的國際傳播體系。電影強國重要標志之一，是全球傳播能力和效果。雖然好萊塢電影目前還具有比較明顯優勢，只有中國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中國有即將超越北美廣闊本土市場作為堅強的發展「根據地」，另一方面中國又有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崛起」背景支撐，完全有可能成為世界電影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此，通過更加積極的開放合作機制，通過培養跨國性文化和電影企業，通過吸引大批海外境外優秀電影人才，通過大膽採用不同國家和傳統的故事題材，通過重要產業環節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們完全有可能在滿足本土觀眾、華人觀眾需求的同時，生產出更多能夠滿足世界不同市場觀眾需求的產品。當然，中國電影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也可以借鑒當年美國電影「全球化」過程中的一些經驗，採取不同區域的差異性策略，分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東亞、亞太、非洲、中東、東歐、北歐、西歐、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漸產生更大的影響，用10年左右的時間，形成全球性電影傳播體系。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體現，不僅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而且用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去豐富、完善世界文化，讓中國與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電影文化，中國電影不再以「走向世界」作為目標，而是成為能夠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電影一部分。

⑼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⑽ 中國當代電影(新時期)的發展過程有何特點

中國當代電影(新時期)從1977年開始到現在，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
其主要特點 ：
①堅持和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堅決執行雙百方針，題材廣泛，反映生活中各類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如《天雲山傳奇》、《喜盈門》、《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環》 、《血，總是熱的》、《傷逝》、《駱駝祥子》等影片。
②尊重藝術的客觀規律，創造出各種真實生動的銀幕形象，塑造了各類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廖仲愷》等影片對革命領導人進行了多角度的刻畫，對蔣介石等歷史人物能實事求是地按照歷史本來面目表現。
③在風格與樣式上趨於多樣化。由於題材領域的擴展，使藝術家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特長，探索自己最適宜的風格、樣式，表現最完美的內容。在電影創作繁榮的同時，電影理論研究也空前活躍，並在相當多的創作人員中發生影響。中國美術片從形式到內容都極富有民族風格和特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美術片是中國影片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一個片種。新聞紀錄片已向縱深發展，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料，系統地編輯一些重要的文獻片，並對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重要事件進行綜合報道、專題報道；還注意表現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豐富的細節，以情動人。科教片也有新發展。
④電影廠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增建八一電影製片廠、兒童電影製片廠、珠江電影製片廠、西安電影製片廠、峨嵋電影製片廠、瀟湘電影製片廠、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天山電影製片廠、福建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青年電影製片廠、深圳影業公司、雲南電影製片廠13個主要生產故事片的電影製片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譯制廠和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
⑤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1989年在該館基礎上建立了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並創辦《當代電影》和《電影信息報》。電影工業和科研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發展。國產電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決放映和製片需要，還研製成功立體電影、環幕電影等。全國放映單位已達14萬之多，比1949年增長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1979年改組為中國電影家協會，頒發電影金雞獎；影協下設中國電影出版社；還編輯出版《大眾電影》，舉辦電影百花獎評選活動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廣播電影電視部）對上年度的優秀影片頒發政府獎。中國電影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質量，開拓新的題材和體裁，繼承和發揚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借鑒外國影片的經驗，創作出既有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又有國際水平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