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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研究資料

發布時間:2023-07-24 20:59:40

中國電影資料館電影產業:策展及營銷藝術創作考研參考書資料有哪些

中國電影資料館藝術創作參考書(必備參考書)

資料館雖然有推薦的參考書目,但根據近年來的考題,以及考上的同學的復習情況,同時也有145分以上大神的整理,我們歸納總結出來了下面的參考書。

《電影市場營銷學》 俞劍紅/翁暘 中國電影出版社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電影市場與電影市場營銷學,電影市場營銷環境分析,電影消費者行為研究,電影企業目標市場戰略,電影企業市場競爭戰略,電影市場營銷組合策略,電影市場營銷新概念/觀念等。

從這兩年的考題來看,書上的內容對於答題很有幫助,所以,這本書基本上是需要看的。

第一輪復習

影視製片管理學+電影電視製片管理學+影視策劃項目管理+影視營銷+電視片製作與管理

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營銷與管理+文化產業與文化戰略

文化產業最新研究

第二輪復習

真題+影視製片管理學+電影電視製片管理學+影視策劃項目管理+影視營銷+電視片製作與管理

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營銷與管理+文化產業與文化戰略

文化產業最新研究

第三輪復習

真題+文化產業最新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營銷與管理+文化產業與文化戰略

真題+影視製片管理學+電影電視製片管理學+影視策劃項目管理+影視營銷+電視片製作與管理

真題+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

第一論復習

影視製片管理學+電影電視製片管理學+影視策劃項目管理+影視營銷+電視片製作與管理:先學習影視製片策劃知識,構建電影產業知識體系。

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通過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補充電影產業的理論基礎。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營銷與管理+文化產業與文化戰略:文化產業資料總結好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知識,可以運用在電影產業答題,這部分資料在學習完影視製片與藝術管理之後進行,能更好的補充。

文化產業最新研究:了解掌握文化產業最新研究動向,對於題目及答題更有針對性。

第二輪復習

真題+影視製片管理學+電影電視製片管理學+影視策劃項目管理+影視營銷+電視片製作與管理:掌握知識之後就開始做題,同時來看自己的記憶是否准確,是否有遺漏的知識點;

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營銷與管理+文化產業與文化戰略:用資料將自己遺忘的知識點補足;

文化產業最新研究:在做題時,運用文化產業最新研究動向,將筆記資料中的內容與知識點做到一一對應。

第三輪復習(考前)

真題+文化產業最新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營銷與管理+文化產業與文化戰略:第三輪可以直接開始做題,同時,和資料的內容結合,讓自己不會忘記答題要放例子,做完後可以參考資料內容,查看自己是否有不足之處;

影視製片管理學+電影電視製片管理學+影視策劃項目管理+影視營銷+電視片製作與管理:考前用這些資料再次進行查缺補漏;

真題+媒介經營與管理+藝術管理概論:用真題及兩本資料補足自己知識點上的不足。

② 求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藝術史與視覺文化考研參考書資料

一、專業解讀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研究方向介紹:「藝術史與視覺文化」方向旨在培養以藝術史(含電影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復合型研究人才。該方向強調在「視覺文化研究」等新興知識領域中開展藝術史(含電影史)的研究,強調藝術理論,特別是影像理論在藝術史書寫中的關鍵作用。

該方向要求考生具備有關藝術史和電影史的基本知識背景,了解視覺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論、觀念、方法和議題,能對藝術史進行除編年史之外的深層次、多元化的把握,為未來繼續深造,或從事創意與策展、藝術編輯等工作打下專業基礎。

二、考試科目概述北電除了中國電影高新技術研究院之外的院系,初試考試科目類似,咱們先說相同的地方。相同之處在於前面三門課程:政治、英語一、藝術基礎理論。專業一同學們可以點擊2022年北京電影學院專業一藝術基礎理論考研專題解讀

專業二考試科目:藝術史與視覺文化專業二考試科目介紹:主要考察學生對藝術史(含電影史)知識的熟悉程度,要求學生對東西方藝術史的發展脈絡有大致的認識,對藝術的生成與生產、藝術的風格與流派、重要的藝術運動以及藝術與文化的關系等有初步的掌握,此外,要求學生對視覺文化研究具備基本的理解,對藝術史與文化理論相結合的史學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所以,下面的真題解讀跟參考書目,考這方向的同學或者還沒決定考什麼學院的同學,都可以一起來看。

三、真題解讀

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的藝術理論方向,近幾年的題型很固定,主要是名詞解釋、簡答和論述。

從題目上來看,很多別的專業的同學也可以做,因為一眼望去,一大片知識點專業一里都有涉及。

只用專業一的書籍來答,一定是答不全的,而且也有很多知識點沒有覆蓋。

下面小編會很貼心的給大家精選一些參考書給那些沒什麼時間復習的同學來參考著看的。

至於參考書,既需要記憶,也需要理解。

四、參考書目

這門科目在官網里沒有公布參考書,根據近年來考題的考試形式,以及考上的同學的復習情況,同時也有高分大神的指點,我們歸納總結出來了下面的參考書。

經典必讀類:

《藝術理論》羅伯特·威廉姆斯北京大學出版社

本書對從古至今的西方藝術思想史進行了獨特的考察,將理論與各時期的實踐、智力與文化歷史潮流相聯系,由此證明了歷史的角度對於理論問題的價值,其突出優點是展示了作為一種批評實踐的現代藝術概念是如何從更古老的觀念中發展出來的。

這本資料是專門針對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的藝術理論中所要考到的媒介與受眾的關系所匯編的。

③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

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惑」,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象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結構上的簡捷鮮明」、「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 class=link>;寫' class=link>;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密針線」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創一代之新」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認為它們?之「三新」。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④ 介紹一下中國的電影發展史

1963年 《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歷史於一剎 尋大道於一生

《中國電影發展史》迄今還是電影史寫作的一個高度,並且一如既往地展現著電影作為學術的重量。幾位著者為之傾盡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間遭遇牢獄之災,這些已經沉寂的傳奇故事最終成為我們眼中一個中國電影百年歷史中的事件而顯影。時隔40餘年,也許此刻我們已經能夠具備足夠的冷靜和客觀,來看待這部經歷了歷史沉浮,和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理論研究及中國電影人緊密聯系的著作。

在歷史的荒原中失落想像的翅膀

對中國電影史的研究來說,1966年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之前,中國電影曾經的輝煌尚有據可查,這一年之後,歷史便只能在想像中進行了。這年7月,一場針對《中國電影發展史》的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浩劫。陳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說:(當時,)被誣指為大毒草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紙型被毀掉,所有已經印好並已發行的書要收繳、追回,打成紙漿,全部銷毀;緊接著,作者經過十多年搜集起來的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也被用數輛卡車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車上,應該裝著1913年的《莊子試妻》,1920年的《春香鬧學》,說不定還有1905年的《定軍山》;應該有18集的《火燒紅蓮寺》,13集的《荒江女俠》,6集的《啼笑因緣》;應該有更多的張石川,更多的張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雲珠……那些車里胡亂堆著的電影畫刊上,中國電影正在自顧自地熱鬧著……

那才是程季華、李少白們的寶貝,和這兩卷本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比起來,這些寶貝是活著的歷史,是隨時可以說話的歷史,是他們辛苦十數年的真正成就。對於長期困擾於路線之爭的中國電影來說,後世因為它們有了重新評價的可能。它們的失落,意味著中國電影史的失落。

現在我們只能透過《中國電影發展史》附錄的影片目錄來想像歷史。這目錄已經足夠驚心動魄,任何一個人,只要能為1905年以來的中國電影保留這樣一份完整的目錄便已是功德無量了。面對這樣一個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龐大電影目錄,任何研究者無法不嘆為觀止。

僅僅按照這個目錄上所列,從1905年到1937年,中國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證的電影(只包含故事片、戲曲片、動畫片,不含新聞片、紀錄片、科教片)。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間拍攝的。也就是說,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產量約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間,中國每年的故事片產量達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營公司的產品。在1925年前後,中國有175家影業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於50家。即使和當今中國比起來,民營電影在當時的興盛也是驚人的。

因為這個目錄,我們得以重新理解程季華、李少白們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經過一次紛繁蕪雜的拼圖游戲,一具綉像終於在背景上隱現,透過《中國電影發展史》具有時代特色的言說方式,目錄提醒我們,歷史的輪廓依然清晰。但是也僅僅是輪廓而已。因為失落了那些在卡車上自顧自熱鬧著的圖景,歷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徑。我們的想像在輪廓上滑過,重新跌入無法起飛的泥底。

程季華:為《中國電影發展史》披掛「罪名」

遠見卓識的一項決斷

自1950年起,我著手收集中國電影史料,開展電影歷史的研究,這個動議最早是由陳波兒提出的,她創辦了培養演員的表演藝術研究所(北京電影學院前身),並提出應該開設有關中國電影歷史的課程,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來教,她決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來整理和收集電影資料。其中還有一個插曲,1950年前蘇聯的《大網路全書》(第二版)需要「中國電影」的條目,宣傳部把這個任務交給陳波兒,我協助她收集並初步整理相關史料,大約一萬多字。後來該書出版後,發現這個「中國電影」的條目被刪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錯誤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這篇文章其實是第一篇關於中國電影歷史的論文。

「寫作大綱」出爐

收集資料是以文化部電影局的名義,發信給各地的文化局的,於是有關電影的各種資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後打包集中寄到我們這里。四間大屋子裡全是書架排滿資料,甚至有些還有副本,當時有條件寫《中國電影發展史》,與資料齊全有很大關系。除了這些書面資料以外,我們還開始嘗試做一些類似於現在「口述歷史」的采訪工作,找了許多當時還在世的中國電影早期的演員,派記者記述他們過去的情況,《中國電影》雜志(《電影藝術》前身)專門有一個欄目叫「昨日銀幕」刊登這些采訪。另外,還約田漢、歐陽予倩、梅蘭芳等早期電影藝術家寫回憶錄,後來也以單行本的方式出版,以豐富電影史料方面的內容。

到了1955年左右,覺得有必要進行一下總結,於是起草了一份「中國電影史寫作大綱」,後來在當時羊市大街的「影協」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和「影協」主席蔡楚生聽取了我的口頭匯報。他們給予肯定,於是這份「大綱」就成了《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分期和章節的雛形。

⑤ 中國電影資料館研究生院含金量

中國電影資料館研究生院含金量還是很不錯的。
資料館想招對電影史及電影理論有較深的理解,通過較短的時間內,能將知識體系通過邏輯論證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樣的學生。
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是我國國家級電影檔案館和電影理論研究教育機構。中國電影資料館成立於1958年,1980年成為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FIAF)正式會員,是我國電影國際交流的重要平台。1984年原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現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並入,成立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

⑥ 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 加分100!

20 世紀90 年代初的中國電影生產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國家投資、以宣傳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這類系列大片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第二類是藝術片,它們不如80 年代那麼前衛。因數量上( 而非質量上) 的銳減逐漸成為少數派片種。第三類是娛樂片或商業片,它們題材多樣,價值觀各異,已經成為電影生產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藝術片和娛樂影片越來越接近官方意識形態,而主旋律影片則逐漸顯露出商業特徵,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藝術影片導演,1999 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獻禮片即可作為代表。其結果是,藝術、政治和資本結成了新聯盟。這是一個強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創作力轉向市場,也在90 年代暫時促使年輕的「地下」或「獨立」導演同時在製片廠體制內外嘗試電影運作。[1]

紛繁的「後社會主義」電影圖景
在當前的英語學術研究中可以區分以下幾種「後社會主義」觀念:(1) 後社會主義作為歷史分期的標簽,(2)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結構,(3)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系列美學實踐,(4)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畢克偉(Paul Pickowicz) 是把後社會主義與中國電影聯系起來的第一位學者。他受到詹明信後現代理論的啟發,推演出針對當代中國的一套類似體系。如果說「現代」指的是「在18、19 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來的後封建的資產階級文化」,「現代主義」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在西方出現的先鋒……文化」,[2 ]那麼,對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研究來說,現代主義框架就既沒有用處,也沒有建設性,而只會產生誤導,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社會主義中國長期使得現代主義非合法化的歷史過程。出於同樣原因,畢克偉從歷史主義基礎出發,強烈反對後現代主義框架:「後現代框架主要指後工業語境。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為前提的。」他主張不用「後現代」,而用「後社會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應物」。他認為,既然「後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提」,這個新框架就可以解釋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國晚期文化的痕跡、民國時期現代文化或曰資本主義文化的殘余、傳統社會主義文化的殘跡,也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因素」。
畢克偉把後社會主義用做一個歷史分期標簽,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盛行的一種負面的、反烏托邦的文化狀況」。然後,他進一步把中國後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流行的看法」,「一種異化的…… 思想和行為模式」,而它們無疑在毛澤東去世前就已出現。[3] 從這一定義看,後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情感結構,在毛澤東時代一直被壓抑,在後毛澤東時代則得到了有力表達,異化和幻滅是它的兩個主題。畢克偉在研究黃建新的第一個城市三部曲時,認為《黑炮事件》(1985) 是對列寧主義政治體系的後社會主義批判,《錯位》(1986)通過「戲仿」(mimicry) 將後社會主義與荒誕派戲劇聯系了起來,《輪回》(1988) 則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社會中個體的聽天由命和雜亂無序的狀態。在另一篇文章中,畢克偉進一步用《頑主》(1988,米家山導演) 和《瘋狂的代價》(1988,周曉文導演) 作為後社會主義城市電影的例證。他從改革時代電影生產的政治經濟角度得出結論說,20 世紀90 年代初是一大團矛盾,此時半持政治異議的導演(如張藝謀和陳凱歌) 專門創作逆向的東方主義作品,而張元(1961 年生) 與何一(何建軍,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導演則在製片廠體系外拍片,甚至還有一些與創作初衷適得其反、可能會削弱國家權力的糟糕的宣傳片。[4]
畢克偉的研究表明,作為一種情感結構,後社會主義可以體現在一系列不同的電影作品中。只要它們表達了一種異化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將謝晉於後毛澤東時代初期導演的電影,也可稱為後社會主義。因此,後社會主義可以進一步看成各代導演採用的一套另類的美學視角。所謂「另類」,也就是與毛澤東時代主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式不同。就城市電影而言,《本命年》(1989,謝飛導演)就先於第六代之前,描述被邊緣化的出獄犯人在新興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區中拚命掙扎,深刻地表達了幻滅與悲觀的情緒。裴開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畢克偉的後社會主義觀念,兼以涵蓋電影風格。他們提出了以下問題:「後社會主義能否看成是後現代主義的補充? 它對其他風格的拼貼(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戲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學類似於後現代主義?」[5]換言之,我們能否按畢克偉所說,在闡釋後社會主義問題時,不需面對它的他者——後現代主義?
對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張旭東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絕對的否定。他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後現代也是後革命、後社會主義」。[6]他們心目中的後社會主義觀念是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它囊括了正在變化中的社會—經濟狀況中所有可想像到的方面,這一狀況導致了後現代在當代中國的形成。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張旭東在對當代中國的雙重勾勒(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 中,分析了極為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改革的兩面性、生產過剩危機、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主義) 的烏托邦沖動、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市場的瘋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識分子的政治焦慮(他們如今分化成幾個彼此論戰的意識形態陣營)。張旭東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分化、矛盾、兩極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顯,造成了焦慮」——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於是隨之出現在這個可以確認為是「後社會主義的」 社會。[7]
以上我簡述了近年關於後社會主義的英文學術成果,旨在說明「後社會主義」並非是涵蓋整個後毛澤東時期( 即1977 年後的「新時期」) 的一個單一概念。相反,我把後社會主義看成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多樣的文化圖景。在這一圖景下,具有不同美學追求和意識形態立場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重新調整、重新定義自己新的戰略位置。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是因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導演出現的時期代表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章。這一時期有時被稱為「後新時期」,它與畢克偉等研究的新時期有顯著差別。[8]因此,研究20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電影要求我們關注新的文化生產、藝術追求、政治控制、意識形態定位以及制度變遷等問題。

新千年交替的收編和共謀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檢視一下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電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貿易組織,2001 年12 月同意中國正式加入) 時代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此,我加上了地下電影所代表的「邊緣」及其自稱的真實、現實,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們現在可以用圖解的方法,把藝術、政治、資本、邊緣作為四個互相競爭的力量,看一下它們相互抗衡和結合的形式( 見圖)。
首先,藝術以想像為特徵,由創造力產生,它追求美學、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取相當的資助,製作藝術電影,對象是國內外受過教育的小眾。其二,政治的特點是權力,由審查制度維持,追求宣傳和控制,利用國家撥款製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經濟代價將其加諸於全國觀眾。其三,資本以金錢為特點,由市場推動,追求利潤和控制,從民營企業——有時也有國家來源——獲得大量資助,製作針對大眾的娛樂片。最後,邊緣以真實為特點,以異議為靈感,追求現實和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得低成本投資,製作「地下」或「獨立」電影,主要在海外傳播,偶爾也通過非正規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國內傳播。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是,四種力量現在都把市場( 包括國內和海外市場) 作為它們的核心中國電影| 產業與敘事舞台。除了政治和邊緣之間的扭結外,各種力量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融合和妥協。政治重新調整了與藝術的關系,從全面控制改為誘惑和收編。而藝術也可能會自願融合政治,有時甚至達到了與官方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黃健中導演)和《國歌》(1999,吳子牛導演)。同樣,資本也改變了對藝術的戰略位置,從控制轉向收編。有時,聲譽和利潤分成的誘惑推動著藝術融合資本,如《十七歲的單車》(2001,王小帥導演);或與資本共謀( 甚至依賴資本),如《英雄》(2002,張藝謀導演)。[9]藝術和邊緣之間的聯系是最不穩定的。從現有格局來看,藝術常常漠視邊緣聲稱的真實,而邊緣則揭示後社會主義現實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藝術的姿態,如《小武》(1997,賈樟柯導演)。[10]有時藝術和邊緣之間會出現奇特的結合或妥協,如《月蝕》(1999,王全安導演) 和《蘇州河》(2000,婁燁導演),它們都類似地下電影,卻公認取得了藝術成功。邊緣顧名思義必須對資本表示蔑視,但在實際操作中,邊緣可融合資本,而資本則部分收編了邊緣,其方法是通過投資拍攝某種「中國」的現實,它被認為比藝術和政治所表現的中國現實更真實、更客觀,如《郵差》(1995,何一導演) 和《站台》(2000,賈樟柯導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最醒目的變化出現在政治和資本的聯結上。政治和資本以分享利潤和資源為借口,達成了共謀關系。紫禁城影業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確性,也追求最佳市場效應。[12]《紅色戀人》(1998,葉大鷹導演) 和《不見不散》(1999,馮小剛導演) 這兩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業片,是這種政治—資本夥伴關系的早期產物。扭結和妥協這一規則的例外情況,就是政治和邊緣之間的聯系,那裡是可能存在政治異議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場所。但由於被政治禁止、被藝術忽略,邊緣的影響和所呈現的現實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國際電影節上被人接受,如《鬼子來了》(2000,姜文導演)。既然民營資本可以輕松吸引潛在的邊緣者來搞藝術,邊緣作為異議和反抗場所( 或者如白傑明所稱的「寄生地」) 的未來,仍是無法確定的。[13]邊緣缺乏與國內市場的結合,也使其成為新千年中國電影業政治經濟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國電影業再次被藝術、政治、資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確切說被這三者的重新聯合( 包括各自對邊緣的收編) 所控制。
鄧光輝在回顧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時,找出了一種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電影」包括藝術片、娛樂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電影。鄧光輝注意到新生代在敘述、影像風格上朝新主流運動,娛樂片則喜歡快樂原則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題材,藝術片從文化批評的象牙塔沉淪到了個人幻想的後台。[14]如果重新闡釋鄧光輝的說法,可以說在主流的後社會主義製片模式中,收編和共謀已經是其有機成分。我對「新主流電影」這個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鄧光輝的一個論點,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新變化改變了中國電影的政治經濟格局。如戴錦華所說,「在80 和90 年代的社會紛亂中被放逐的邊緣文化力量,現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開始挺進中心」。[16]戴錦華質疑兩種針鋒相對的未來相當令人深思:「邊緣是否正在成功進軍,佔領中心? 還是無所不在的文化
工業及其市場策劃了一場奪權? 新一代導演是給飄搖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活力,還是體系淹沒了軟弱的個性藝術家?」[17]盡管戴錦華希望她的兩種極端的未來圖景都是錯的,但我覺得新千年的跡象表明,後社會主義製片系統在迅速融合,電影藝術家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共謀性,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職業化,他們是被迫捲入而不是「挺進中心」——而這個中心就是當今無所不在的市場。
表面看來,中國電影在WTO 時代存活下來的必要性,是最近藝術、政治、資本戰略結盟後面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國家在媒體業中採取了進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現有的製片廠為基礎,發起成立了區域性的電影集團,另一方面則把電影、電視、廣播、廣告、出版等整合成規模宏大的媒體集團。從制度上來說,現在的行業改組迫切要求各種力量進行更多融合和妥協。雄心勃勃的導演們則欣然抓住機會,宣布他們在市場中的存在( 雖然也許還未宣布他們自己的藝術聲音)。傳媒也對新一代城市導演投入了許多關注。從2002 年起,中國每年引入的好萊塢大片計劃將增加兩倍或三倍。在中國與好萊塢的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導演被看成中國的先鋒。
很多新一代城市導演對WTO 時代中國電影的未來保持樂觀。2000 年在回答《大眾電影》雜志提出的問題時,王小帥說,好萊塢對中國藝術導演的沖擊不會太大,中國電影應發展更多的「東方特色」。以地下電影《北京雜種》(1993) 著名、但已於《過年回家》(1999) 後重返「地上」的張元,把引入的好萊塢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佔領」,但認為年輕導演憑自己的才能和風格,會在未來十年成為最有希望的中國影人。在《頭發亂了》(1994) 之後導演了《古城童話》(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認,大家已達成共識,那就是電影首先必須「 好看」,導演若不考慮市場因素就會遭到拋棄。張楊拍了兩部票房成功的影片,《愛情麻辣燙》(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說得更直接:「我覺得好電影就有商業性」。[18]但是,正如真實、客觀、現實、真理等概念一樣,這些導演沒有定義他們說的「好電影」或「好看」是什麼意思。從這個角度上說,張藝謀認為第六代的美學有泛泛之嫌,也許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彷彿有很多不同的標准和參照物」,導致他們明顯缺乏開創性的作品。[19]不少批評家也在新千年的新電影中注意到這種經典缺席的遺憾。
可以說,WTO 時代的後社會主義市場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新一代城市導演的藝術風格( 從先鋒到通
俗劇式)、意識形態立場( 從激進到保守)、體裁實驗( 從喜劇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駁雜復雜。他們雖有明顯缺點,但在新千年出現的新導演數量( 包括大量獨立製片),以及他們某些處女作引人注目的特點,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引用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語錄,世界屬於年輕人,雖然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義中的紅色王國,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個人空間,而是一個受到後社會主義電影業的力量場——資本、政治、藝術、希望還有邊緣——相互作用的廣闊天地。

注釋:
[1]有關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概述,見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頁.
[2] 畢克偉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頁.
[3] 畢克偉引文同上書,60-62、80-83 頁.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頁.
[5] 裴開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頁.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頁.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頁.
[8]參見Xudong Zhang 編,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歲的單車》是一部感傷的藝術片,由台灣和法國聯合製作。《英雄》是中國電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倫比亞亞洲公司都參與製作。
[10]張藝謀的話闡述了藝術和邊緣之間的這種張力:「其他階層的人中也存在著這種年輕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們不清楚這一反叛針對的是政治、藝術形式、藝術內容、上一代,還是傳統美學。」 見Frances Gateward 編,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頁.
[11]在製作《站台》時,賈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製作公司、日本萬代娛樂公司、法國Artcam 公司的資助。比較有諷刺意味的是,張藝謀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從海外獲得了很多資金,1999 年卻抱怨年輕導演與資本的共謀「第六代很有實際考慮。這是無法抗拒的 :對金錢的需求,審查制度造成的兩難處境,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等等」(同上書,162 頁)。
[12]我給「民營」這個詞加上引號,是因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國家資本建立的,投資的518 萬元來自以下政府單位:北京電視台(25.5%),北京電視藝術中心(25.5%),北京電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24.5%)。見《1997 中國電影年鑒》 ( 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1998),第342 頁. 在推出大受歡迎的「賀歲片」後,紫禁城在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成績驕人。
[13] 白傑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頁.
[14] 鄧光輝. 論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意義生產. 當代電影,2001,1 期.
[15] 對從上海發出的「新主流電影」的提法的批評,見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頁.
[16] 見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編,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頁.
[17] 同上書,97 頁.
[18]李彥.WTO 來了我們怎麼辦. 大眾電影. 2000,6,50-53 頁.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頁.

⑦ 大眾娛樂做背景下的中國喜劇電影發展研究 具體

中國喜劇的發展歷程 中國喜劇發展至今,沿用中華元素以及參考海外喜劇元素,汲取國內外精華,雖說沒有達到喜劇的巔峰,成為萬眾摯愛,但是其發展歷程將伴隨中國電影事業的成長。中國喜劇無處不在,反映生活,來源生活,是人生的縮影,為的是給大眾的生活增色添彩。這也是電影喜劇發展的動力以及備受推崇的原因之一。 一、 香港人看中國喜劇 ---- 簡述中國喜劇的發展歷程 由香港民間學者鄭景鴻博士歷經十多年艱辛研究,自費出版的《笑里滄桑80年——中國喜劇電影發展史》本月在香港面世,獲得了此間學者高度評價。今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鄭博士10月18日表示,他趕在慶祝國慶的日子,出版這書作為獻給百年中國電影的「小小禮物」。 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導演及編劇系主任劉成漢評價該書表示:香港電影學者有系統地研究中國大陸電影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至於有關大陸喜劇電影的研究更前所未有,鄭景鴻的研究是可喜和重要的突破。 《笑里滄桑80年——中國喜劇電影發展史》一書,探索了自1909年中國出產第一部中國人拍攝的喜劇電影《偷燒鴨》,一直到1989年,80年間中國喜劇電影發展的過程,並旁及整體中國電影,以至中國近代文藝發展的一些情況。鄭博士希望通過這個「十分有趣和別具意義的題目,能夠填補中國電影研究空白的一角,以還中國喜劇電影在近代中國文化發展上應有的地位。」作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民間電影研究人,鄭博士研究中國喜劇電影的「緣份」早在數十年前結下: 鄭博士說,60年代他小時候家住新界,能夠聽到廣東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劇,如白求恩和雷鋒及民間故事,因而和早對內地的文化藝術產生了興趣。 70年代末,他留學美國期間參加了「美中友好協會」,在勤工儉學之餘,幫助協會安排在大學放映優秀的中國電影。他還記得,當年放映的《小蝌蚪找媽媽》和《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動畫片,美國觀眾都很喜歡看。 1988年鄭博士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三屆全國喜劇美學研討會」,與會者包括老牌導演王為一等內地著名電影人。與會者,尤其是經歷過多番政治風雨的老前輩,在回顧「新中國」喜劇電影的發展史時,均認為中國喜劇所走過的是一條曲折滄桑的道路。研討會研討了中國喜劇電影面對困難如何提高。 鄭博士深深地為那些「經歷了這么多苦難」、還「充滿熱情」、「充滿使命感」的中國電影人所感動。此後,鄭博士利用假期和工余時間,頻繁走訪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深入電影製片廠,搜集了大量資料,觀看了逾百部喜劇電影,采訪了數十位老電影人,經過十多年的艱辛,終於出版了這部具文化歷史價值的研究著作。學者認為該書最重要的貢獻有兩方面:以年代為經,製片單位為緯,經緯分明地,逐御納一年代探討中國喜劇電影的發展歷程;研究整理出80年間中國內地所出產的300多部喜劇電影目錄,是現今最完整的。 二、國產喜劇突破 在《閑人馬大姐》之後,中國的情境喜劇市場上沉寂了一些時日,除了一些方言情境喜劇例如《外地媳婦本地郎》、湖南經視的《一家老小向前沖》等在本地觀眾群中有不錯的收視情況以外,從全國的范圍來看,並沒有出現一部能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的情境喜劇作品。而到了2005年年末,這種情況終於被CCTV-8首播的一部古裝情境喜劇《武林外傳》打破。 按照該劇編劇寧財神的說法,《武林外傳》是以郭芙蓉這個初入江湖的黃毛丫頭的視角來看世界。出身名門鎮棚沒的郭芙蓉一心嚮往投身武林,成為一代女俠,但是她一心助人卻好心幫了倒忙,最後被同福客棧的老闆娘點醒在客棧中當了個雜役。老闆娘佟湘玉心地善良、風情萬種,但卻摳門至極,剛過門丈夫就去世了,於是擔負起了撫養小姑子莫小貝的重任,她和小貝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姑嫂,還不如說更像母女。再加上和老闆娘有些曖昧關系的跑堂白展堂,飽讀詩書卻又十分迂腐的賬房先生呂秀才,廚師姜大嘴,這些人在每天人來人往的同富客棧中演繹各種各樣的故事,儼然就成了一部中國式的《老友記》。 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從內容上來看,《武林外傳》都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中國式情境喜劇。從形式上來看,美國情境喜劇例如《老友記》、《辛菲爾德》都是用20多分鍾的篇幅同時進行3~4條情節線,其中的故事往往非常簡單,有時甚至不成其為故事,而只是一個生活中意味深長的小感悟、小片段。而以往我國的情境喜劇則是用一至兩集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武林外傳》從形式上尋求了突破,它既不同於外國經典的情境喜劇,也不同於之前的中國情境喜劇,而是借鑒了我國古典章回體小說,一個回合講兩個主要故事的樣式,在一集40分鍾的時間里講兩個有一定關聯的小故事,當然這個故事有可能是十分完整的,也有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小片斷。連每集的名稱都借用了章回體小說的樣式,例如《入丐幫老邢丟公職,升捕頭小六打官腔》。 以往的情境喜劇都是帶觀眾笑聲的,不論是現場錄制的觀眾笑聲還是「罐裝笑聲」。英達甚至認為有無觀眾笑聲是判斷一部電視劇是否是情境喜劇的最重要的標准。《武林外傳》的錄制現場有20名觀眾,根據觀眾的反應隨時調整台詞、劇情和演員的表演,但是和通常的情境喜劇不同的是,這部劇從頭至尾都沒有帶觀眾的笑聲,而是替之以生動的具有民族器樂元素的音樂。這對於一直借鑒國外情境喜劇的中國情境喜劇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大膽的舉動。 《武林外傳》選取了中國特有的武俠作為題材,這在中國情境喜劇的發展歷程上是絕無僅有的。雖說是一部武俠題材的情境喜劇,其實它不過是借了武俠這個外殼來看社會。同福客棧雖說武俠雲集,既有傳說中的「盜聖」,又有衡山派掌門,還有關中大俠,但他們其實只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說到底同福客棧更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同福客棧里的眾多故事其實是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的投射,在這里既有未成年人的教育問題,考學壓力,又有家庭暴力問題,連商業惡性競爭在其中都有所反映。 無厘頭風格的台詞是這部情境喜劇區別於國外情境喜劇及以往中國情境喜劇的一個重要特色。以往的情境喜劇都是從傳統的相聲藝術中吸取營養,這部劇則反其道而行之,大膽跟隨當代中國流行文化的發展脈搏,事實上,這也是很多看著周星馳電影長大的年輕觀眾極力追捧它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呂秀才的經典台詞「子曾經曰過」、佟湘玉帶有陝西口音的「額滴神」(我的神)、「我化個妝先」,還有郭芙蓉的「確定一定以及肯定」,都讓熟悉流行用語的中國年輕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親切感。另外,強烈的拼貼感也是成就這部後現代風格情境喜劇的重要因素。在這部劇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幽默與溫情、後現代風格的解構和現實主義的教誨、對武俠的反諷與對俠義精神的弘揚都奇妙地混合在一起,還摻雜著網路語言、流行歌曲、廣告段落、綜藝節目、時事新聞、時尚資訊等等,所有這些元素融為一體,就拼貼成了這部「中國式情境喜劇」。 中國情境喜劇從引進至今已經有十多個年頭了,在這十幾年裡,中國的情境喜劇經歷了誕生時的輝煌、探索時期的平淡以及最近幾年的重新崛起。隨著播放平台的增多,一些優秀的創作人才逐漸加入到情境喜劇的創作隊伍中來,情境喜劇不再是英氏一枝獨秀,作品總體水平也呈不斷上升趨勢。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加入現代時尚元素,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中國喜劇電影文化的模式,中國傳統文化的三俠五義也在現代人的顛覆中.變得更加的無厘頭. 三:喜劇電影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心理健康指標,第一點就是有幸福感。它是一種綜合心理素質的一種表現。現代社會,人們自我的心理壓力日趨嚴重,找回真正的幸福感是目前不少都市人都渴望的。農歷新年到來之際,以此文獻給辛苦了一年的人們,願辛苦的人們別再「心苦」。 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夢想著獲得幸福,但我們所追求的幸福似乎都不在身邊,所擁有的條件似乎都不足以讓我們感到充分幸福。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人的幸福感在滑坡,雖然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給出的解釋是,「(生活境遇)稱心如意」。還配了這樣一個例句:「隨著喜劇電影的發展,人民越來越幸福」。可事實並非如此,面對著我們失去的這5個百分點,人們如何才能找回屬於自己的幸福感? 該笑就笑,笑也是保持心臟健康的一劑靈丹妙葯。研究發現,看15分鍾喜劇電影,可以給人帶來45分鍾的外周血管鬆弛和血通量增加,這樣對促進心臟功能很有好處.研究人員建議,人們每天應該大笑15分鍾. 美國醫學雜志《心臟》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觀看喜劇片能夠對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產生非常積極地影響。 試驗過程中,研究人員共挑選了兩組年輕健康的志願者。試驗期間,第一組志願者觀看的節目被限定為嚴肅和驚險題材的電影(其中也包括斯皮爾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而第二組則以觀看喜劇片為主。測試期間,所有的志願者都被要求不得飲用酒精飲料、開展體育運動或是服用維生素類葯物--也就是說,完全排除了其他因素可能對被測試者血液循環系統的影響。研究人員在志願者們觀看影片前後分別測量了他們的血壓。結果顯示,在觀看嚴肅題材電影的20名志願者中,有14人的血液循環速度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減弱現象。而在觀看喜劇影片的志願者中,則有19人的血液循環出現了明顯的增強現象。測試的組織者們認為,在觀看喜劇影片的過程中,人們無意識地增加了對氧氣的攝入量,從而促進了血液循環系統的運轉。 喜劇電影往往給人一種幸福感,幸福感是持久的,延續不斷的.就如回憶起喜劇電影里頭某些橋段,一些無厘頭的搞笑片段,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起來.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空. 喜劇電影往往是現實生活的縮影,在巨大反差和強烈沖突中將傳統與現代、正規與反常、高雅與庸俗、新奇與陳舊等多個對立項搗毀成「痕跡」的碎片,導致了常規期待的落空和陣陣笑聲的爆發。 追問: 非常感謝,只是……問題的前提是以 大眾娛樂作背景 ,且未問 情景喜劇 啊.... 回答: 你可以加點自己想要的元素進去呀,把這篇文章修改和補充一下,變成自己的,再加以參考和運用。不是更符合自己想要的效果嗎。 追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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