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地緣文化

⑴ 中國影視的大眾文化的源泉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 主流文化：弘揚時代主旋律

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它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又是對當代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巨大促進作用的文化形態。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對此作了明確的界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當代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充分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因而是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文化體系，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代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1](P663-664)這就對主流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確的說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作為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它產生形成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實踐，因此它是一種有時代特色的、全新的文化。它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根本任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除了時代性特點之外，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還應體現開放性和群眾性特點。所謂開放性，即擁有海納百川的心胸，貫徹寬容原則，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自由討論、自由創作和不同學派、不同風格的自由發展，使文化園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時，合理吸收外國文化一切好的東西，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成為形式開放、不斷發展的博大體系；所謂群眾性是強調，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是億萬人民群眾創造的事業，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創造的最深厚的源泉。

著力於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旋律。現代化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因此立足於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把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和主旋律定位在人的素質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上，這就賦予了作為主流文化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十分艱巨而光榮的使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關注人的發展，這是當代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大趨勢。20世紀80年代，國際社會提出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合作的新的發展主題，以及經濟與政治協調，人與自然協調等新的發展觀念。90年代以來，綜合發展觀有了新的拓展，重點是把人類的自我發展擺到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位置上來。這樣一個綜合發展的新時代給中國的文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政府將人的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應該說是極富遠見的。因此，應該自覺地把人的素質的提高作為一項跨世紀主題，從發展戰略的高度常抓不懈。

首先，人的素質的提高，從根本上說是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要創造物質文明，而且要有精神文明。因此，占據了生產資料從而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應該同時成為精神文明的創造者並去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這種占據和創造，一方面表現為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和道德理想影響、指導全體社會成員；另一方面表現為工人階級自身也必須在領導和組織社會化大生產中不斷地改造自己，「鍛煉出新的品質」，「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只有既從物質貧困中解放出來，又從精神貧困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實現和鞏固自己社會主人的地位，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自我解放。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要求。

其次，高度重視人的素質的提高，對於我國現階段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提高國民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已成為當務之急的歷史課題。以基本的文化素質而論，據20世紀90年代初有關資料統計，12周歲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我國總人口的20%以上(幾乎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文盲或半文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25%；每一萬人中只有大學生13人，而美國有509人，日本有212人，俄羅斯有195人，印度有52人。在全部就業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只佔1%，高中文化程度的只佔11%，初中和小學文化程度的也只佔60%以上；技術人員在職工總數中僅佔3%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則達30%以上。最近幾年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情況有所好轉，但公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在總體上落後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狀況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從思想道德素質上說，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開拓進取精神和主體自我意識，全社會的精神風貌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於社會轉型所造成的價值混亂，在社會生活層面我們也看到了一系列不盡人意的地方，如道德滑坡、腐敗滋延、犯罪增生、知識貶值等。這些現實情況警示人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確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關涉全局的任務。

另外，全面提高人的素質，這也是適應時代發展趨勢的科學決策。我們正處在一個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年代。這種競爭歸根到底是國民綜合素質的競爭。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市場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條件下，國民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道德與科學文化素質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未來學家預言，目前人類正處於「第三次大轉變」的關鍵時期，全球生態危機加劇，今後必須調整人類的文明實踐方式，這將導致一種以文化資源為基礎的生態文明的出現。當今世界，計算機技術的廣泛使用，生物工程、生命科學等新興學科的不斷出現，標志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未來社會發展將對人的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我們必須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以一種全新的視角，認識人的綜合素質在整個文化建設乃至社會全面發展中的核心地位。

由上說明，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作為現時代的主流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居於核心的總攬全局的重要位置。它的文化價值追求表明，在主流文化的現實操作中，是能夠與其它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偉大轉折關頭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

二 精英文化的現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為知識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現形態，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佔有著十分突出的地位。隨著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精英文化的獨到價值被逐漸得到確認。確切地說，精英文化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人文科技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會為其設置專門職業或特殊身份的知識生產傳播應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文化一脈相承，「以天下為己任」，承擔著社會教化的使命，發揮著價值規范導向的功能。它得以獲得如此地位的前提，是全社會確立了一種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義盡在其中。19世紀末，現代知識分子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階層，致力於傳播創造新文化，「五四」運動遂成為這一新文化的誕生儀式。中國社會傳統的士大夫文化從此轉變為知識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知識分子全面繼承了士大夫的社會角色和身份，負責向全社會提供精神文化產品，享有解釋歷史、評議現實和科學文化教育的職業特權，向民眾灌輸社會理想和理性精神，確立價值尺度和審美趣味的標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為知識分子展示其獨立的文化價值提供了機遇，知識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在中國哲學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中國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傳播中國文化精神和引入世界先進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總體而言，精英文化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環境下，還遠未真正適應這種現實，其自身的生存心態尚未調整到成熟狀態。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面對社會生活的市場經濟轉型顯得心理承受力脆弱；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下，精英文化的繁榮景象正在一天天衰退，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使得支撐精英文化的體制處於土崩瓦解狀態：嚴肅的交響音樂被輕音樂和搖滾樂所替代；國家一流的芭蕾舞劇院和歌劇院虧損嚴重甚至連生存都難以為繼；藝術故事片的拷貝發行不出去、創下零拷貝的紀錄，電影廠不得不棄雅隨俗趕時髦；人文科技學術著作和純文學藝術作品缺少市場、難以正常出版；文化熱點已經全面轉移：打開電視，收視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小品喜劇和娛樂肥皂劇，大街小巷充斥著燈紅酒綠的歌廳舞廳……不容否認的現實是：精英文化正陷入空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精英文化自身也開始分化，部分精英文化開始滑向商品化、平面化的大眾文化運作，由此加劇了精英文化的思想貧血和精神萎縮，以及整體素質和水平的停步徘徊甚至下滑。對於精英文化來說，以下一些傾向值得人們憂慮：(一)人文學術著作出版難。各種庸俗黃色文化垃圾充斥書店書攤。這提示了社會的文化、消費與精神追求之低俗化傾向。(二)知識分子遠離、淡化政治，對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遠，缺乏應有的關懷。這意味著社會的發展缺少理性參與和引導。(三)對形而上的人文關懷的淡化傾向。功利化和實用性要求使得知識界對智能和真理的追求失卻了內在的動力，而哲學的形而上品格主要是人的命運、人的存在方式的終極關懷與思考。在社會生活的急速變動中，原有的精神文化平衡及社會關系被打亂，導致人們產生壓抑感、危機感、失落感、空虛感，精神貧乏和思想混亂已成為一種嚴重的問題。(四)中華倫理文化傳統面臨挑戰。倫理道德構成一個民族人文精神的內核。商品大潮使原先規范人們行為的道德體系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被連根動搖，新的有效的道德價值觀念尚未形成，精英文化除了感嘆世風日下外無所作為。加之一些黨政幹部的權力腐敗，更加強化了這種道德失范。

精英文化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在一定層面折射了目前中國文化建設所應注意的重大問題。當然，我們在強調和指出精英文化所面臨的危機的同時，還應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和出路之所在。精神文化的危機須由精神文化自身來拯救。有道是大浪淘沙，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會愈加顯示出其人格和學術的功底和魅力。可以相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人文與科學文化的重新繁榮也將為期不遠：「精英文化的失落並不完全等於全部知識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識精英依靠政權用意識形態主導社會的時代結束了，但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並沒有動搖。科學技術專家仍是受尊敬的權威，社會科學家也在逐漸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對社會和經濟的實際運行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

在社會轉型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中國精英文化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現代使命，通過對現實社會的積極介入和熱切關注來傳播人文價值和科學精神，在生活實踐中調整自己失衡的心態，從而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生力軍。基於這一要求，精英文化的現代使命有兩個核心點：第一，通過對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重建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重塑現代民族魂，從而使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與世界文化的對話和交流中，真正呈現出自己的價值和魅力，並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實踐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撐力；第二，積極投身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加強現代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培育和輻射，勇於承當起社會良知的角色並發出社會公正和正義的呼聲，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養和精神境界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三 大眾文化的價值提升

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是一種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大眾文化消費已成為中國普通百姓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需求。從本質上說，大眾文化是現代工業社會背景之下所產生的並與市場經濟和商品社會相適應的一種市民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形態，大眾文化最早出現在西方，它的產生依賴於兩大前提：第一，城市的出現。城市本質上是生產力發展和經濟變遷的產物，在歐洲近代，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商業化的加劇，城市的數量和規模開始迅速發展。如果說古代的城市更多地是一種政治、宗教和軍事象徵的話，近代工業化以後的城市則是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社會先進思想的集散地，它代表了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說，城市是生產大眾文化的溫床。第二，現代化的科技傳播手段。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革命，文化的傳播方式也由古代的口頭傳播、書面傳播進入電子信息傳播的時代。20世紀人類信息時代的到來，使文化通過聲音和圖像的組合方式，並以時間的同步性傳遞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就打破了文化的壟斷，有利於文化接受上的平等性和廣泛性。在西方，現代傳播方式從一開始就是市場化大眾化的。縱觀西方大眾文化的歷史流變，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把握大眾文化的特徵和本質：大眾文化是在工業社會中產生的、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通過現代傳媒傳播的、無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復制的、按照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文化現象，它是現時代社會快節奏、高效率、方便、時髦、流動的生活方式的體現。

顯然，大眾文化不等於「通俗文化」。兩者在其文化質地上是完全不同的。「通俗文化」是一種源遠流長的、與人類的出現同時產生的文化，在總體上說它是一種民間的集體創造物。「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這是一種自發地、不帶功利性的文化創造行為，呈現出清新自然、質朴剛健的精神品格，它所傳達的是千百年來廣大民眾對世俗生活真切感受和嚮往。農業文明是「通俗文化」產生的深厚土壤。而「大眾文化」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只有短暫的歷史；現代社會的「大眾文化」，其製作過程與接受過程是完全分離的，大眾文化作品是由少數人利用現代工業技術手段快速炮製而成的，然後向大眾拋售和傾銷。在這種場合，大眾完全是被動的接受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市場經濟規則在大眾文化的運作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少數人基於商業贏利目的而快速合成的「大眾文化」，其對人生的理解、對情感的投人以及審美的體驗往往大打折扣，甚至有諸多的虛假和矯情成分攙雜其中。因此，大眾文化往往成了一次性消費的文化快餐，它並不想執意去追求文化價值的永恆性，而更多地是給工作忙碌的大眾一種經驗上的娛樂和感官上的享受。

當代中國正處於一個雙重的歷史轉型時期，既要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又要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如同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呈現出了轉型期的種種特殊性一樣，「大眾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產生和發展也打上了諸多「中國特色」，這集中表現為兩點：第一，城鄉一體化特色。由於中國工商業不發達，城市和鄉村並沒有嚴格地分化。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和鄉村的人口流動亦日益頻繁，客觀上使得作為都市文化的大眾文化也程度不同地波及到了中國農村，而電子傳媒的普及更加促進了這種城鄉的一體化。第二，與其它文化形態相共存。在大眾百姓的文化生活中，傳統的和現代的、中國的和西方的，各種文化形式都有所表現，甚至還攙雜著各種原本屬於傳統社會和農業文明的東西，這都反映了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

如何評價大眾文化在中國當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話題。社會轉型期文化發展的復雜性，使得人們對大眾文化現實出現了見仁見智的價值評判分歧。保守者將大眾文化斥之為資本主義文化，精英文化層則將其視為文化的墮落，如此大相徑庭的立場的確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大眾文化的價值定位問題。首先須指出的是，大眾文化作為和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同時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產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市場是社會結構和文化相互交匯的地方。整個文化的變革，特別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現之所以成為可能，不但因為人的感覺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且因為社會結構本身也有所改變。

⑵ 電影傳入中國的時代背景

在近代中國人的記憶中，電影最初是以「西洋影戲」的角色進入日常精神生活領域的。這種來自異域的「影戲」，雖然在外部形態上與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戲有著某些相似之處，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在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新鮮事物。作為舶來品，它的傳入，一方面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相伴而行的，另一方面無疑也是「西風東漸」的產物。這就使得外國電影商人在中國的早期放映活動明顯地體現出「經濟冒險」和「文化催生」的雙重意義??從經濟冒險的層面而言，它使經營者們在經歷了最初的投資風險之後，很快從中國人手中賺取了高額利潤；而從文化催生的層面而言，當觀看「西洋影戲」日漸成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種娛樂時尚的時候，中國民族電影的誕生也便因此而獲得了必要的契機。

中國的民族製片業，肇始於外國電影傳入9年之後的1905年。這一年的春夏之交，老北京的著名實業家任慶泰（1850－1932），在他自己開設的「豐泰」照像館的天庭里主持拍攝了第一部國產片《定軍山》。這是一部由譚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劇的紀錄片。它的問世，一方面證明了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依然有著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和整合能力，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傳統文化對於新的藝術形式的某種支持。

任慶泰的拍片活動由於他本人的「運氣」不佳而沒能持續多久。1909年，一場起因不明的大火使得豐泰照相館一蹶不振，而任慶泰所經營的其它實業竟也從此開始走向了下坡。電影需要文化的支持，但無疑也同樣需要經濟的支持。從這個角度而言，任慶泰在北京的拍片實踐的終止，實際上於偶然之中體現了必然。歷史最終選擇了上海。作為中國近代文化和近代經濟的中心，上海為民族電影業同時提供了「精神氣候」和物質上的必要保障。1913年，張石川（1989－1953）和鄭正秋（1989－1935）利用文明戲的經驗和在華外商的資本，拍出了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1918年，中國當年最大的文化企業集團商務印書館專門成立「活動影戲部」，並建成了中國第一個玻璃屋頂的專業攝影棚。自此開始，上海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早期電影的集中產地，並因此而有「東方好萊塢」之譽。

從無到有的，不僅僅只是活動畫面的生產，還包括一些基本術語的創設。1921年，中國最早的電影刊物《影戲雜志》的編輯陸潔（1894－1967），從友人信中的「教習」二字的聯想中，把director翻譯為「導演」。及至20年代末，中國人終於為自己確立了關於這門新興藝術的最為基本的術語――「電影」。這些專業名詞的創設，無疑也體現了中國人對事物進行本質把握的一種東方式的智慧。

中國電影是中國人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憑藉自己的智慧創造的關於中國的「電影」。從1905年開始，中國電影就這樣在經歷了從短片到長片、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等諸種技術演變的同時，也不斷以影像的方式，承載和表達著中國人近一個世紀的好惡與思索、苦難與奮爭、光榮與夢想。

⑶ 有著深厚文化底蘊，中國電影為什麼始終沒有辦法走向國際

我們國家擁有著五千年的文化，我國的文化也是源遠流長的。

我舉個例子吧，比如日本不見得比我們強大，但是日本的文化輸出非常厲害，短期之內中國不可能趕得上，遑論超越。比如前蘇聯也是超級大國，極其強大，但他們的文化輸入就很一般，甚至有點乏善可陳。

隨著我國慢慢的對文化的重視，我相信中國的電影走向世界只是個時間問題。

⑷ 中國電影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字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斷，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後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

1930年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燃空薯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上海原各私營電影製片廠聯合組建為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皮者電影製片廠，於1953年並入上海電影製片廠。

代表人物：鄭正秋、張石川、但杜宇、任彭年、沈浮、史東山、邵醉翁、何非光、楊小仲等。

(4)中國電影的地緣文化擴展閱讀：

中國電影現狀，產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一方面，中式大片在產量和社會效果兩方面都越來越好，重新贏得國內觀眾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場的拓展也出現持續上升趨勢，對於推廣我國文化價值體系及其軟實力起到積極作用。

中式大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受到外國觀眾的歡迎，國際市場有了新的開拓，商業價值也趨於提高。

⑸ 為何上海會成為中國電影發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羅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國電影至最近的中國電影，悉由廣東人領銜演出」；他還如數家珍報了一長串粵籍影人名單，有鄭正秋、黎民偉、黎北海、羅明佑、蔡楚生、張織雲、楊耐梅、阮玲玉、胡蝶、陳雲裳等等，聲稱「隨時隨地都遇見廣東籍的銀色戰士」。另據浙江影協統計，在中國電影百年歷史長河中，共有上百位寧波籍影人作出了貢獻，包括電影編導張石川、袁牧之、應雲衛、桑弧、林杉、干學偉、張鑫炎、張子恩；電影經營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電影技術家鄭崇蘭、林聖清；電影演員韓非、張翼、舒適、王丹鳳、喬奇、白穆、陳思思、洪金寶、周星馳等。然而，廣東人從影雖多，廣東並未成為中國電影的搖籃；寧波人從影也多，寧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馳騁的空間。當年那些「恥為人後、勇於進取」的寧波人，不約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選擇。上海自開埠後形成的開放性、商業化社會環境，當仁不讓地成為電影這一舶來品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紀末以來，「影戲」在上海這個娛樂需求極旺盛的大都市營造出得天獨厚的文化空間與市場，生成了中國電影史上諸多「第一」，舉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園放映「西洋影戲」，首開中國人第一次看電影的紀錄；
1913年9月，第一部國產故事片《難夫難妻》在上海問世；
1922年3月，張石川、鄭正秋等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國第一部電影年鑒《中華影業年鑒》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
1941年9月，萬氏兄弟在上海攝制中國第一部大型動畫片《鐵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詩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上海連映三個多月，觀眾近80萬人次，創下國產片票房新紀錄；
1948年8月，中國第一部譯配英語的《假鳳虛凰》從上海輸往歐美放映。
據統計，上世紀20年代共有142家電影公司在上海開張，此後優勝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聯華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為中國電影製作、發行、放映的龍頭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電影」的說法，因為1949年以前攝制的3000多部國產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電影的重鎮。與此同時，在上海涌現出中國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體，名編導與名演員珠聯璧合，創作出《神女》《漁光曲》《大路》《馬路天使》《萬家燈火》《小城之春》等載入世界電影史冊的經典名作。中國電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現象均同上海有著密切關聯，誠如先驅者鄭正秋所言：「中國之上海，猶美國之好萊塢。影片公司，星羅棋布；電影明星，薈萃於此。」可以說，在中國沒有哪一座城市與電影的歷史淵源如上海這么深厚久遠。
然而，上海作為中國電影的發祥地，至今給後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電影歷史遺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現今還能尋訪到不少與中國電影歷史相關的舊址，在那些物理空間的背後潛藏著影壇軼聞，留存著彌足珍貴的電影文化符號，彰顯上海所擁有的深厚電影文化積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戲」的徐園，其原址為天潼路814弄地塊，此前還遺留著1881年建造時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聶耳錄制有聲電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紅樓，現掩映在徐家匯綠地之中，此處追根溯源乃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地。再如，中國影壇名人30-40年代幾乎都在上海石庫門弄堂居住生活過，如鄭正秋（進賢坊）、田漢（日暉里）、夏衍（業廣里）、阮玲玉（沁園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愛里）等，他們住過的寓所現已受到文物保護部門，一塊塊鐫刻著名人姓氏的紀念銘牌出現在那些故居的門首。從搶救電影歷史遺產的意義上說，這些存量不多的舊址構成中國電影跨越一個世紀的人文景觀資源。
上海曾是中國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20世紀30年代，國內共有233家影院14萬個座位，上海一地擁有53家影院3.7萬個座位，約佔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電影的風靡程度可見一斑。但令人遺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輪城區改造，如建於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戲院」（解放後更名新華電影院）說拆就拆，從此讓人覺得南京西路少了點人文氣息。這也警示我們，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門公布的「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名單上，不少老字型大小影院榜上有名（當年稱「大戲院」）：金城大戲院、中國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大光明、新光、蘭心、國泰、美琪等等。在這些影院里曾發生過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戲院憤起阻止好萊塢辱華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別林訪滬「閃電之旅」光顧新光戲院等。目前「老當益壯」仍在服役的專業電影院屈指可數，僅剩大光明、國泰兩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電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顧肯夫、陸潔、張光宇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本《影戲雜志》，現已成為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電影文獻鎮館之寶。此後近三十年間，在上海出版的電影雜志、電影畫報多達207種。這些塵封已久的電影文獻，已被上海圖書館列為數字化搶救項目。
記得數年前訪洛杉磯漫步好萊塢街頭，看到早期美國電影業的瓶瓶罐罐、一紙一片均被當作文物陳列，不由感嘆好萊塢角角落落都溢出電影的氣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電影香江」城市名片，訪港遊客步出機場，隨手能取到一張《香港電影地圖》，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圖定址，參觀港島各種電影景點。我想，黃浦江畔也應樹起「電影上海」的標幟，與浦東迪士尼樂園遙相呼應，吸引海內外遊客和影迷來此觀光，構成一趟撫今追昔的上海電影文化之旅。

⑹ 如果要拍中國風的電影，我們有哪些絕佳的文化元素可以用

中國風的元素有很多，比如說我們的中國武術，特有的中國飲料茶，景色的話就是中國竹林，服裝就是旗袍，漢服啊等等，這可以體現出我們中國的特有的民族風，而且這樣的中國文化元素拍出來的電影給人視覺上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