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求一篇中國電影史的論文。
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
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
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第一個產業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第二個產業時期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
Ⅱ 論文《中外電影史》
首先，介紹電影的初始產生。中外產生都需要講解。
然後分別對中外的早期電影特點及其發展進行闡述，加一些例子引證。
然後感想。
Ⅲ 網路小說與中國電影發展史的論文1500字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2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今日的美國巨片《蝙蝠俠ⅰ》、《蝙蝠俠ⅱ》、《蝙蝠俠ⅲ》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3 武術動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個武術動作片中出現了許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從以下幾點探討。
3.1李小龍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期間，李小龍從武術的詠春拳開始創造截拳道，而後進入影視圈，轟動世界影壇。從而使中國武俠電影又進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龍作品有童年時期的作品《富貴浮雲》、《細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鴻》；1969年《丑聞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門》；1973年《猛龍過江》、《龍爭虎鬥》；1973年《死亡游戲》（未完）。
在李小龍的電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這部武術動作片，是由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所製作。該片成功塑造的中國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帶動了中國電影進入世界電影市場，主角李小龍由此而成為了一代國際電影巨星。
3.2 成龍
出生於1948年的成龍，數十年的從影使其成為全球的公眾人物。他的電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為他奠定了武術動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有《群龍譜》、《A計劃》、《蛇形刁手》、《奇跡》、《紅番區》、《霹靂火》、《簡單任務》、《我是誰》、《一個好人》、《尖峰時刻》等等。成龍1995年就獲得了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社會學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雜志，被評為十大電影佳片。成龍熱心於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尤其是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當形象大使。
3.3李連傑
1996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李連傑作品專輯展映」，出現了異常熱烈的哄動場面，反映了李連傑已成為繼李小龍、成龍之後在歐洲備受矚目的中國功夫明星。李連傑的武打動作，除了傳統的中國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萊塢的動作特技效果。李連傑成功地打入了德國、比利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
李連傑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華英雄》；1989年《龍在天涯》；1991年《黃飛鴻》；1992年《黃飛鴻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獅王爭霸》、《方世玉》、《太極張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將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連傑的身價隨著其名聲業越來越高，從1982年《少林寺》的數百元，到1996年香港龍祥電影公司與永勝娛樂公司簽下了《黑俠》、《黃飛鴻ⅵ》等三部片子，達到了3600萬港幣；而以後的影片也在千萬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當》中的司馬劍（趙長軍飾）、《塞外奇俠》中的卓已航（原文慶飾）、《武林志》中的東方旭（李俊峰飾）等。在眾多的武術動作影片中，以《黃飛鴻》為題材的影片可以說是達到了武術動作之最。而飾演《黃飛鴻》的演員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武術動作片名演員。如成龍、李連傑、洪金寶、元彬、甄子丹、趙文卓、王群、邱建國等；還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譚永麟、劉家輝、梁小龍等。在這其中《黃飛鴻》中的黃飛鴻（關德興飾）。1940年開始，關德興飾演《黃飛鴻》，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黃飛鴻》題材的電影。
4 中國武術動作電影的發展趨勢
從《定軍山》到《卧虎藏龍》再到2005年周星馳《功夫》、徐克的《七劍》的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俠電影的發展趨勢。
4.1重視電影節的評選與獎項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電影節有3000多個，而國際製片人協會承認的國際A級電影節一共是11個。在這林林總總的電影節中，其中奧斯卡是國際A級電影節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電影節，同時也是商業性最強的電影節之一。中國的電影界對此十分重視與關注，如張藝謀近年來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劍指奧斯卡，而且都是與武術動作片有關的電影。
對於中國電影來講，奧斯卡不僅僅是一個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機會，更是一個爭奪世界電影市場的契機。參加奧斯卡，得獎不易，既使獲得提名也同樣具有意義。而如果獲得獎項，則對中國電影的整體形象提升和世界電影市場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2001年的73屆在奧斯卡的獎項，稱為中國武術功夫電影的《卧虎藏龍》再一次使中國武術動作片亮相全球影壇。《卧虎藏龍》是由李安導演的，李安有著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美國的生活經歷。而整個劇組有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的演員以及美國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演員組成。在獲獎的時刻，輿論界稱其為「世界華人的電影藝術成就」。
在奧斯卡的獎項提名中，《卧虎藏龍》得到了10個獎項的提名。最終得到了最佳外語片獎、最佳美術指導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原作音樂獎等4項大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A級電影節奧斯卡中的舉足輕重的獎項。
有意思的是，這部配英文字母的華語片還在美國引發了學中文的熱潮，甚至有的學校將《卧虎藏龍》劇本當教材用。
2005年，中國電影有了一個嶄新的評選活動——中國電影排行榜。排行榜4個項目，每個項目有5個提名。我們發現最佳製片人中的5部電影有2部是武術動作片，它們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個項目的提名。
4.2電影市場的票房價值杠桿
從票房價值來看，《卧虎藏龍》僅在北美就達到了近2 億美元的票房、台灣的會宇多媒體以8位數即千萬元的價格取得了《卧虎藏龍》全球獨家動畫版權、包括碟片和商業性合作的授權等，《卧虎藏龍》得到數億美元的收入是毫無疑問的。
同樣，《英雄》在2004年的7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之後，在美國兩個周末的票房達到了1800萬美元，最後在全球達到了1.7621億美元的票房奇跡，而《英雄》在國內的票房收入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權被「索尼經典」購買了以後，其票房突破了7200萬美元。來自影片發行方中影發行放映分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7月29日開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劍》，全國首個周末三天票房總計2600萬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和《頭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時頭3天在東南亞已取得過4000萬的票房成績，發行負責人翁立表示，「從《七劍》的首周表現來看，總票房達到七八千萬難度不大。」因此《七劍》的中國電影排行榜估計也將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排行榜以電影的票房收入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
4.3娛樂性的武術動作片將異軍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譽為2005年的中國「首部現代功夫喜劇」。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勵志等多種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繼韓國影視明星張娜拉的電視劇《明朗少女成功記》創下收視高峰，並捧紅了張娜拉的亞洲小天後地位之後的又一巨作。圈內人把其稱作是中國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記》。雖然由於檔期的原因，張娜拉最終未能出演此劇，但《我的功夫女友》將中國功夫與喜劇的結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許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該片，希望引進現代功夫喜劇《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進內地的首部電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動作、喜劇溫情於一體的武術動作電影。該片由成龍監制，「成家班」參加了全部的拍攝工作。總投資為4000萬元的《精武家庭》有驚險的跳樓場面和高難度的武打動作。
而香港另一武術動作片的明星洪金寶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劇功夫電影《龍威父子》。《龍威父子》取景於雲南和廣西一帶，秀美的自然風光和壯觀的瀑布河流更襯托出了中國武術動作影片的傳奇色彩。
在2005年的賀歲片市場里，以周星馳為主演的，作為新年賀歲片的中國功夫電影《功夫》展現了「電腦功夫」和武術真功夫的結合。此外，影片使這賀歲功夫片不同於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資1.5個億港幣，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萊塢影片的經典段落，十分搶眼。
沉寂了3年以後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俠巨片《七劍》。該片目前拍攝完畢，已經於2005年7月29日與觀眾見面。
Ⅳ 急求！中國現代電影藝術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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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馮小剛電影的審美趣味談起
【摘 要 題】影視瞭望
【正 文】 馮小剛的電影近年來一直是中國電影業界和世俗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大牌的明星陣容、成功的商業化炒作、詼諧幽默的城市娛樂風格已經是馮氏電影獲得成功的幾大重要元素。毫無疑問，馮小剛的電影是中國國產電影市場上最有票房號召力的品牌：1997年他的內地首部賀歲片《甲方乙方》的票房成績使低迷的國產片市場看見了曙光，該片北京地區票房達到1180萬元，全國票房達到2400萬元；之後《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到《大腕》、《手機》再到2004年的《天下無賊》，馮小剛的商業電影獨樹一幟，票房一路走好，且節節攀升，創造了中國電影的世俗神話。作為國產票房的一種有力支撐，馮氏電影得到了來自觀眾、業界、輿論界太多的關注和青睞，這種意義已經超出了電影本身的藝術魅力和價值含量。在人們對電影藝術的飢渴需求中，馮小剛貼著「賀歲」標簽的商業電影，成為大眾娛樂生活中的「狂歡」對象。
一、馮小剛電影的精神品貌
娛樂的餃子皮，商業的餃子餡，以幽默調侃的方式抒寫著都市人的都市風情，這是馮小剛賀歲片的馮氏秘方。就商業運作來說，馮小剛幾乎成為中國電影界的一面大旗，在並不景氣的中國電影界，很長一段時間里能夠為可憐的票房帶來生機和活力的恐怕就只有他的電影。從這個意義上，馮小剛在中國電影史上是佔有顯著位置的。所以在人們的眼裡，馮小剛成了一個「無法復制的楷模」，而這種成功在於他的性格，在於他的生活閱歷、在於他的人生練達——「周旋於是非的智慧，平衡於上下的韜略，提防明槍暗箭的辛苦，承受淺薄誤解的委屈。」（註：馮小剛著《我把青春獻給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在電影創作並不疏朗的生態環境里，他打的是擦邊球；在左突右奔的生存競爭中，馮氏電影的招牌已經掛起來了，而且回頭客越來越多。
我們來仔細看看馮氏電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獨樹一幟的娛樂風格。1997年馮小剛導演的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帶給觀眾的感覺是一種久旱逢甘霖，是一種不期而至的審美愉悅，人們懷著詫異的驚喜和寬容的心態面對著新鮮而又輕松的「賀歲片」。從此以後，每年的新年檔期，人們對馮小剛的「賀歲片」有了一份期待。到目前為止，馮小剛共拍攝了八部以「賀歲」為主題的商業電影，這些影片反映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和現實聯系很緊密的，關注的多是普通人的情感和各階層人遇到的新鮮問題，而幽默詼諧的語言風格、調侃灑脫的人生態度更是迎合了觀眾的審美需求。《甲方乙方》用幾個看似荒誕的超現實故事完成了人們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夢想，老百姓的「住房夢」、「大款夢」、「明星夢」通過甲方、乙方的契約合同輕而易舉的實現，娛樂地化解了人們心中的渴望；《不見不散》中跨越祖國和大洋，劉元對李清的浪漫愛情，半宿命的「不見不散」讓有情人終能好人好夢；《沒完沒了》奇特的故事架構，更是演繹了一場驚險的感情游戲……這其中的輕松娛樂的風格讓馮小剛的電影在人們心中的位置一路飆升。
娛樂本身是沒有錯的，對於中國的影視藝術來說，能夠學會真正的娛樂是件好事，「一個拒絕娛樂性享受，勤奮於它的嚴肅藝術文化的人，將使生活不和諧。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娛樂的享受對藝術的享受是有害的，只是不同種類的享受罷了。」（註：[英]H.A.梅內爾著《審美價值的本性》，劉敏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版第39頁，27頁。） 馮小剛選擇娛樂的方式作為自己影片的精神氣質，既符合自己的創作風格，也符合觀眾的觀賞心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馮小剛的片子，的確有它存在的獨特意義。然而關鍵是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一種娛樂，作為電影藝術來說，我們是不能僅僅止於樂卻不知為何而樂的，僅僅停留在感官的快意中，對於精神世界的滿足是無益的。「好的藝術以娛樂藝術所沒有的方式和程度來擴充意識，而大多數時間中的大多數人，和有些時間的所有人，都願意使他們的經驗、理解、判斷、和決定的習慣得到證實和滿足，而不願擴大和變化，這說明了為什麼好的藝術不能總是流行的」。（註：[英]H.A.梅內爾著《審美價值的本性》，劉敏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版第39頁，27頁。）這也是馮小剛電影能夠得到眾多青睞的原因，正因為他的影片迎合了觀眾的心理，完成了人們對自己「經驗、理解、判斷和決定的習慣」的印證和確認，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心理認同，所以人們在他的影片里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釋放了現實生活中的苦惱與壓力，這是它的積極意義。然而如果從更高的一個層面上講，卻並沒有達到「擴充人們的意識」的目的，並沒有實現對人們精神向度的指引。在《手機》中人們看到的是周旋於三個女人之間的嚴守一的倉皇和狼狽，卻看不到對倫理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清晰的理解和詮釋；在《天下無賊》中，人們看到的是導演為我們設計的飛天大盜劉德華和犯罪團伙頭目葛優的精彩表演，卻沒有富於價值意義的人生提醒。盡管馮導的用意是要給大家一些思考，不再是笑一笑了事，但是影片所傳達的精神追求的確有些跑偏的跡象，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精神的缺場、審美的迷失。特別是當某些人要把馮小剛的電影當作中國電影的主流電影，並且希望這樣的主流電影再多一些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仔細思考一下其電影的精神內核了，作為觀眾喜愛的導演，他是否能夠引領人們的審美趣味？他的電影是否能擔當起主流電影的這種責任？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松面對的問題。
馮小剛自己曾經這樣說，「我覺得我骨子裡有一種幽默感，不論自己創作還是看別人的作品，包括看正劇，我都能從中看出能演化成喜劇的東西。」（註：余馨、馮小剛，《與馮小剛談不見不散》，載於《當代電影》1999年第1期46頁。） 馮小剛骨子裡的幽默感的確融化到他電影的每個細節之中，給他的作品帶來了喜劇幽默的色彩，比較沉重的主題往往通過幽默和反諷的手法被化解掉了，影片中所呈現的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情懷。然而幽默和油滑也許只是一步之隔，把握不好就會是不同的結果，過多的迴避和調侃變成了對現實的一種遮蔽和逃逸。況且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化解掉的，也並不是都需要化解掉的，我們並不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都可以處理成喜劇的，生活中是不能沒有悲傷和苦難的，而一切最真切的表情才是最有分量的。我們需要學會面對，我們需要把一些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我們需要從沉靜的思考中體會生命的厚重感。亞里士多德認為，在悲劇中悲傷的觀眾可由他所感到的恐懼與哀憐來「凈化」。如果不給以宣洩的話，河流就會泛濫和沖毀堤壩。如果人要生活得合情合理，那就有必要使他充分意識到人們或多或少感覺到的情感，藝術是實現這個命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藝術不能高揚和享有智慧的尊重的地方，這種文化是病態的。」（註：F.R.李維斯和Q.D.李維斯：《小說家狄更斯》，倫敦，1970年，第236頁，轉引自《審美價值的本性》[英]H.A.梅內爾著第44—45頁。） 我們的電影里不能只傳達出一種聲音，我們的精神需求也不僅此一種，如果說這樣一種形態是中國電影今天給我們的一道主菜，那不能不說這是我們電影藝術的一種遺憾。
二、迷失：思想的匱乏，審美的困惑
讓我們環顧一下整個中國電影所呈現的氣氛和風尚：一個嚴峻的現實是，目前很多導演或者是娛樂搞笑，把搞笑的明星當成了喜劇的主將；或者極度追求形式化的渲染和鋪陳，奢華的明星陣容、宏闊的場面設計、看似大手筆的製作，實則是形式糟蹋形式的形式主義「狂歡」，觀賞之後，留在人們腦海里的只剩下色彩的絢麗、場景的宏大，對於人的思想和心靈都沒有任何的觸動和震撼，更沒有什麼審美可言。我們現在的電影越發變得輕飄飄了，成功的商業炒作，可觀的票房收入，然而，每每影片結束，當劇院燈光亮起的剎那，留在心裡的不是一份滿足的喜悅和思索，不是良久的審美回味，在看了、笑了之後，心裡是一種「不過如此」的悵然失落，彷彿又把電影還給了創作者。只知道笑卻不知道為什麼笑，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人說，還是用這種方法先把觀眾拉回電影院再說，倒真的要看看在這種情景下拉回來的是什麼樣的觀眾，接下來是繼續迎合呢還是改變打法呢？來看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國內票房平平的金雞獎最佳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以它溫暖的人性關懷，深刻的思想內涵，打動了海那邊的日本觀眾的心，而且創造了票房佳績——3.6億日元（合2000多萬人民幣）的票房，和國內無人問津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演霍建起告訴我們，其發行成功是因為日本方面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備，包括市場宣傳、出版小說、請主創人員去參加首映式等等，採取了滲透式的方法在藝術院線上映，從而逐漸擴大了影響。日本能夠對這樣一部看似沒有商業價值的影片進行如此全面的商業包裝，而國內卻沒有對這樣的影片在發行上採取任何攻略。這就不是我們有沒有好影片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待影片的態度問題，是我們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樣的電影並不是觀眾不需要，但的確在今天的電影氛圍下，當我們豁達地把思考和陶冶的機會讓給別人的時候，這種電影的欣賞環境被破壞了，觀眾的審美趣味沒有得到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引導。在打打殺殺中、在娛樂搞笑中，觀眾的審美習慣已經被扭曲了，正如有些專家說的，是「審美出現滑坡了」。看來如果我們不把重心放在電影主流價值的探討，不放在觀眾的引導上，我們的電影的不景氣是不可能靠幾個「大片」就可以扭轉乾坤的。當然我們決不是以此來否定「大片」謀略，其商業化的運作方式對所有電影都是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意義的，關鍵是「大片」究竟應該「大氣」在哪些方面，這才是探討的重點。
對於一部電影而言，如果其主題思想和審美情趣淺薄曖昧、低俗頹廢、少有積極向上的價值引導和精神訴求，無論它採取了怎樣精緻的形式和技藝包裝自己，它的作品本質仍然不會有好的品格。而好的形式的運用又的確可以讓意義上升到新的美學高度，如果僅僅是形式的完美，而沒有內容上的精神追求，形式所託舉的將是一個空盪盪的靈魂，那美的層次又從何談起呢？對中國電影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缺乏市場運作的成功謀略、投資方的慷慨解囊、高科技大製作，也並不是我們的電影人沒有足夠的想像和藝術創造，而是對電影的真誠和執著，這實際上是對生活的真誠和執著的缺失。那種曾經滋養了中國電影發生發展的超拔向上的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在今天的電影里被遮蔽了，我們說中國電影在某種意義上是有些營養不良了。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要娛樂，我們需要笑聲，但笑得要有品位，要有文化內涵，而不是什麼樣的笑都可以，什麼樣的娛樂都推舉為大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我們生活的主流文化價值是這樣一種娛樂的精神，那我們和波茲曼的預言是不是就不遠了？「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註：[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頁。）盡管聽起來有些危言聳聽，但是其中的道理，真的是要思考和琢磨一番，我們的電影到底需要的是一種怎樣的精神？
三、回歸：人類心靈的守護
電影藝術的最高使命是審美地把握世界，要承載的是對人類情感的護衛、對生命意義的關照、對人類終極關懷的表達。在談到電影《鄉愁》的拍攝時，塔可夫斯基是這樣說起他的構想和開始的：「我對情節的發展、事件的串聯並沒有興趣——我覺得我的電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節。我一直都對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感興趣；對我而言，深入探索透露主角生活態度的心理現象，探索其心靈世界所積淀的文化文學傳統，遠比設計情節來的自然……我的興趣在於人，因其內心自有一個天地；要准確表現這一想法，表現人類生命的意義。」（註：[蘇]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時光》，陳麗貴、李泳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29頁。）對人類共同的生存本質、生命意義和精神世界的表現和關照才是作家的真正使命。在電影中，創作者不僅要抒發對人生的感懷和社會的理想，更要表達對人類精神的追求與嚮往，對生命意義的探尋與追問。
有專家呼籲，現在人們心態浮躁、缺乏理想、「審美缺失了」。的確在「娛樂至上」、「娛樂至死」風潮的沖擊下，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相應地受到了熏染，而中國的電影更是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那些只停留在追求感性的生動外觀、停留在追逐娛樂與消費的層面，不具備深邃的理性內涵的作品，是不可能擔負起審美使命的。作為大眾文化代表的電影藝術，它的確承載著娛樂大眾的功能，但這決不是它的全部功能和最重要的功能，任何藝術如果只停留在感官上給人帶來刺激和快感，它就不是真的藝術。每個時代都有標領著那個時代的藝術創作潮流，或者引領中華民族審美潮流的一種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得到了發展，甚至於達到了高峰，必然基於這樣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它必須吸納那個時代中華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成果，最高的審美成果就是哲學史層面的審美思維是否科學化。我們用這個標准來衡量一下今天的電影藝術，就可以確切地知道，它的差距到底在哪裡，如何科學地吸納我們這個時代中華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成果，將是電影走向何方的一個關鍵問題。
電影是20世紀人類訴說自己的最重要的語言方式，進入新的世紀，這種訴說方式應該是既有傳統精神的繼承又有時代脈搏的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電影首先應該是我們的電影，是應該貼著中國人精神標簽的電影。記得辜鴻銘在他的那本《中國人的精神》里是這樣說起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人的精神的：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流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那種意義上的情感。這種精神的傳達在我們的電影里是曾經有的，而且我們也非常珍視，這才是我們電影里所應該傳達的主流價值，它是和我們的民族精神相契合的。
今天，我們的電影在追求票房收入，這是對的，但它不應該是最終的目的。在我們想著用怎樣的方式把觀眾拉回電影院時，我們更應該想到如何讓他們更長久地留在座椅上，那就必須把應該還給他們的還給他們——對於人類心靈的護衛和精神的慰藉，這才是觀眾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鳴的，最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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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影視整合及審美價值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Ⅳ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賞析論文3000字
十月一日零點，恰好結束了今晚的觀影之旅，但影片之後的那份悸動，卻久久難以散去。原本十一檔期，所出的電影應當直接敘述那種大事，導致原本也並未抱有太大希望。但從《前夜》出來的那一刻，突然發現這個電影不一樣，所有的背景確實是建國以來的一些大事，但你會發現呈現的並不是那些我們已經知曉的科學家，將軍，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如同你我一般的普通人，用自己所能做到的為這個屬於你我的祖國奉獻自己的力所能及。我記得「天下英雄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也不會忘記「塵世如潮人如水，只嘆江湖幾人回」，
給你《前夜》的守候，是驚心動魄，盪氣回腸。看到阻斷器最終焊接成功，回憶著時間一分分逝去間，你我那忐忑的心情。「我是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我知道你們需要的材料，這是我們實驗室唯一的一塊模板」，「小同志，你看看我這個煙桿能用嗎」，「這是開國大典，這是新中國成立最重要的事情，決不能有意外」。我第一次知道開國大典進行的有多麼的不容易，我們只看到了「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卻不知前方的「北風吹雁雪紛紛」。
看你《相遇》的期盼，非我不願，也許是命運的捉弄，今生註定無法許你幸福。我願「盡傾江湖海，贈飲天下人」，卻獨獨欠你一份約定。當時年少，我曾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細心保存，免我驚，免我苦，免我四下流離，免我無枝可依。初次見面，我看你埋頭看書，一堆我看不懂的數字，化學符號，至此，我知你註定不平凡。為了讓我退燒，你跑去郊區幾十里外買過季西瓜，回來是腰都壓彎啦，我知道這輩子就是你啦。我喜歡你靜默的樣子，彷彿你在又像是不在。你從遠處聆聽我，而我的聲音無法把你觸摸。我在最美的時刻遇見你，卻在最應該相守的時刻選擇了分離。
你我《奪冠》的相遇，若干年後，再次被見證。前段時間一直流傳著這么一句「浮世萬千，吾愛有三，日為卿，月為暮，卿為朝朝暮暮」。由於電影中出現了這么一個鏡頭，在國旗降下的那一刻，冬冬猶豫了，原本要去見小美得他停下了，那一刻，我聽到旁邊的玩笑聲，這么小就要做這么艱難的抉擇。小孩間的怦然心動，在浪漫與童真中呈現，你留下的那隻球拍，也許正是改變我命運的鑰匙。我曾無數次回想，若我遇見你，在多年以後，我該何以致候，唯沉默和眼淚。
故事依舊在繼續，為你《護航》，許你一生一世。盼你《回歸》，思我萬千情愫。看過《白晝流星》，道一聲《北京你好》。深夜的青島有著海風的輕撫，水面波光粼粼， 正如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那份欲說還休的嬌羞，對於那時的我們，只是並肩策馬，走幾十里路，當耳環叮當作響，你微微一笑，低頭一笑，竟在橋那頭。無數個守窗獨坐的夜晚，淡淡月光微撒，心頭婉轉，當年也是這個月光，層照過她的歸途。
Ⅵ 電影藝術賞析論文範文精選(2)
電影藝術賞析論文範文精選篇2
淺談《紅高粱》中色彩藝術的運用與賞析
[摘 要] 當前，影視作品已經成為人們視覺審美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種視覺藝術，圖像是其造型語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語言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之一。影視作品的畫面質量直接影響著觀眾的視覺享受，而人的視覺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為強烈。電影《紅高粱》是最能反映張藝謀早期風格的一部經典作品。電影中一個個油畫似的場景，勾勒出了一個以紅色為基調的“紅高粱”世界，歌頌黃土高坡上的中華兒女抗日生活的電影，用來祭奠那些激盪在無邊無際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靈魂。
[關鍵詞] 《紅高粱》;色彩藝術;人性;魅力
高粱，象徵著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們在風中勁舞，自生自滅，是世間生命萬物的象徵。《紅高粱》對紅色渲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紅高粱，紅褂，紅褲，紅轎子，在烈日的灼燒下通紅的漢子背，以及影片最後染滿整個銀幕的鮮血，既象徵了面對惡勢力的踐踏，以最本質的方式進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個電影充滿了詩情畫意。《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歌頌了中華兒女激揚亢奮的民族精神，敘事和抒情結合得恰到好處、寫實與寫意聯系得相得益彰，把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該部電影充滿了神奇的色彩，它頌揚了人性的本質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對大自然色彩的運用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一、電影《紅高粱》的色彩藝術效果
《紅高粱》中所營造出的以紅色為基調的畫面以及恢宏的氛圍，部分來自於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則來自於客觀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結合，“情與景會，意與象通”。這正是影片創作的基礎，同時也是觀眾喜歡的魅力所在。在這部電影意境的營造方面，色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色彩在電影創作中有助於情感的表達，它主要依賴於人們的聯想來獲得，即人們通過色彩而獲得的感受。
人物的內心深層次的刻畫能夠烘托其復雜的心理活動及其性格特點。而要想在限定的較短時間里，有限的場景中來形象、細致刻畫一個人的內心活動，那就需要能夠讓觀眾看到一個恰到好處的視覺載體，而美術色彩藝術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當這一載體。張藝謀導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藝術運用到《紅高粱》這部影片中，形象刻畫了影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他通過美術色彩的多樣變換，為觀眾准確、清晰展現了片中角色的內心活動及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
該部電影中紅色基調的大量運用，不僅對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擊，也傳達出了影片所承載的象徵意義。人物通過色彩摻入了復雜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紅高粱》這部電影通過運用大量的色彩來營造一種紅色中國的意境，進而捕捉觀眾的眼球，以達到產生共鳴的效果。影片中鋪天蓋地的紅色，極具象徵意義。每處場景的色彩、色調無不把片中人物的特點刻畫得淋漓盡致。從最初象徵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紅高粱、紅襖、紅鞋、紅蓋頭，到最後布滿銀幕的血紅色，這些色調極具感染力，經導演的精心設計與故事情節結合得天衣無縫，為全片定下了恢弘壯烈的基調。
二、電影《紅高粱》的色彩賞析
畫面與音樂，作為構成電影的兩大元素，在電影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色彩是電影語言的一部分，恰當使用色彩，可以表達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於電影情緒的准確表達，渲染影片的風格氣氛。同時，音樂在電影中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強的情緒性。音樂是電影中聲音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影響著影片的氣質，深化其主體，強化觀眾的心理活動。一部成功的電影，出色的電影音樂是必不可少的。
奪得多項大獎的電影《紅高粱》，算不上張藝謀最經典的作品，卻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終，都致力於表現出感性生命的躁動。《紅高粱》不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電影《紅高粱》改編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說，講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夥純朴的農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們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經過演員的成功演繹，頌揚了生命的奔放，敢愛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令人難以預料。節奏鬆弛有度，畫面、色彩、光線及其視覺形象熱烈、活潑。該影片突破了傳統的抗日戰爭題材，在《紅高粱》中，自由奔放、氣勢恢宏的生命躍上了銀幕。與同時代的影視作品相比，戰爭畫面明顯減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結束時，戰斗場面十分寫意，雖然不如傳統國產戰爭影片中的場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畫面卻更多了幾分震撼。日食、紅霞映襯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謠響徹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紅高粱地……
《紅高粱》在觀眾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戰爭烙印。影片成功在於純美，頌揚了愛就真愛、恨就真恨、敢愛敢恨、大生大死、氣勢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張藝謀導演對鮮艷的紅顏色是情有獨鍾，紅色自然成了電影《紅高粱》的主色調。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紅色被視為喜慶和美滿的象徵，後來紅色逐漸被人們賦予了積極、向上、正義、革命的內涵。而且，在美術繪畫領域，紅色也是彰顯個性與烘托氛圍的一種常用手段。
影片《紅高粱》一開始，映入人們眼簾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紅色，影片女主角“九兒”那象徵喜慶的大紅的嫁妝：紅蓋頭，紅褂，紅褲，紅鞋;還有那大紅的花轎;還有那火紅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讓觀眾心情為之盪漾的野合。這些火紅的畫面一開始就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給人們內心帶來了一次紅色的洗禮。雖然整部影片的色調多是紅色的，但並沒有讓觀眾感覺這是打破常規的矯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紅色的。另外，影片還把那種放盪不羈、肆無忌憚、自由激情和那歡樂愉悅氛圍與紅色的主色調巧妙地結合起來，在紅色基調的襯托下，“爺爺”和“奶奶”的凄美愛情故事姍姍而來。
整部電影由“爺爺”與“奶奶”的相遇、相知、相愛、互助的情感構成。他們通過與世俗觀念的抗爭，最終走到了一起，最後浴血奮戰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結尾，女主人公“九兒”和其他漢子們全都死了，“爺爺”和“爹爹”靜靜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相互凝視著對方，在血紅色的太陽光下相互凝望著，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現時，天空突然暗淡了下來，緊接著出現的還是一種血紅色。張藝謀導演巧妙把美術色彩在這部影片中用到了極致，畫面唯美，故事感人，無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對中華兒女的高度歌頌與贊美。影片歌頌了這片荒涼的土地，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愛情故事，並深深頌揚了這塊土地上的那種無拘無束的野性，更表達了對中華兒女不畏強暴、浴血奮戰到底的優良品質。全片表達的就是對原始生命勃勃生機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電影中，作者還是保留了大量的個人的風格及其自己主觀的認知.影片較多固定於同一個鏡頭，來刻畫人物的變化過程，吸引觀眾把心沉下來認真觀看。影片多通過近景來刻畫“奶奶”，當“爹爹”在釀酒缸里蹦來蹦去，不停地喊著“娘”時，“奶奶”臉上露出了會心的笑容。然後，“奶奶”注意到了遠處的一個身影，側影映在他身上，襯托出羅漢瘦小的身軀。太陽金色的光環繞在他周圍，暗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奶奶”焦急地追趕過去，“爺爺”一臉不解，逆光從其身後射來，凸顯他更加憂郁，好想看到了什麼似的，彷彿危機正在來襲，就像光似的壓在他身上，繼而鬼子的掠奪呼之而出。
電影《紅高粱》巧妙地將故事情節串連在一起，一個個油墨潑成的畫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殘陽染成了血紅色，那是被鮮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徵著凄涼的殘陽，是“爺爺”“爹爹”失去愛妻、母親後心口的傷疤，是作者對高粱地上中華兒女的歌頌。一塊高粱地被踐踏了，但是還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瘋長著，它象徵著中華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爺爺”身上那股野性。“爺爺”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獸的瘋狂，是中華男子漢所共有的特殊品質，更是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奮力反抗的基礎。影片呼籲人們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機的人生。
三、電影《紅高粱》的畫面鑒賞
色彩具有象徵性。人們在各種色彩摻雜的世界裡生活著，培養了很多視覺經驗。這些經驗與外來刺激相呼應，而情感則在其中慢慢升華，深刻地表達著人們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們的思緒。
出身於攝影師的張藝謀，電影畫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電影《紅高粱》中的畫面中紅色為影片的主色調。在中國，紅色既代表著喜慶、美滿，也代表著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畫面就是那片火紅的高粱地，鬱郁蔥蔥的高粱高過人頭，密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秋風襲來，掀起層層波浪，一陣陣清脆的搖擺聲;還有就是那血色殘陽的畫面，“九兒”出嫁，當花轎來到十里坡時，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後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個世界都染成了血紅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盤纏，娘，娘，上西南……”影片結束時，嘹亮的歌謠響徹天地人間，無邊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兒”躺在血泊中，安詳地死去了。暗紅的鮮血把太陽染成了血紅色，血紅的太陽燃燒著，把整個世界都燒成了紅色……這就是影片的結尾
張藝謀對色彩特殊的審美價值運用恰到好處，為觀眾呈現了一個血紅的世界。電影《紅高粱》既有唯美的觀賞性，更有很強的思想性，它的成功與色彩特殊的審美價值的准確把握息息相關。
影片中紅色為主要基調，色彩對於人們的審美觀有著特殊的視覺效應，它可以勾起人們悠遠的遐想，成功喚起人們的視覺體驗。
影片中還有很多唯美的畫面：“九兒”出嫁時的紅鞋、紅襖、紅褲及紅蓋頭，甚至花轎都是紅的;漢子們被烈日曬得發亮的古銅色皮膚以及他們肆無忌憚的光頭;日食時血色汪洋的紅，高粱地里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綠……
四、結 語
在《紅高粱》中，導演張藝謀把視覺享受與造型藝術結合得淋漓盡致，幾乎每一個鏡頭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畫。造型藝術也被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此之前，還從未有人能夠如此把畫面拍攝如潑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還極為濃厚。那血色殘陽的紅色，既愉悅了人們的視覺享受，又象徵了一種不屈的生命力，一種要愛真愛、要恨真恨、敢愛敢恨、敢作敢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態度。兩者成功結合在一起，使人戀戀不舍，回味無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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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國電影現狀和未來
藉助於開放改革的歷史潮流，中國電影從90年代中期以來生產力有所提高，市場穩步擴展，國產影片的產品競爭力逐漸增強，電影業似乎正面臨一個步出困境、再度振興的契機。同時，國產電影的數量和質量與電影市場要求仍然不相適應，電影市場現狀與電影市場潛力之間還存在明顯差距，進口影片與國產影片、市場「大片」與普通國產影片的市場份額、票房份額的嚴重失衡，大城市市場與中小城市和農村電影市場的巨大消費對比，特別是發行業、放映業與製片業利益沖突的激化，則說明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而關鍵的發展和調整時期，甚至可以說是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一歷史機遇 1979年，中國電影曾經創造293．1億的觀眾人次紀錄，這一數字意味著當時10億中國人人均年觀影次數近30次。但80年代後，中國電影的觀眾人次卻連年減少，盡管這期間仍然有一些國產影片的觀眾人次過億，但從總體上來說，除了產量還基本維持以外，電影的觀眾人次、放映場次、票房收入和發行收入以及銀幕數量都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這一下降趨勢直到1995年才開始出現明顯緩解。1993年至1994年的電影體制改革初見成效後，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的國際性話題重新將觀眾從對電視的關注中引向了電影，引進國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軟的電影市場，以及都市消費社會創造了越來越高的文化消費慾望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這一年成為了中國電影業期待已久的一個歷史性轉機，但電影事業從總體上來看，還是處在生長和發展時期。 1．發展中的電影生產 90年代以來，中國的電影平均年產量基本處於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產量的前5名之列。從90年到97年，中國電影總產量為1，079部，平均年產量約為135部。其中92年產量最多，從96年開始明顯減少，97年產量最低，比平均年產量低約35％，是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一個低產年。 電影減產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電影產量從總體上來說都呈逐年下降趨勢。但是，中國電影產量如此明顯地減少恰恰出現在電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時期，同時中國的電影市場對影片量的需求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因此97年的電影大幅度減產仍然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美國近年電影平均年產量約在350—400部左右、印度為450部左右、香港為150部左右、法國為100部左右、巴西為60部左右、英國為40部左右、台灣為20—30部左右、墨西哥為10部左右。從絕對數量來看，中國大陸電影90年代平均年產量135部，可以說是電影生產的大國之一，電影年產量約為世界投入商業發行的電影產量的1/30。 從投資規模來看，近年來中國電影的投資規模也有逐年擴大的趨勢，每年都有幾部投資超過1，000萬元的大製作影片，如《鴉片戰爭》已經創造了單片投資近億元的紀錄。 在世界范圍內，為了與電視競爭，為了提高電影的藝術和技術質量，也為了增加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電影的投資成本越來越高。1996年美國電影的平均成本為每部3，980萬美元，1997年為5，340萬美元，增長34％。1997年影片平均發行宣傳費用為2，220萬美元，每部電影實際成本高達7，560萬美元。(注1)近年中國電影生產的平均投資規模盡管不到美國電影的1％，但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1980年平均投資40萬，1992年為150萬，1997年則在300萬以上，年增長幅度為10％以上。預計1998年電影的投資規模還會有所擴大，平均成本約在350萬元人民幣左右(注2)。這一投資規模已經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萬—500萬的投資規模。電影投資的增加，為提高電影的創作、製作水平和藝術、技術質量提供了經濟前提。 2．復甦中的電影市場 盡管80年代世界電影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危機，但從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的票房收入卻有增有減，香港從95年的13．39億港幣的票房收入，到96年減少到12．22億，97年則減少為11．90億，遞減8．7％、2．5％，而美國電影國內外票房收入卻在逐年上升，國內收入從96年的50億美元到97年超過了60億，創造了歷史新紀錄。 從1995年開始，中國電影觀眾人次也開始緩慢回升，電影的票房收入則增長迅猛。1995年，全國票房增長幅度平均達到15％，上海則達到40％，北京更是達到80％，而且還保持了三年的持續增長（1995年9267萬；1996年1．1億；1997年1．2億）。 隨著電影市場的升溫，電影消費者的數量和消費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從1979年以後首次出現了觀眾人次上升的趨勢。據1997年6月《中國電影雜志社》、北京市電影公司等機構所進行的「北京電影市場消費調查」所統計，在觀看電影的觀眾中有46．42％的觀眾平均每月都看一次電影以上，這說明電影的消費市場正在擴展。(注3) 此外，中國電影也開始面向國際市場。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中國電影公司共向國外電影市場輸出國產影片126部次，銷售總額達3，816．5萬元，比1996年增長了300％(注4)。這表明，中國電影在尋求海外市場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 3．變革中的電影體制 90年代中國電影體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場壓力下曲折地展開的。電影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製片業的改革。首先，增擴了電影製作機構。電影製作機構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後來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龍江等都成立了電影製片廠。再後來，萬科、大洋等民營企業也開始電影製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國產影片是由民營企業投資生產的。這一改革，使電影的生產規模擴大，也為電影生產引進了競爭機制。其次，電影的出品權逐漸擴大。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擁有電影出品權，1995年廣電部電影局批准了其他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出品權，同時因為放鬆了生產指標的控制，許多民營企業也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獲得電影出品權。廣電部電影局1997年12月24日還發布了《關於試行「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的通知》，規定在中國大陸的國有省級以上和具備相應條件的地市級電影單位、電視台、電視劇製作單位，均可以國家倡導的、思想性藝術性較佳的電影文學劇本向廣電部電影局申請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這些措施，進一步放開了對製片行業的壟斷，使製片業向市場化方向跨進了有限的一步。 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的第二條戰線是發行體制的改革。1993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實施細則》，1994年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購統銷、壟斷經營的電影發行體制解體，各電影製片廠直接面對各個基層發行放映企業。電影的發行渠道更加靈活多樣。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製作、發行、放映業的積極性，製片人制、地區版權制、分帳發行制、招標放映、院線放映等各種製作、發行和放映方式都陸續出現，這對擴展電影的消費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 內容提要90年代中期，中國電影出現了一次歷史轉機：電影市場復甦，國產電影呈現出重新振興的跡象。但事實上現實困境仍然束縛著中國電影的發展：國產影片面臨著「信譽危機」，電影市場份額比例失調，製片、發行和放映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電影市場片源不足，市場潛力沒有充分發掘。中國電影亟待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轉化管理機制，提高影片質量，以創造民族電影工業的燦爛前景。 關鍵詞電影體制市場份額信譽危機後電影市場 作者簡介尹鴻，1961年生，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教授。唐科，1972年生，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博士生。 藉助於開放改革的歷史潮流，中國電影從90年代中期以來生產力有所提高，市場穩步擴展，國產影片的產品競爭力逐漸增強，電影業似乎正面臨一個步出困境、再度振興的契機。同時，國產電影的數量和質量與電影市場要求仍然不相適應，電影市場現狀與電影市場潛力之間還存在明顯差距，進口影片與國產影片、市場「大片」與普通國產影片的市場份額、票房份額的嚴重失衡，大城市市場與中小城市和農村電影市場的巨大消費對比，特別是發行業、放映業與製片業利益沖突的激化，則說明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而關鍵的發展和調整時期，甚至可以說是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一歷史機遇 1979年，中國電影曾經創造293．1億的觀眾人次紀錄，這一數字意味著當時10億中國人人均年觀影次數近30次。但80年代後，中國電影的觀眾人次卻連年減少，盡管這期間仍然有一些國產影片的觀眾人次過億，但從總體上來說，除了產量還基本維持以外，電影的觀眾人次、放映場次、票房收入和發行收入以及銀幕數量都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這一下降趨勢直到1995年才開始出現明顯緩解。1993年至1994年的電影體制改革初見成效後，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的國際性話題重新將觀眾從對電視的關注中引向了電影，引進國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軟的電影市場，以及都市消費社會創造了越來越高的文化消費慾望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這一年成為了中國電影業期待已久的一個歷史性轉機，但電影事業從總體上來看，還是處在生長和發展時期。 1．發展中的電影生產 90年代以來，中國的電影平均年產量基本處於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產量的前5名之列。從90年到97年，中國電影總產量為1，079部，平均年產量約為135部。其中92年產量最多，從96年開始明顯減少，97年產量最低，比平均年產量低約35％，是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一個低產年。 電影減產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電影產量從總體上來說都呈逐年下降趨勢。但是，中國電影產量如此明顯地減少恰恰出現在電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時期，同時中國的電影市場對影片量的需求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因此97年的電影大幅度減產仍然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美國近年電影平均年產量約在350—400部左右、印度為450部左右、香港為150部左右、法國為100部左右、巴西為60部左右、英國為40部左右、台灣為20—30部左右、墨西哥為10部左右。從絕對數量來看，中國大陸電影90年代平均年產量135部，可以說是電影生產的大國之一，電影年產量約為世界投入商業發行的電影產量的1/30。 從投資規模來看，近年來中國電影的投資規模也有逐年擴大的趨勢，每年都有幾部投資超過1，000萬元的大製作影片，如《鴉片戰爭》已經創造了單片投資近億元的紀錄。 在世界范圍內，為了與電視競爭，為了提高電影的藝術和技術質量，也為了增加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電影的投資成本越來越高。1996年美國電影的平均成本為每部3，980萬美元，1997年為5，340萬美元，增長34％。1997年影片平均發行宣傳費用為2，220萬美元，每部電影實際成本高達7，560萬美元。(注1)近年中國電影生產的平均投資規模盡管不到美國電影的1％，但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1980年平均投資40萬，1992年為150萬，1997年則在300萬以上，年增長幅度為10％以上。預計1998年電影的投資規模還會有所擴大，平均成本約在350萬元人民幣左右(注2)。這一投資規模已經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萬—500萬的投資規模。電影投資的增加，為提高電影的創作、製作水平和藝術、技術質量提供了經濟前提。 2．復甦中的電影市場 盡管80年代世界電影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危機，但從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的票房收入卻有增有減，香港從95年的13．39億港幣的票房收入，到96年減少到12．22億，97年則減少為11．90億，遞減8．7％、2．5％，而美國電影國內外票房收入卻在逐年上升，國內收入從96年的50億美元到97年超過了60億，創造了歷史新紀錄。 從1995年開始，中國電影觀眾人次也開始緩慢回升，電影的票房收入則增長迅猛。1995年，全國票房增長幅度平均達到15％，上海則達到40％，北京更是達到80％，而且還保持了三年的持續增長（1995年9267萬；1996年1．1億；1997年1．2億）。 隨著電影市場的升溫，電影消費者的數量和消費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從1979年以後首次出現了觀眾人次上升的趨勢。據1997年6月《中國電影雜志社》、北京市電影公司等機構所進行的「北京電影市場消費調查」所統計，在觀看電影的觀眾中有46．42％的觀眾平均每月都看一次電影以上，這說明電影的消費市場正在擴展。(注3) 此外，中國電影也開始面向國際市場。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中國電影公司共向國外電影市場輸出國產影片126部次，銷售總額達3，816．5萬元，比1996年增長了300％(注4)。這表明，中國電影在尋求海外市場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 3．變革中的電影體制 90年代中國電影體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場壓力下曲折地展開的。電影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製片業的改革。首先，增擴了電影製作機構。電影製作機構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後來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龍江等都成立了電影製片廠。再後來，萬科、大洋等民營企業也開始電影製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國產影片是由民營企業投資生產的。這一改革，使電影的生產規模擴大，也為電影生產引進了競爭機制。其次，電影的出品權逐漸擴大。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擁有電影出品權，1995年廣電部電影局批准了其他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出品權，同時因為放鬆了生產指標的控制，許多民營企業也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獲得電影出品權。廣電部電影局1997年12月24日還發布了《關於試行「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的通知》，規定在中國大陸的國有省級以上和具備相應條件的地市級電影單位、電視台、電視劇製作單位，均可以國家倡導的、思想性藝術性較佳的電影文學劇本向廣電部電影局申請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這些措施，進一步放開了對製片行業的壟斷，使製片業向市場化方向跨進了有限的一步。 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的第二條戰線是發行體制的改革。1993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實施細則》，1994年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購統銷、壟斷經營的電影發行體制解體，各電影製片廠直接面對各個基層發行放映企業。電影的發行渠道更加靈活多樣。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製作、發行、放映業的積極性，製片人制、地區版權制、分帳發行制、招標放映、院線放映等各種製作、發行和放映方式都陸續出現，這對擴展電影的消費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 4．生長中的國產電影市場競爭力 美國電影一直瘋狂地佔領和吞食著世界電影市場。除了香港、印度等少數例外，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美國電影都超過了本土電影的市場佔有率。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既包括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包括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一直都在採取各種措施支持和保護本土電影和民族電影的發展。如巴西政府就明確規定了每一年全國的電影放映單位放映國產影片的時間；中國也由原廣電部作出了國產電影必須保證佔有2／3的放映場次的明確規定。但另一方面，文化保護政策並不能真正保護國產電影的發展，提高國產電影本身的市場競爭力才是民族電影發展的根本出路。 近年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越來越重視本土電影的市場競爭力，一些本土電影在本土市場上已經可以與美國電影抗衡，使國產電影擴大了市場佔有率。如香港曾經連續多年本土電影的票房收入、觀眾人次等都超過了外來電影；日本1997年票房紀錄前10位的影片中也有3部本土電影，其中《幽靈公主》還以100億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注5)。波蘭1997年國產影片《兇手》的票房收入達到了1340萬茲羅提（約合380萬美元），超過了美國影片《空中大摜籃》860萬茲羅提（合240萬美元）的票房紀錄(注6)。而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面對進口外國「大片」的挑戰，電影製作和發行者充分利用了各種機遇，使國產影片的生產和發行也取得了突破，從1995年到1997年，進口影片包括分帳進口影片的排片、市場份額逐漸受到了平抑，各地都有國產影片突破進口大片的票房紀錄的現象。 電影生產的發展、電影市場的復甦，電影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國產電影市場競爭力的提高，可以說都意味著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面臨一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轉折時期。 二現實困境 中國電影面對機會，同時也面對困境、面對挑戰、面對危機。與處在轉型期的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息息相關，由於電影體制改革仍然還沒有到位，計劃經濟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的轉化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行業後遺症，從電影業的各級管理層到電影製作、發行、放映層都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觀念和操作方式的誤區，整個電影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和專業素質也還有待提高，整個社會的電影消費水平受經濟和文化條件的制約也還處在初級階段，這一切都是中國電影業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 1．影片數量短缺 按照經營經驗，電影院需要250—350部電影供應才能正常運轉，而按照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管理條例規定，國產影片必須佔2／3放映時間，這就意味著除了80—120部進口影片以外，至少需要160—230部國產影片提供給市場。而這些影片中應該有1／2的影片（80—115部）是市場效果較好，1/3（50—80部）的影片是高效益的，正如電影發行人員所意識到的那樣，「片源供給是否充足，國產片中是否有可以支撐市場的『拳頭』作品，是目前國產片市場經營能否保證良性循環的首要前提。也唯有有良好的片源保障，2／3時間放映國產影片才可能落到實處，顯示出實際的效果。」(注7) 近年來，每年中國電影市場的新片投放量（國產片和進口片）大約維持在150至200部之間。如北京95年投放市場新片共197部，其中大片9部，普通進口影片44部，國產新片144部，此外還有復映片72部。而1997年，全年投放市場的影片有大幅度下降，國產電影為120部左右，其中不少都是往年的積壓影片。進口電影30部左右，共150部。市場差額越來越大。一方面限制進口影片的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國產影片的產量又明顯不足，特別是已有的大多數國產影片根本無法佔有市場份額，這對97年的電影市場帶來了明顯的消極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口片不是擠占而是填補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真空。電影產量的不足，將導致電影市場的萎縮、觀眾流失，使其他音像媒介搶占電影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會使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多地被外來影片所代替。 導致電影生產量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是電影市場機制不健全，製片方的利益回報率太低、投資風險太高，影響了電影的生產規模。二是電影管理制度還不夠合理，規劃、審查的尺度與電影本身的特點不完全吻合，特別是制度性和操作性不夠帶來了某種生產的不可預見性，使電影創作和投資者的積極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三是過多的非市場因素使電影生產和電影市場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擾，也對電影生產產生了某些誤導作用。 2．製片、發行、放映業的矛盾激化 和整個中國的改革形勢相仿，中國電影的體制改革也已經進入到了攻關階段，進入到了要影響到原有的利益分配和權力格局的關鍵時期，因而，近年來，電影製片、發行、放映業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正如廣電部電影局一位主管人士所認為，「有人說中國電影企業是整個中國企業界改革最早的行列，但是，改革的進程緩慢，遠遠不能滿足中國電影發展的需要。」(注8)中國電影發展面臨「電影體制不順、機制待立、中介梗阻、節目短缺、資金困難、捐稅過重、不平等競爭」等問題(注9)。 而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之一，就是電影市場的無序和雜亂。中國的電影行業雖然一直以影片發行為紐帶貫穿全行業，但由於各級發行公司是按照行政區域設置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分別屬於各級政府管轄，形成了不同的隸屬關系和利益機制。企業和區域的自我保護阻礙了電影市場機制的建立。市、縣電影行業的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狀已經嚴重製約了電影事業的發展和電影經濟的增長。改革現行經營格局和經濟體制迫在眉睫。93年以來廣電部一直推動「放開發行」、打破區域壟斷，但收效並不明顯。原因在於只打破了單一企業的壟斷，並沒有打破區域經營的壟斷。市場依然條塊分割、塊塊壟斷、沒有競爭、分配不公。電影市場的無序不僅造成了發行和放映業的沖突，而且更是嚴重地影響到製片業的利益。在整個影片業中製片一方得到的利潤過少。70％影片的製作方虧損。據有關人士估計，國產影片投資總回報率還不到50％(注10)。 目前，美國製片與放映的票房分成比例為48∶52左右，其中發行費用佔去製片費用的10—12％，製片方得到的票房收入為35％。目前中國電影公司的大片引進即參照這一比例。而國產片通常的分帳比例是製片、發行、放映分別占票房的35％、17％、48％。但製片方卻要負擔相當部分的拷貝費和宣傳費，而發行方的發行成本和風險系數與其利益所得相比卻並不相稱。此外，加上各種市場統計數字的弄虛作假，更使得製片方的利益受到損害。 製片、發行、放映業矛盾的加劇，一方面傷害了電影生產的積極性，使電影的產量和質量都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也傷害了電影的市場效果，電影片源嚴重缺乏，國產片的發行放映都面臨重重阻力。其結果必然是惡性循環，生產、發行、放映三個環節不是形成一種發展的合力，而是相互制約、相互抵消。因此，加速整個電影業的市場經濟轉軌、重組利益集團、打破市場壟斷、規范電影市場、加強電影經濟的法規建設和執行力度是解決電影業內部困境的出路。 3．市場潛力沒有充分發掘 如果將中國的電影產量和電影票房收入與中國的人口相比的話，中國可以說完全是一個電影小國。盡管中國的電影產量約為世界電影產量的1／30，但中國人口卻佔世界人口的1/4。盡管95年以後，中國電影的市場狀況有所回升，但全國票房收入估計還不到40億，觀眾人次沒有明顯的增加。而1997年，除北京等極少數地區的票房保持上升或與96年持平以外，大部分地區的票房都下降了20％左右，而且，進口分帳美國影片的票房也在同時下降，這無疑是對中國電影市場敲響的警鍾。(注11) 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收入無論是與中國的人口數量相比，還是與美國等國家的電影票房收入相比，都還有很大的距離。1997年，《鴉片戰爭》全國票房收入為8，000萬，是國產影片中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之一，而美國97年票房收入排在第20名的影片其國內收入已經為2，400萬美元，接近2億人民幣，是《鴉片戰爭》的2倍以上。美國《泰坦尼克號》全美票房收入超過4億美元，合35億人民幣，更是《鴉片戰爭》的44倍。1997年，美國共發行395部影片，觀眾人次達14億，國內票房的總收入超過了60億美元(注12)，是中國全國電影票房的數十倍。這樣大的差距，說明中國電影市場還有著巨大的潛力，電影消費還有廣闊的市場。 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也很不平衡。以分帳進口影片的市場份額佔有率為例，僅僅上海就佔全國分帳影片市場份額的16％，北京和浙江各佔14％，三個城市竟然佔有份額的44％。全國幾十個省、上千個大中城市和廣大的小城市、農村才佔有全國市場的56％(注13)。這說明，在大城市電影的消費市場還處在培育階段，而在廣大的中小城市，電影文化的普及還遠遠不足，大眾的電影消費需求沒有被充分調動，而農村電影市場目前基本處在未開放的蕭條狀態。
未完，請參考http://lw23.com/paper_37085161/
Ⅷ （十萬火急!懸賞120分）論文：電影中的審美價值
色彩藝術在電影表現技巧中的審美價值
[摘要]本文從單色在電影視覺藝術中給人的直接感受，色彩在對比中賦予電影視覺藝術的強烈感染力以及在誇張的色彩設計中創造獨特的作品寓意，進而充分體現色彩在影視藝術中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色彩；視覺藝術；審美價值；和諧
[註：該文章轉自[中國論文服務網 www.lunwenw.com] 原文鏈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327397.html
電影《赤壁》的審美價值類別及民族精神
摘要 吳宇森的《赤壁》在延續其「暴力美學」基礎上，傳遞了豐富的審美價值類型，並在追求藝術效果的同時，顛覆了過去對歷史人物的善美評判。電影《赤壁》在藝術表現上的審美價值類型，主要體現在：場景的壯美與聲效的優美，男性的陽剛與女性的陰柔，敘事的沖淡與情感的纖濃，進而指出影片顛覆過去對歷史人物的善美評判，暗合了民族精神——團結。
關鍵詞 審美價值；類型，民族精神；《赤壁》
[註：該文章轉自[中國論文服務網 www.lunwenw.com] 原文鏈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251795.html
Ⅸ 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
電影作為八大藝術之一，於19世紀末從歐洲傳入日本後，成為一項極具代表性的大眾娛樂，並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篇1
淺析岩井俊二青春電影的美學特徵
一、長鏡頭與交叉剪輯下意境的營造
從長鏡頭渲染下的青春純愛電影《情書》、《四月物語》，到交叉剪輯鏡頭下表現成長歷程和蛻變的《關於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風格和題材上都做了最極端的挑戰，在其“青春片”所營造的意境中，愛情的唯美，生活的殘酷，青少年心靈的困惑和壓抑，都是對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實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採用長鏡頭和快速交叉剪輯相結合的方式。在《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身著白色襯衫的少年戴著耳機靜靜地佇立於青綠的麥田中，沉迷於莉莉周的音樂世界裡。在電影片尾處蓮見刺向星野的鏡頭與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馬的鏡頭敘事手法不謀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訪中也坦率地回應了這個問題，“我很喜歡楊德昌的電影，但每個人對電影的出發角度不同造就了對電影理解上了差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聲，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樣是青春成長題材的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採用的是一種壓抑陰冷的含蓄表達，而《關於莉莉周的一切》則強調形式上的動感，熱情、誇張、充滿爆發力”。
二、弱化情節強化情緒的主觀表達
岩井俊二在中國內地的走紅，直接聯系著“青春文學”，這也是其電影創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說創作基礎之上。當然，“岩井文學”中不可避免的導入了導演本身的價值觀，相對於故事情節，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緒表達和心理變化。一方面，他帶著懷舊的情緒追溯逝去的時代，影片中對童年世界的懷舊成為成年人對青春的缺失的一種幻想性解決途徑。《情書》中沒有強烈的沖突情節，在兩條線索下的敘事時空中，通過兩個素未謀面女孩的書信聯系在一起，渡邊博子在寄託哀思中無意探尋出一段塵封多年的愛戀，女藤井樹在書信的來往中才發覺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發芽，只是隨男主角的離開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沒有在敘事的策略上突出對死亡的恐懼，而是通過情緒的升華給予了觀眾更多的思考空間。另一方面，他通過社會的角度來表達對青年成長和意識形態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觀眾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節中感受到主人公內在情緒的微妙變化，從而引發內心的思考。這也是“岩井文學”所衍生出來的弱化情節而強化情緒的“青春敘事”方式的建構。但是，此類情節弱、情緒濃的主觀表達方式並不適用於任何題材的電影，對其後期電影主題的表達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後人性的共通之處
“意象，指對存在於記憶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覺上的體驗。而電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導演主觀的“意”和客觀的“象”的融合，它是藝術創造過程中的產物”。寫滿藤井樹名字的借書卡、刻在鳳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運用極簡的影像風格，將青春的熱烈與生命的脆弱透過自然意象和虛擬意象表現出來，對青春期群體的人文關懷貫穿始終。
“《四月物語》中的落滿櫻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紅色雨傘是岩井俊二對青春短暫和熱烈的意象隱喻”。《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詞貫穿於影片的始終，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詞。同樣，《燕尾蝶》中所營造的並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徵著青春里慾望的深淵。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觀存在里，這也是他對“青春”充滿無限可能的另類闡釋。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著兩個女孩成長歷程中的蛻變。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紋身是她存在的證明，她來過，以一個飽受生活磨難的姿態，帶走了一隻蝴蝶的脆弱和美麗;鳳蝶，歷經世間創傷卻依然滿懷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長大成人的專屬記號。她們渴望飛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繭而出一刻隕落，岩井俊二採用這種獨特的青春意象，表達了他對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淪或者毀滅因其陰暗而被電影避之不談，但這卻是真實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試圖將成長中的青年從喧嘩虛幻的社會現象中抽離出來，從而理解現實的殘酷和真實世界的難能可貴。
岩井俊二是一個主觀意識特別強的導演，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創作電影的理念是徹底極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強盜、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來展現大城市高速運轉中一群病態而畸形的社會底層人士生活的場景，但他並沒有將這種陰暗徹底的呈現，而是從他們蒼涼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處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動盪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著內心的純凈。
關於電影的論文範文篇2
淺析日本電影中的中國古典文學
1.研究背景
電影作為八大藝術之一，於19世紀末從歐洲傳入日本後，成為一項極具代表性的大眾娛樂，並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特別是於上個世紀50年代，日本電影迎來了其黃金期。以導演黑澤明的《羅生門》(1951年)為首，溝口健二的《西鶴一代女》(1952年)，衣笠貞之助的《地獄門》(1953年)等連續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縱觀日本電影的獲獎史，日本的時代劇，也就是極具日本風格的電影，獲得了國際電影界的歡迎。但是，很少為人所知的是，日本電影不僅從自己的“日本風”中取材，同樣也將外國文化作為素材，並加以改編。例如作為電影推廣初期的明治、大正時期，那時的觀眾所最為熟悉的外國文化，則是中國的古典文化。
2.不同時代中的以中國古典題材的日本電影
尚處於日本電影草創期的1911年，吉澤商店製作了《西遊記》。緊接著1912年，在西遊記廣受好評的情況下，再接再厲攝制了《三國志》。另外，還有很多例如《豹子頭林沖》(1919年、日活向島攝影所、小口忠導演)、《西廂記》(1920年、日活向島攝影所、田中容散導演)等一系列以中國古典作為題材的電影被持續不斷地搬上了日本大熒幕。
之後，世界格局發生了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電影主流也由無聲進入了有聲期。戰爭時期，日本電影又製作了一系列如《孫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導演)、《水滸傳》(1942年、岡田敬導演)、《鴉片戰爭》(1943年、牧野博導演)等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國策電影。
日本戰敗後的1950年代，日本電影進入了轉型期，邁入了黃金時代。《楊貴妃》(1955年、溝口健二導演)、《白夫人的妖戀》(1956年、豐田四郎導演)、長篇漫畫電影《西遊記》(1960年、藪下泰司、手?V治蟲、白川大作導演)等各種日本觀眾喜聞樂見的中國古典文學題材的電影，不但在日本上映，還進入了香港及東南亞等華語圈市場，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1970年代，電視取代電影，走進了日本的千家萬戶，成為了時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電視局製作的系列連續劇《西遊記1》和《西遊記2》，不但在日本受到廣大觀眾好評，甚至被中國中央電視台引進，走進了中國的千家萬戶。另外，於2007年製作的電影版《西遊記》(澤田鐮作導演)，以43.7億日元的票房，位居當年日本本土電影收入第四位。
3.從中國古典文學到日本電影
以《西遊記》為首，《三國志》、《白蛇傳》等以中國古典為原型的故事，經由日本導演、編劇以及演員的演繹，介紹給了日本的觀眾。但是，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有許多地方經過了改編，展現出了與原作頗為不同的風味。
將外國的古典作品翻拍成電影，將具有各種全新的可能性。並且，雖然原作是古典文學作品，但內容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故事隨著時代的發展，也一直產生著變化。例如《白蛇傳》，最初馮夢龍主編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後的結局，都與如今我們耳熟能詳地《白蛇傳》頗有不同。而日本電影選擇哪個版本的故事作為故事底稿，則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歷史故事也同樣，由於製作方所處國家和立場的不同，講述出的故事也會具有情節上的差異。上文中提到過的日本版《鴉片戰爭》這部電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類中國古典或歷史故事電影與原版的異同，可以從中發現其政治意圖及意識形態，因此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4.結論
因此，狹義上而言，本研究為日本電影研究，但廣義上而言，其實為媒體以及大眾文化研究。由於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對象可以說是歷來未被傳統研究所重視，因此，分析此類電影將可一窺日本電影的時代特徵、對外來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電影交流史。更是對日本電影史的一種補充，具有不可輕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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