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翼電影的影響

⑴ 左翼電影的歷史發展

中國左翼電影運動是從1932年開始，是由左翼文化運動延伸和發展，由進步文化工作者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簡稱為「左聯」，並延伸觸角到電影界，這些作家表達出對電影問題的關切。
夏衍等左翼知識分子開始直接參與電影的編劇工作，對電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另外它們也在當時的報刊刊載影評，藉由編劇和影評對當時電影界產生具體的動作，左翼電影到1933年達到高峰。
30年代電影由單純的影像媒介轉變為綜合的視聽媒介，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聲音，主題曲還是特別為了這部電影做的。
在倡導文藝大眾化的時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戲劇領域進行演出宣傳活動外，還將目光對准了剛剛起步的電影業，力圖以這種最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啟發民眾的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當時在上海的黨的文藝領導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資本家的物質力量發展左翼電影事業的主張。左翼劇聯的《最近行動綱領》指出：「除演劇外，本聯盟目前對於中國電影運動實有兼顧的必要。除產生電影劇本供給各製片公司並動員加盟參加各製片公司活動外，應同時設法籌款自製影片。」
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和資本家唯利是圖的特性，為左翼影劇工作者在電影界打開局面提供了機遇。在20世紀30年代，國際上法西斯勢力開始擴張，而國內，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愛國意識高漲，觀眾需要反映現實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對那些「處處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俠、鴛鴦蝴蝶電影產生了厭倦，迫切需要能夠反映人民現實生活和願望的影片。一些民營電影公司老闆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也想改變從前的電影風格，以便適應現實民眾的欣賞要求。民營電影公司老闆要經濟效益，左翼作家看重電影的政治影響，雖然他們的出發點並不一致，但都需要電影反映時代情緒，吸引觀眾的視線。特殊的時代氛圍，為他們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進入私營電影公司，創作、拍攝了一些反映時代情緒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鄭伯奇應邀擔任了明星公司的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人組成了編劇委員會，對影片拍攝內容全面負責。1933年3月，在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組成的黨的電影小組，有意識地將進步勢力滲透到一些電影公司，利用電影的影響力傳播進步思想。在這些進步電影工作者的影響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攝了二十多部具有進步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編劇的《狂流》、《春蠶》、《上海二十四小時》、《脂粉市場》、《前程》；陽翰笙編劇的《鐵板紅淚錄》；沈西苓編劇的《女性的吶喊》；洪深創作和改編的《壓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鄭伯奇合編的反映時代知識青年的《時代的兒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轉向也使得其他一些電影公司開始尋求與左翼文藝家合作，田漢為「聯華」公司寫了《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為「藝華」編寫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題的劇本，這些影片的拍攝放映，對人們了解現實中國，激發人們的抗日情緒起到了推動作用。
左翼電影的涌現，加深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程度，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進步傾向的電影公司受到威脅、滋擾。1933年11月出現了「藝華」被搗毀的事件；而**的「劇本審查委員會」和「電影檢查委員會」加緊對劇本創作、電影拍攝、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沒有放棄電影這塊陣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間，他們利用可能的機會，用曲折的隱晦的手法將進步意識反映到電影中，這期間，夏衍創作了《同仇》、《女兒經》（與人合作），鄭伯奇的《到西北去》、《華山艷史》，沈西苓編導的《鄉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後桃花》，蔡楚生的《漁光曲》、《新女性》，田漢的《黃金時代》、《凱歌》，陽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進步的思想主題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1934年，左翼電影工作者還建立了自己的陣地——電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漢領導電影創作。公司攝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編劇）、《風雲兒女》（田漢、夏衍編寫）等影片。其中，《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在抗戰時期起到極大的鼓動作用，後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也加強了對電影的關注，因為電影是一種強大的宣傳手段之一，他們有計劃地影響電影的創作，分成四個部分：
首先從編劇著手去影響和改造電影，文藝工作者以編劇的身份來加入電影的創作。
其次透過各種組織的努力，改造電影創作的工作團隊，加強左翼創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紹以蘇聯為主的外國電影的經驗。
第四，積極開展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工作，透過電影的評論來影響和指導電影的創作和欣賞。
左翼電影在嚴酷的政治壓力下也成為一種動力，迫使電影工作者動腦筋運用各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這部「大路」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但是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敵人」來代替，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無法正面的表達'抗日的情緒，因此電影工作者只好用這種隱喻方式來宣洩這樣的情緒。

⑵ 中國影史回眸 | 左翼電影運動的代表與推動者

左翼電影運動，1932至1937年間中國電影的短暫繁榮，藝術與思想飛躍的時期。它由時代變革催生，群眾民族意識與救國情緒高漲，促使電影界革新。眾多優秀電影人在這期間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以獨特視角推動中國電影發展。《狂流》、《漁光曲》、《神女》、《馬路天使》等作品展示了個性化的藝術表達。

夏衍作為現實主義的典型代表，是左翼電影運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本名沈乃熙，字端先，從五四運動起投身革命，赴日留學後回國參與革命活動，加入共產黨並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加入明星公司，創作多部電影，其中《狂流》深刻反映農村階級矛盾和斗爭，是左翼電影運動的開篇之作。《春蠶》、《上海二十四小時》等作品進一步展現現實主義風格，揭示階級壓迫與社會不公。

與夏衍不同，田漢側重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創作中反映反帝反封建的主題。《三個摩登女性》通過青年視角展現不同社會類型的女性形象，傳達時代進步精神。《母性之光》、《民族生存》等作品同樣強調現實主義的深沉與浪漫主義的激情。

蔡楚生在左翼電影運動的啟示下，反思創作思想，轉向革命現實主義道路。《都會的早晨》、《漁光曲》等影片以鮮明對比展現階級矛盾，揭示社會黑暗，成就了蔡楚生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

吳永剛的《神女》以豐富的民族情趣，委婉含蓄的表達方式，鋪展時代生活細節，展現時代波瀾。《小天使》、《壯志凌雲》等作品雖有進一步探索，但藝術深度與表現力難以超越《神女》。

沈西苓在學習蘇聯蒙太奇理論後，將之與中國電影融合，運用蒙太奇手法表達隱喻與象徵意義。《女性的吶喊》、《上海二十四小時》等作品通過視覺沖擊力展現階級矛盾。

袁牧之的探索推動了中國有聲電影的發展，他的《桃李劫》、《都市風光》、《馬路天使》等作品在聲畫結合上取得成熟，音樂與歌曲作為影片重要部分，具備多重表意功能。

綜上，30年代是中國電影黃金時代，涌現無數經典作品，開辟革命現實主義傳統。電影人在學習基礎上勇於創新，推動左翼電影運動與中國電影的成熟。

這一時期電影創作者在統一浪潮下進行個性化藝術表達，盡管作品稚嫩，但皆為時代變革下的誠意之作。在30年代電影局限下，中國電影藝術發展在矛盾沖突中不斷進步，影響深遠。

⑶ 左翼電影新在哪裡

一、注重社會意識的呈現，具有鮮明的理性分析色彩。

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以大量生動的社會事件、生活細節，真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處境；同時又以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電影增添昂揚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為改變階級命運和民族命運而奮斗。

二、注重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

左翼電影作為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變化，通過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運的幾個典型人物，他們的沉淪與奮進、忍耐與抗爭、善良與邪惡，勾勒出不同階級、或者同一階級在大時代中的表現和內部演變。

左翼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日本攻擊上海，這幾起事件的發生對上海當地的民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激發當地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因此群眾由原本愛好鴛鴦蝴蝶派之類的電影轉而要求拍攝愛國意識的電影。

「一二八事變」之後，對民眾心態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這一類「鴛鴦蝴蝶派」的電影賣座大受影響，而上海當時是中國電影主要的生產基地，因此觀眾對電影喜好的改變讓電影製作者也必須改變拍攝電影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