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史歷史分期的電影思想

❶ 到《大聖歸來》，孫悟空銀幕動畫形象如何成長

一、身體的發育：孫悟空視覺造型嬗變
毫不誇張地說，孫悟空可能是中國動畫電影的唯一名片。從中國第一部動畫長片《鐵扇公主》，到「中國學派」集大成之作《大鬧天宮》，再到近十億的票房神話《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孫悟空是不變的視覺中心，而世界電影正是經由「MonkeyKing」認知中國動畫。當然，作為古典神魔小說的虛構人物，孫悟空的視覺造型設計永遠是藝術創作的第一步。事實上，從《鐵扇公主》開始，孫悟空一直在動畫銀幕上尋找著自己的身體，從衣著配色到身材比例，從皮膚毛發到面部表情，即便是其鵝黃上衣、豹皮短裙、紅褲黑靴的經典造型程式，也經歷了相當復雜的探索過程。對此，學界近年來有了初步討論，但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遺憾：劉佳、於水將探索過程劃分為摸索期（1922—1949）、成熟期（1949—1989）與多元期（1989年至今），分期依據是歷史、文化、創作者、造型特徵等不同因素，對「形式」的沿革闡釋豐富，但未能對「形式的意識形態」進行深入挖掘；任占濤則以「民族化」為線索，考辨了孫悟空動畫造型的文化源流，指出當前動畫電影民族化的基本困境，但未能解讀其造型嬗變的時代文化癥候。這說明，研究者仍沒有找到探究孫悟空形象文化嬗變的基本方向，進一步說，是缺少一種「歷史化」的視野。
基於以上思考，我們將以全新維度來審視孫悟空的視覺造型嬗變，即身體的發育。從《鐵扇公主》到《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孫悟空的身體經歷了從幼兒（動物）到少年，再到成年，進而中年的發育過程，這集中體現在頭身比例上。
孫悟空在中國動畫電影中的視覺造型。
《鐵扇公主》里的孫悟空借鑒美國動畫風格，頭大身小，頭身比例為1：2左右，更像動物；《大鬧天宮》開始了孫悟空造型的民族化探索，身材更修長，線條更流暢，更人性化，突出其神采奕奕、勇猛矯健的少年動態；《金猴降妖》延續了這一程式，但頭身比例進一步縮小，身材也更趨魁梧，呈現為有骨感有稜角的成熟形象；到了《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孫悟空有了明顯的肌肉和發達的上肢，面容亦滄桑不少，終成中年酷大叔。更重要的是，這種視覺造型的身體的發育絕非偶然，而是創作者有意為之。例如，《金猴降妖》的導演特偉就在創作談中提到：
「『大鬧天宮』之後，孫悟空被如來佛壓在五行山下，到隨唐僧西天取經，已經過去了五百年。五百年之後的猴王，應該有所發展。我們認為，他在『三打白骨精』里，除了英勇頑強而外，表現得更加成熟了……我們只需根據他性格的成長，使造型有所發展。在《大鬧天宮》時，他還帶有一點稚氣，形體比例接近少年，頭部較大。而在《金猴降妖》中，他已長大成人，形體比例也接近成年，身材魁梧壯實，更有陽剛之氣。」《西遊記之大聖歸來》的導演田曉鵬更是直接將孫悟空指認為「大叔」：
「雖然他長生不老，卻被壓了五百年，因此他看上去不可能還像十幾歲的少年。我們把他所有的經歷都外化到了容貌上，那麼多褶子就是讓觀眾覺得：嗯，這個大叔有故事。」
如此自發地描繪孫悟空身體的發育，我們只能將其理解為創作者對於時間的自覺，即每一次對孫悟空藝術形象的再創造均是前作基礎上的推進，創作者自覺將不同文本中的孫悟空理解為同一個「身體」，這種進化論身體觀亦是典型的現代性范疇。在原著《西遊記》第三回中，孫悟空將自己的名字從生死簿中勾去，「九幽十類盡除名」，自此，他的生命便與時間無關了，他是無法感知青春或衰老的。因此，將「年齡」與「時間」銘刻於孫悟空的身體形態，本就是一種現代性改寫。更重要的是，這種時間是有方向感的，它不是上古時代的循環時間，也不是本雅明所說的「空洞的、同質的時間」，而是合目的的線性時間，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觀，是朝著更高、更快、更強方向狂飆突進的成長。所以，在身體發育的維度之上，還存在著一個精神成長的維度。這個精神的維度至關重要，因為孫悟空在精神氣質上的成熟深刻揭示了黑格爾的歷史觀：歷史是「精神」在時間里的發展和在現實中的實現，是人的意識的展開過程。
二、歷史的成長：從身體到民族主體
英國電影理論家帕特里克·富爾賴（Patrick Fuery）曾詳細討論「電影話語的形體存在」，從形體存在的角度說，人可以區分為三個層次：具體物化的肉身（flesh），人物形象所依附的整體身軀（body），以及個體抽象實質存在的主體（subject）。藉由電影的視覺語言，肉身、身體與主體得以實現一種遞進的發展關系。而那些被導演調度、被美術師設計、被攝影機規訓過的「身體」，之所以能夠生成「主體」，正因為其內蘊著某種顛覆性力量：「電影的承載物、驅動力和表現對象就是人物的身軀。但它不是簡單的身軀，而是那種有反抗、有需求、被社會化了的，而且抵制著所有與社會趨同的身軀，它雖然喪失了一定的權力，卻又充滿顛覆性的力量。這是一種有形存在的話語，由肉體、身軀和主體組成，同時反過來又可以通過這種有形的話語組成肉體、身軀和主體。電影同人物身軀的關系更像是一種徵兆的運作，而這種徵兆說明了被掩飾的意象和符號就是形體存在的標記。電影的話語就是人物身軀的話語。」

❷ 請問中國電影史的各個發展階段及介紹

「重寫中國電影史」的口號在電影史學界提出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然而激烈論辯後，仍是眾聲喧嘩，新的言說似乎仍在策論階段而無有架構；隨著社會上「電影熱」的普遍升溫，許多高校開設了電影史課程，然而得到公認的中國電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紀60年代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外幾乎沒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權威教材，其傳統史觀也面臨著新現象、新問題、新方法的多重檢視，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寫中國電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國當代電影史研究領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的《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文化藝術出版社）終於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史觀變遷，重新書寫成為必需

長期以來，以《中國電影發展史》為代表的傳統電影史的寫作，更偏重於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對中國電影進行評價。「對某些電影的主張、電影運動、電影作品的評價存在偏頗，對某些電影導演、電影現象和電影思潮的評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該說的還有遺漏。」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影視互動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訴記者。所以，長期以來，電影學界形成了內地有內地電影史，台灣有台灣電影史，香港有香港電影史的狀態。「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寫一部完整的中國電影史非常有必要。現在，已經具備了這個條件。」宋家玲等學者表示。同時，北京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周星提出，由於史觀的變遷，對史料的選擇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審視的問題。很多東西如果再不重新書寫，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給大家一個公正的文獻，讓大家來考察和評價，也是重寫電影史的意義，更有其現實的迫切性。

過去，對於電影我們過於偏重它的教育和宣傳的功能，而現在它變成了人們娛樂、休閑的文化方式。《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主編之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院長助理賈磊磊告訴記者，他們在編著《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時候，把電影看成是一個產業，所以，《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於行政區域劃分的視野，將內地、香港、台灣統而觀之，探討在相同的文化傳統中，由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產生的相同題材、相同類型的電影藝術作品所呈現的不同的表現內容和表現方式。「我們希望，對被忽略的歷史進行重現和描述。」賈磊磊說。

直面問題，當代影史脫俗出新

目前的電影學界，很多問題還存在爭論，而撰寫相關的當代電影史註定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國電影史應該分為哪幾個時期？還有，對中國電影類型的認識，目前只是約定俗成，從學術角度來看是否科學，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的難點就是，「對電影作品、電影導演的評價，對電影思潮、電影現象的評價，包括某一時期電影的觀念、思想、認識，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訴記者。比如，對「十七年電影」（即1949~1966年的中國電影）的評價，直到現在電影學界還是存在不同觀點。

《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國電影史六個歷史時期的劃分，即歷史的時代、國家的時代、政治的時代、藝術的時代、市場的時代和產業的時代。周星認為，新中國電影史六個歷史時期劃分觀點的提出，在電影學研究上是一個大膽的創新，或者可以解決從前電影分期過於簡單、形式化的問題。「以一個時代電影的總體特徵作為對新中國電影不同歷史時期的分類，力圖凸顯一個時代電影形態的主要特徵，是我們十多位學者20年來對中國電影的認知。」賈磊磊說。同時，在類型的劃分上，賈磊磊告訴記者，他們並非按照預先的邏輯強加給電影史，並非完全按照類型或者完全按照題材，而是按照中國電影的具體存在方式尋找各個章節的內在邏輯，將中國當代電影分為了時政、都市、農村、軍事、戲曲、驚險、武俠、古裝'歷史'傳奇、兒童等部分。「確實具有類型電影劃分的參考價值。」宋家玲評價。

教材建設，聯合協作大勢所趨

一直以來，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外，在電影學界得到公認的權威教材幾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為何呢？

「缺乏聯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訴記者，近些年雖然也有一些中國電影史教材出版，但幾乎都特別簡單，偏重於常識性的介紹，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電影創作的發展情況，多是相關教師為了應付各自高校的教學任務而編寫的，有的質量很成問題，暴露出中國電影史學研究還不是很系統、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學科，比如中文、戲劇等等，在其史學學科的構建上具有系統、科學、全局性的特點，現在已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的教材，權威機構牽頭，相關高校研究力量聯合協作，編寫出來的東西就容易被大家認可，而且經過不斷修訂，越來越成熟。但中國電影史教材這一塊，好像就沒有統一的規劃。」學者們表示，作為教材，特別是史學一類的教材，不能各說各的，誤導學生。

同時，由於電影學科形態的特殊性，非常強調對直觀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佔有。非常遺憾的是，「有些部門的史料並不是完全公開的」。周星說。顯然，如果僅僅是從紙面到紙面地研究電影，權威電影史教材是不可能產生的。

所以，「電影全史的個人寫作時代結束了，一個人要寫一本中國電影史的時代結束了。」賈磊磊告訴記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出資調集了該院影視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國內當代電影史學的專家共十多位學者，共同參與了《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的編寫，每個人，每幾個人，只是側重於這50年來電影的某個題材、某個類型，才可能保證新中國以來的電影，編寫者完全看過，才可能保證電影史寫作的質量。

❸ "五朵金花"什麼意思

故事片，長春電影製片廠1959年攝制《五朵金花》劇中的人物：

1、副社長金花演員：楊麗坤

蒼山公社的副社長。美麗溫柔，端莊大方，純朴真摯，果敢幹練，熱愛勞動，一心撲在工作上。她追求愛情的幸福，但心中又有遠大的目標。

❹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電影的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章 「全球化」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電影
一、「全球化」的概念
二、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全球化策略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創作格局
第二章 「主旋律電影」：世紀之交的變奏與交響
一、關於「主旋律電影」的誤讀與新解
二、「歷史巨片」的史詩化追求與「社會現實片」的情感化處理
三、葉大鷹的「紅色系列」影片
四、馮小寧的「戰爭系列」影片
第三章 商業電影：引領本土電影時尚潮流
一、中國商業電影發展歷史回顧及《英雄》的獨特意義·
二、馮小剛：從「造夢電影」到「救贖電影」
三、詩意電影《夜宴》的「得」與「失」
四、寧浩：「程式中的作者」以藝術的精神娛樂大眾
第四章 藝術電影(上)：別開生面的個人電影
一、中國新生代電影的命名與分期
二、創作趨向
三、藝術特徵
四、文化闡釋
第五章 藝術電影(中)：新主流電影的獨特景觀
一、創作轉型
二、存在問題
三、新生代電影的未來走向
第六章 藝術電影(下)：新生代電影創作舉隅
一、王小帥的《青紅》：穿越時代隧道的青春祭奠
二、馮小剛的《天下無賊》與李楊的《盲井》：兼具商業性與藝術性的「好電影」
三、鄉關何處？——路學長電影《租期》解讀
四、在廢墟上重建心靈家園_2005年「懷舊」電影散談
五、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張楊的《落葉歸根》：踏上尋根之旅
六、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一個有關「生存」
與「愛」的故事
第七章 不老的神話——張藝謀的電影創作
一、從「人文電影」到「世俗電影」再到「戲說電影」
二、從「影像造型」到「情節敘事」再到「畫面場景」
三、在「個人化」與「市場化」之間謀求平衡
四、《千里走單騎》、《和你在一起》：回歸並非彼岸
第八章 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應對策略
一、機遇與挑戰並存
二、中國電影全球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三、中國電影應對全球化的策略
參考文獻
後記

❺ 香港電影史的概述

一、將香港電影發展史進行科學化地重新分期：
1、初創時期（1897-1945），2、延續時期（1946-1955），3、黃金時期（1956-1966），4、過渡轉型時期（1967-1979），5、繁榮時期（1980——1993），6、風格化時期（1994——2006）。在論述中，每個時期的流變都放在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中加以描述，其中特別注重論述香港和內地、台灣以及海外的互動關系，從而凸顯了立論的主軸：香港電影是在中原文化、嶺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的歷史、文化和權力的「嬉戲」中此消彼長中成長發展的，因此有著復合文化體的特質。其變化的總趨勢是中原文化的強勢地位由強而弱，文化特性由體現國家民族意識和官方意識形態的精英性逐漸轉向根植於民間市井的世俗性和商業性。
二、在每個時期的論述中，除常規的美學發展史論述外，用專門的章節來論述香港電影工業史。與美學發展相比，香港電影工業發展更為成熟，這也是香港電影史有別於內地電影史和台灣電影史的的重要特色。傳統的中國電影史（包括內地電影史和台灣電影史），一般都沒有對產業模式的系統論述和分析，而本書在每章第一節都專門論述香港電影工業史，這將成為本書區別與同類成果的最主要的創新特色。
三、對一些過去內地電影學者更多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出發來評述香港電影作品、人物及公司的觀點進行了重新評定，本書試圖以更為客觀和學術的立場來重新定位香港電影史。盡量擺脫「中原心態」，破除內地以往存有的一些意識形態上的成見偏見（比方對粵語片發展特色不夠了解，對流行通俗的「商業片」的成見），對香港電影作品、作者作了較新的閱讀與評定。
四、側重於類型分析。香港電影的美學意義主要是類型的意義，因此本書以類型為論述主線，將香港電影的類型分為較為純粹的商業類型和文藝類型兩大類，譴責包括動作、喜劇、懸疑、科幻、戰爭、情色等類型，後者有言情、倫理、青春、寫實、歷史、歌舞、戲曲等諸多亞類型。此外本書還對香港電影各類型的比重進行了年代上的釐定：60年代中期之前以文藝類型為主，60年代中期之後新武俠片崛起，較為純粹的商業類型取代文藝類型，占據了香港電影的主流位置。但文藝類型並未退出香港影壇，它像一支清新的涓涓細流，滋養著主流商業電影的發展土壤，並為整體香港電影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內涵，努力提升著香港電影的文化品格。
五、除類型美學外，還總結了香港電影的其他兩大特色：娛樂精神主導的優生態創作鏈、從題材挖掘到表現形式力求極致化程度。類型美學和這兩大品格，構建起了香港電影的娛樂文明，也是香港電影最為重要的美學財富和產業經驗，對中國內地電影發展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❻ 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 加分100！

20 世紀90 年代初的中國電影生產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國家投資、以宣傳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這類系列大片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第二類是藝術片，它們不如80 年代那麼前衛。因數量上( 而非質量上) 的銳減逐漸成為少數派片種。第三類是娛樂片或商業片，它們題材多樣，價值觀各異，已經成為電影生產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藝術片和娛樂影片越來越接近官方意識形態，而主旋律影片則逐漸顯露出商業特徵，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藝術影片導演，1999 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獻禮片即可作為代表。其結果是，藝術、政治和資本結成了新聯盟。這是一個強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創作力轉向市場，也在90 年代暫時促使年輕的「地下」或「獨立」導演同時在製片廠體制內外嘗試電影運作。[1]

紛繁的「後社會主義」電影圖景
在當前的英語學術研究中可以區分以下幾種「後社會主義」觀念：(1) 後社會主義作為歷史分期的標簽，(2)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結構，(3)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系列美學實踐，(4)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畢克偉(Paul Pickowicz) 是把後社會主義與中國電影聯系起來的第一位學者。他受到詹明信後現代理論的啟發，推演出針對當代中國的一套類似體系。如果說「現代」指的是「在18、19 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來的後封建的資產階級文化」，「現代主義」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在西方出現的先鋒……文化」，[2 ]那麼，對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研究來說，現代主義框架就既沒有用處，也沒有建設性，而只會產生誤導，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社會主義中國長期使得現代主義非合法化的歷史過程。出於同樣原因，畢克偉從歷史主義基礎出發，強烈反對後現代主義框架：「後現代框架主要指後工業語境。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為前提的。」他主張不用「後現代」，而用「後社會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應物」。他認為，既然「後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提」，這個新框架就可以解釋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國晚期文化的痕跡、民國時期現代文化或曰資本主義文化的殘余、傳統社會主義文化的殘跡，也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因素」。
畢克偉把後社會主義用做一個歷史分期標簽，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盛行的一種負面的、反烏托邦的文化狀況」。然後，他進一步把中國後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流行的看法」，「一種異化的…… 思想和行為模式」，而它們無疑在毛澤東去世前就已出現。[3] 從這一定義看，後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情感結構，在毛澤東時代一直被壓抑，在後毛澤東時代則得到了有力表達，異化和幻滅是它的兩個主題。畢克偉在研究黃建新的第一個城市三部曲時，認為《黑炮事件》(1985) 是對列寧主義政治體系的後社會主義批判，《錯位》(1986)通過「戲仿」(mimicry) 將後社會主義與荒誕派戲劇聯系了起來，《輪回》(1988) 則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社會中個體的聽天由命和雜亂無序的狀態。在另一篇文章中，畢克偉進一步用《頑主》(1988，米家山導演) 和《瘋狂的代價》(1988，周曉文導演) 作為後社會主義城市電影的例證。他從改革時代電影生產的政治經濟角度得出結論說，20 世紀90 年代初是一大團矛盾，此時半持政治異議的導演(如張藝謀和陳凱歌) 專門創作逆向的東方主義作品，而張元(1961 年生) 與何一(何建軍，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導演則在製片廠體系外拍片，甚至還有一些與創作初衷適得其反、可能會削弱國家權力的糟糕的宣傳片。[4]
畢克偉的研究表明，作為一種情感結構，後社會主義可以體現在一系列不同的電影作品中。只要它們表達了一種異化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將謝晉於後毛澤東時代初期導演的電影，也可稱為後社會主義。因此，後社會主義可以進一步看成各代導演採用的一套另類的美學視角。所謂「另類」，也就是與毛澤東時代主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式不同。就城市電影而言，《本命年》(1989，謝飛導演)就先於第六代之前，描述被邊緣化的出獄犯人在新興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區中拚命掙扎，深刻地表達了幻滅與悲觀的情緒。裴開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畢克偉的後社會主義觀念，兼以涵蓋電影風格。他們提出了以下問題：「後社會主義能否看成是後現代主義的補充? 它對其他風格的拼貼(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戲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學類似於後現代主義?」[5]換言之，我們能否按畢克偉所說，在闡釋後社會主義問題時，不需面對它的他者——後現代主義?
對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張旭東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絕對的否定。他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後現代也是後革命、後社會主義」。[6]他們心目中的後社會主義觀念是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它囊括了正在變化中的社會—經濟狀況中所有可想像到的方面，這一狀況導致了後現代在當代中國的形成。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張旭東在對當代中國的雙重勾勒(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 中，分析了極為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改革的兩面性、生產過剩危機、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主義) 的烏托邦沖動、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市場的瘋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識分子的政治焦慮(他們如今分化成幾個彼此論戰的意識形態陣營)。張旭東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分化、矛盾、兩極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顯，造成了焦慮」——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於是隨之出現在這個可以確認為是「後社會主義的」 社會。[7]
以上我簡述了近年關於後社會主義的英文學術成果，旨在說明「後社會主義」並非是涵蓋整個後毛澤東時期( 即1977 年後的「新時期」) 的一個單一概念。相反，我把後社會主義看成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多樣的文化圖景。在這一圖景下，具有不同美學追求和意識形態立場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重新調整、重新定義自己新的戰略位置。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是因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導演出現的時期代表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章。這一時期有時被稱為「後新時期」，它與畢克偉等研究的新時期有顯著差別。[8]因此，研究20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電影要求我們關注新的文化生產、藝術追求、政治控制、意識形態定位以及制度變遷等問題。

新千年交替的收編和共謀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檢視一下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電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貿易組織，2001 年12 月同意中國正式加入) 時代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此，我加上了地下電影所代表的「邊緣」及其自稱的真實、現實，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們現在可以用圖解的方法，把藝術、政治、資本、邊緣作為四個互相競爭的力量，看一下它們相互抗衡和結合的形式( 見圖)。
首先，藝術以想像為特徵，由創造力產生，它追求美學、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取相當的資助，製作藝術電影，對象是國內外受過教育的小眾。其二，政治的特點是權力，由審查制度維持，追求宣傳和控制，利用國家撥款製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經濟代價將其加諸於全國觀眾。其三，資本以金錢為特點，由市場推動，追求利潤和控制，從民營企業——有時也有國家來源——獲得大量資助，製作針對大眾的娛樂片。最後，邊緣以真實為特點，以異議為靈感，追求現實和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得低成本投資，製作「地下」或「獨立」電影，主要在海外傳播，偶爾也通過非正規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國內傳播。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是，四種力量現在都把市場( 包括國內和海外市場) 作為它們的核心中國電影| 產業與敘事舞台。除了政治和邊緣之間的扭結外，各種力量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融合和妥協。政治重新調整了與藝術的關系，從全面控制改為誘惑和收編。而藝術也可能會自願融合政治，有時甚至達到了與官方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黃健中導演)和《國歌》(1999，吳子牛導演)。同樣，資本也改變了對藝術的戰略位置，從控制轉向收編。有時，聲譽和利潤分成的誘惑推動著藝術融合資本，如《十七歲的單車》(2001，王小帥導演)；或與資本共謀( 甚至依賴資本)，如《英雄》(2002，張藝謀導演)。[9]藝術和邊緣之間的聯系是最不穩定的。從現有格局來看，藝術常常漠視邊緣聲稱的真實，而邊緣則揭示後社會主義現實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藝術的姿態，如《小武》(1997，賈樟柯導演)。[10]有時藝術和邊緣之間會出現奇特的結合或妥協，如《月蝕》(1999，王全安導演) 和《蘇州河》(2000，婁燁導演)，它們都類似地下電影，卻公認取得了藝術成功。邊緣顧名思義必須對資本表示蔑視，但在實際操作中，邊緣可融合資本，而資本則部分收編了邊緣，其方法是通過投資拍攝某種「中國」的現實，它被認為比藝術和政治所表現的中國現實更真實、更客觀，如《郵差》(1995，何一導演) 和《站台》(2000，賈樟柯導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最醒目的變化出現在政治和資本的聯結上。政治和資本以分享利潤和資源為借口，達成了共謀關系。紫禁城影業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確性，也追求最佳市場效應。[12]《紅色戀人》(1998，葉大鷹導演) 和《不見不散》(1999，馮小剛導演) 這兩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業片，是這種政治—資本夥伴關系的早期產物。扭結和妥協這一規則的例外情況，就是政治和邊緣之間的聯系，那裡是可能存在政治異議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場所。但由於被政治禁止、被藝術忽略，邊緣的影響和所呈現的現實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國際電影節上被人接受，如《鬼子來了》(2000，姜文導演)。既然民營資本可以輕松吸引潛在的邊緣者來搞藝術，邊緣作為異議和反抗場所( 或者如白傑明所稱的「寄生地」) 的未來，仍是無法確定的。[13]邊緣缺乏與國內市場的結合，也使其成為新千年中國電影業政治經濟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國電影業再次被藝術、政治、資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確切說被這三者的重新聯合( 包括各自對邊緣的收編) 所控制。
鄧光輝在回顧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時，找出了一種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電影」包括藝術片、娛樂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電影。鄧光輝注意到新生代在敘述、影像風格上朝新主流運動，娛樂片則喜歡快樂原則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題材，藝術片從文化批評的象牙塔沉淪到了個人幻想的後台。[14]如果重新闡釋鄧光輝的說法，可以說在主流的後社會主義製片模式中，收編和共謀已經是其有機成分。我對「新主流電影」這個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鄧光輝的一個論點，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新變化改變了中國電影的政治經濟格局。如戴錦華所說，「在80 和90 年代的社會紛亂中被放逐的邊緣文化力量，現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開始挺進中心」。[16]戴錦華質疑兩種針鋒相對的未來相當令人深思：「邊緣是否正在成功進軍，佔領中心? 還是無所不在的文化
工業及其市場策劃了一場奪權? 新一代導演是給飄搖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活力，還是體系淹沒了軟弱的個性藝術家?」[17]盡管戴錦華希望她的兩種極端的未來圖景都是錯的，但我覺得新千年的跡象表明，後社會主義製片系統在迅速融合，電影藝術家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共謀性，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職業化，他們是被迫捲入而不是「挺進中心」——而這個中心就是當今無所不在的市場。
表面看來，中國電影在WTO 時代存活下來的必要性，是最近藝術、政治、資本戰略結盟後面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國家在媒體業中採取了進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現有的製片廠為基礎，發起成立了區域性的電影集團，另一方面則把電影、電視、廣播、廣告、出版等整合成規模宏大的媒體集團。從制度上來說，現在的行業改組迫切要求各種力量進行更多融合和妥協。雄心勃勃的導演們則欣然抓住機會，宣布他們在市場中的存在( 雖然也許還未宣布他們自己的藝術聲音)。傳媒也對新一代城市導演投入了許多關注。從2002 年起，中國每年引入的好萊塢大片計劃將增加兩倍或三倍。在中國與好萊塢的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導演被看成中國的先鋒。
很多新一代城市導演對WTO 時代中國電影的未來保持樂觀。2000 年在回答《大眾電影》雜志提出的問題時，王小帥說，好萊塢對中國藝術導演的沖擊不會太大，中國電影應發展更多的「東方特色」。以地下電影《北京雜種》(1993) 著名、但已於《過年回家》(1999) 後重返「地上」的張元，把引入的好萊塢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佔領」，但認為年輕導演憑自己的才能和風格，會在未來十年成為最有希望的中國影人。在《頭發亂了》(1994) 之後導演了《古城童話》(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認，大家已達成共識，那就是電影首先必須「 好看」，導演若不考慮市場因素就會遭到拋棄。張楊拍了兩部票房成功的影片，《愛情麻辣燙》(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說得更直接：「我覺得好電影就有商業性」。[18]但是，正如真實、客觀、現實、真理等概念一樣，這些導演沒有定義他們說的「好電影」或「好看」是什麼意思。從這個角度上說，張藝謀認為第六代的美學有泛泛之嫌，也許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彷彿有很多不同的標准和參照物」，導致他們明顯缺乏開創性的作品。[19]不少批評家也在新千年的新電影中注意到這種經典缺席的遺憾。
可以說，WTO 時代的後社會主義市場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新一代城市導演的藝術風格( 從先鋒到通
俗劇式)、意識形態立場( 從激進到保守)、體裁實驗( 從喜劇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駁雜復雜。他們雖有明顯缺點，但在新千年出現的新導演數量( 包括大量獨立製片)，以及他們某些處女作引人注目的特點，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引用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語錄，世界屬於年輕人，雖然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義中的紅色王國，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個人空間，而是一個受到後社會主義電影業的力量場——資本、政治、藝術、希望還有邊緣——相互作用的廣闊天地。

注釋：
[1]有關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概述，見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頁.
[2] 畢克偉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頁.
[3] 畢克偉引文同上書，60-62、80-83 頁.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頁.
[5] 裴開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頁.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頁.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頁.
[8]參見Xudong Zhang 編，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歲的單車》是一部感傷的藝術片，由台灣和法國聯合製作。《英雄》是中國電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倫比亞亞洲公司都參與製作。
[10]張藝謀的話闡述了藝術和邊緣之間的這種張力：「其他階層的人中也存在著這種年輕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們不清楚這一反叛針對的是政治、藝術形式、藝術內容、上一代，還是傳統美學。」 見Frances Gateward 編，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頁.
[11]在製作《站台》時，賈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製作公司、日本萬代娛樂公司、法國Artcam 公司的資助。比較有諷刺意味的是，張藝謀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從海外獲得了很多資金，1999 年卻抱怨年輕導演與資本的共謀「第六代很有實際考慮。這是無法抗拒的 ：對金錢的需求，審查制度造成的兩難處境，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等等」(同上書，162 頁)。
[12]我給「民營」這個詞加上引號，是因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國家資本建立的，投資的518 萬元來自以下政府單位：北京電視台(25.5%)，北京電視藝術中心(25.5%)，北京電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24.5%)。見《1997 中國電影年鑒》 ( 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1998)，第342 頁. 在推出大受歡迎的「賀歲片」後，紫禁城在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成績驕人。
[13] 白傑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頁.
[14] 鄧光輝. 論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意義生產. 當代電影，2001，1 期.
[15] 對從上海發出的「新主流電影」的提法的批評，見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頁.
[16] 見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編，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頁.
[17] 同上書，97 頁.
[18]李彥.WTO 來了我們怎麼辦. 大眾電影. 2000，6，50-53 頁.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