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電影對中國

⑴ 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的影響

好萊塢對電影有著一套成熟的商業文化運作模式。電影在好萊塢，是一條慾望的生產和滿足的文化流水線。在多年摸打滾爬的歷練中，好萊塢掌握了一套「勾兌」大片、名片和「奧斯卡」影片的釀造秘方，就像可口可樂神秘的「7X」秘方一樣，它能使普通的碳酸水與眾不同、身價倍增，它能「化腐朽為神奇」，化平淡為「可口」和「可樂」。雖然好萊塢的這個配方是個高度機密，但裡面至少含有這樣一些基本元素：慾望、愛情、自由、正義、神話和美國夢等等，這些我們在幾乎每一部好萊塢大片里都能找到。事實上，這個神秘的配方才是好萊塢的核心競爭力，才是它作為全球「夢工廠」和「印鈔機」的最大源泉。

憑借著這樣的核心競爭力，好萊塢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現代的傳奇。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迅猛推進和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多元文化交融溝通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觀眾的接受心理和偏好也隨之多元化。好萊塢追求慾望和利潤的痴心腳步已經越來越追不上觀眾變心的翅膀了，他們渴望有更新穎、更奇異的視覺體驗來刷新自己的藝術期待，滿足自己高企的審美預期。他們急切地需要世界題材來踏勘和拓展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和經濟盈利能力的新邊疆。現在，這只文化大鱷開始向世界張開了大口，在世界各國開設「灌裝分廠」，開始夢想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這樣的運作策略和可口可樂、麥當勞、肯德基等跨國公司有著驚人的相似。

影視資源的枯竭和觀眾審美疲勞帶來的焦慮，是好萊塢「文化入侵」其他國家民族素材的重要原因。「慾望工廠」的生產要得以延續，最重要的就是新奇。這不僅僅指電影拍攝技巧和電影明星的不斷更新。經過一個世紀的生產，西方市場出現了原料緊缺的狀況，好萊塢曾嘗試向太空、史前和未來等幻想空間進軍，雖然也取得了類似於《星球大戰》、《魔戒》等片的巨大成功，但卡通和動漫帶來的沖擊令它如芒在背，不敢大意。於是，到異域的陌生文化中去尋找寶藏，尋找新的慾望原料，成了好萊塢的新戰略。他們把目光瞄向了東方，盯住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

好萊塢來了，留給我們最大的懸念就是：這些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題材會被美國人演繹成什麼樣子？他們將會「戲說」還是「正說」我們的歷史和文化記憶？

其實，慾望也好，想像也好，說到底好萊塢是一個文化工廠，他們挖掘新題材的沖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利潤的追求和攫取，是為了分食世界電影市場的大蛋糕，並不是在從事文化保護計劃，他們是好萊塢，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們將會用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標准來打量和改造傳統的民族題材，並按照他們嫻熟的商業邏輯來進行運作，推向世界。首先，他們不會「正說」，其次他們也不會「戲說」——這是中國人的文化想像，不符合他們的文化理解——但他們會「西說」，將一個東方的、中國的、民族的、傳統的文化題材處理成一個西方的、美國的、好萊塢的和後現代的電影文本。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傳統文化元素的流失和故事邏輯的更改。

以此前運作的《花木蘭》為例，動畫片《花木蘭》並不是一個充分尊重中國人印象中那個傳統「替父從軍」的民間傳說的模式和版本，而是進行了大膽的符合西方人接受心理和習慣的藝術誇張和改編，片中花木蘭成了一個典型言談舉止大膽率直、情感表露直白主動的西方女子，而全然沒有中國傳統封建社會里女子的矜持和謹慎。這樣的花木蘭是典型的西化的花木蘭，而非傳說中的花木蘭。是用自己的文化想像和演繹裝進了這個名叫「花木蘭」的瓶子里，然後大聲吆喝著，出口到中國來大賺其錢。這將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孩子們對這一中國歷史上經典的女性形象的認同和接受起到什麼樣的作用？而當好萊塢陸續對《楊家將》、《西遊記》、《孫子兵法》等一系列中國經典完成「西說」時，中國的孩子心目中的文化版圖將會是怎樣的圖景？

面對好萊塢的文化入侵，這其實才是最令人心驚和擔憂的。

與好萊塢咄咄逼人的文化擴張相比，國內影視人還沉迷在「戲說」版的宮廷戲、模式化的「警匪劇」等的製作中，被票房和效益的重負擠壓得喘不過氣來，藝術想像力蒼白無力，進取心和創造力也大大削弱。面對這些已經融入我們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資源，我們守著金山過窮日子，與國外藝術家們對中國傳說題材的熱衷的態度相比，著實令我們的藝術家們汗顏。

此外，與國外同類的藝術作品相比，國內的歷史傳說影視作品，大多流於機械和呆板，在思想深度和創意力度方面明顯有缺失。如《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孫臏與龐涓之間的鬥智並沒有很濃的「兵法」味，倒是在其中穿插了不少香艷的愛情故事，波瀾壯闊、波譎雲詭的智勇謀略淹沒在濃厚現代味的情感糾葛中，令人失望。創作思維的落後和想像力的缺失，以及對待歷史題材的創作態度，這些應該是好萊塢搶拍中國題材影視劇帶給國內同行們的一個重要警示和啟迪。

好萊塢挖掘的雖然是中國的歷史題材，但著意的卻是未來的市場和文化傳播。明白了好萊塢的真相，我們才能把握現在，為自己贏得可能和希望。

全球化的浪潮風起雲涌，這是時代的現實圖景，但是如何讓延續了五千年燦爛輝煌的中華傳統文化推陳出新，煥發生機，如何接續傳統文化傳承的這根千年文脈，增進一個有著56個民族的大國國民的文化認同，讓中華民族向世界亮出自己獨特的民族旗幟，這將是我們面對的一個永恆的話題

⑵ 誰知道，好萊塢電影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的相關資料或相關論文

明星配置－商業電影的一種營銷策略
電影可以提供多種可能的快感，其中之一就是觀看帶來的快感。我們說看電影，除了看它的影像、故事，重要的看點就是演員了，尤其是明星演員。在我們看電影的歷史中，也許記住的影片片名並不多，卻能長久記住一些明星演員的名字。
從某種意義上說，電影這門藝術也就是演員乃至明星的藝術，正是因為他們，將一個個虛擬的情感故事、光彩照人的人物、人生的夢想，以直觀鮮活的方式呈現出來，並聯接了觀眾的直接認同與體驗。因此演員很容易成為人們寄託內心願望和期待的對象。很多時候，人們去電影院看電影就是慕名而去，欣賞某位明星的新作和風采，而電影廣告也是從領銜主演的明星來吸引觀眾，還有報紙、雜志、影視評論，也多以明星的各種新聞和噱頭來招攬讀者。
電影明星在各個文化層次的觀眾中備受青睞，正是大眾對明星幾近瘋狂的推崇和歡迎，造就了明星在電影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明星的魅力深刻的影響著電影的娛樂發展方向。電影史學家雅各布斯在1939年這樣寫道：「美國電影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像查理·卓別林那樣，成為全世界這樣珍愛的人物······當他笑的時候，許多民族和國家都跟著一道哈哈大笑；當他悲傷的時候，全世界都回響起悲傷的哭泣。」[1]卓別林由於出色的演技贏得了全世界影迷們瘋狂的追逐與崇拜。之後還有瑪麗蓮·夢露、赫本、英格麗·褒曼、克拉克·蓋博、費雯麗等一串光彩照人的名字。他們的每一次公開露面，都會引起公眾對他們狂熱的追捧、歡呼、和迷戀，人們期待著再一次看見他們，期待著他們新的電影作品。電影業只是順從了觀眾這種對明星的渴望，建立了明星制。所以，《美國電影業史》的作者本傑明·漢普頓認為：「電影界的明星制實際上是觀眾建立的，在其整個建立過程中，觀眾是完完全全的、不容置疑的主宰。」[2]
當明星制剛剛在好萊塢確立的時候，很多學者就對它進行了研究，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一代代璀璨奪目的好萊塢明星奠定了好萊塢作為全球影業霸主的地位。好萊塢不僅向全世界推銷跨文化的通俗故事，而且推銷隱藏在電影敘事中的偶像明星，明星作為再生產的保障，擔負著將世界觀眾牢牢穩固在好萊塢電影產品上的重任。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逐漸的回歸於本體，開始走向市場之路。之後，隨著中國加入世貿，好萊塢大片對我們的威脅更增強了一步。我們開始注重電影的品牌意識，電影品牌的決定因素是什麼？縱觀電影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到電影業發展基於這樣的一個事實：「它出售一種滿足大眾慾望的敘事和一些擁有特性（天賦、美貌、個人吸引力、大眾魅力）的人物。」[3]後者就是電影明星。作為商業化生產，電影的敘事是類型化的，明星需要商業化包裝，以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科爾多認為：「明星制培養出一種圍繞著作為商品的明星打轉的特殊的消費者，即通常所謂的影迷。既然演員的身份不能在個別影片中被全部了解，觀眾必須養成經常看電影的習慣才能充分感知那種身份。觀眾對意義的解碼活動有賴於某種反復進行的消費模式，即一部又一部的觀看同一演員露面的影片。」[4]可見，明星在創造影片品牌時是多麼的重要。
我國在建國後，也十分重視演員的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推舉全國明星演員的活動，後來又有金雞、百花獎評選最佳演員。1993年，《電影藝術》雜志社曾經舉辦過「首屆十大影視明星」評選，這些活動評選出來的當然都是優秀演員，但是他們大多數並沒有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明星。其實，在中國大陸的電影業中，「明星」始終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有些是在群眾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被稱為明星，有些是政府主管部門授予的「明星」稱號，這些「明星」更多的是一種榮譽稱號，離真正的明星制、靠明星品牌來吸引觀眾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在中國，很多人只是把明星看成是電影的符號，認為明星只不過是集體智慧的凝聚，明星本人在電影中的位置遠遠不及導演重要，因此我們更願意宣傳導演而不是電影明星。我們更願意說是張藝謀塑造了鞏俐，而不是鞏俐成就了張藝謀。其實從電影消費和滿足夢幻的角度看，明星不僅是一部電影的具體符號，而且是一個可以脫離某部電影進行不斷再生產的娛樂符號，以明星為中心的娛樂制度可以不斷再生產出更多的娛樂產品。因此好萊塢在20世紀20年代確立的明星制度對於好萊塢的娛樂藝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好萊塢的一大批明星不僅使好萊塢有了一個穩定的明星消費市場，而且可以通過不同明星反映不同的文化潮流，來創作不同的電影產品。比如瑪麗蓮·夢露代表的性感文化就為她那個時期的電影奠定了一個基本的格調。而《羅馬假日》上映後，高雅、純真、甜蜜的赫本成為女性美學的新標本，「赫本頭」流行於歐美，不僅發型，赫本的服飾、帽子、太陽眼鏡都風行一時，成為人們效仿的楷模。明星不僅反映著明星的個性，反映著電影娛樂的個性，也反映著社會中大眾文化的個性。好萊塢通過明星消費，不斷獲得有關大眾文化的消費信息，然後據此創作出更符合大眾夢想的電影產品，形成一種電影－明星－電影的良性循環。
香港電影在市場上一直能取得驕人的成績，就是因為它有一批像成龍、周潤發、梁朝偉、劉德華、張國榮、周星馳、黎明、張曼玉、梅艷芳等明星演員，他們作為一個重要的元素，創造了香港輝煌的電影娛樂產業。這些明星依靠一個成功扮演的角色形象而誕生，以此為大眾所熟悉，從而進入大眾宣傳媒體中，引起觀眾的興趣和欣賞。人們談到明星時常常習慣於把她或他與其飾演的角色、影片文本相提並論。我們常聽到成龍和香港動作片聯系在一起，而周星馳與香港無厘頭電影有著不解之緣，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因為成龍或周星馳的名字去觀看某一部電影的。另一方面，媒體特別是娛樂媒體的興趣也聚焦在明星的個人生活上，向熱情的影迷提供大量關於明星的秘聞，明星的服飾、家庭、生活習慣、消費水平，特別是明星的感情生活或者隱私，都極大的滿足了觀眾的「知情渴望」。這樣一來，娛樂報刊、電視新聞、廣播、網路作為明星的宣傳工具源源不斷的提供大量關於明星個人的信息，雖然這些信息與電影文本沒有直接關系，但它同電影業和影片製作過程還是有聯系的，使觀眾能從另一個側面了解更多關於電影的信息。
明星制給電影業帶來了更多的盈利空間，觀眾通過票房對他們喜愛的明星演員表示支持，從而確立了明星在電影業的重要位置，似乎是大眾確定了電影的娛樂方向和明星的位置，但我們也要看到製片方利用自己的手段進行明星的製造、包裝和炒作。明星制反映了大眾與製片商之間一種雙贏機制，一個演員能否成為明星，取決於大眾的支持，取決於一種「大眾文化機制」，而明星的誕生和成長，也同樣離不開一系列機制的操作過程。
面對越來越商業化操作的電影業，中國內地的電影人也逐漸認識到了明星的作用。馮小剛的賀歲片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中國最為成功的商業類型片，其中明星制的運用成為賀歲片獨一無二的品牌策略。在一系列影片如《頑主》、《大撒把》、《上一當》、《甲方乙方》、《沒完沒了》、《不見不散》、《大碗》、《手機》中，葛優一直處於影片的敘述中心，與他合作的女明星基本上都是為他而搭配的。葛優塑造的平民小人物和他的本色表演，反映了人們處於消費時代的一種生存狀態。葛優既是明星，也是我們身旁熟悉的普通人，既是公眾人物，又貼近我們的生活。正是這種明星效應吸引了觀眾的眼球。所以，馮小剛換了幾個女演員，就是不換葛優，把葛優當成一種營銷品牌來運用。按照保·麥克唐納的說法，就是「通過宣揚某個表演者的名字，這就給不同的影片劃出了區別的界限，奠定了影片的類別和特徵······影片個性的確立是因為它是以影片中的某個演員來彰顯，而且成為人們認知那部影片的唯一標識。」這種情況還有鞏俐在張藝謀電影中的表現，無論是《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還是《秋菊打官司》、《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等電影，都有著鞏俐鮮明的痕跡，她的性感、她的執著、她的倔強、她的美麗和反抗都為影片做著最好的註解，同時也吸引著觀眾和投資者對電影的關注和支持。
中國進入國產大片時代之後，明星作為一種大片的配置元素得到了強調和突出。在《英雄》、《十面埋伏》、《無極》、《天地英雄》、《神話》、《天下無賊》、《功夫》、《墨攻》、《黃金甲》、《雲水謠》等大片中，幾乎網路了所有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日本、韓國等一線明星演員。這些明星中有具有國際票房號召力的李連傑、成龍、章子怡和鞏俐等，有在亞洲市場上的人氣最高的明星如周潤發、金喜善、田中角榮、金城武、劉德華、周傑倫等，也有中國本土有相當知名度的陳道明、趙薇、姜文、葛優、李冰冰等，還有多次獲得影帝影後稱號的梁朝偉、張曼玉，如此龐大的明星陣容，奠定了大片的票房基礎。
大片中這樣的明星配置多屬於一種商業配置，既非單純的取決於製片人和導演的偏好，也不會單純顧及到演員的可塑性和演技，而是更理性的考量明星本身具有的潛在商業價值。作為投資商的銀行或企業會根據明星名單預測影片的投資受益率，而發行商則通過明星的分量來決定是否購買影片，而觀眾，也多是根據明星的出演而進行電影消費。由此看來，明星是電影投資者、製作者、媒體和觀眾共謀的結果。在大片的首映式、新聞發布會和其他各種宣傳場合，明星都是最矚目的關注對象，他們的表現對一部電影的成功至關重要。正如安妮特·奎恩說道：「明星除了可當成一種品牌來推銷外，更重要的是明星是電影宣傳的主要工具。」[5]因此，對於大片來說，一部沒有明星的電影是不可想像的。
在當下的消費文化語境中，電影明星身上不但糾結著各種權力關系的合力運作，體現著一種復雜的關系網。就電影明星自身，也成為大眾的消費對象，或者說，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指南。事實上，明星作為一個概念已經遠遠超出了這一職業范疇，在一個明星身上，體現著一種觀念信息，一種流行文化的符號，所以她可以成為大眾的偶像。20世紀90年代的明星鞏俐，在國際影壇上代表著一種東方美，她身著旗袍，高挑、性感、神秘，如同她在電影作品中扮演的那些東方傳統女性形象一般，有《紅高粱》中九兒的熱情、《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頌蓮的美麗，還有《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舞女的性感和神秘。鞏俐作為一種東方符號、東方元素引領了世界電影舞台上的東方潮流。到了21世紀，同樣是中國演員章子怡，同樣是在世界影壇上展示東方美，卻引導著另一個潮流。章子怡在短短幾年中迅速竄紅，成了實現夢想的成功者。她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東方女性形象，而是一個現代的、充滿活力的、雄心勃勃的新女性，她給世界帶去了關於東方的另一種表述。明星的個性具有鮮明的特徵，正是這種區別導致了明星們有不同的崇拜者和不同消費者，也就是說：「有個性的明星具有不容否認的特性。每個明星的具體形象都有別於所有其他明星；這個形象的流傳和有關這個明星的種種議論一樣都是通過一個特定的歷史途徑（通過電影和雜志）。這一切都是為了深化這一形象，即賦予它一系列的個人特色，他們無論是否虛構，都代表著這個作為個人的明星。」[6]不同個性的明星，反映出不同的電影娛樂個性，也反映出不同社會階段明星消費的特點。
流行文化滿足了大眾的消費需求，明星身上體現的這種文化符號是推動流行文化進行傳播的重要途徑。如果說經濟與文化是共生的，電影競爭，說到底，也是一種文化較量，我們如果想在這場較量中有所作為，就必須製造一批我們本土的明星。在電影機制和明星機制的共同作用下，他們將成為中國電影中越來越重要的維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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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蘇）庫卡爾金：《卓別林評傳》，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3頁。
[2]轉引自業路河：《明星制與電影產業》，載《中國電影：創作與市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3]業路河：《明星制與電影產業》，載《中國電影：創作與市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頁。
[4]轉引自《論明星》，載《世界電影》1995年第3期，第102頁。
[5]引自安妮特·奎恩：《明星》，載《電影欣賞》，總第108期，第31頁。
[6] 《明星制的起源》，載《世界電影》，1995年第2期，第68頁。
參考資料：http://www.mtime.com/my/boshi/blog/1012130/

⑶ 影視劇改編對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關系的影響 高分求解...

不少影視作品呈現弱智化趨勢
文學是影視的重要源泉，很多優秀的影視劇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然而，現在很多影視劇的改編卻沒能繼承作品的文學性。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李建軍看來，當下不少影視作品呈現了一種弱智化趨勢。
編劇全勇先認為，我國的影視劇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影視劇相比，藝術水準上有不小差距，這種「差」最主要的是文學性的缺席及人文關懷的缺失。
「比如當下的一些宮斗劇，展現的都是爭寵、勾心鬥角、人和人之間沒有尊嚴的生活，這類影視作品是很難走向世界的。」全勇先說，影視需要傳達正確價值觀。
國產電影如何應對好萊塢大片的強勢進攻？《中國作家》主編艾克拜爾·米吉提認為還應該從文學原創中吸取營養來滋補電影本身。「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文學和影視的關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說，「電影賴以生存的是故事。」
對原創作品尊重不夠、保護不力、扶持不足
原創力匱乏一直是中國影視劇的老大難，但在產量不斷增多、品種日益多樣的今天，這個問題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勢。
李建軍認為，一些創作者受到的誘惑太多，無法安心創作；從客觀方面來說，浮躁的社會風氣也導致影視作品缺乏現實指向、缺乏歷史深度。
艾克拜爾·米吉提認為，目前中國電影缺少好故事、缺乏大情懷，主要在於對文學原創力缺少足夠重視，「我們對原創作品的尊重不夠、保護不力、扶持不足」。
中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饒曙光指出，在現代電影工業體系中，編劇處於弱勢，「誰給錢誰說了算」，導致許多編劇不得不偏離自己的原意去創作，把好故事寫成了爛劇本。
對原創作品的體制機制保障也被提上議程。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提到，國內對改編的重視程度不夠，而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都對此十分重視，如奧斯卡獎、金球獎等都設置了最佳編劇獎和最佳改編劇本獎。「要從具體體制機制來保障編劇環節，給予其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給中國電影提供強大的文學智慧。」饒曙光說。

⑷ 作家電影的中國式作家電影

韓三平表示，所謂「作家電影」，是生活閱歷豐富，對社會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卓越表現力的作家(也包括部分導演)，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到為大眾廣泛關注的生活熱點、社會話題，用質朴的電影手法加以表現。他還特別強調，「近年來一些國產商業大片創造了高票房，但在炫耀大場面、高科技的同時，也引發了觀眾對蒼白無趣、遠離現實的故事本身的質疑和抨擊，針對這一窘境，中影集團計劃今年團結一批作家，以他們為龍頭，拍攝一系列不靠明星和特效，靠故事本身打動觀眾的小成本影片。」
中國首部作家電影的作者劉震雲表示：一、「作家電影」概念，既不同於上個世紀法國的『左岸派』，也不同於過去中國其他導演提出的概念，法國的『作家電影』還是沉悶晦澀的『藝術片』，探索人的意識和潛意識；過去中國其他導演的『作家電影』也是老、少、邊、窮，注重殘缺的民族元素；看這些電影不耽誤睡覺，一覺醒來，相互都沒損失什麼。二、好看不等於胡扯，好看不等於沒內容。什麼內容呢？首先是當下的生活，眼前的中國人，不能讓西方再認為我們還生活在秦朝和唐代；其次，『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卓越的表現力，』揭示當下生活的深刻內涵，或者叫熱點，電影要跟看電影的人息息相關，看後要有強烈的共鳴；三、顛覆大片的概念，不能說花錢多場面大動刀動槍就叫大片，真正的大片是人內心的洪流，洪流有多大，作品就有多大。」

⑸ 就一部電影談談你對中國30年代民族電影的看法

對於中國電影來說，20世紀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華民族展開的自衛戰爭，也是自抗戰爆發以來中國電影的重要表現題材。由於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經歷了政治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不同歷史時期抗戰題材電影的創作者對這場民族戰爭的關注點和表現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抗戰題材電影所呈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審美風格、影像語言也都是各異的。這其中，雖然貫穿著創作者較為自覺的藝術個性的追求，但幾乎無一例外地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幾十年來中國社會歷史、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風尚的變遷。 1930年代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是一個電影藝術觀念、社會觀念和電影技術條件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民族電影內容與形式的復雜關系，電影藝術的基本原則和創作方法以及電影的具體形態和形制中都包含了相當多的好萊塢因素。在「類似性」和「差異性」多重變奏的共同塑造下，中國民族電影具有了自身的藝術品格和基本觀念，由此也產生了富於中國色彩的民族電影的具體形態、風格和特徵。中國電影商業類型建設受到了好萊塢的直接影響。雖然在總量上國片落後於好萊塢影片，但是能夠在30年代與美國電影在首輪院線同步放映的國產大片，它們的放映時間、總場次和受觀眾歡迎的程度並不比外國電影遜色。民族電影商業類型意識和類型電影的創作實踐成為民族電影的寶貴財富和歷史經驗。與此同時，在借鑒好萊塢的直接影響之下，民族電影通過借鑒和學習，培育了自身的優勢類型，喜劇、歌唱、愛情倫理、偵探、恐怖等類型逐步發展。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強勢姿態，必然在文化上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重視和反思，好萊塢電影對於中國電影文化的影響通過更加具體的電影形式和更加復雜的機制產生作用，在民族電影文化活動的具象場所和抽象空間兩個領域中對中國電影文化發展進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30年代，中國民族電影管理者「國家電影」意識的逐步成熟不僅為中國民族電影制定了一系列接受西方電影和美國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放映市場的規章制度，中國電影也開始逐步形成面對好萊塢電影影響時的明確政治主體意識。國家意識（State Awareness）、政治意識（Political Awareness）和民族意識（National Awareness）是1930年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政治語境賦予中國民族電影的基本要求，也成為審視和接受好萊塢電影過程中的基本立場。隨著國民黨「官營電影」體制的建立和成熟，左翼思潮引發的「新興電影運動」的不斷發展，中國社會民族危機中始終占據著市場絕對主體地位的好萊塢電影和中國民族電影之間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交互影響。

⑹ 作者為什麼稱贊在中國館內播放的這篇電影是 微型史書

因為它蘊含了平民老百姓的生活，以小見大，情節平凡而又生動感人，時間短而又是貼切於中國五千年的普通人民的生活。

⑺ 《後土記》作者是如何看待中國科幻電影未來的

首先得說，中國科幻電影的未來抱有十足信心。科幻電影在中國有巨大的觀影需求，有市場就有動力。但也應看到，這個需求是建立在高質量的科幻片基礎上的。高質量並不是指大製作，小成本的科幻片也有質量好的，比如說鄧肯.瓊斯的《月球》、《源代碼》，法蘭西一個片子《皮囊之下》，這些都是低成本的科幻片，但劇本不錯，製作雖然沒有大場面，市場表現和觀眾反響也可圈可點。而大製作並不意味著就是高質量，有好些製作成本昂貴的科幻片，口碑卻很差。總體來講，製片成本高的科幻片質量相對要好。中國的科幻電影發展，一定要沉下心來，首先從中低成本的製作開始，開發出優秀的劇本，將產業打磨圓熟，做出一些質量上乘的片子來，然後再搞大製作。

⑻ 陳凱歌導演對中國電影有影響么

陳凱歌是「第五代」中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備受文化界的重視與認可。從最初的《黃土地》開始，陳凱歌的作品便充滿了對歷史與命運的思考，深沉厚重，作者氣質十分明顯。在陳凱歌早年的創作中，哲學和歷史的主題占據著主要位置，在強調風格化視聽語言的同時，注重影片的內在世界，形成了難得的個人表達方式。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戛納獲得最高獎，成就了「第五代」的抗鼎之作。在《霸王別姬》中，陳凱歌完成了一次個人創作主題上的思辨，將歷史宏觀和個體命運的微觀近乎完美地融合一處。作為中國最具學者氣質的電影人之一，陳凱歌曾在美國從事電影教學工作，並有拍攝好萊塢電影的經驗，這在同輩的中國導演當中，也是相當罕見與可貴的。 陳凱歌生於1952年8月，原名陳皚鴿，祖籍福建長樂，生於北京，中國電影導演。他出生在藝術世家，父親陳懷愷，為影壇知名導演。陳凱歌少年時期經歷了「文革」的動盪，這對於他的創作和思想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1970年，陳凱歌參軍，1974年復員轉業，1976年到北京電影洗印廠工作。1978年，陳凱歌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後先分配到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廠任導演，第二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 1984年，陳凱歌執導影片《黃土地》，成為第五代導演探索影片的典範，影片突破了傳統敘事的規范，強烈地表現了自我意識和審美理想，以詩化的電影語言創作了獨特的視覺風格，以其磅礴的氣勢震撼了整個電影界。 1986年拍攝電影《大閱兵》，在電影語言方面有了新的探索，不單純把電影作為再現生活的手段，而是作為揭述和評價生活的工具。1987年，他又拍攝了具有哲學推理和文化思考意味的《孩子王》。 1988年他應美國亞洲文化交流基金會及紐約大學的邀請，赴美訪問，並於同年獲得鹿特丹國際電影節評選20名「走向未來導演」第六名。1989年，陳凱歌拍攝了改編自史鐵生小說的影片《邊走邊唱》，以寓言的方式凸現兩個頑強的生命。 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電影的藝術探索更趨多元化。1992年陳凱歌拍攝了《霸王別姬》，其創作風格發生很大的轉變，影片因其嫻熟的藝術技巧及豐厚的東方人文主題獲法國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大獎。此後，陳凱歌陸續拍攝了《風月》、《荊軻刺秦王》、《和你在一起》等幾部風格迥異的作品。今年陳凱歌推出了賀歲大片《無極》，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無極》表現出陳凱歌對於自己作品在電影市場所佔位置的重視。 陳凱歌的成就，首先在於其高度的人文精神，對人的本體與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他善於剖析歷史和傳統的重負對人精神的制約與影響，展現人的復雜性。他的影片充滿了對更和諧、更明智的人類生存狀態的關切與嚮往。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扎實的藝術功力，表達強烈的人文意識和美學追求，並調動多種電影手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沉重而犀利、平和而激越的電影風格。

麻煩採納，謝謝!

⑼ 懂電影的高人們幫幫忙！關於好萊塢電影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有哪些

1.對中國電影的影響：
在百年中國電影的發展過程中，除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17年和「文革」10年外，好萊塢電影文化的影響均有跡可尋。特別是早期中國電影，影響尤其顯著。
電影觀念與審美情趣的滲透和定型：好萊塢十分注重電影的娛樂性和商業性，它把電影由一種科技發明轉化為商業上的一種重要的投資牟利的手段。這對早期中國電影創作者的影響頗大。
還有就是電影創作方法和技巧的借鑒早期中國電影創作者在創作的方法和技巧上較多地摹仿好萊塢電影。特別是30至40年代是好萊塢的鼎盛時期，有聲片和彩色片的相繼誕生，類型電影的豐富多樣，均對中國電影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許多主創人員曾長期受過好萊塢電影的熏陶和影響，故原有的一些創作技巧和拍攝方法仍得以延續，為了適應新的時代需要，進一步強化了意識形態因素，並糅合了新的美學元素，消除了簡單摹仿的痕跡。自80年代以來，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創作和電影事業發展的影響在不斷增長；特別是當商業電影成為故事片創作的主要樣式後，好萊塢電影的創作技巧、拍攝方法和市場運作方式，成為中國電影主要的學習借鑒對象。
2.對中國流行文化的影響：
服飾、發型、音樂與舞蹈等等。

⑽ 作者電影和作家電影的區別

「作家電影」是沉悶晦澀的「藝術片」，探索人的意識和潛意識；過去中國其他導演的「作家電影」也是老、少、邊、窮，注重殘缺的民族元素；看這些電影不耽誤睡覺，一覺醒來，相互都沒損失什麼。
作者電影 電影採用低成本製作：啟用非職業演員；不用攝影棚而用實景拍攝；不追求場面刺激和戲劇化沖突。影片在表現方法上，廣泛使用能夠表達人的主觀感受和精神狀態的長鏡頭、移動攝影、畫外音、內心獨白、自然音響，甚至使用違反常規的晃動鏡頭，打破時空統一性的「跳接」、「跳剪」等。還採用一些以人物為對象的使用輕便攝像機完成的跟拍，搶拍以及長焦、變焦、定格、延續、同期錄音等「紀實」手法，將「主觀寫實」與「客觀寫實」相結合。電影帶有強烈個人傳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