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間文學
彝族畢摩經籍文學：因其本土宗教祭司"畢摩"之稱而得名的彝族畢摩文化，以本土宗教信仰為意識核心，以巫術、祭儀為行為表徵，以彝文經籍為載體形式的畢摩文化，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語言、文字、哲學、歷史、地理、天文、歷法、民俗、倫理、文學、藝術、醫學、農學、技藝等內容。其形成和崛起，是彝族社會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它不僅促成了彝族意識形態領域的聚變，而且推動了彝族社會的迅速發展，並滲透到彝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畢摩文化是彝族社會原生宗教高度發展的產物，作為一種宗教系統而言，在其泛靈論的思想體系中，萬物有靈論和靈魂不滅觀是其理論基石，祖靈信仰是其崇拜主體及其中心宗教形式。畢摩文化在其興起、繁榮到鼎盛、發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始終以彝人觀念信仰中祖先崇拜為根本，立足於彝族自身的文化基石，建立起了一個已趨於完整的宗教思想體系，而為彝族社會的各階層所接受和認同，從而成為彝族古代社會傳統的主體文化。
畢摩文化的形成發展和崛起，正是彝族文學賴以形成、發展，並在彝族社會廣為流播，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文化效應的基礎。彝族畢摩文化以其古老的彝文經籍文獻把天文地理、歷史譜牒、政治經濟、宗教民俗、工藝技術、哲學倫理、醫學病理、巫術卜咒、文學藝術、等集於一體，將自然知識與社會知識熔為一爐。就現在國內外已經發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彝文古籍和金石銘刻文獻而言，歷史上的彝文文獻已形成其龐大博雜的體系。彝族畢摩文化以其浩繁的卷帙及廣博豐厚的著述內容，涉獵到了彝族文化的各個層面，薈萃了彝族人民在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所創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精華。近年來《西南彝志》、《爨文叢刻》、《彝族源流》、《彝族創世志》、《宇宙人文論》、《物始紀略》、《彝文金石圖錄》、《彝族古代文藝理論叢書》等等彝文古籍巨著的出版，使畢摩文化的學術研究價值，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和關注。
文化，民族的臍帶——當代彝族文學發展斷想
當前位置: 彝族人網首頁 → 民族文學 → 文學評論
文化，民族的臍帶——當代彝族文學發展斷想
■ 陳志鵬 發布時間：2005-2-12 19:17:35 原出處：涼山文學2004年第6期
當前位置：第1頁 請選擇→ [第1頁] [第2頁]
(一)
人民當家作主社會制度的建立，人的根本權利受到尊重，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華夏五十五個少數民族與漢族老大哥並肩屹立神州，共進共退共沉浮。解下反犬旁枷鎖的倮倮，聚集在有米飯吃有布衣穿的彝族屋宇下，以虎的雄姿，展開鷹的翅膀，擎起沖天的火把，向著光明的前程馳騁翱翔。
經過半個多世紀幾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老祖宗創造的輝煌文化遺產逐漸拂去歷史的塵埃，再度璀燦，優秀的傳統在不斷揚棄中繼承和弘揚，在學習借鑒其他民族以至國外文化精髓中迅猛發展。
專門研究彝族文化機構的建立，《彝族研究》、《彝族文學報》、《彝族文化》等報刊的創辦，《當代彝族作家作品選》的問世，標志著彝族文化的發展開始了新的征程。因為我們不但有了機構，有了園地，還有一大批前赴後繼，執戈披銳的浩浩盪盪大軍，為彝族當代文學發展做好了組織准備。
與民族自治區無法相比，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中，我們已經進入先頭梯隊的行列，為之喜悅中，怎能不銘記作過奉獻的前驅者的歷史功績，怎能不揚起繼往開來的風帆。
（二）
鄭板橋先生「難得糊塗」的名言與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座右銘「懂得自己不懂」發人深思。「知人者智，自知自明」，「難得糊塗」者清醒，承認不懂而窮究，中西合璧道理如一：自豪而不陶醉，驕傲而不止步的世說還需「老生」常談。
在那些跟在國際一體化屁股後面叫嚷的人眼中似乎冥頑不化的說法我至今堅信不疑：文化是民族的象徵，民族的標幟。因為我活在現實，可預見的幾百年內它不可能消逝而將獵獵飛揚。
追本溯源，文化是人的感情的宣洩，是人生的本質需求。起源於人生的文化，無論是廣義的各個領域還是狹義的各種樣式，都與人們的改善生存環境、生活條件的慾望，螺旋式地互動推進著社會的發展。既是文化大廈的基石又是它冠頂上寶石文學的各個門類，各種樣式，各種風格，各種流派都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層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表達自己意志願望的產物。
虎圖騰，鷹崇拜，火里生火里長的彝家，是所居的地域條件、社會環境、心理素質構建了民族文化特質，展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文化象徵。失去這些基本特質意味著失卻彝族的含義，抹殺或取消這些特質，彝族從何談起!
發展彝族文學不是什麼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弘揚中華文化的愛國主義，沒有各民族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哪有中華文藝的繁榮發展——至少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各少數民族文化的萬馬奔騰，才可能湧起中華文化長河的大浪排空，浩盪向前。
於是，我們應當理直氣壯，發展彝族文學就是弘揚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盡心盡力，發奮圖強，就是為中華文化增光添彩，為豐富世界文化寶庫作貢獻。
(三)
彝家先民創造了與華夏最古老的甲骨文比肩的文字，錄下了浩若煙海的創世紀史詩、故事、傳說、詩歌以至文藝理論，令人惋惜傷感的是囿於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長期在壓抑甚至桎梏中生存，只能靠畢摩為主的民間傳承者，在狹窄的地域傳播，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20世紀30年代，鳳毛麟角般潛心於民族文化的智者開始對其關注，有所發現，張光平先生發掘的《阿細的先基》，尤如暗夜沉沉中迎來一線曙光。建國後隨著民族政策的貫徹實施，以《阿詩瑪》、《梅葛》、《勒俄特衣》、《媽媽的女兒》等為代表的作品，沖破冰封雪凍，綻放異彩，讓人們刮目相看而窺見了彝族燦爛文化之一斑。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枷鎖的禁錮，傳承文化的畢摩一度被打入「封建迷信」的囹圄，使發掘整理彝族古文化典籍受到干擾幾至夭折，盡管近三十年努力，果實累累，仍然不盡人意。發掘不易，整理更難，譯成漢文出版難上加難，對這筆遺產的研究尚缺乏應有的深度，需要繼續花大力氣，下苦功夫。
當然，有志氣的彝族作家沒有抱殘守缺，更未「坐吃山空」，他們以無畏的精神，在繼承民族優秀傳統中，投入新文學的創作。
從現當代文學的角度看，就我掛一漏萬的目力所及，嶺光電先生是用漢文向外界介紹彝族的前驅者。以漢文寫作進入當代彝族文學創作的拓荒者，是上世紀30年代走出夾皮溝到上海受左聯影響的李喬同志，他和建國後涌現的普飛、吳琪拉達、蘇曉星、戈隆阿弘、熊正國等直至，新時期以來活躍在文壇上的馬德清、阿蕾、黃玲，柏葉、李騫等，他們深受彝族傳統文化的熏陶，寫出彝族人民歷史大潮中浮沉的生存狀況為主體的作品，反映了彝族人民在社會進程中的苦難和抗爭，展示了他們心路途徑的喜怒哀樂，傾訴他們的意志、願望和祈求，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三部曲，蘇曉星的《末代土司》，馬德清的《厚牆裂痕》等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
彝族作家的另一隊列，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嶄露頭角的普梅夫、李納為代表，50年代接上班的張昆華、龍志毅、安尚育、熊家斌等，到吉狄馬加、楊家富、倮伍拉且、周祖平、李智紅、李陽喜、王紅彬、黃光平等新秀，他們的工作環境，他們的生活經歷影響著、制約著創作。其作品的基調體現本民族素質的同時，以現實主義的主軸，廣納各種流派的表現手法，把視角伸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民族、各個層面，成果豐碩。龍志毅、楊佳富等的小說，吉狄馬加、倮伍拉且、李陽喜等的詩歌，李智紅等的散文都不乏上乘之作。
這樣劃分顯然十分免強而蹩腳，稍微留意一下他們的創作歷程，不難 發現這兩類作家絕大多數是從詩歌起步，繼而散文、小說、評論，甚而涉足影視，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被稱為文壇的「全天候轟炸機」。這一感喟來自對張昆華作品的巡禮：洋洋三十多本集子里，詩歌、長中短篇小說、散文、電影劇本、文學評論無所不包，數量之多，質量之高，文學樣式之廣，在同輩作家裡堪為翹楚，不僅為彝族當代文學作出貢獻，就是在中國文學史的長廊上也應有一席之地。
彝族文學大軍中還有一支常常被人們忽略而又十分難能可貴的軍隊，這就是用彝文作為傳文達意工具者。他們中有專門從事研究的專家，有各彝族聚居區里的畢摩（還有貝瑪等稱謂），他們在彝族古籍文獻的收集記錄整理中作出功在千秋貢獻的同時，吸取彝族文學的優秀養份，踏著時代的節拍創作，使古老的彝文母語寫作枯木逢春，使彝族文學的百花園長出一朵生機勃勃格外艷麗的奇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涼山日報》彝文版和創刊於1980年二十四年來出了近百期的《涼山文學》彝文版（季刊），使「正規軍」與「游擊隊」合流，在母語創作的舞台上大顯身手，在這塊豐腴的園地里耕耘收獲。就我目力所及，阿魯斯基、海來木呷、依火阿呷、莫色伍惹、阿庫烏霧等的詩歌和賈瓦盤加、阿蕾等的小說上的成就，理所當然受到推崇。因為他們與文化保守主義不沾邊，他們不僅是彝文寫作的高手，不少還是漢文寫作的行家，不僅是彝族文學優秀傳統的繼承者，也是廣納百花蜜汁的「蜜蜂」。
簡單的例證為文學評論之大忌，為了闡明觀點，我不得不作點滴粗略引證和概述。請讀讀阿庫烏霧《與風同行》的一段：「羔羊／像山鷹／反反復復／狂奔母羊豐碩的羊乳／裸孩在雪地里奔跑／那些步伐彷彿攆鬼時／蘇尼擊鼓的節奏……」；賈瓦盤加短篇小說《小城彝人》中阿英呷呷和阿芝妞妞姐妹的強烈反差撼人心靈，後者（妹妹）在物慾追求中墮落為被侮辱被損害的冤鬼，前者（姐姐）尤如一尊正義的復仇女神，兩個鮮活的形象，揭示了社會轉型時期婦女的命運沉浮，盡管藝術技巧不是那麼嫻熟，所展現的美學意義並不在某些長篇巨著之下。
不厭其煩不顧形而上學之嫌而又掛一漏萬地對三支彝族文學創作隊伍概列，只是想表達我對半個多世紀以來彝族當代文學迂迴曲折發展道路的思考，對其蓬勃發展現實的喜悅。三路大軍不可能作劃白豆腐似地一刀切，他們間（以及與其他民族以至世界文學間）沒有橫亘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也並非壁壘森嚴，而是互相滲透、互濟互動地向前發展，是彝族當代文學繁榮發展的基石，是明天的希望。從而，也因其成為中華文學大軍中的一個方面軍而應引以自豪。
（四）
簡要回顧彝族文學的發展歷程，稍加品嚼它的滋味，不是白開水，而是濃濃的烈酒。將其喝下去，不要神經麻木的醉生夢死，應該催發筋脹血噴而奮起。
跨進新世紀的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的陣痛，迎來社會的轉型。思想的空前解放，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繽紛的多元文化競顯風流，為彝族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作家有了大顯身手的廣闊舞台，整個事業顯現出燦爛的前景。
毋庸諱言，我們的面前也飄浮著兩座變幻莫測的冰山：一座是市場經濟中的濁流湧起無限膨脹的物質慾望沖擊著社會公共道德准則，侵蝕著文學的優秀本質屬性，善良人性與文學的基本精神被異化。為了生存與生活，有的作家和相當一部分業余作者隨波逐流，投身商海。揚帆泛舟成功者中，有的成了儒商可喜可賀，有的成了大款大鱷——堅守道德底線者對社會作貢獻，鈔票蒙住心竅者淹沒在紙醉金迷的孽海里。濁水惡浪果腹的失敗者中有的在苦苦掙扎，有的墮落沉淪；另一座是科學的發現，技術的進步，推動工業社會發展的同時，沖擊著純文學的陣地，影視、光碟等的功能，文藝的消遣化、享樂化淡化和消解著人們高尚的詩情，導致文學事業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金錢的魔力，驅使一部分作者把文學當作娼妓玩弄，無聊的戲說，惡俗的身體寫作，下三濫的多角同居的舌頭、床頭、拳頭等「三頭文學」裝配起來的名人「隱私」……在光天化日之下橫行過市。以感官刺激為主體的媚俗文化在商業文化的旗幡下招搖撞騙，沖擊著人們的心靈。潛移默化中侵蝕著作家的良知，使文學應有的功能逐漸喪失批判精神，失卻文學基本的認識價值、審美價值……這不是杞人憂天，彝族文學並不在真空中。
面對現實，我們不會驚慌失措，不會悲觀失望，套用一句流行話：文學現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既是壓力也是動力。
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警鍾長鳴，文化是民族的臍帶，是民族賴以生存、繁衍、傳承的根本。文化被消滅或者被迫消失的民族，其悲劇不言自喻——當今世界上這樣的民族並不鮮見。
文化不僅是人們感情的宣洩，也是開啟人們智慧的鑰匙，是科學發現與技術進步不可缺少的拐杖，是生產力發展的推進器，從而在經濟繁榮、社會進步中，起著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巨大作用。那種「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淺俗論調，把文化當作舊社會的小媳婦角色擺在從屬地位的浮薄認識，理論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踐上極其有害。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中的這段話，一千多年來論者如潮，有褒有貶，將其視為國家頭等大事不敢完全苟同，從陶冶心靈、道德構建的角度審視似有道理。人們在憂慮中清醒，在困境中奮起，有了各種層次的發展舉措。
對彝族當代文學掃描似地瀏覽後，為使其從已經鞏固的灘頭陣地出發獲取更大的成果，許多話不吐不快，不揣陋見，擇其要者端出。
文學是人的歷史運動的產物，歷史運動中的人是文學表現的主體，能否正確地揭示和反映歷史運動的主力軍，決定因素是從事這項工程的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學創作是一種自甘寂寞、自討苦吃而又崇高的事業。當今社會，要想發財不如從殺雞賣、擦皮鞋起步。要想仕途高升，拍馬術也許是最好的敲門磚。創作需要淡薄名利，無論為「官」還是為民，應當不忘文學創作是一種責任，是與大眾心心相印的一種犧牲，一種貢獻。這方面許多先行者作出了表率，已經仙逝的平民化的李喬、普梅夫，無論頭上罩什麼光環，創作矢志不移；一大批常期生活在基層的農民、工人作家，辛勤地耕耘，姣姣者中有上世紀五十年代崛起的普飛等，新時期以來後浪推前浪，一直與土地打交道的李仕學等令人敬佩；解放前投筆從戎，建國後長期處於領導崗位的龍志毅同志，可謂「官高爵顯」，是彝族中寥若晨星的省部級幹部之一，他的政績可想而知，平易近人深得民心，在日理萬機中不忘創作，出版了《省城軼事》《政界》、《八旗亭懷古》、《冷暖人生》、《第三號包房》、《廠長的私生活》等多部小說和散文，與那些背著彝族文學牌子謀「官」謀私利者形成強烈的反差。由是觀之，為人與為文應該是辯證的統一，人品與文品應該成正比，發展彝族文學需要正寫大寫人字的作家。
繼往開來簡單而明白，繼往是手段，是前進的基石。開來是目的，是「往」的繼承和發展。「繼往」的前提是識「往」。近百年來，對彝文典籍的收集、記錄、整理、研究的文章卷帙浩繁，為「開來」者提供了鑰匙，提供了拐杖，成績蜚然。我讀得不多，也未深研，粗淺的感覺是作為歷史悠久人口並不算少的彝族文學博大精深，尤如盪盪海洋，迄今為止，我們舀了幾瓢?幾桶?窮盡不可能。對其理性梳理做了大量工作固然可喜，深究本質則似乎不夠。無論從正本清源梳理文化史的高度還是認識彝族文化的特徵，及至發展當代彝族文學都不能說不是一個缺憾。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對許多史實史料缺乏深入研討。事例俯拾皆是，比如，一百七十萬年前的元謀人與彝族有無關系，是什麼關系或者為什麼沒關系?李喬同志生前多次談及西安半坡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與老彝文相同，劉堯漢先生的弟子用彝文破解了舞陽出土的龜背文，它們與漢字是什麼關系，是水乳交織後的分流還是同一源的分支?雲南的簡稱，時下通行的說法是源於古滇國，那麼這個「滇」是什麼含義?古滇國的取名來自滇池還是古彝語中的「滇」是「鷹」的音譯?「昆明」是什麼日月之類的解說還是古彝語中的「水邊村寨或水邊的小鎮」的音譯?聞名中外以三星堆出土文物為標志的巴蜀文化與彝文化有無關系?如果有的話是什麼關系?滇池周邊曾經居住彝族先民的三十七部落到哪裡去了?今天以滇池為圓心，半徑兩三百公里內的眾多的地名——包括楚雄是威楚與南雄合起來的縮稱、武定、祿勸、彌勒、廬西等等——與彝族先民是什麼關系?最典型的如彌勒縣名是源於東漢才傳入雲南的佛教的彌勒佛，還是源於西漢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以一位叫彌勒的彝族部落首領的名字而命名?1932年才改名開遠的古稱阿迷州為什麼是彝語音譯的小地方?地方政權的南詔興衰的根本經驗教訓是什麼?南詔德化碑給我們多少歷史啟示?十月太陽歷在世界歷法中的地位舉世公認，它在彝族先民生產生活及至整個文明進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夜郎自大」固不可取，諸候國般的夜郎與彝族先民的關系似乎不應忘記……
我不是抱殘守缺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從來不贊成躺在老祖宗打造的金床上睡大覺、吃老本。但始終堅信，對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知其然和所以然，有利於彝族新文學的發展，有利於塑造美好的心靈，有利於優秀道德大廈的構建，有利於彝區各項事業的發展，從而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作出應有的貢獻。
知古是為了鑒今，食古不化者沒有出息，堅持民族的特質，吸收各民族以及外國文化精華的養份，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堅定地守望在文學的園地上，施展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計，七十二變，育養出溢滿彝香的萬紫千紅的花朵，才可能無愧祖先，無愧當今，無愧後代。 閉關鎖國之害眾所周知，彝族文學的繁榮發展需要彝族作家自己寫，也應高舉雙手歡迎其他民族的作家寫彝族，鄧友梅同志的《涼山月》，高櫻同志的《達吉和他的父親》，公劉、王松、劉綺、楊智勇等同志整理的長詩《阿詩瑪》及後來李廣田先生當顧問的電影，以至今年中央電視台歌手大獎賽中美聲復賽名列榜首的《一窩雀》（至於後來的名落孫山，原因多多，不再贅述）等等，漢族老大哥為彝族文化增光添彩，感慨良多，思緒悠悠，遐想無垠。
總而言之，與所有民族的文學一樣，彝族文學是彝族人民心靈道路的歷史記錄，是情感世界的精神家園，是生存和傳承的臍帶。客觀審視，彝族當代文學成績斐然，但與近千萬人口的彝族是否相稱，與時代發展的需要是否適應，恐怕我們還不能拍著胸脯作出肯定的回答。因此，有火的美譽的彝族，不應該忘記魯迅先生的文學「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高擎「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衷心預祝一年一度火把節即將來臨時召開的中國第二屆彝族當代文學研討會，把火把捆得更粗更大，燃得更烈更旺，舉得更高更遠，輝映現實，燭照未來，彪炳史冊。
B. 楚雄的歷史文化有哪些
楚雄漢代屬益州郡，蜀漢、西晉屬雲南郡。晉咸康三年（338年）爨酋威楚築土城於峨碌,為楚雄建城之始。東晉屬建都郡,隋朝屬昆州，唐朝屬覽州，南詔屬弄棟節度,宋朝為白鹿部屬威楚府,元朝設威楚縣隸威楚路。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升威楚,轄富民、凈樂2縣。元朝二十一（公元1284年）撤銷2縣，復置威楚縣。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楚雄縣，隸楚雄府。民國三年（1914）裁府為縣。1949年12月9日，楚雄全境解放，1950年1月25日，楚雄縣人民政府成立。1983年9月經國務院批准撤縣建市，1986年2月1日，國務院批准楚雄市為乙類開放城市。
楚雄州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祿豐發現了生活在800萬年前的祿豐臘瑪古猿化石，在元謀縣發現了生活在300萬年前的元謀竹棚人猿超科化石。1965年，在元謀縣發現了距今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化石，並發現了打制石器和用火的痕跡，證明元謀人不但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還掌握了用火的技能。1975年，楚雄萬家壩出土了迄今為止世界上 楚雄全景
最早的銅鼓，證明早在2500年前，楚雄地區的先民便創造了以銅鼓為特徵的青銅文化。先秦時期，楚雄地區活動著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至西漢中期，中原王朝相繼在西南地區設置郡縣，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加強。至隋唐時期，州境經長期民族融合，形成以烏蠻、白蠻為主體的居住區域。唐宋時期"南詔三十七部"在州境有白鹿部（楚雄）、羅部（羅次）、羅婺部（武定）、華竹部（元謀）以及抬萼部（牟定）、易裒部（廣通）、摩芻部（雙柏）等以彝族先民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明初大量移民屯墾之後，漢族逐漸成為楚雄地區人口最多的民族。 楚雄州境自古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紀，楚庄蹻通滇，楚雄屬滇地。漢代分屬益州郡和越巂郡。蜀漢時分屬建寧郡、越巂郡和雲南郡。西晉時分屬晉寧郡和雲南郡，南北朝時分屬晉寧郡、興寧郡和建寧郡。唐初屬戎州都督府。南詔時屬拓東節度和弄棟節度。大理國時期屬姚府、威楚府。元初分屬威楚萬戶府、羅婺萬戶府和大理萬戶府，後改設路、府、州、縣，分屬中慶路、威楚開南路、武定路和大理路。明代分屬雲南府、楚雄府、姚安軍民府和武定府。清代分屬雲南府、武定直隸州、楚雄府。民國時分設楚雄、鎮南、牟定、姚安、大姚、鹽豐、永仁、元謀、武定、羅次、祿豐、廣通、鹽興、雙柏等縣。新中國成立後，分設楚雄、武定兩專區。1953年，兩專區合並為楚雄專區，轄楚雄、鎮南、牟定、姚安、大姚、鹽豐、永仁、元謀、武定、羅次、祿豐、廣通、鹽興、雙柏、祿勸、富民、安寧17縣，1954年改鎮南縣為南華縣。1957年劃安寧縣歸昆明市。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正式成立，並鹽興縣入廣通縣，合並楚雄、南華、牟定、雙柏4縣為楚雄縣，合並姚安、大姚、鹽豐、永仁4縣為大姚縣，合並羅次、祿豐、廣通3縣為祿豐縣，合並武定、元謀2縣為武定縣，劃富民縣歸昆明市。1959年至1961年間，先後恢復永仁、姚安、南華、雙柏、牟定、元謀6縣。1983年9月改楚雄縣為楚雄市，10月劃祿勸縣歸昆明市。至此，形成了9縣1市的格局。 楚雄州境各族人民具有可貴的抗暴精神和光榮的革命傳統。清咸、同年間，聲勢浩大的彝族、回族、漢族等民族大起義席捲全州，給腐朽的封建王朝以沉重打擊。哀牢山以李文學、杞彩順等為首的彝族農民大起義，堅持斗爭20餘年。辛亥革命、護國運動、北伐戰爭中，州境涌現出一大批英雄豪傑和志士仁人，有的馳騁疆場，有的運籌帷幄，有的興辦實業，有的致力革新。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批游學外地的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中有中共雲南省特委書記趙祚傳和宣傳委員張經辰、組織委員畢昌傑等，他們為人類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1935年至1936年間，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途經楚雄州境，播下了革命火種。抗日戰爭爆發後，州境萬人從戎，前仆後繼，同雪國恥。解放戰爭後期，州境反蔣浪潮風起雲涌，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建立南山區、東山區、滇北游擊區等革命根據地，配合野戰軍為解放雲南作出了貢獻。 楚雄州的文化，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與歷史條件，其發展呈現出豐富性、開放性與單一性、封閉性的雙重特徵。在壩區和交通沿線，由於鄰區文化的影響與歷代中原王朝的開發，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要特徵的地方文化；在山區各少數民族地區，因與外界相對隔絕，保留了彝族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但兩種文化又長期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形成了楚雄州多元一體的民族地方傳統文化。 遠古時期文化豐富燦爛。流傳至今的有大量彝族人民關於天地萬物、人類起源等各種神話、傳說和史詩，如《梅葛》、《查姆》等，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珍品。從流傳至今仍盛行不衰的民族歌舞海洋中，既可以感受到彝族人民對生活的藝術提煉與表現，還可以歸納出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體育活動。彝族遠古十月太陽歷和與此相關的彝族虎宇宙觀、陰陽（雌雄）觀在其後的歷史長河中深深地滲透於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 明代大量江南移民流入州境，漢文化在城鎮、壩區內逐漸普及，本地文人大量涌現，如姚安的二陶（陶珽、陶珙）與稍後的高 映，楚雄的劉聯聲、池生春等，於文、史、哲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清末至民國，社會急劇變革，伴隨著近代教育的產生和各種新思想、新文化的傳入，楚雄地區的文化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中發展，並始終和社會的變革與救亡運動結合在一起。一些楚雄籍學生外出留學，投身各種新文化運動，推行社會改良，提倡文明風氣，接受馬列主義，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身。抗戰時期，內地大量文化人涉足境內，電影、攝影、報刊、文藝、戲劇演出等新興文化活動開始出現，群眾性文化活動活躍於一時，醫療、體育、自然科學也相應得到發展。 漢文化在壩區廣泛傳播的同時，山區少數民族亦"漸習漢學"，"間有中科第者"。各少數民族在與漢民族的交往過程中逐漸使用漢族語言，吸收漢文化豐富自己的文化。漢文化同時亦受當地自然環境和民族文化的影響，具有了明顯的地方特色。如花燈在壩區廣泛流傳，元謀、祿豐花燈，姚安花燈及蓮花落各有不同的風格，還產生了具有濃郁特色的彝族花燈。各地都有風格不同的山歌、秧歌、民歌，滇劇在州境亦有變異。但由於階級壓迫和民族偏見，彝族等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卻始終未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和提倡，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化的繁榮，彝文彝書大部分僅在民間流傳，保存於畢摩手中；一些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則僅由人民世代口耳相傳，有的自生自滅。武定鳳氏土司曾興辦彝學，刊刻彝文典籍。流傳至今的大量古彝文經典記載了包括歷史、天文、文學藝術、醫學、習俗、政事等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級黨委、政府重視發展各民族文化。教育、文學藝術、衛生、體育、科技等項事業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了全面的繁榮和發展。建國初，對舊的教育文化制度進行根本改造。1953年後，教育事業開始有計劃地發展。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紛紛以各種藝術形式歌頌新中國，文學創作、戲劇演出、民歌采風盛極一時，文化團體、機構相繼建立，圖書、電影、廣播、文博等事業從無到有。醫葯衛生事業不斷發展，一些流行病、地方病得到重視和治療。科學技術事業隨著工農業生產發展逐漸繁榮。「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極「左」思想影響，全州文化事業遭到極大破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振興彝州，教育先行」取得明顯成效，群眾文化活動日愈豐富，民族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發揚，各種民族節日逐漸恢復。彝族火把節成了全州法定節日，此外還有大姚插花節、牟定三月會、祿豐高峰花會、姚安龍華會、永仁賽裝節等民族節日和民間集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風尚逐漸形成，科學技術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中醫、彝醫彝葯為政府所重視。群眾性體育活動蓬勃開展，為國家輸送了一批人才，產生了蔣紹敏、蔣紹玉、陳小紅等全國知名的體壇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