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為什麼張學友有一首歌叫李香蘭，李香蘭是誰為什麼要唱她。。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個日籍著名女歌手，出生於沈陽
Ⅱ 奧黛麗· 赫本兒子筆下的永別時刻
這是一本225頁大開本的畫冊，裡面有圖, 有文字。書名里， 因 Spirit 一詞也是 「精神」 的意思，故一語雙關，「優雅的精神」 也可以貼切反映奧黛麗. 赫本的精髓。
我略翻過四五本赫本的傳記，大多是老生常談和八卦，無非是誰和誰的關系，拍了些什麼電影，穿了些什麼衣服，美貌如何令人折服。
這本比較不同。肖恩說，我寫的是我母親的生活哲學，思想，和理念。
讀完了以後，我特別喜歡她兒子。原來總覺得他憨頭憨腦，一副尼古丁嬰兒長大了的模樣，似乎既沒有繼承他父母驚人的美貌，也似乎沒有繼承他父母的聰敏。
我看走眼了。
—— 肖恩長得憨厚大塊頭，臉上多肉，鼻頭肥肥的，在所有的采訪鏡頭里，他總是語速緩慢，目光呆板。在一次采訪里，背景，是一片廣闊無垠的青綠草坪，斜斜順草坡而上，金色陽光下，是他的白色巨獸般的大屋，雄踞在小山坡頂。那是他母親送給他的結婚禮物。
就是這樣鮮活的背景映襯，這樣山坡下坐在雪白藤椅里的一個人，左看右看，都似乎半死不啦活，直讓人想給他肩上一巴掌，暴喝一聲 「你醒一醒！」
我有點兒懷疑他是那種尼古丁嬰兒。赫本, 如果有什麼 「唯一不完美」 的地方的話，那就是她抽煙。然而這是歷史情況，那個時代。
赫本一直喜歡孩子，也一直努力懷孕，然而數度保胎流產。最後只在兩次婚姻里各生產了一個兒子。這個寫書的，是她和第一任丈夫梅爾.費若所生，是孕期最後幾個月小心翼翼卧床保胎的戰果。
似乎肖恩在娘胎里尼古丁和保胎葯的作用下生出來，沒有母親花間露珠般的靈氣；作為一個男孩子，也沒有遺傳一絲毫爸爸那種英氣 —— 梅爾.費若年輕時，是勇敢的普林斯頓輟校生，家裡是新澤西和紐約的望族，瘦削清秀，目光憂郁，有一種白色騎士的氣質，走起路來，挺拔得似一個王子。那份英俊的光芒，銳利得簡直像把刀。
但是肖恩的書，寫的好看。作為人物傳記，他對事件和相關人物的評價，出言謙虛中肯，但不拘謹，流暢自如；用辭誠摯沉潛，高貴大方，是個地道的紳士，讓人看得出他的教養；在故事和人物的敘述之間流露的哲思，像鄉間小河上的浪花，自然，閃爍，有很濃的詩的味道。
是個有思想，有教養，敏銳，細致，善良，睿智，有擔當的男人。
養育出這樣一個兒子，看得出赫本本人的為人和素養。琢磨一個人，別先忙著回溯她的父母，可能要先看看她的配偶，看看她的孩子，咱們大概可以知道這個人八九成。
配偶是自己選擇的，孩子是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養大的；這倆大活人，往大夥兒面前那兒一擱，您說想假裝來點兒別的？有點兒難。
看父母，有可能不太准。因為父母不是一個人自己主動選擇的，雖然會在童年時有所影響，但是，哈啰？進化論呢？小猴子有老猴子的基因，但在某些條件下，可能可以比老猴子活得更身心健康。
作為人類，我們最大的力量，不是來自外界環境給我們的固有條件，而是心靈的力量。
每個人都可能擁有自我救贖的能力。
我們可以盡力選擇不做環境的徹底受害者，可以選擇某種程度上的自我重塑。
從某些角度來說，赫本是一個受害者，她來自被遺棄單親家庭，二戰帶來了羞辱，親人的被殺害，飢餓，極度的貧困，屠殺和暴力的驚嚇和困擾。
她兒子也可以聲稱是一個受害者，他來自離婚家庭，太多的物質財富太少的自由，過於復雜的人際利害關系，還有娘胎里帶來的尼古丁的污染損害。
但是，看了這本書，我們看到了母親和兒子，兩個普通的 「人」，選擇的誠實和努力，看到了兩個靈魂自我救贖的力量。
奧黛麗. 赫本對傳記作家來說，既是美夢，又是噩夢。因為她的人生太像一碗典型的勵志雞湯，但卻沒有八卦。
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的生活如此簡單，真是沒有什麼可寫的。」
兒子肖恩寫道：「在她溫暖善良的外表下，是更多的溫暖和善良。她太誠實了，所以不能寫自傳。因為如果寫，以她的實事求是，寫出來的東西，就「有可能」會傷害到一些人。
剩下的部分，在她看來，又太樸素平淡，太簡單，太不重要，真的沒有什麼可寫的啦。」
「然而，所謂』簡單』二字，就是她領悟的生活最大的秘密。」
在91年，出版商再次請她寫自傳，並許諾預先支付三百萬美元，在信里，試圖說服她 「這筆錢您至少可以捐給您的慈善基金會。」
為了這個目的，她答應考慮。因為從1988年，58歲開始，她成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幫助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孩子們，飛赴窮困的國家和地區，為孩子們呼籲和募捐。
她為那些地方的孩子的生存狀況深深動容，跟兒子說「 …我這是從地獄走了一遭回來。我會做的事不多，但我一定要為那些孩子多做些什麼，再做些什麼。小孩子，就是人類社會的未來和希望。」
美國電影藝術和科學學院將1988年奧斯卡人道獎頒授予她。
但是她91年就逝世了，沒有來得及動筆。
肖恩寫道，「我努力想了很久，才決定給她寫一部傳記。我得到的稿費，將代表她，全部捐給 』奧黛麗赫本兒童基金會』。
但是我又想，因為前述原因，既然她自己都沒有寫，也許我也不該寫。是她的生活。是她的隱私。我不想涉及別人的生活，打小報告或是編故事。
首先，她的生活里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其次，就算是有，她也從來不曾跟我們提及。我只是想寫寫她自己，一個真實的她，究竟是什麼樣子。
是的，她真的就像大家在銀幕上看到的那些她扮演的角色一樣：易感，勇敢，敏感纖細，浪漫。但是如果大家能從我這兒最後得到確認—-這些都是真的—-的話，豈不更好？」
「這本書將帶領大家展開一個旅程， 走進一顆心，它充滿溫柔和關切。也走進我的回憶。我跟她生活了三十三年，她是一個人能祈求得到的最好的母親和朋友。
大屏幕上看到的她，心裡感受到的她，不僅僅是導演，攝影，剪輯聰明能幹，合成出來那樣的一些性格角色。她真的就是那樣一個人，充滿神奇。
她值得全世界的觀眾為她感到心裡暖暖的，並受到激勵。」
「比利王爾德，一個拍電影特別有 『魔力』 的導演，也是我母親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說得最好：上帝親吻了她的面頰，她就這樣來到我們面前。」
「 『要是我自己寫自傳，』 母親有一次這樣跟我說，『開場白會是這樣：我生於布魯塞爾，比利時，1929年5月4日....然後六個星期以後，就死掉了。』
赫本說的是她新生兒期得的一次嚴重的肺炎，突然間停止了呼吸。
「然而，外婆在母親的屁股上一頓狂拍，外搭很多很多的堅信不疑，硬是把她的命給撿了回來。」
「除了這個小插曲，我母親覺得自己的生活，簡單明了不拐彎，所以沒什麼可寫的。她所受到的維多利亞式的教養是：永遠不要惹人注目，嘩眾取寵。
就像她自己的母親可能會這樣教訓她 『嘿，你！別覺得自個兒是挺有意思噠。』 」
這就是被媒體多次譽為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給自己生活定的基調。誠實，積極，謙虛，還有通達的自嘲。
我也記得在一次頒獎典禮上，赫本害羞搖曳走上台，開口的第一句話：「我小時候，母親常教育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老想讓別人關注你。但她沒想到的是，我長大了，就是靠這個，還混了一碗飯吃，算是過上了體面的小日子。」
這是一種姿態。一種決定。她一早問清楚了自己是誰，自己的生活里什麼最重要。這樣的踏實，真誠，和理性，貫穿了她繁花似錦生命的主線，使得她不是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在天上飄搖無定。
她也飛翔，但是像一個不需要翅膀的天使。好萊塢繁華浮躁萬丈紅塵滾滾，有一個女人輕輕飛過，心裡不留一絲痕跡，袖邊不染一粒塵埃。
一顆徹底誠實，直面人生的心，沒有貪欲，沒有焦慮，沒有懷疑，沒有恐懼，就自有更高闊自由的地方可去。
書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幾處。
第一，書上照片里的日常衣飾和家居。
她的服飾和生活方式都是極簡主義的。
藝術和時尚的極簡主義，在歐美始於六十年代。近些年來，因為時刻處在信息爆炸的擬態環境中，人類無意識地開始 「降維」 的掙扎努力，所以生活方面的極簡主義，也開始不分東西方地盛行—— 我看她早早地彼時已然是個中高手。
她說： 「做那些你最需要做的事，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什麼。如果你要的太多，不但什麼都得不到，還會把你的生活搞得復雜疲憊。」
關於衣櫥，她跟兒子說，衣服是為場合服務的，就跟男人的黑西裝白襯衫領帶一樣，關鍵是為了要 「得體」，不是為了炫耀。
如果觀眾注意的話，會發現她在電影之外，是極少戴首飾的，除了出席大的盛會比如頒獎典禮，她會佩戴應景的飾件；尤其是中年以後，在她的所有個人采訪里，連一粒閃亮小耳釘都沒有，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
在她身上，應驗了那句 「一個人最美的裝飾，是她的舉止和微笑」。
她的家居，房間開闊空曠，沒有小零小碎擺設，雪白木頭窗框，大大的窗子，簡潔線條的布藝沙發旁，是薄薄的布荷葉邊罩著一盞低低的燈。
住在瑞士小鎮三十年，兒子幼時跟她每天走路去上學，同學有鎮上木匠，農夫，辦事員，普通人家，沒有明星。她的房子，是那種十八世紀的農舍，院前院後是兩英畝半的果樹掩映，灰色碎石子鋪的路，踩上去吱吱咯咯。
肖恩寫道：「我們家沒有錄放機，母親在家，從不看自己拍的電影。電影拍完了，就是完了。我媽媽的家，沒有好萊塢的印記。」
我看過瑪麗蓮夢露的家。家居也很空，也很簡單，但像那種單身漢的宿舍，東拉一個櫃子，西湊一個凳子，彷彿就是臨時借來用用，心不在焉，完全不搭。女主人的心，根本不住在那裡。
赫本的家，特別有家的樣子，只不過女主人要的，是一種禪意。整個人生，經歷了戰爭，經歷了家破人亡，經歷了大的時代背景，也許她心裡常常在問，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我該怎麼活。
也許是因為這種對生命根本意義的探尋，後來，在戰火里燒去了貴族頭銜，家世和金錢，不得已在好萊塢，在誘惑的漩渦中心謀生時，她的身上，沒有多餘的裝飾，沒有金翅金麟的花枝招展，只有芭蕾舞者和僧侶的簡約；她的臉上，沒有空洞的媚眼和微笑，沒有肉慾和貪欲，卻常有一種明白清澈的表情，那是對戰後再一次獲得的新生活的格外尊敬。
第二處讓我嘆服的，是她如何處理跟父親的關系。
肖恩寫道：「她曾經告訴我們，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親的懷抱中，總會感到一種空虛，一種痛苦，她多希望父親能出現，這樣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樣，享受到父愛的溫暖。那時候她總是希望，父親還活著，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某一天會突然出現在面前。」
父親六歲就離開了她。當多年後，在丈夫梅爾的精心安排下，她在酒店樓下大堂跟父親再次見面，父親沒有激動，沒有擁抱，只是站在原地，冷淡，僵硬，筆直。 是赫本走上前去，給了他一個擁抱。他們度過了一個下午。席間，父親沒有說他的什麼思念，也沒有說什麼看過她的電影，而是淡淡地講著他的馬。
第二天早晨，當梅爾從洗澡間出來，父親已經跟赫本告別離開了。梅爾大叫：「就這么完了？！」。赫本平靜地說：「是，就這么多了。」
後來他們又再見過一面，在父親臨去世之前。但父親至死，也沒有流露出對女兒有什麼關注。倒是赫本，一直沒有中斷給經濟不再寬裕的他寄錢。
肖恩寫道：「母親一定是失望極了。但是她沒有就此說過任何抱怨的話。她就是這種人。」
心理學家說，可能她的父親是有感情交流障礙的人。然而她說： 「人，要盡到自己該盡的義務，哪怕你曾經受到過傷害。」
她說：「愛是一種行動。我們生下來，就具備了愛的能力，但是我們還必須去練習它，就像我們練習其他的肌肉一樣。」
第三處，讓我感觸良多的，是家庭背景, 還有一個母親的品質，外加二戰中的歷練，對一個人成長與性格的影響。
外祖父是當地的市長，母親是男爵夫人，他們城裡和鄉間的大宅，像英劇里的庄園，那種尖頂的，門口有一個美麗的湖。
然而納粹來了，老宅被敵軍當成軍營，東西燒的燒，搶的搶。大家被趕出來，住在鄉下，挖土豆和鬱金香的根來吃，空襲來的時候，躲在地窖里。舅舅和親朋參加了地下活動，一個個被查出來抵在牆上射殺，哥哥失蹤。
但是，母親帶著她，組織朋友同學，拉上黑窗簾，給大家跳無聲的芭蕾；偷偷收聽來自英國的廣播，把每一絲的好消息悄悄傳給彼此鼓勁兒；給游擊隊搞募捐；用鞋和籃子送情報；給英軍飛行員偷偷送葯，和私藏的捨不得吃的巧克力和葡萄酒。
這些戰時的經歷，讓成年赫本的眼睛裡，永遠有著鎮定和機靈的光。母親和貴族家庭給了她優雅高貴，嚴格的自律，使命感，責任感；艱難時世又造就了她的樸素，腳踏實地，勇敢，慷慨和悲天憫人 —— 這使得她有一種復雜的氣質。
每個人都有不如意。她的不如意，也許甚至比普通女孩更多些。然而，年少時缺少的父愛，戰爭中的瀕死體驗，兩次婚姻中的失望，都沒有讓仇恨和惡意在她心裡生根 —— 她選擇了固執地保留靈魂中的善意，選擇了不是陷入自我憐憫，而是更多地去給予他人以幫助，尤其是晚年，為那些非洲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孩子。
她說：「無論環境如何嚴酷，人們總是努力的活著。」
兒子肖恩寫道：「 有時，生活慢慢給我們帶上了腳鐐，然而一次幾近死亡的事件，會把我們釋放出來。我們忽然看清楚，什麼值得我們付出，什麼並不值得。
盡管她不曾熱烈地遵循任何正式的宗教，我母親貫穿一生有她自己的信仰：信仰愛，信仰大自然的神跡，信仰生命中的善。她感激生活給了她第二次機會，並竭盡全力一有機會，就回報生活，尤其是在晚年，投身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中。」
她在一段對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報告里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一個人道主義組織，而不是一個慈善組織。它解決的是發展問題，而不是像福利救濟那樣，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裡分發東西。我去過了衣索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墨西哥和蘇丹等國。在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東西的手，而是沉默卻有尊嚴，以及對有機會自己幫助自己的渴望。」
她是從這個特別的角度來敏感地看待這個問題的，或許是因為她自身就是這樣做的 —— 經歷了戰爭，飢荒，孤獨，失去父兄親朋，失去金錢地位安全感，破碎的童年，她選擇從這些陰影里走出來，不是伸手索要賠償，索要所謂公平，所謂同情，而是沉默地，有尊嚴地，自己幫助了自己以後，轉過頭來，去幫助其他的人，像她和母親在戰爭里幫助地下游擊隊和英軍飛行員一樣。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 米哈里. 契克贊米哈里 ) 在他的 TED 演講里說道：「 我在二戰里的歐洲長大，目睹了那麼多曾經很了不起的成年人，被戰爭摧殘得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和驕傲，失去了快樂和幸福感，他們一蹶不振，就此沉淪。但也看見為數不多的人，他們沒有被殘酷和悲哀壓倒，他們能夠在生活里找到意義和幸福。我這么多年來，一直做的研究，就是這個：為什麼？是什麼使得這些人與眾不同？
我得到的結論是，他們全心全意地去做事，不讓自己被自己的一己私念和陰郁思想纏繞，他們讓腦子里像靜修的禪師那樣，一切皆空，專注，無雜念，全神貫注地向目標推進。人在這樣的狀態下，就無限趨近於喜悅，幸福，和有意義。」
她選擇忘記過去，原諒他人，專注地前行，挽救自己，也救助他人，而不是被動地躲在當代人常說的 「PTSD（ 創傷後壓力症 ）」 的後頭。
Norman Vincent Peale 的《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 諾曼.文森特.皮爾，《積極思考的力量》）里寫道：「一個人，可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 醫治自己的憂傷，可能比較有效的辦法之一，是不沉溺在自己傷心的小天地里，是走出來去幫助比你還弱還痛苦生活還艱難的人。」
她就是這樣做的：她 「沒有坐在家裡孤獨地啃著自己的手指甲」 ，而是行走於非洲，為弱者大聲疾呼：「 今天我是為那些不能為他們自己要求什麼的兒童們說話；我為因為缺乏維生素而失明的兒童們、為正在被骨髓灰質炎傷害的兒童們、為因為缺乏飲用水而日漸衰弱的兒童們說話；我為世界上大約一億流浪兒童說話，他們為了生存被迫離開家庭，他們除了勇氣、微笑和夢想之外一無所有；我為戰爭中被傷害的兒童說話，他們沒有任何敵人，但是在戰火中卻永遠最先受到傷害……兒童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是我們對未來的希望。」
肖恩寫道：「在好萊塢，人們笑說，我母親是天鵝絨手套下藏著的鐵手。」
第四，也是讓我對肖恩的筆觸特別有好感的一部分，是赫本臨去世的那一刻，他詳細真實的描繪。
也可能是人到中年，身邊直接或間接，生老病死，直逼眼前，我對死亡，有了很多年輕時沒有的關注，並試圖去了解。
我們常常對明星和公眾人物聚光燈下的明亮生活津津樂道。他們到底是如何珠光寶氣，耀眼閃亮，用的是什麼牌子的香水，穿的是什麼名設計師的裘皮，廁所的毛巾和手紙上印的姓名縮寫是不是顏色很匹配—— 有些人對這些幾乎耳熟能詳倒背如流。
我們也許還熱衷咀嚼那些熱鬧公開的死亡，比如瑪麗蓮夢露死得如何曲折離奇，充滿懸念；比如肯尼迪被刺殺在萬人面前，如何血腥暴力，舉世嘩然；比如喬布斯死得互聯網路人皆知，億萬金錢的流淌與絕世天才的蜂鳴如何戛然而止。
然而我們很少看到名人在家人面前，在家裡，如何普通地死去；他或她最後普通的一刻，是什麼普通的樣子。
一個名人，也許生時絢如夏花，但死是如此隱私的一件事，也是如此平淡無奇和真實，無法炫耀和點贊的一件事。臨死的時刻里，我們終於誠實地一個人面對離世的孤獨，在這個舞美燈光照不到的角落，所有的榮耀與絢爛都落下了帷幕，所有天才與驕傲的光環都煙消雲散，所有的虛偽和尊嚴都霎那間化為烏有的塵土。
沒有人走在從死亡通向天堂的隧道那一束白光里，還能假裝。在這白光里，所有傲慢與偏見的重負都卸下肩頭。
我手頭只有英文版的書，也瀏覽了一下網上這部書的中文版，覺得翻譯的很多地方不大准確，還有些部分可能是人工智慧翻譯的，像個機器人在說話，缺點人味兒。所以下面這引號里的一大段，是我自己翻譯的。這也是本書接近尾聲的部分了。
肖恩在這部分的筆觸，肅穆樸素，有一種努力的平靜，像一個人的喃喃自語，沒有新聞聯播追悼會的正式與誇張，只有一個兒子面對親人離世真實的痛苦和沉思，是海明威式的白描，孤獨寂靜，清澈簡約。我喜歡。翻譯的時候，我也試著保留這種風格。人們說翻譯算是二次創作，這話沒錯兒。
還有，他在提到母親的助手和女僕的時候，都會特意再加上 「兼朋友」 二字，在面對生離死別這樣容易失控的時刻，看得出這個家庭的教養。
肖恩寫道：「 … …
這些就是她陷入昏睡之前說的最後幾句話。
現在她還在沉睡。然而就在一瞬間，一種感覺如潮水席捲了我。就在這一剎那，我知道該做什麼了。我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下，把她的手包在我手心裡，告訴她我有多愛她。這還是那張床，在我曾還是個小小的小男孩的時候，到晚上會被允許睡在上面。這張床，我曾覺得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現在，我忽然意識到，這張床看上去那麼小，如果她走了，這張床又將變的多麼毫無意義。我告訴她，我知道她非常非常愛我們，我也知道，她不願意再像這樣拖下去 。我們也不願意。我輕輕地說，如果她覺得准備好了，是可以走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臉上， 讓她感受我眼淚的溫度。在心裡的某個地方，我知道，她聽得見我跟她講的話。我親了親她的手，告訴她，她心裡曾經的那個小小的小男孩，我身體里曾經的那個小小的小男孩，會陪她上路。
前一陣，她曾跟我們說過 「那邊兒的世界來人了」。我們不明白她究竟什麼意思。她說，他們就在這等著她呢。她形容他們的樣子 「在床的左邊。穿成像阿米什人那樣的，在一片空地上站著，安靜地等著我。」 當我們讓她再給解釋解釋，她溫柔地說：「你們不明白。也許你們以後會明白的。」 這樣也好，這樣我至少知道，她能強烈地感知到另外一個世界，至少不會害怕。我們就這樣，有幾次，有機會跟她談談她的離世，我們的憂懼，我們的願望。她也告訴我們，不要悲憤——這是人生自然——死，本來就是生的一部分。
我站起身來，撫摸一下她的前額，然後告訴她我去去就來。我昏昏沉沉走下樓去，給牧師打了個電話。鈴剛響一聲，他就接起來了。他聽到我的聲音，鬆了一口氣，說他一直在等我電話來著。他八十多歲了，在三十三年前，給我行過洗禮。我一邊在電話上講話，一邊感覺好像一會兒飄到天邊，一會兒又回到了現實里。他在說，他四點鍾到。我謝謝了他。
我穿過鎮上，到墓園去。冬天乾冷的空氣，凍的我鼻尖發疼，提醒我，我還活在痛苦的人世間。她跟我說了，為了弟弟，她願意土葬。弟弟一直遺憾外婆火葬了，我們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憑吊。她提到我們家房子後面一塊山谷里，深深隱居著一個少數民族的部落，他們是強烈主張民族自治的，為此也不惜一戰，像巴斯克族人一樣。然而沒有人關注，沒有人知道。我猜瑞士人的淡漠，蔓延在整個社會里。我腦子里回想她當時凝重的表情。她真是我們家這個部族的頭人。推開蔓花鑄鐵的墓園門時，它的冰冷，刺痛了我的指尖。有一塊空著的墓地，後面站著一棵美麗的小樹，在牆上斜斜倚著。盡管還是在冬天，我可以想像到，它春日裡虯結的枝椏上開滿重重的花。我站在這個一片斜坡上最高的地方，四周看了看，覺得不錯。
我往回走，穿過鎮上，來到市政廳。一樓是郵局，二樓是辦公室。樓後頭，是鎮上的大鍾，每小時敲一下，童年時，我的夢，因為這鍾聲，睡得格外沉實。市政廳長，是我們家的老朋友。他的孩子，和我小時候是同學。他抬起頭，一看我，就知道我來是干什麼來了。他從書架上拉出一本舊舊的簿子，我倆一起研究了一下墓地。我在那張小小的圖紙上，用手指點了點六十三號。 他說，這個要275 瑞士法郎，可以用上五百年。我說：「可不可以永遠擁有呢？」 他抬起頭：「那是350 法郎。」 我心裡想，多好，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八百年的小鎮上，多加七十五法郎，就可以買到「永恆」。我倆握了握手，我走回家去。
她一直動也沒動過。我挨著她坐下來，告訴她，墓地的樣子，還有那一樹的桃花。我感覺得到她同意了。 通話器響了，是牧師，帕瑟特.艾丁格已經到了。我下樓去迎接他，但是當我握住他的手，話卻哽在喉頭。我倆什麼話也沒說，默默地上得樓來。他站在床邊，其他人都跪在床腳。他誦的經文，非常美，聲音充滿感情，那種一個人八十年來，靈魂沉澱了所有的純凈和懷疑以後，才會有的一種圓熟。我哭了，我的妻子也哭了，我倆手握在一起，和牧師一起祈禱。太陽在雲後面探出來，光線烈撻地穿過窗射進來。祈禱結束後，我們互相攙著，溫柔地吻了她一下，然後大家都下樓去。牧師誰也沒問，自己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來，打開手上的聖經。我問他要不要來點什麼，他說他什麼都有什麼都不需要。我問他要不要回去？我可以給他叫車。他說他想等等，等時間到了。於是，我跟每個人坐下來，跟他們每人一對一地講了講墓地的情況，還有那一樹桃花，還有」永恆「的價格。每個人都安靜地聽我講。當我講完了，就問每個人心裡覺得有意見么。每個人都說挺好。我最後講的一個人是羅比（赫本晚年的伴侶，譯者注）。當我說完，我問他覺得還行么。他說沒什麼意見，挺好。他話音剛落，樓上鈴聲響了，是吉奧瓦娜，我母親三十五年的女僕兼朋友，大叫一聲：「快上來！」 ，就說不出話來了。我們飛奔上樓。
她走了。
她臉上帶著一抹微笑，嘴唇輕輕張著。一滴小小的淚珠，掛在眼角，閃爍得像一粒鑽石。吉奧瓦娜蒼白著臉，喃喃自語，說當時她去刷洗手池了，是克麗絲塔，我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朋友兼助手，再進去房間，發現她已經走了。我們緊緊摟著吉奧瓦娜，她一直不離我母親左右，生病也在，不生病也在，好時也在，不好時也在。母親曾跟她講，丈夫們來了又去，但是她倆可以互相支撐直到永久。我以前常聽人說，要離世的人會這樣，他們愛的人不在身邊的時候，他們才會選擇上路。母親剛才的確是單獨一個人。
… …
母親下葬的那一天 …… 別人告訴我，我們這僅有1200名居民的小鎮的街道上，站了25000人。」
… … 也用肖恩的這段話作為我文章的結尾吧。沒有什麼比它更合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