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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歲豐滿sohu遞倫理電影

發布時間:2024-10-31 13: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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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億的點擊量意味著什麼?如果每次點擊按票價20元來計,那就是40億元的電影票房,連卡梅隆大神也無法望其項背;就算每次只收一塊錢,也是2億元,這個成績也足以令國內的不少導演汗顏去年上線的網路短片集《四夜奇譚》的首部短片《指甲刀人魔》上傳之後,第一天的點播量就超過2000萬次,之後的幾部短片都延續了《指甲刀人魔》的火爆,總點擊量超過了2億次。各個網站和各個製片公司、製作人、導演都聞風而動,推出了不少類似的網路短片,並冠之以「微電影」統稱。

微電影不同於以往的「草根網路短片」,不管是幕後班底還是演員陣容都是按照「大片」的規格操作,比如《四夜奇譚》的監制是彭浩翔,演員陣容就包括周迅、張靜初、余文樂、黃立行等明星,幕後團隊更是由剪輯師李棟全、造型師文念中等大牌組成,後期製作也相當嚴謹專業,再加上審查比進入院線的大銀幕電影寬松,編導有更大的空間施展,所以呈現出來的效果也是觀賞性十足。但是因為中國網民習慣了免費服務的特性,所以目前「微電影」還沒有收費模式,只能依靠植入廣告的方式收回成本,某些「微電影」甚至就是廣告商量身定做的廣告大片,這也引來了不少討論和爭議。微電影這個新事物將來會變成什麼,是成為華語電影的一種新的創作形式,還是往廣告大片的方向一路狂奔?

微電影來 飯碗了!

網路短片升級版OR廣告大片?



雖然「微小」

與大片無異

「微電影」與網路草根短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微電影」基本都是由專業電影團隊拍攝完成,這也就是為什麼稱之為「電影」而不是短片的原因。

比如《四夜奇譚》就由香港著名導演彭浩翔擔任監制,演員陣容就包括周迅、張靜初、余文樂、黃立行等明星,幕後團隊更是由剪輯師李棟全、造型師文念中等大銀幕金牌操刀手組成,後期製作也相當嚴謹專業,講述的都是時下年輕人的都市愛情故事,所以頗受網友追捧。影評人更是不吝贊揚之詞,影評人韓崔汀撰文稱,「自網路電影誕生以來,《指甲刀人魔》可能是最像模像樣的一部作品!」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雖然《指甲刀人魔》的長度只有40分鍾,但按照製片人之一馮睿的話來說,短片「全部用傳統、常規的電影的操作模式來操作,只是後期稍微緊張了一點,因為配合預定的檔期。」據記者了解,在拍《指甲刀人魔》的時候,除了完整的劇本,劇組還畫了分鏡頭腳本,比一些國產大銀幕大片准備得還要精細。馮睿表示,「幕後的製作陣容都是經常出現在一些一線大片的製作人員。而且短片周期短,所以需要更專業的團隊。」

除了專業團隊,大牌明星是「微電影」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指甲刀人魔》就起用了包括周迅在內的大牌明星,而也因此製作費用水漲船高,據馮睿透露,「包括明星的費用的話,平均每一集的製作費在60萬到80萬,每一部分上下集。四部短片的費用加起來400萬到600萬。」事實上,目前這樣的豪華包裝在網路上越來越多,土豆網獨立出品的《歡迎愛光臨》上線僅兩天點播量就過千萬,制勝的王牌就是男一號台灣當紅偶像鄭元暢。

張靜初朱雨辰主演的《愛在微博蔓延時》

周迅主演的《指甲刀人魔》

雖不收費

商業元素難免

《四夜奇譚》的投入相當於一部小製作大銀幕電影的成本,卻並沒有要求網友付費觀看,原因就是製作費由贊助商負擔,這也就難怪片中會出現不少贊助商產品的鏡頭,這也就是目前「微電影」普遍的操作模式依靠贊助,這些「微電影」從立項那天開始,出品方就已收回了成本。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短片是通過銷售版權回本,但目前只是作為附加增值,並非主流。

「微電影」的出現給普通網民帶來了新的視覺享受,但因為商業元素的入侵,也讓不少網友感嘆,網路短片曾經是草根網友展示實力、表達觀點的有力武器,如今也不可避免地被商業元素「浸染」,那些與廣告掛鉤的短片因為大明星、大製作迅速吸引了網友的眼球,已經沒什麼人看草根網友們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製作出來的心血之作,有的短片製作者就說「我們不可能找到大明星做主演,現在他們的口味已經被吊起來了。」還有一些大銀幕愛好者認為,雖然網路短片是一種不錯的嘗試,但是「極有可能會讓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觀眾,再次回到電腦屏幕面前,離電影院越來越遠。」

雖起點低

正走向正規化

在《指甲刀人魔》推出後不久,依靠網路平台播出並推廣的勵志短片《老男孩》依靠懷舊的力量引來大批關注,有這樣的成功經驗在前,不少視頻網站、門戶網站和電影導演們紛紛加入「微電影」的製作行列,據了解,張亞東、尹麗川、庄宇新等人都在嘗試「微電影」的製作。

從業余到專業,從小製作到大製作,從自娛自樂的狀態到娛樂產品,尹鴻教授認為,這一切都預示著網路創作已經走上了正規化操作的軌道,「所以我們才說2010年是網路電影元年。」「微電影」現在都還是短片,最長不會超過40分鍾,但是在未來可能會逐漸加長,一小時,甚至是正規成片的長度,《四夜奇譚》就打算推出一部完整版的電影。尹鴻認為,「將來可能會有一些電影的投資和播出平台吸收一部分青年導演甚至是一些有成就的導演,帶著自己不同的目的去製作網路電影。一方面年輕導演通過這個走向大銀幕,另一方面大銀幕導演通過這個為自己做品牌,做影響力的推廣。」而除了植入廣告回收成本的形式之外,因為網民欣賞口味的日益提高,網路支付渠道的普及,將來肯定也會出現沒有植入廣告依靠收費模式回收成本的「微電影」,這也不可避免地會引來審查等等問題,「微電影」這個新的創作形式將走向何方,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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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的琴》是一部由張猛執導,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劇電影。該片於2011年7月15日在中國內地上映。《鋼的琴》講述了一位父親為了女兒的音樂夢想而不斷艱苦努力,最後通過身邊朋友的幫助用鋼鐵為女兒打造出一架鋼琴的故事,通過小人物幽默與艱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親情和友情。

電影名字

這部電影叫《致命報酬》又名《記憶裂痕》和《空投支票》
英文名"PAYCHECK"
導演:吳宇森John Woo
主演:本.阿弗萊克 烏瑪.瑟曼 阿倫.艾克哈特 科姆.菲爾
類型:科幻

《致命報酬》由美國夢工廠影片公司全球發行,美國派拉蒙公司負責在美國和加拿大發行。美國夢工廠影片公司是由素有好萊塢「三劍客」之稱的斯皮爾伯格、傑夫里•卡森博格和大衛•吉芬三個電影界的大腕成立於1994年10月。「夢工廠」出品了各類故事片、動畫片、網
絡節目、有線電視節目、家庭錄像、音樂光碟、書籍、玩具及其他電影後產品。

影片《致命報酬》改編自天才科幻小說家菲利普•K•迪克創作於1953年的同名短篇小說,1982年去世的菲利普,無疑是當代科幻小說界最著名的元老之一,改編他的作品早已成為好萊塢各大影片公司的制勝法寶。迪克是高產作家,他從1952年到1982年三十年間,共創作了三十部中長篇小說和一百篇短篇故事。至今菲利普的作品已多次被好萊塢搬上銀幕,包括經典科幻片《銀翼殺手》(Blade Runner)、賣座影片《 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以及湯姆•克魯斯主演的《少數人報告》(Minority Report)。他在小說中發揮了豐富的想像力,描述未來人類是如何濫用進步的科技,操控人類的記憶。而《致命報酬》中更多的涉及到人性本身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吳宇森,他立志將其搬上大銀幕。「我一直都是菲利普•K•迪克的忠實讀者,我特別喜歡他在《致命報酬》一書中探討的道德議題。他小說中的主人翁都很有人性,很真實,不像很多科幻小說中的主角都像超人一樣。」 吳宇森談他將菲利普這部小說搬上大銀幕的感受,他打算將小說中科幻的未來世界,加上自己獨特的動作風格,拍攝出一部描述發現自我及真愛的驚悚動作片。

片中飾演天才電腦工程師邁克爾的演員是奧斯卡獎獲得者本•阿弗萊克,他接拍這部戲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能夠和吳宇森這位國際大導演合作,另一個原因則是能演出一部改編自經典小說的科幻巨片。阿弗萊克說:「這部影片的劇本構思巧妙,情節錯綜復雜,寫得真的很棒。當你結合菲利普•迪克的科幻題材和吳宇森強烈的視覺風格,絕對能拍出一部不同凡響的好片。」本•阿弗萊克將自己飾演的角色描述成一個天才電腦工程師,他擅長把高尖端的科技產品拆卸掉,然後根據它的原理設計成更加優秀的產品。阿弗萊克認為雖然影片中的邁克爾可以說是個天才,但他依然有動感情的一面,比如他和雷切爾之間的愛情。邁克爾專注於工作,我們看到他拿到的支票一張比一張面額大。但達到一定程度,他開始思考他是誰,他到底在干什麼。這已經和金錢沒有一點關系。他在處理和雷切爾的關系時可以看出他作為男人脆弱的一面。個人經歷決定了他在心理范疇和道德范疇都有戲劇性的變化。他原本只是一個工程師,一個通過自己大腦幫助別人解決各種各樣問題的人,但是最後他必須繼續工作幫助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這些也使得阿弗萊克發現影片中提出很多倫理問題。「什麼是構成幸福生活的元素?」,「記住生活中的細節真的那麼重要嗎?」「如果我們真能學會掌控未來,我們竭力改變一些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影片中的大反派是邁克爾的前僱主、億萬富翁吉米,飾演這個角色的演員埃仁•艾克哈特說:「吉米和邁克爾是一對想利用科技拯救世界的同窗好友,但是後來吉米卻放棄理想,一心追求個人權力和野心。他想利用科技改變世界,他認為他所創造的『機器』將改變地球的未來。」影片製片人特倫斯認為,其實吉米跟吳宇森其它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有異曲同工之處,因為他們原本都只是普通的人,並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物。所以導演選中了阿倫•艾克哈特,他具有這種特質,將一個原本優秀的人演繹成一個自私貪婪的人。

朋友製造的難題,邁克爾難以解開,這時他的女朋友雷切爾出現,幫助他一步一步地解開謎團。對於雷切爾這個人物,吳宇森認為這是影片中的關鍵人物,是她決定了邁克爾最後的生活,使他的想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前不久在昆汀•塔倫蒂諾的《殺死比爾1》中揮舞著武士刀的烏瑪•瑟曼,這次走進《致命報酬》片場飾演阿弗萊克的助手兼女友,吳宇森說:「烏瑪擁有出乎意料的聰明頭腦,以及令人不得不多看一眼的美貌外表,非常符合雷切爾這個角色。」在邁克爾被追殺身陷無助時,雷切爾挺身相助,他們在工作和逃難中產生了愛情,也成為了最後改變邁克爾的主要動力。和本•阿弗萊克一樣,烏瑪•瑟曼也是吳宇森的影迷,並非常希望與他合作。烏瑪回憶第一次與吳宇森見面時的情景,「導演說這段愛情在影片中對於他來說是最重要的。他認為愛情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我喜歡一個動作片導演這樣解釋愛情的意義。他最終真的拍出了一部擁有浪漫愛情故事的動作片」。

所有的演員都很敬畏吳宇森導演的鏡頭。飾演聯邦探員的麥克爾•赫爾說,和吳宇森導演在一起,他的鏡頭永遠是運動著的,他通過運動中的鏡頭來展現人物之間的關系,而大多數演員很少和永遠運動著的鏡頭一起工作過。

搜狐:這部片子里邊的兩個主人公本-阿弗萊克設定上是一個普通的電腦工程師,而烏瑪-瑟曼的設定是一個生物博士,可是他們在片中的身手卻都很好,不像是普通人的設定,這種動作的拍攝是不是和人物本身的身分有一種差距?不知道您拍攝時是怎麼考慮的?
吳宇森:首先我並沒有企圖把他們拍成是一個超級英雄。但是在動作設計的時候,除了要突出他們的聰明,他們的隨機應變。除了要表現他們隨機應變的能力之外,當然在體能方面他們並不笨,跟敵人對抗的時候,他們也會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一些比較有趣的動作來加強對抗的能力。比如說他們在騎摩托車的時候,有6個人來追他們,他們也會用一些比較強大的動作來反擊。雖然他們是普通人,是一個生物博士,我要強調他們的狠,他們的勇氣,所以有的時候用一些大動作來表現出來。其實很大程度,比如說烏瑪.瑟曼他在踢那個人,還要拿那個東西來打人家的時候,我看都是點到為止,而且有些東西是她設計出來的。 [詳細] [網友評論]

搜狐:你與周潤發合作,那麼你們兩位在好萊塢的合作模式和在香港的合作模式有什麼不同呢?
吳宇森:如果我要跟周潤發拍一個好萊塢的電影的話呢,因為亞洲演員在好萊塢的電影里邊有的時候所佔的份量並不很重,雖然有成龍,周潤發也拍過一些好的電影,但是都是以動作和喜劇方面的表現為主,如果我跟周潤發再拍一個好萊塢戲的電影的話,我希望找到一個題材會透過周潤發來表現我們中國人的真正的一種性格。那麼把我們的氣質,我們的風度,還有我們的態度,我們真正內心的性格能夠很透徹的表現出來,所以不一定先預定是動作片,如果有好的題材,可以反應我們的本職我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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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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