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哪些制片人中心制

㈠ 什么是电影制片人中心制

一种制片管理模式，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全面贯穿营销策略和团队协作原则，通过严谨的调研、科学的制片流程，最大化的实现商业影片的团队价值。
世界电影产业发展史上，制片人中心制是上世纪30年代在好莱坞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到了30年代，在好莱坞渐渐形成一整套以“制片人中心制”为后台，以“明星中心制（简称明星制）”为前台的制片体制，电影明星的名字成了一种价值体现，“明星制”也使明星成为制片商向广大观众推销的“系列化标准商品”。

㈡ 制片人中心制的介绍

世界电影产业发展史上，制片人中心制是上世纪30年代在好莱坞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到了30年代，在好莱坞渐渐形成一整套以“制片人中心制”为后台，以“明星中心制（简称明星制）”为前台的制片体制，电影明星的名字成了一种价值体现，“明星制”也使明星成为制片商向广大观众推销的“系列化标准商品”。

㈢ 制片人中心制的升级发展

华尔街为追逐电影工业垄断经营所蕴含的巨大利益而介入电影业，电影业之间兼并、收购并形成垄断，迅速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到20世纪20年代初，好莱坞只剩下八大制片厂， 即米高梅、派拉蒙、华纳兄弟、二十世纪福克斯、雷电华、环球、联美和哥伦比亚公司。八大公司不仅垄断了美国电影的国内市场，而且迅速取代了法国电影业当时在欧洲市场的霸主地位。制片厂的主要制度特点包括类型电影的配方式生产、流水线配比、大规模制造、明星制营销和首轮影院体系。由于制片厂强调集体的智慧和细密的分工，最初电影人的完备雏形被消解在集体的合作之中，电影的创作和经营等关键职能也被分解，这个体系需要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职能，特定电影的控制权被集中到制片人手里，形成了制片人中心制。大量的拍片机会造就了大批业务娴熟的职业导演，支撑了好莱坞的大规模生产以及技术升级后带来的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㈣ 西方电影拍摄采取“制片人中心制”，它和我国的“导演中心制”有什么差别吗

制片人中心制和导演中心制的差异在制片人中心制是把项目的核心控制权集中在制片人的手中。

这种类型的电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类制片人可以统领电影全局。而中国电影正是缺少优秀的制片人。所以只能将所以制片权给导演比较靠谱。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文化心理，投资方更愿意相信一个导演，而不是相信一个制片人演员也是如此。所以相对于制片人，导演更受演员资金以及创作团队的信任。所以正因为现在中国年轻的制作人尚未成长开来，所以现在只进这一阶段只能依靠导演来进行电影的挑大梁工作。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年轻的制片人成长起来，我们也会普及制片人中心模式。

㈤ 西方“制片人中心制”的拍摄制度和我国的“导演中心制”优劣各是什么

制片人中心制的优点是能够最大化的实现影片的商业价值。缺点是没有对艺术的进行深入追求。

制片人中心制的前提是得拥有一个好的制片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片人，制片人中心制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如果没有个好的制片人的话，只能把电影全权交给导演。但导演中心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导演中心制反而可能会使影片的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中国来说，中国观众更愿意相信导演，而不是相信制片人。就目前的电影业现状来，中国电影还是需要使用导演中心制。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只能等年轻的制作人成长起来。

㈥ 导演、监制、制片人、出品人的工作是干什么的

导演、监制、制片人、出品人的工作是干什么的

大家听着这些词都觉得高大上，那么导演、监制、制片人、出品人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在跟随我一起去看看吧!欢迎阅读!

一、导演

首先，导演大概干嘛大家有基本的概念了吧?大家都知道他是主要的创作者，编剧、演员、摄影、剪辑等分工都是为他的创作服务的(当然理想状态下各技术部门也都是在进行艺术创作)，我再说些在片场和制作期的具体的执行方法。选角就不说了。

对于编剧，导演要审定编剧撰写的情节的可行性和连贯性，将其转化为有画面感的叙事构图形态(因此最好要亲自画分镜头，大家都看过那个姜文、徐克等人的分镜对比图吧，一部分绘画功力不足缺乏构图概念的导演就会雇人画分镜)，然后判断编剧撰写的台词是否符合角色和情节需要，大部分导演会在片场亲自修改具体的台词(部分擅长即兴表演的演员也会修改，前提是他具备这个权限或导演很欣赏他的修改)。

对于摄影(摄影指导)，导演要提供分镜构图、景别要求、镜头长度等具体要求，然后由摄影指导、掌机摄影来掌镜，将导演要求的整场戏(整个镜头)拍出来，部分摄影出身的导演如张艺谋偶尔会亲自掌镜，多数导演则只会呆在监视器前看拍摄效果。像昆汀这样的野路子影迷导演，都是用类比的方式(我要一个某某片某某场景的镜头)提要求，而且号称不拍只导(也就是不会同一个场景拍一堆素材，后期剪辑机房挑去)。

对于演员，导演要为其说戏，讲明演员在接下来要表演的一个场景或镜头中用何种情绪、眼神、表情、语气来表演(走位、说台词、肢体动作)，大部分导演会提出明确的表演要求或为演员讲述角色的真实状态，而部分演员出身的导演如姜文会不给演员太多条条框框任其自由发挥，极少数特别擅长指导演员表演的导演如李安会直接做出示范建议(这也是王力宏这样的烂演员勉强也能演得凑合，章子怡这样表演方法上不适合玉娇龙的演员也能演得出彩的重要原因)。

对于剪辑，导演在提出自己基本的创作思路、明确的故事线和重点情节后，理论上应该把一堆素材扔给剪辑让他慢慢筛选，然后再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比如张叔平剪王家卫电影是最典型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王家卫电影素材多如牛毛(因为丫想一出是一出，随便拍，而且说实话王家卫拍戏的作家感强而画家感很弱，王家卫+张叔平才是完整的创作)，演员在看到成片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演的那么多戏到底能保留哪些(所以就有过王祖贤、关淑怡的倒霉经历);而像姜文这样的绝对控制者(暴君)，大部分剪辑师是较难100%领会和完成他的叙事意图和节奏的，所以姜文一般会亲自上阵。由于中国的导演中心制，大部分导演都不放剪辑权给片方(出品方)亲自剪，可很多导演，比如陆川，对类型片叙事节奏是不懂的，就会折磨死观众。哦对还得提一下野路子大师昆汀，他在剪辑机房里不会说那些术语什么的，就直接跟他的御用女剪辑师塞利·蒙克(已故)说我要某某片某某镜头那样的效果，真正的审美天才。

对于其它部门，导演主要是提出要求然后审查proction质量，如艺术指导proction director要提供整体的场景服装道具的设计，是体现导演美学表达的主力环节，大部分导演的个人风格都很依赖艺术指导来提供色彩支撑。说句题外话，大家经常吐槽剧本差(其实就是基于点子赶工的产物，没经打磨)，其实其它技术环节才是中国电影最落后的部分，灯光、道具、爆破等部门都是些草台班子甚至电工，没有任何审美可言，我曾经听过某大牌演员吐槽某剧组的服装组工作人员，拿出一堆衣服只有一件靠谱，还好导演还是配得上自己的名气挑的就是那件能看的，演员才长舒一口气。

现实中，由于整体上还是导演中心制，中国的导演自己经常不挂制片人头衔却做着制片人的事儿。特别是很多大牌导演，本人就是电影摄制和制作公司的老板，除了钱不是自己掏的，整个班子就是自己搭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导演很多都是实质上兼任着制片人的职责的，这在好莱坞虽然也很常见，比如卢卡斯自己就是星战系列的出品人、制片人和导演，但好莱坞会通过合同明确职权(分成也要根据职权分开算，投资出品、亲自制作、担任制片人、担任导演、担任编剧，总之干一份活拿一份钱)，而中国导演在自己的电影前面很少在制片人中列上自己，近年来很好笑的是反而喜欢把自己列到出品人里去(比如周星驰)。

二、监制和制片人

接下来就说说制片人和监制，这两个一起说。目前的中国电影行业工业化标准化水平之低其实非常令人发指，就看很多电影的片头就能看出来，在导演主演和主要技术部门的director之前，挂了一大堆人名和头衔，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不说公司名，仅是人名头衔就包括出品人、联合出品人、监制、制片人、执行制片人、总策划、策划等一大堆头衔。

首先，正如张小北师兄在本题中的答案所说，监制是个引自香港电影工业体系在内地又产生了变体的仔细想想很搞笑的概念。香港出现监制概念，起源于大牌导演演员纷纷脱离大公司自组公司，如王晶文隽刘伟强的最佳拍档，这三人的组合中，文隽编剧刘伟强导演，王晶就担任监制，而三人其实都是公司老板(大股东)和项目的执行manager，也就都是出品人和制片人，所以王晶的监制头衔约等于但稍微工作量少于现在美剧常见的创作人Creator概念(如Lost迷失就是Created by JJ，目前在知乎上大家都知道的House of Cards的Creator就是David Finch大卫·芬奇)，提供概念设想和大的建设性意见，会参与剧组重要决策，但不负责具体的剧本创作和导演拍摄。

而今天内地的监制，如刚离开华谊兄弟的陈国富，相当于一个剥离了制片人的审核预算把控流程进度等财务和资本运作职能，保留平衡导演的艺术创作和电影的商业属性职责的瘸了腿的制片人。目前在华语电影界，能够担任监制职位的一般本身就是导演或编剧(少数是演员，如徐峥为多部喜剧片当过监制)，且制作商业片的经验较丰富，仔细琢磨有点像美剧剧组中排在第二三位的executive procer(注：排在第一位的Executive Procer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实很少参与剧组实际制作流程的挂名的大牌，比如正在NBC播出的Revolution挂的是JJ艾布拉姆斯的名，CBS台的大部分罪案剧都挂着杰瑞·布鲁克海默的名;另一种是制作人或创作人Creator，如前面提到的《纸牌屋》的大卫·芬奇和第一季《行尸走肉Walking Dead》的《肖申克的救赎》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也就是Show Runner)，会常驻剧组，监督导演的拍摄进度和创作思路，可能还兼任编剧甚至代班导演的活儿，最典型的除了陈国富在华谊的几个代表作，特别是《画皮2》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兼任了编剧)，再就是《十月围城》中陈可辛扮演的角色(《十月围城》陈可辛亲自兼任了一部分戏份的导演)。

再说制片人，实际上，原来在香港工业体系里存在的监制，很接近现在我们谈论的`制片人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要懂创作(最好自己有创作经验)，还要懂财务把控、商业运作，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是一部戏作为商业项目开始运作的最初发起者。在好莱坞，能够担任制片人的人，一般拥有自己的制作公司，和六大制片厂有一定的固定合作关系，每年要亲自审核并参与制作和监控很多部影片，在商业制片领域也就是以票房论英雄的大片中，真正的大佬制片人的权力仅次于制片厂的主席，远大于绝大多数导演和演员。

举个典型例子，Jerry Bruckheimer 杰瑞·布鲁克海默，迪士尼影业的金牌合作者，CBS罪案剧的主要来源，旗下拥有杰瑞·布鲁克海默影业和杰瑞·布鲁克海默电视，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制作领域举足轻重，他手上直接把控的品牌包括《加勒比海盗》系列、《绝地战警》系列、《国家宝藏》系列、《壮志凌云》(可能的系列)等热门电影品牌，《珍珠港》、《勇闯夺命岛》等卖座大片，《CSI》和《Amazing Race》两大电视品牌。为何说以他为例最为典型呢，因为他制作的最为成功的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并不是先有剧本或现成的人物，而是来源于他作为制作人和制片人的灵感迸发，也就是说，他看到迪士尼乐园里的加勒比主题就想要以此为灵感来源拍一部电影，于是用命题作文的形式召集编剧人马开始创作，在他的灵感主导下诞生了剧本后首先确定了男主角的疯癫气质和德普这个主演，然后再选择了导演Gore Verbinski 戈尔·维宾斯基执导组建剧组，组建cast选角导演团队(注：好莱坞有专业的负责试镜选角的卡司导演，干的是比国内的副导演高级得多的活，权力不小)，选中新人凯拉·奈特利和当红小生奥兰多·布鲁姆等等。也就是说，整个项目的发起点是他。而这也是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最大的不同。

可能很多人会说好莱坞很多大导演，比如詹姆斯·卡梅隆也是项目发起者，其实那是他作为制片公司老板和他的制片人搭档兰道一起担任了制片人。而中国的导演由于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公司或工作室发起项目然后寻找投资和发行公司也就实质上自己兼任了制片人，很少会接大公司(华谊等)的命题作文(乌尔善接《画皮2》乃至之后万达的《盗墓笔记》、华谊的《封神榜》就是典型的命题作文)，所以全职的具备商业和艺术两方面技能的布鲁克海默式的制片人极其少见，而张伟平和王中磊这样的出品人兼任制片人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陈国富在华谊期间实质上只有内地式监制职能，他和王中磊加在一起才是华谊的制片人Procer。要靠近好莱坞体制，最合理的方式是，王中磊担任Executive Procer“总监制”或“总制片人”代表出品方的二号人物，陈国富(现在应该说是陈国富的接替者了)担任Procer制片人。历史上，华语电影也不是没有成功经验，在香港，从《英雄本色》开始，徐克效仿卢卡斯只担任制片人(当然那时香港都叫监制，而且施南生实际上才是负责商业部分的，相当于王中磊)让吴宇森和程小东执导的《英雄本色》1&2、《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都是经典，相反他们拆伙后徐克自己上阵反倒拍得烂。相信陈国富离开华谊后，以自己工作室的形式与华谊、万达等合作时，将会更具主动性，应该会有当年徐克的效果。陈可辛是除了陈国富之外最想成为这样的制片人的电影人，但由于现在还克制不住自己上阵拍片的冲动，短期内他还成不了，而且他现在投资回报率方面比陈国富差得太远，就快没人投钱给他了。另一个有经验的人当然是王晶，他也是采用吕克·贝松模式做了很久的投资方、制片人、监制的，近两年复出导演(而且也和贝松一样拍不好了)其实属于白费力。像刘伟强、陈嘉上这些香港导演，如今其实都失去了创作能力了，但他们都熟悉商业类型片的规律，如果全都转型制片人其实前途不错。内地电影人中，除了徐峥这样的奇葩(演员-监制-导演兜圈路线)，目前还看不到几个具备从创作领域转型制片人能力的人，也许宁浩和几个编剧有戏?

扯个题外话，一部好莱坞电影和一集美剧一般只有一个导演署名(罗伯特·罗德里格斯为了让弗兰克·米勒署名《罪恶之城》还退出了工会)，但制片人(助理制片人、线上制片人、协作制片人、顾问制片人等)有可能会有一大堆，头衔包括procer、executive procer、co-executive procer、co-procer、associate procer、line procer、consulting procer、supervising procer、financial line procer等，等咱们这这些职衔都全了也分工明确了，真正工业化就不远了。

顺着题外话说回来，之前那个问line procer的问题里，其实内地一般把这个负责流程的人叫执行制片(不带个“人”字儿差别就大了，署名时会给你个“人”做)，或者更老派的剧组叫制片主任，一般这个人是监管一切杂务的，包括车辆调配、日程安排、群演等等，偶尔还能管主要演员招募，别看这是个杂活，其实这种后勤部长的职位都是投资方的嫡系担任，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掌握很大的财权的，剧组的日常开销都从他这走，流程进度也是由他替投资人盯着(当然投资人如果有私货塞进来他得保证能实现)，有种出品人的监工的味道。由于现在很多公司和明星工作室的核心力量都是办公室做宣发的人马，所以一些宣传领域的宣传总监和明星经纪人就从下游向上游进入了，当然因为宣传领域主要都是渠道性的工作(对于剧组来说，宣传的那点创意营销不足以称作内容创作)，所以很多宣传领域的人转入制作上游，入手的工作都是类似的执行制片或助理制片人工作，特别是陈可辛、姜文等导演工作室的负责人luyao和yanyunfei这样的，现在在剧组里就成了兼任制片人(甚至还是投资方)的大牌导演aka剧组皇帝的大内总管，并逐渐开始真的分担一些前期的制片策划剧本审阅的核心工作。这也是我们从事营销宣传向上游发展的最佳路线。

三、出品人

最后说说出品人。这玩意是中国特产，美国只署出品公司presents，老板们不凑这热闹(当然像韦恩斯坦的公司就叫自己名另说)。其实就是出品方(投资方)的法人代表，比如出品有中影集团，那韩三爷就是出品人。如果某公司只是投了一小部分钱，那他就是联合出品，法人代表挂联合出品人。还是以华谊兄弟为例，王中军目前基本只在出品人的栏里出现，而王中磊一般都是挂制片人。近年来有个好玩的趋势就是会在出品人栏里出现刘德华、周星驰、成龙这些人，其实一般意味着他们是影片的主要投资人之一。像去年五一档的《匹夫》，敬爱的黄晓明老师就是出品人，因为他投资了嘛。正上映的《厨戏痞》黄渤刘烨张涵予应该都是出品人吧，因为他们都拿片酬入股了。陈坤老师好像也做过出品人了吧?

㈦ 什么事制片人制度

制片人制度是指广播电视节目以制作人为中心。制片人是节目的生产制作，包装，推介，优化，转产等流程的实际操作经营权和对相关人员的指挥领导权。1，广播：从主持人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2，自负盈亏自立门户自产自销的电视制片人制。

制片人制的实施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制片人是从电影生产中借用过来的一个概念。1. 电视节目特别在电视台内部栏目生产推行制片人制已成为各电视台栏目管理的基本模式。制片人制确立了栏目作为单独的制作单位，使节目生产决策环节大大减少，对市场反应更加快捷，同时制片人还被赋予很大的人事权和财权。在栏目内，制片人享有人员的录用、进出、岗位分配、待遇设定等权利。这有利于制片人合理配置栏目内部资源，调动有限的人力、财力来做好节目。在栏目内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这种动态化的管理，使每个工作人员形成一种良好的竞技状态。2.制片人制是一种符合影视片艺术成产规律的管理制度，即制片人拥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权，集多种管理功能于一体。把它引进广播电视节目生产之中，有利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3.制片人是广播电视节目的主创人员之一，是节目的总负责人。在大型节目的制作中，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助理、制片人或剧务来实施工作。使得电视节目整体性强，经费预算、审核与管理加强。例如《东方时空》5分钟的广告收入作为包干经费，自己支配。在制片人机制下，他们在全国刮起了一股TV旋风。这不能不算是制片人制的成功。

㈧ 大家知道中国内地著名电影制片人有哪些啊还有他们的作品

江志强、陈国富、胡晓峰这三个人高居榜首，代表作有《前任》，《捉妖记》，《唐人街探案》还有很多，都是一些票房很高的电影。

㈨ 导演中心制更有效还是制片人中心制更有效

制片人中心制，是指把项目的核心控制权集中在制片人手中，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全面贯穿营销策略和团队协作原则，通过严谨的调研、科学的制片流程，最大化的实现影片的商业价值的一种机制。导演中心制，则是在影片摄制的全过程中，建立以导演为核心的创作班子的制度。在摄制组内，导演掌握艺术创作领导权和指挥权，遇有不同意见时导演有最后裁决权。导演中心制可保证影片艺术风格、样式的完整统一，保证艺术质量。"导演中心制"概念来源于苏联，英美等国过去往往以制片人为中心。由于中国的文化心理，投资方都更愿意选择信任一个导演，而不是一个制片人；演员都更愿意跟导演合作，而不是制片人；编剧更愿意跟导演沟通，而不是制片人。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导演相比于制片人更能得到创作、演员、资金的信任。而且，就目前电影业的现状，以投资方的业余程度、演员及经纪人对制片人的不信任程度、制片人自身水平等原因，制片人中心制不可能从全行业的范围超越导演中心制。

㈩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