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中国电影是怎么看的

㈠ 谁能告诉我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中国电影发展史有4个阶段。

1、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照实说，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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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电影介绍

《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在前门大观楼放映，该片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影片于1905年12月28日在中国（清朝）上映，结束了中国没有国产电影的历史。

影片《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是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

㈡ 中国最早的动画片电影是哪一年，哪个公司生产的片名是什么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动画片也是有非常的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也是有很多，比如《葫芦娃》、《黑猫警长》还有现在比较火的《熊出没》等等。除了动画片，还有同名的动画片电影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么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最早的动画片电影是什么吗？

但是要做中国的独创的动画电影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他们将会面临重重困难和阻碍。不过1926年，万氏兄弟克服了资金、场地和资源等各方面的困难，终于把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电影之作出来了。《大闹画室》讲述的是主要是一个画家正在画室作画，突然画家所画的一个身着中式服装的小人跳离了画板。这个小人太淘气了给画家惹了不少麻烦，最后经过一番追逐打斗，小人被画家赶回了画中。故事的情节虽然简单，但是这一举动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中国甚至国外。

㈢ 为什么最近《让子弹飞》这么火，这部电影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姜文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电影的开头，张麻子对着白马开了一枪，这枪瞄准绳结，打中却不打断。白马继续跑，绳索已不能吃力。让“子弹飞了一会”，绳索终于断裂，白马才四散跑开。电影的结尾，姜文对我开了一枪。 白马在我脑中奔驰一夜一天，绳索终于断裂， 我才舒服了。
如果你看见了那思绪拖出来的暗线，就会明白宁财神说错了。“姜文的王朝，永远不会到来”
影评这么多，吐槽点最多的就是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了。这个地主恶霸，说单词，玩“介错”，还总要拽拽文，钱也多的离谱。这些特质可笑，不必要，也不合理。 但揭开暗线的线索，就在于这些“不合理”。 影片的暗线，几乎都巧妙得埋在笑料之下。
问题1：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1920.
葛优演的马县长，在刚进鹅城不久就说：“不好，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原著中故事发生在193X年，是姜文特意改到1920年的。
问题2：黄四郎只是个地主恶霸么？ 没那么简单
黄四郎交给假麻子（胡军）地雷时，说了很多：“北中国我不知道，但这种限量版地雷，整个南国只有两个”；“第一个在辛亥革命时炸了第一响”；“惊天，动地，还泣鬼神”；“1910，made in U.S”
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这1910年才生产。 黄四郎不但知道辛亥革命的地雷是什么型号，还拥有唯一一颗双胞胎地雷。 请问，黄四郎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黄四郎参与了在武昌起义的核心策划，是辛亥革命的老资格革命党！不信？下面还有佐证

问题3：张麻子只是个土匪么？ 当然不是
电影里很明白的说了， 张牧之，早年追随松坡将军（蔡锷），17岁时即为其麾下手枪队长。是讲武堂出来的（考虑到蔡锷，应为1909年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蔡锷在日本死后（1916），张牧之回国，落草。
蔡锷何人？梁启超高徒，民国开国元勋，护国军神。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20日，蔡锷就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响应革命。1915年又发动护国讨袁并取得胜利。张牧之早年即追随他，也算是 辛亥革命党对老资格。
张牧之和黄四郎还曾是革命战友？ 影片给出了明显的线索
问题4：1900的一面之缘？
张牧之与马邦德赴黄四郎的鸿门宴时， 黄四郎说。“20年前，我和张麻子曾有一面之缘”。从影片可以看出，黄四郎一开始就知道假县长就是张牧之就是张麻子。这句一面之缘，是他刻意点开的敲山震虎。影片确凿的发生在1920年。 20年前就是1900年。
黄四郎和张牧之在这一年见过面？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们继续从张17岁当上蔡锷手枪队长入手。
问题是，张牧之现在多少岁，又是那一年遇上蔡锷的呢？
蔡锷1882年12月出生，1899年在时务学堂的老师唐才常德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练兵。
如果张是1904年后见到的蔡锷，那么1900年时张牧之不超过13岁。这样的孩子不应引起黄四郎的注意。且1920年时33岁，似乎又嫩了一些。蔡锷活到此时也不过三十七岁。 1899年之前的蔡锷不过是个16岁不到的学生，虽然已经声名不弱，但也不至于配个手枪队长吧。张蔡相逢，应为1899-1904年蔡锷留学时发生。17 岁的张牧之，又为何会给一个留学生作手枪队长呢？
查了一下，1900年时，唐才常策划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 蔡锷闻讯即回国响应老师。但唐看他年纪小，就派他去湖南送信。 后来唐才常被张之洞拍平，蔡锷身在湖南躲过此劫，又回了日本（其实这时候他才改名叫蔡锷，才去学军事）。我以为，张牧之当上蔡锷手枪队长，正是这一年。估计是唐才常不放心蔡锷一个人走，派了张牧之这个同龄毛头小伙子，给他当的保镖--”手枪队长”（估计是光头小队长）。这样算，1920年影片发生时张牧之 37岁，也很符合人物形象。
黄四郎会在1900年认识张牧之，两种可能。1是黄也参与了自立军起义，在武汉或者湖南见过蔡锷与张牧之。 2是蔡锷把这个手枪小战士一起带到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和黄有过一面之缘。
我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黄四郎和张牧之，显然都在日本混过不短地时间。
问题5：张牧之黄四郎都混过日本？ 应该是，他们都对介错很熟
先来介绍一下介错：
日本人不爱上吊爱切腹，他们觉得切死自己挺光荣的。但切腹挺难操作，一刀捅进去，一时死不了还特别疼。身体倒得七扭八歪，挣扎起来满地的血，死相难看，特别不体面。故很多时候切腹者会让一个信赖的朋友当「介错」。介错人手持长刀站在其身后，在自杀者的短刀切腹的一瞬间砍下他的脑袋。
切腹大家都熟，但介错就相对冷僻。 更别说在没网络和电视的1920年， 如果不是对日本文化相当熟悉的人，根本说不出这俩字吧。
黄四郎在鸿门宴上说“要是这三个人供出我来，我就切腹，请兄台当我的介错”。张牧之说“你搞错了，介错人用的是长刀”。两个人应该都在日本待过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黄四郎，好端端的中国人没事谁能扯到切腹去。张牧之要在日本混，只能是1900-1904年。因为1904年蔡锷回国后就没怎么去日本（其实我也不熟，蒙的），作为蔡锷的手枪队长，张牧之也不能去日本。等1916年8月，蔡锷病重去日本治病，当时张牧之一定跟着去了日本，但估计这段时间他可没兴趣研究什么切腹。何况11月初蔡锷就病逝了。

回答了这5个问题后， 我们重新看黄四郎这个人。 他留过西洋，也留过东洋。说话爱拽文，冒成语，国学功底算不错。你若把他看作一个土财主，这些设定显然有很蹩脚； 但若把他看作早期便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 那些设定就很恰当。
黄四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土财主。 他是一个腐化的前革命者，现当权派。 在鹅城，他是“官府”的代言人。
我总结一下暗线:
1900年，张牧之追随蔡锷到日本，并与黄四郎有一面之缘。
1900-1911年，张牧之和黄四郎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但无交集。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武昌起义，黄四郎为核心成员。 10月30日，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张牧之也算核心成员。
1911年-1920年． 辛亥胜利后，革命者黄四郎，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利敛财。他投靠了实力军阀张敬尧（还是张宗昌？ 其实我没听清楚。 总不能是张孝准吧）这座靠山后，愈发肆无忌惮，横征暴敛，更以故乡鹅城为根本苦心经营，控制了民国小半的烟土交易，大发其财。
辛亥胜利后，革命者张牧之，不求权钱，继续追随蔡锷。 1916年蔡锷死于日本，此后张牧之对时局失望，干脆落草为寇。
1920年， 张牧之马邦德来到鹅城，电影开始。张黄斗法，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鹅城起义，胜利后张牧之分文不得，心爱的女人和他的兄弟们一起走了。这场“革命”，正如当年的辛亥革命， 他什么也没得到，甚至失去了很多。 他坐的chair， 也被别的man抗走了。
这就是姜文在此电影里内藏的政治隐喻。 谁会投入革命？蔡锷这样的英雄会，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会，但最后得权的一定是袁世凯；张牧之这样的爷们会，黄四郎这样的投机者会，但最后得利的一定是黄四郎。 当张牧之再次掀起鹅城革命，他不为财也不为权，不为女人也不为大众。他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隐喻还不够过瘾， 鸿门宴上还有句台词。“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 （谢绝联想，请勿跨省）。

问题6：姜文要干什么？ “让子弹飞一会”

解决了前5个问题，我们就明白姜文如何同时取悦小装，大神和官府三个群体了。 那就是打时间差。这是一部让子弹飞一会儿才能被解读出的电影，子弹中的火药藏在喜剧和商业的外壳之下，躲过了官府的剪刀手。他若明白无误的指出黄四郎是由 XX手段走上统治阶级的恶棍，配合最后的“鹅城运动”，那这片死的绝对比宁浩的《无人区》还惨烈。等子弹飞完，官府醒过神儿来，影片都下映了。

从技术手段来说，姜文为追求这个飞一会儿才明白的效果，刻意的将每一条重要的线索后埋一个包袱以转移注意力。 比如张牧之刚刚自陈身份，说自己跟松坡将军混过。观众还没转过筋想清楚松坡是谁，葛优就跳出来插科打诨：“那一年，我十七岁，她也十七岁...”。在逗笑大家之余，将观众的注意力从“松坡”，“十七岁” 这样的线索上转移开。避免影片立刻被看懂。

姜文的电影爱悄悄的牵扯些政治，但要把子弹对着官府打，未免自讨死路。他准备打向谁？ 这就是本文最后要讨论的问题，也是姜文更大的野心所在。 看官们可以把他野心想的特别不怕死，但我可不敢胡写。我觉得他把枪口对准时下电影界，对准某位电影界的官府代言人。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姜文那句“我姜文站着，也能把钱挣了”。这点野心，观众都看的出来，也不难理解这句有点揶揄闷头挣钱的冯小刚。冯导岂是在于这点揶揄的人？还主动客串了汤师爷，和葛优联袂出演赚钱众。（冯导不但拍片赚钱发挥稳定，客串也是稳定的头五分钟就死。）汤师爷落水而死，葛优演的马邦德为求活命，一直在冒充汤师爷。 可以说，在电影里，葛优代表了冯小刚。马邦德说的，就是汤师爷说的。也是冯小刚说的。

汤师爷要赚钱，他向谁跪？ 官府代言人“黄四爷”。 他怎么着挣钱？ 黄四爷带头出钱，其他人就得跟着出钱，回头把钱还给黄四爷，得利三七开。

张牧之要站着挣钱，也得在汤师爷的配合下，先忽悠“黄四爷”先出了一百八十万两银子才行。

关键问题来了，汤师爷想赚钱得跪官府代言人黄四爷，冯导演想赚钱得跪那位爷？

时下电影圈里， 有没有一个“爷”，是公认的官府代言人呢。这位爷，如果像黄四爷一样恶劣，已成中国电影的毒瘤，就够好了。这位爷，如果像黄四爷一样发家，先投身于“导”，一步步的向官府靠拢，终究成“爷”，就再好不过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位爷，让姜文这种爷们电影人觉得。“X爷，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线索还在电影里

理解子弹的政治隐喻，突破点在于姜文相对于原著，对故事发生时间的改动。

理解子弹的现实所指，突破点在于姜文相对于原著，对角色姓名的改动。
在原著里，黄财主的原名叫黄天榜，”黄天棒”. 在电影里，叫作黄四郎，“黄四爷”。

韩三爷，您得多么的无畏，才敢于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这片儿的出品人上？ 您给这电影投了多少钱来着， 别是一千八百万

（原著师爷姓陈，没县长这人。 电影里分别安上汤，马二名。将将是个“冯”字，有点附会，放括号里图个好玩吧）

在电影后半， 张麻子对着黄四爷派出来的马车，虚射一枪，“让子弹飞一会”。 片刻，枪声四起。

《让子弹飞》上映一会后，终会成燎原之势。其它手里有枪的导演，编剧，演员，杂志，评论家们，都会迫不及待的把肚子里藏了多年的子弹打出去。

姜文必将瓦解一个“三爷的王朝”，“剪刀手的王朝”。让黑马们倒下，白马们得以挣脱沉重的束缚。但”姜文的王朝”，永远不会来临。他会从容的从椅子上站起来，让别人搬走。自己骑上白马，悠然的离开我们的视线，化为一个传说。

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㈣ 中国电影史的史上第一

第一次电影放映：、1896年（清光绪22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的西洋影戏。
以中国为题材的第一部纪录片：1896年美国缪托斯柯甫公司拍摄的《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
中外合拍的第一部影片：1902年，美国文列文同邵醉翁合拍《慈禧太后》。第一部独立拍摄的影片：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像馆拍成的由京剧著名武生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
第一个电影放映场：北京西单的“文明茶园”挂牌为“北京电影”。
第一部电影故事短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它首映是1913年9月底。
第一位女演员：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一向遵循着男扮女装的规则。即使是在甲午战争后诞生的 “文明戏”中，也没有打破男扮女装的传统。1905年问世的中国电影自然也难以摆脱这一文化习俗。直到1913年《难夫难妻》这部以婚姻关系为内容的影片中，所有的男女人物依然都是由男演员扮演的。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位女演员来自和《难夫难妻》同年拍摄的香港短故事片《庄子试妻》。影片取材于明清传奇，描述庄周诈死，以试其妻子是否忠贞的故事。也许是因为香港长期处在英国统治之下，得西方风气之先，故能够接受男女同台演出。结果，导演黎民伟的妻子严姗姗在片中扮演了庄周妻子的使女，虽然还不是主角，但这已足以使严姗姗获得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的殊荣。
摄制的第一部长故事片：1922年上映的《阎瑞生》，任彭年导演。该片以当时上海阎瑞生谋毙王莲英的轰动社会案件为依据，写的是真人真事，上映盛况空前。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影剧本问世于1925年，即电影在中国诞生后整整20年后。它是由洪深编写的历史题材剧《申屠氏》，发表于当年《东方杂志》22卷1-3月号上。
第一部动画片：动画片是美术片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中国的美术片就是从动画电影开始的。1920年，上海的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兄弟（人称“万氏兄弟”）在影院中看到了《大力水手》、《勃比小姐》等早期美国动画片后，对这种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开始研制中国的动画电影。1926年，万氏兄弟克服了资金、场地、资料等多方面的困难，终于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它也是中国美术片的开始。
第一部出国的影片：新亚公司拍摄的《红粉骷髅》，管海峰导演，除在上海、天津、北京上映外，还到日本、越南等国放映。
第一个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
第一首电影插曲：1930年12月3日，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野草闲花》上映，该片以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配制了一首由孙瑜作词、孙成壁作曲的电影歌曲《寻兄词》，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首电影插曲。
第一部蜡盘发音片：《歌女红牡丹》（1931年）。
第一部片上发声片：《雨过天晴》（1931年）。
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渔光曲》，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第一部音乐喜剧片：袁牧之编导的《都市风光》，完成于1930年10月。
第一部采用管弦乐队演奏的影片：《都市风光》。
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电影奖：1932年，由当时中国教育界和电影界热心人士共同倡议，在南京建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于次年举行了第一次影片评选活动，《人道》和《自由之花》被评为优秀影片。此后又举行了几次评选。由于当时协会的领导者中有不少具有政府党政高层官员身份，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具有政府色彩的电影奖。
第一位电影皇后： 1933年，开办于上海的《明星日报》以“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为宗旨，发起了一次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电影明星评选。在参选的诸明星中，来自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和来自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呼声最高，选票也比较接近。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评选，胡蝶得票21，334张，陈玉梅得票10，028张，阮玲玉得票7，290张。胡蝶由此登上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的“宝座”。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35年3月，由蔡楚生编导的影片《渔光曲》在苏联举办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获得了荣获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渔光曲》遂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第一位国际三大影展最佳演员：1992年2月，张曼玉凭借电影《阮玲玉》获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成为中国影史上第一位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演员荣誉的影星。
第一部恐怖电影：1937年，新成立的新华影片公司推出了一部深受欢迎的影片《夜半歌声》，这是中国银幕上出现的第一部国产恐怖电影，它不但在当时制造了轰动效应，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其价值和魅力依然能够得到验证。
第一部抗战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史东山编导、吴蔚云摄影，完成于1938年1月。
第一部彩色电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艺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著名摄影师黄绍芬为摄影指导，李生伟任摄影师。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出文化干部前往东北接管伪“满洲映画协会”（日本侵略中国后在东北建立的电影制片厂），1946年10月，在“满映”的原址上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东影拍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
第一部译制片：1949年5月，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苏联电影《普通一兵》。
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木偶片《神笔》获第八届国际儿童影片节儿童娱乐片一等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
建国后第一部中外联合摄制的影片：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的儿童片《风筝》，1958年6月上映。
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厂）拍摄了中国第一部35毫米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老兵新传》。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也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宽银幕电影。
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1962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
第一部彩色遮幅宽银幕故事片：《青春》，197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第一部寓言样式的动画片：《夸口青蛙》
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的故事片：1988年，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和姜文主演的影片《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熊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的中国电影。
第一部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影片：2002年12月12日，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正式授予中国电影《庐山恋》“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第一部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也是惟一的一部。
中国第一个由专业影人评选的电影奖：在中国电影三大奖中，电影金鸡奖是由专业电影人员评选的专业性电影奖。金鸡奖始创于1981年中国农历鸡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奖杯为一尊引颈高唱的金鸡，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同时亦包含着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奋发前进的意义。该奖每年评选一次。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担任评委。在这一类别的电影奖中它不仅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它也是中国电影界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 。

㈤ 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是哪部电影

1949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完成故事影片《桥》。

剧情简介

1947年冬，东北某铁路工厂为支援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开始，总工程师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对完成任务持怀疑态度。有的工人群众也存在雇佣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厂长主动深入工区，深入群众，启发动员大家为修复大桥出谋献策，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

为制造修复铁桥需要的桥座和铆钉，他们先修复了炼钢炉；第一次炼钢失败受挫，工人梁日升又想出了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的办法，并获成功。

此后，工人们也克服一系列困难，造出了桥座和铆钉。为按时完成修复铁桥的任务，铁路工厂的工人们群策群力，响应上级号召，投身修桥工作，终于在松花江解冻之前，将大桥修复。

《桥》的影片评价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片的首创意义在于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

剧中人物梁日升和老侯头大公无私、勇于创造，具有新时代工人阶级的特点。该片艺术上追求在平易中见真实、于朴素中显亲切的创作风格。刻画人物、表现生活多用白描式的手法。

㈥ 国宝级电影《盘丝洞》神奇身世，民国爆款影片为何流落挪威

2012年初的一天，挪威国家图书馆电影修复员Tina正在电影资料馆里整理馆藏电影，她意外发现了一部封面上写着挪威语“蜘蛛”的电影拷贝。这个拷贝已经在这个仓库里沉睡了八十多年，由于其材质是极易溶解的早期硝酸基胶片，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濒临“死亡”。

Tina意识到，如果再不抢救这个拷贝，再过几个月它可能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虽然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否经典，但无论如何这里面存有八十多年前的画面，因此Tina决定尽快修复《蜘蛛》。

此时，Tina只知道这部电影来自遥远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挪威从中国引进的影片，关键那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尚未意识到，她在抢救的是一部已经失传的中国电影。

由于《盘丝洞》的火爆，很多同行纷纷效仿拍摄西游题材，一时间电影院里到处都是《西游记》电影。但杜宇也没能免俗，他在1929年拍摄了《续盘丝洞》，根据资料记载，这部电影的脑洞更大，是讲关于蜈蚣精和蜘蛛精穿越到一千年以后在上海发生的故事，堪称我国穿越电影的鼻祖。

可惜的是，这部《续盘丝洞》的拷贝到现在依然没有被发现。

如今，这部国宝级的《盘丝洞》已经可以在网络上观看了，你还等什么。

㈦ 介绍一下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网络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当时有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还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前身）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

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后来在当时羊市大街的“影协”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他们给予肯定，于是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

㈧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当时人们把电影称什么

1905 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京剧大师谭新陪的＜定军山＞的演出拍摄，完成了电影的纪录功能．多年以来，提起＜定军山＞总是把它和故事片联系在一起，忽视了它存在的另一面．
定军山的出现呈现出影像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从题材上看，选择定军山作为第一部电影拍摄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独特的观影方式，周宁在＜比较戏剧学＞中称京剧呈现的是一种以叙事语言代替展示语言的话语表达方式，它强调的是剧作家 演员 观众之间的外交流系统，这种话语表达方式不以展现真实的戏剧情境为满足，因此，对于观众而言，戏剧故事往往借助演员的口说书，而期肢体动作确实与故事无关的舞蹈化表现，因此观众看的是表演，听的是戏．正是这种特殊的看和听的关系，影响到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中国纪录片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纪录片到八十年代的话说系列，其表现形式均是画面解说式的，这种画面解说式的纪录片呈现的就是一种解说与画面关系并不密切的复杂世界，但过去我们在评价它们的时候，均认为这是受到苏联电影”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但却忽视了纪录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不明白这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能够产生那样大的轰动效应．
＜定军山＞是一个开端，中国纪录片与中国文化的一切联系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㈨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