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日本226政变是怎么回事
二二六事件(日语:二・二六事件),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东京的一次失败政变,日本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数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
直接参与者多判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非贬即谪,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军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
二二六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1936年2月26日,数位青年军官率领士兵分别前往东京各地展开刺杀,并取得相当成果(其中有两名前首相遇害身亡),还一度占领了东京市中心。
然而叛军并未成功杀害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和占领皇居,他们也并未成功争取到高级将领的支持,加上昭和天皇对于本次政变行动的愤怒等因素,进而导致叛军无法实现政权的替换,最终于2月29日缴械投降。
有别于先前数次类似的青年军官刺杀政府要员的从轻发落判例,二二六事件中的主谋起事者多受处重刑。在历经一系列的非公开审判后,共有19名叛军领导人物处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监禁判决。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就此衰落。
日本国内曾一度流行以刺杀方式达到政治诉求的活动也就此终止,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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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一、政府结构异动
尽管二二六事件的政变没有成功,但依旧对整个日本政府和军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月9日,冈田内阁解体,后由冈田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任新总理,组织新内阁。
不过因为受到新任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压力,广田不得不做出一些人事上的让步,例如选择有田八郎为外务大臣,而非自己看好的吉田茂。
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原先内阁成员中的陆海军大臣职务规定必须是由退役的大将所担任,而此一制度的回复使得现役的陆军大臣和军方利益挂勾。
只要与军方的观点相冲突,后者即可让陆军大臣请辞,迫使内阁进行重组,并拒绝派出该职位的继任者。换句话说,内阁是否能维持全受到军方所影响。事实上,后来广田内阁组成不满一年后,军方即使寺内辞职,内阁也因此解散了。
二、陆军内部的派系清洗
尽管高级将领里只有真崎一人遭控与叛军勾结,皇道派仍因该事件而受到极大的损害,从此便一蹶不振。在寺内的主导下,“革新幕僚”们(尤其是石原和武藤最为活跃)开始在军队中进行清洗。
陆军共12名大将中有9人于4月底退出现役,包括皇道派领袖荒木、真崎、川岛和本庄。另外其他对皇道派和政变行动抱持同情态度的也同样剥夺其现役身份,或调到离首都偏远、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地区任职,如山下、香椎、小富士、堀、桥本虎之助和柳川平助等。
其他的军官,即便不是皇道派者的权力也受到限制,以消除皇道派在军中的剩余影响力,几乎每一位曾对叛军表达支持的高级将领都受到影响。
三、历史意义
二二六事件为日本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推动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也使日本逐渐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战后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二二六事件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第二阶段成熟期结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展开了第三阶段的法西斯运动完成时期,日本军方以支持由上至下的法西斯主义。
创造了由官僚、垄断资本家及政党的统治联盟,执行了和欧洲法西斯政权类似的政治主张,如对外扩张、赞颂扩军、反个人自由主义、反国会政治、反马克思主义,但不同于欧洲的日本法西斯特色:“家-国”、重农主义及从西方殖民主义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政治修辞。
B. 管虎新上映电影《八佰》的真实历史事件是什么
《八佰》改编自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八百壮士”誓死抵抗日军的故事。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企图在三个月之内占领全中国,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将目标转移到上海。
淞沪会战就此爆发,只是在会战中,中方节节溃败,已无力再与日方斡旋便需要西撤以保存实力。留下来一个加强营掩护大部队西撤,这个加强营便是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的“八百壮士”。
留守四行仓库的官兵只有423人,但谢晋元团长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人,他们要正面对抗的却是五千到三万的日军。数十倍的兵力悬殊,让这一场战斗变成有去无回的困兽之斗,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对决如同蚍蜉撼树,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感召下,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视死如归的场面。
影片评价:
战争是冰冷和残酷的,《八佰》中的“静”凸显了这样的冰冷和残酷。电影开篇用摇移的大全景方式勾勒了苏州河北岸的“静”,这是满目疮痍之地,没有居民,只有残破与荒凉。“静”是《八佰》一面,由“静”到“动”是更重要的一面,它既是战争的对抗与角力的“动态”,也是人物变化成长的弧光,更是主题精神的升腾的过程和姿态。
在枪火和刺刀带来的惨烈声响中,该片着力呈现了“八百壮士”阻击日本侵略者进攻的几个战争段落和侧面,战争的残酷性首先被传达出来,与之交织的是带有痛感的崇高性。
作为一部战争类型商业片,该片正视了战争的残酷,与此同时,也不再采取以往战争片凸显指挥军官个体的智慧与英勇的策略,甚至淡化了谢晋元的领导,而是以群像的方式塑造出“有意味的普通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