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界资源做好中国电影

㈠ 从文化资源学的角度谈谈中国元素在外国电影中应用的看法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底蕴如何与主流的外国电影接轨。思想方面的，许多外国电影都是快意恩仇，“仁”这个思想如果运用到某些外国动作片中就显得有很多方面的牵强。所以，从思想层面上说，导演要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然后能够很好地利用好这一元素，从种种细节，可以体现出电影中“仁”的含义。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元素尚处于被动需求的状态，而不是主动需要的状态。一个是need,一个是must。从定位上来说，中国元素在短时间能还是只能处于配角地位。
中国语言的魅力，不得不承认这个是最关键的，当然也是最内涵的。就算把中文翻译成了英文，但是那语境中的原汁原味还是无法还原的，这个就涉及到了文化的传承。古人总是能够用极其简短的话来涵盖一长串意思，有个小故事，鲁国有个国君向国师询问治国良策，然后国师说：“然。”然后国君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不久国君自己生病了，再次询问国师，国师说：“然。”最后，君主病死了，国师说：“然。” 这一个字涵盖的意思实在是太多。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见解，当个野史笑料也可，但最终证明的还是语言的魅力。
中国文化的推广成为了一项历史的任务，这不仅仅是几代人就能做到的。
我们现在中国电影看到最多的还是外国元素中的大、宏伟、绚丽。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本身代表的内涵的升华。这些上，外国电影和中国电影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借鉴外国的电影电视技术，受到的是外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忽略最多的往往就是先人留下的财富，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学说，不要说他们都是奴隶社会的残余，他们之间始终是有可取之处的，就看人如何对待，如何舍去。
我们需要好好运用和弘扬的也正是这其中的可取之处。我想除了武术也就唯有这些思想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了。

㈡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综述：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

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再次闪耀，而中国电影怎样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在电影节期间成为中外电影人讨论的热点话题。
得奖？以我为主
国际电影节奖项一直被视作衡量一国电影水平的重要标准。某些类型的中国电影更容易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中国导演王小帅的新作《闯入者》是角逐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唯一华语影片。他说，外国人通常喜欢在中国电影中看到“景象奇观”和一些“边缘化的景象”。
针对这种“潜规则”，一些中国电影人认为，中国电影要让世界买账，需要更多地考虑外国观众的心理。
不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届中国电影论坛上，王小帅直言，他不会去揣摩国外观众怎么想，而是坚持自己的态度和方式，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他的电影中也没有“景象奇观”，而是关注人的基本情感。因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异，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帅的想法与意大利电影人乔治·戈塞蒂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电影要想赢得世界，必须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电影最吸引欧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中国电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强烈的情感表达。中国电影人如果试着去做和欧洲相同的东西，那就一定会失败。所以，他说：“中国电影，请不要改变你的传统。”
合拍？找好伙伴
中外合拍电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捷径。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不少中欧制片人表达了合作意愿，认为专业的合作有助双方克服各自的劣势，互通有无。
意大利制片人孔奇塔·艾罗尔迪在由“新华国际”主办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说，意大利对合拍电影有各种优惠政策，对这些，中国制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届电影节闭幕华语影片《黄金时代》制片人覃宏说，外国导演刚进入中国时常常摸不准中国电影圈的“潜规则”，这恰恰说明找到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覃宏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具备契约精神的合作方。
市场？需要桥梁
尽管中国电影人为走向世界做出各种努力，但一个事实是，中国电影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仍面临不少困难，所占市场份额不大。
覃宏说，汉语毕竟没有英语使用范围广，而在商业电影方面，中国电影业在特技技术、导演理念和视觉特效等方面还不够先进。
而意大利电影人戈塞蒂认为，中国不缺好的电影，但不少好电影被欧洲市场忽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需要“桥梁”。在他看来，这座桥梁就是专业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广策略。
他说，意大利曾经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推广本国电影的联合机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打开了本国电影通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也需要制定相应策略，向世界推销中国电影。

㈢ 中国电影怎样由大做强

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业迅猛发展，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二是城市化进程和数字技术普及与应用的结果，电影生产、创作行为与审美运动与时俱进。但是，我们需看到，相较于游戏产业的2000亿元、电竞产业的900亿元规模，电影的经济体量不大，电影创作的质量也并不稳定。

重视电影艺术创作的质量，仍然是新语境下中国电影创作务实发展的根本。优化电影题材和艺术表现结构，改变电影创作机制，提高创新能力;坚持内容为王，通过电影的人性价值与文化内涵的表达，创造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在探索追求中不断创造丰富的审美空间;推进资源整合，克服电影短板;既讲普通话，又讲地方话;转换视角，既保持，又放开;积极关注变化着的大众观赏趣味，提升电影艺术的活力和对外电影的“大循环”的全球化能力与水平，更有力地增进全社会的电影与文化获得感，持续提供值得重视的新鲜经验，同时，也为提高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发展空间的影响力、有效地建构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提供方向。

㈣ 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追求艺术价值更重要

今天的中国电影是否应该以商业利益为先呢？那么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场上的嘉宾也是分成了正反两方。我们先来听一下支持方的意见。

黄群飞：如果说把商业电影和艺术影片要对立起来的话，那么我所处的位置，我是院线的，我是支持商业电影的。商业电影繁荣了我们的电影市场，只有电影市场橡卖繁荣了，我们各种题材的影片，包括艺术影片才有生存的空间。

主持人劳春燕：黄总主要是从这个市场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的中国电影应该以商业利益为先。来，我们听一下王导的意见。

王小帅：我觉得今天坐在这块的人挺复杂的。但是我是个作者，我是个电影导演，所以我肯定站在这个我们这个《三峡好人》这边，得当好人。

主持人劳春燕：您认为还是应该以艺术创作为先？

王小帅：我是个创作者，一定要把你的创作搞好。

主持人劳春燕：您不想要赢得更多的观众吗？

王小帅：我觉得我不敢那么奢求。因为当时我们放《青红》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观众排队，我很激动，以为来看我的电影。其实都去看这个《星球大战》了，结果时间赶不上，没办法，今天想看电影，哎，这还有一个《青红》，看看吧，他就进去了。进去一看出来大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这些观众到底是我的观众还不是我的观众？对我来说我分不出来。观众也是盲的，他只是看一个古装片就完了。

主持人劳春燕：王导还是很坚持他的艺术理想。那么同样是作为一名创作者，史航却认为应该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说一下你的看法。

史航：我首先坐在这个位置，但我想说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这几个月我的MSM的名字上，我一直在骂《黄金甲》，因为这是我非常讨厌的片子，而且我非常喜欢《三峡好人》。《黄金甲》是别人请我看的，《三峡好人》是我请别人看的。

主持人劳春燕：你觉得《黄金甲》在商业上不成功吗？

史航：不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个位置上来赞成这个利益驱动？因为我想还是这个概念，就把中国电影当做一个人来说，一定让他活下去，然后为善为恶它才有选择的可能性。光靠艺术电影，靠我非常喜欢的《三峡好人》，能让中国电影活下去？我认为不太能。所以我内心极端矛盾的赞成着利益驱动。

孟晓樯：可能从商业利益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无论《黄金甲》也好，还是《三峡好人》也好，其实都是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在做这个电影，当然说我们导演自身，他有一些定位。从艺术角度来讲，其实这两个电影，无论是贾樟柯，无论是张艺谋，他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在里面。比如现在人王小帅拍一个一亿的制作的电影，他也会努力的去拍好。当然他有他的想法，这一个亿要拍出个什么，那这些东西是他们创作者的天赋的事。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比如怎么去运作。

主持人劳春燕：我们这边的几位嘉宾都认为不管拍什么电影，首先生存巧纤是最重要的。来，我们听听两位，这个爱好电影的嘉宾有什么看法。

梁宏达：我的感觉我们在探讨这个商业跟艺术的话题，它不是在一个抽象真空当中，你得跟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像刚才晓樯说，说假如给这个王导一个亿，那问题是在现实当中谁来给王导这一个亿呢？我们看有一个很会作秀的房地产商人，他讲说我也要投资拍电影的话，张艺谋来我给多少，陈凯歌来给多少，冯小刚来给多少，到贾樟柯我一个子不给。现在看拍商业片子，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占据了太多的一种资源。可是拍艺术片呢？从院线上各方面来讲，可能有些人想看这类片子都看不到。那么也就是说在艺术片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没有给这一块更广阔一种天地。那么我们在谈艺术优先还是商业优先的问题的时候，不在于这两个哪个更重要，而在于在现实当中我们哪个发展的好，哪个发展的不好。

热点争论二：电影生存需要商业片？

主持人劳春燕：对，你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记得张艺谋导演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点，他说现在中国电影就得靠商业救市，而不是艺术，因为现在中国的电影也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复杂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使这个工业系统能够良性循环起来。

梁宏达：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商业片虽然占据了那么多资源，它真正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吗？比方说中国的商业品大片，像《黄金甲》，首先肯定这是汉语的片子，是给中国人拍的。可是你看它的整个投入最后要收回的话，它必须要依赖于美国的梁宽逗市场、日本的市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某某程度来讲，他拍说是给中国人拍，实际又不是给中国人拍的。

主持人劳春燕：像《黄金甲》、《无极》、《夜宴》这样的古装大片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所需要的？

孟晓樯：大片一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只有这种大片能生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制作团队只有我们的武术指导。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中国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创作人员在创作电影的时候，首先能够做到最好做到艺术和商业兼顾。如果暂时做不到，我觉得应该偏重商业。去年我们这几部大片《黄金甲》、《夜宴》，为我们中国电影可以说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抗衡好莱坞这个大片中，去年我们全国有上亿，超过一亿票房的有十部，其中国产大片占了六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我们目前仍然需要商业大片作为我们的主流电影。

主持人劳春燕：我们今天已经把商业和艺术的矛盾都摆在了台面上。那么我们正方嘉宾认为应该以商业利益为重。来听一下我们反对方的看法，周教授。

周孝正：就是从我们这个社会学这个专业来考虑，它这一个社会它是一个系统，它最起码是四个要素，叫民主政治。

主持人劳春燕：您不要说的太高深了，直接说您的观点。

周孝正：哪儿来的商业？那市场经济后，它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也就是说公平竞争。你能够说这一个月只能大片，不能放小片，这叫商业吗？这叫霸道，这叫欺行霸市。

主持人劳春燕：院线要放大片，不放小片。来，我们院线总经理。

周孝正：我再多说一句。我们这个社会它是缺什么？它现在已经浮躁，这个浮躁物欲横流，这么一个社会。你还去强调什么票房价值，还要抵制人家西方的大片，你干吗要抵制？我们是开放的心态。

王小帅：太好了，说的太好了。

主持人劳春燕：您就是说让那些海外大片进来吧？

周孝正：对，进来。我们老百姓有眼力，我们有知情权，我们有我们的审美。

主持人劳春燕：那我们还用得着拍那些商业大片吗？

周孝正：你看我大片根本就不看，倒给我钱我都不看。

主持人劳春燕：《黄金甲》您看了没有？

周孝正：我当然不能看，看了那叫受侮辱。

梁宏达：肯定毫无疑问的，可以给这个电影运作的这种商业模式带来一些利，好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在发展电影，这个商业化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还没有形成这么好的一个运营机制的同时，这个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危害在我们电影业却大行其道了。比方说这钱怎么花，回头在宣传上怎么吹牛，最后这钱到底都弄哪儿去了，这都是过度商业化给电影运作过程当中带来的弊端。

周孝正：那我插一句。老粱说的这句话最对，叫过度商业化。你要注意这个，现在中国是物欲横流，你注意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骗子我怕谁？

孟晓樯：我不同意老粱的过度商业化。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商业大片的商业价值，还不如王小帅他们做的这种艺术电影的这种概念，差的是商业电影。因为我们大片做的不好，我们比别人差，所以我们要更商业。要做的好，要做的像《金刚》一样，要做的像《蜘蛛侠》一样。

王小帅：我们今天在讨论说，为什么在票房上，在国内的票房上不好。那我觉得反过来讲，如果按照现在我们中国人被这个引导的那个状态，就普通的老百姓观众被引导看那样的片子那种状况，我们片子票房要好那才叫怪。只要说这个我挣钱了，大家是钱是追钱的，大家都追那儿地方去了。

黄群飞：刚才王导提到了一个培养观众的品位，但实际上观众你让他怎么进影院，这是最大的关键。这个好多影片，包括艺术影片他根本不进来。那么现在我们的商业片慢慢把观众吸引进影院以后，观众人数这个基数大了以后，慢慢的他的口味会发生分化，因为他不可能老看这一类大片。

主持人劳春燕：刚才黄总提供的一个事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电影院，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把这个观众吸引进电影院。

周孝正：我再插一句。你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导演，有一个制片人就说，你们进电影院保证让你们哭，结果进去电影院大伙儿都笑。我是骗子我怕谁？我只要把你骗到电影院，你只要把钱掏出来，你出来你爱怎么骂我怎么骂我。那叫商业吗？那叫有组织诈骗集团的头子。

黄群飞：我觉得周教授说的太绝对了一点。当然电影界也有一些不公平的做法，但是我……

周孝正：浅规则还有一些呢！太严重了！

黄群飞：我觉得在商业发行上，在我们院线发行，我是院线的总经理，我想这方面我说话最有权力。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总得来说，现在我们的电影发行放映是公平的，是市场说了算。

王小帅：我要求发言一下。

主持人劳春燕：好。

王小帅：可以多拍商业片，这个商业片一定是在一个填空这个市场，支撑这个电影工业，是没有问题的。在市场化进来的时候，你们千万别忘了还有这一部分，我们优秀的传统，比如说我们的《秋菊打官司》，同样是一个导演，如果是拿到今天，新影联最后你们不要这个《秋菊打官司》，只要了《黄金甲》，你看看是多大的一个损失？

黄群飞：对，你这个观点正确。

周孝正：商业片不等于文化垃圾，你一定要分清楚。

主持人劳春燕：周教授我问您一个问题，您承认张艺谋导演最近的几部电影在票房上是成功的吗？

周孝正：那叫得了手的骗子，有什么可说的？我跟你说一个数字，中国最富的报纸上登过100个最富的，51个搞房地产，25个卖假药的。那能说明什么？

黄群飞：不过周教授你这个信息不准确。张伟平投资人他不是做房地产的，他是做医药保健的。

史航：他是做那个食品的。

黄群飞：航空食品的，所以他不是做这个。刚才我觉得王导的好多看法我赞成，但是我们的观点是说拍艺术片的导演在拍片的时候，尽量能够考虑到商业性，考虑观众面能够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电影最后要让观众去看。

热点争论三：电影商业化是不是大的趋势？

主持人劳春燕：等一等，我们今天其实还有第七位嘉宾。而且最近他拍了一部喜剧电影，应该说票房成绩也是不错的。有请阿甘导演。您好，这边请。阿甘导演，先说说您的观点吧。您觉得今天的中国电影是应该以商业利益为重呢，还是应该以艺术价值为重？

阿甘：就以当前的中国电影来说，当然是要市场，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注意到三十年前全世界这方面的争论也不太多，那么后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大家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了。是因为所谓的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开始分野。这个我想也是整个电影向商业化方面的一个趋势。

主持人劳春燕：能够告诉我们，你最新的一部喜剧片大电影现在票房怎么样？

阿甘：已经过1800万。

主持人劳春燕：您投资了多少？

阿甘：投资了700多万。

主持人劳春燕：那应该说是很满意？

阿甘：永远没有很满意的时候。

主持人劳春燕：我们刚刚阿甘导演也亮明了他的立场。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做出选择的话，还是应该把商业放在第一位。周教授。

周孝正：关键是什么叫商业，我要问问你这个。是不是唯一票房，只要把人骗进去，掏了钱你就有钱偷着乐？是不是？

阿甘：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观众你也骗不了。如果是一个好电影的话，一个高票房的电影的话，它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档期才可以产生那么高的票房。那你说要在一个月时间里头，你连续不断地骗人，这个要有很高的技巧才可以。

主持人劳春燕：就是说最好的商业电影，它肯定也是有艺术性的。

梁宏达：这个目前恐怕不是艺术片类的导演要如何重视商业票房的问题，而是商业片的导演如何重视影片艺术性的问题。现在我们说，不是说你大片目前拍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已经够了，关键是我们奉献给世界电影市场的是什么样大片。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很多电影导演过于重视商业化。带来的后果，本来导演应该是盖房子的，现在导演都成了搞装修的了。

黄群飞：我反对。你们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说商业电影那么多过分强调的就是《黄金甲》和《夜宴》，可能大家不要忘了去年我们总共生产了330部影片，还不包括数字电影和给频道拍的电影。可是我们的商业大片才几部？这个比例是太低了，不是太高。

史航：我觉得现在咱们把《黄金甲》当作一个大片的代表，对大片这个词是一种有点亵渎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片，它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大片也可以拍得动人，我拥护大片不是拥护《黄金甲》。

面对场上嘉宾对影片《黄金甲》的各种批判，院线经理黄群飞、阿甘导演坚持认为中国电影谋求发展必须以商业大片为主流电影，然而周孝正作为反方阵营的代表又会提出哪些更为尖锐的问题呢？在明天的节目中，导演王小帅将向我们讲述当今艺术电影发展所存在的困境，另外还有一位神秘嘉宾走进演播室，他将指出《黄金甲》之类的古装商业大片给青少年带来的种种弊端。在这场关于“中国电影到底该先谋艺还是先谋利”的争论中，究竟哪一方观点更有说服力？中国商业大片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黄金甲引发的争议》，明天继续播出

㈤ 中国将蝉联2021年全球票房市场冠军，中国电影业发展现状如何

如今中国内地影视市场的不断蓬勃发展，在近些年来，我们也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优秀影视工作人员也将自己的工作热情以及心意投入到电影创作上，也确实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主旋律影片，也让国人领略得到我国电影制作水平巨大提升。同时也能够通过电影的制作来谱写时代的主旋律，更好的凝聚国人的民族向心力。

在这一年多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份额增长，最主要的就是中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拥有很好的防控措施与成效，加上进口电影的减少，也对中国票房收入产生正面影响，作为全球电影产业龙头的美国好莱坞，要想能够重新占据电影市场份额巅峰，很大程度宜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如何应对新一轮的新冠疫情。

㈥ 北京文化电影公司对中国电影产业有哪些借鉴

北京文化电影公司作为中喊饥兆国电影产业的先行者和领军者，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郑租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也对中国电影产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具体如下：

1. 投资和发展大片：北京文化电影公司在国内外投资和发展了一系列的大片，如《华尔街之狼》《无人区》《毒战》等，这些电影风格独特、质量高，同时也收获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些经验使其他电影公司也开始注重投资以及高质量电影制作，提高整个产业的质量水平。

2. 发挥好国内资源：北京文化电影公司在拍摄电影时，积极地利用国内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革命历史等融入影片中，使影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肢型，从而强化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3. 注重技术和人才的培养：北京文化电影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提升技术和人才的培养，多次组织国内外专业人士进行技术培训和交流，不断完善电影技术，提高人才水平，不断推进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进程。

4. 推动合作和交流：北京文化电影公司充分发挥其品牌和国际影响力，积极推动国内外电影业界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外知名电影公司的合作交流，并在中国国内举办多项国际电影节活动，推动国际电影文化的进入和交流。

5. 推广产业生态建设：北京文化电影公司在推广自身品牌的同时，也积极推广电影产业的生态建设，包括改善电影市场环境、优化电影生产流程、保障电影产业知识产权等方面，提高整个行业生产效率、发展速度和行业整体收益水平。

㈦ 有哪些以未来世界作为背景的国产电影

《动物世界》、《记凳拦忆大师》、《动物特纳粗仔工局》、《流浪地球》这些都是以未来世界作为背景的国产电影比较能够吸引观众的观看。洞汪

㈧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㈨ 中国电影应如何走向世界

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借助国家战略

目前世界电影产业的主要增量来自中国华语电影，中国电影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电影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带来的观影人口将不断增长，三四五线城市的增量仍然会带来红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依然停滞不前。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国家战略，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世界电影的新秩序。”

二、好莱坞电影人马丁·基斯特勒：打造全球化故事

在本届北影节“好莱坞工匠·中美电影交流高峰论坛”上，IG创始人、CEO马丁·基斯特勒认为电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须讲述一个全球化故事。“讲故事是以新的方式阐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聚焦全球的故事，这个取决于你想捕捉什么观众。”马丁·基斯特勒认为50%中国电影像好莱坞电影，《战狼》风格跟好莱坞的风格非常类似，但是可以打动中国观众。最重要是内容、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方式。故事的讲述方式一定要捕捉全球的观众。”这位好莱坞电影人认为故事首先要好，然后才是营销手段层面的问题。“最重要是你的故事原生态，看一下你这个故事是不是被全球的观众所认可或者能打动全球的观众。”我们现在做电影是让全球的观众来看，我们会把中国好的电影带给全球观众，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韬：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除了作品的输出，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美双节”主席苏彦韬宣布第十四届“中美双节”将于10月27日至11月30日在美国好莱坞、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拉斯维加斯等全美各地举办影视盛典、影视高峰论坛、“金天使奖”颁奖典礼以及电影合拍论坛、电视剧合拍论坛等数十场各具特色的大型电影专场、研讨活动和200多场次的影片展映活动，为中美影视业界的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近期的《战狼》《红海行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影，这些电影振奋了人心之余，大家对于影片话题的热爱造就了一个更好的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契机

㈩ 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全球华语电影人“敞开”创作怀抱

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全球华语电影人“敞开”创作怀抱

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全球华语电影人“敞开”创作怀抱。“发展中电影计划”将优选已通过立项备案、仍然在发展制作中且已完成至少30分钟初剪的华语电影项目，面向电影产业人士、电影节展策划人进行放映，旨在给电影创作者与产业人士、节展策划人搭建沟通平台，为优秀电影创作项目提供后期发展的支持和帮助。

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全球华语电影人“敞开”创作怀抱1

10日，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产业版块报名通道开启，针对剧本项目的“平遥创投”单元和针对发展中电影长片项目的“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将面向全球华语电影人“敞开”创作怀抱。

“平遥创投”单元旨在发现具有潜力的电影项目和华语新锐创作人，为他们提供产业沟通、资源互动和融资平台，为优秀作品提供孵化机会，致力于成为发现华语新人的重要窗口。经“平遥创投”评选委员会初评及复评两轮筛选后，“平遥创投”将最终确定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入围项目，入围项目将有望获得5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

“发展中电影计划”将优选已通过立项备案、仍然在发展制作中且已完成至少30分钟初剪的华语电影项目，面向电影产业人士、电影节展策划人进行放映，旨在给电影创作者与产业人士、节展策划人搭建沟通平台，为优秀电影创作项目提供后期发展的支持和帮助。

此前，多个在“平遥创投”单元崭露头角的剧本作品已顺利完成拍摄或即将进入拍摄阶段。如2019年获奖项目《温柔壳》已于去年年底完成拍摄，严艺之导演的.《我抬头发现两朵一样的云》计划于今年年内开机。此前，“发展中电影计划”获奖项目《街娃儿》刚刚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还包括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得主《她房间里的云》、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火鸟大奖得主《池塘》及东京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恋曲1980》等。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10月12日至19日在位于山西晋中平遥古城内的平遥电影宫举行，产业版块与电影展映、学术、教育一起，共同构成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四大版块，成为平遥国际电影展最受电影产业界关注的版块之一。

平遥国际电影展面向全球华语电影人“敞开”创作怀抱2

平遥国际电影展（Pingya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由导演贾樟柯发起创办、马可·穆勒担任艺术总监，每年于拥有2700年历史的平遥古城举办。以展映非西方（中国、亚洲、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影片为主，

影展旨在增强中雹拿国电影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电影从业者的联系和合作，形成非西方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对话；同时，影展以表扬过往的电影成就及推广青年导演新创作品为目标，着力推动电影文化，助推青年导演纤并成长，致力于为中国观众提供欣赏全球优秀电影作品的机会，推动本地艺术文化的发展。

平遥国际电影展是继上海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丝绸之路电影节之后，第五个获得国家批准的国际电影展。

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10月12日至10月19日期间在平遥古城举办。

在电影导演李安的特别授权下，电影展以“卧虎藏龙”为名，以展映非西方（中国、亚洲、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影片为主，旨在增强中国电影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电影从业者的联系和合作，形成非西方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对话；创建一种来自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精神，立足于成为一个大格局、小身段的“精品电影展”，源竖搭树立起一个专属于平遥国际电影展、影响力辐射全球的电影评价体系。

同时，平遥国际电影展以表扬过往的电影成就及推广青年导演新创作品为目标，着力推动电影文化，助推青年导演成长，致力于为中国观众提供欣赏全球优秀电影作品的机会，推动本地艺术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