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国家话语的转变

⑴ 当代中国电影将35年划分为四个时期

中国当代电影可分为四个时期：

1、开拓发展期（1949—1956),歌颂新生的共和国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忘我的劳动为其主流，形成当代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2、曲折前进期（1957—1965),在贯彻党的电影方针，克服＂左＂的干扰的情况下，电影艺术家们多方面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把当代电影创作推向第二个高峰；又经过1960—1961年的低谷阶段，1962年以后，电影创作继续发展，1963年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3、停滞倒退期（1966—1976.9),在极＂左＂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束缚下，电影处于毁灭的境地；

4、复兴繁荣期（1976.10—迄今），自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电影创作进入了第四次高峰。

时至今日，大陆的电影产业已经摆脱青涩，走上了成熟的发展轨道，并建立了一整套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完备的电影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也迎来了一批批年轻的电影投资人。出于商人逐利的本性也好，出于电影梦的情怀也罢，大家终归都是为了这个行业能够平稳良性发展。

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促进多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更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给新进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合作环境，为整个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如此，中国电影的发展才能具备更高的创造性，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完备严谨的、受世界接纳和欢迎的特色之路。

⑵ 如何评价中国电影的未来

中国电影市场从来不缺好导演、好演员，缺的是对创作者的能力考核和对原创者知识产权的尊重！

就目前来说在这个圈子里有许许多多对视听语言一知半解的导演，在他们肆意妄为的改编翻拍别人的作品的时候，那些真正为作品耗费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光阴的创作者却还在为了署名权苦苦挣扎。这就是目前电影圈恶劣的创作生态。

有很多人把中国电影近年来发展的不好归咎于中国特种的审片制度，说是在这种制度下，不会出现好的作品。这一点真的不敢同意。刷了很多欧美的片子，很多经典片子根本涉及不到社会制度问题，但经典依旧经典，喜剧还是很好看，橡辩罩城市剧也很好看，很多题材都很好看。

更多的时候觉得中国电影都在追快钱，流量明星实在占了太多的资源，很少有公司把电影当成追求。即使象战狼、红海行动等也带点投机的味道。

中国缺好演员吗，看看一二十年前的电影，看看话剧舞台，好演员真的很多，但似乎没有给他们发展的机会。即使贵如葛优、巩俐等这样的演员，也陷入了无片可拍的地步，经常是一堆影帝影后出了个烂片。

编剧才是一部剧的灵魂，几亿的投资、上百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工梁闹作都是在一个剧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灶世是绝大多数国产剧的灵魂很不给力。中国好演员能数出一批，中国好导演也能数出一批，但是中国好编剧却数不出几个。

中国编剧面临的环境的确非常困难：待遇低，一部剧本写出来根本就拿不到多少钱；地位低，与其说编剧是一个创作人员，倒不如说是一个打工的；没有话语权，导演、资本方、甚至演员都可以来要求改剧本；创作不自由。

⑶ 流转的激情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变，中国电影发展趋势有多快

新时代是孕育新的梦想所在的，我们的电影行业发展也在其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不仅在头部电影创作上不断加强竞争力，创作的形态和思维态势以及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都有了质的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个产业流变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历史性的成就，也彰显了我们新时代的创新态势。

过去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时代下电影人辈出，宁浩、李玉、徐峥等新一代年轻导演涌现出来，他们的艺术风格更加鲜明，表述的内容更接近当下年轻关众，在电影市场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相信未来中国电影也会在他们的助推下，本着好故事和好剧本、贴近观众的发展态势走下去。

⑷ 中国60年来文化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电影的所有权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国有资本到多元资本的转变。

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的电影业成功的完成了从私营咐局斗电影到国营电影的改制，从所有权上保障了电影事业一体化局面的形成。这为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体制的变化。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电影又从全部国有逐步转变为多元资本的格局。不仅有国有资本、而且有集体资本、私人资本，不仅有境内资本，而且有跨国资本等多种形式，这种所有权的变化必然会逐步的渗透到电影的生产和消费中。

第二，在管理体制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政府领导生产到政府主导生产的转变。

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指导，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差别，但是变化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主要是政府直接领导生产。80年代起政府按照市场规律指导电影生产的新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要领导生产，这也是必然的，现在变了。

第三，在电影的国际国内语境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单一的全球化格局到全面的全球化格局的转变。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拒绝了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格局，锁定了当时以苏联卫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主导的全球化格局。这也是当时历史的必然。新中国电影在困难中艰难的起飞，取得了胜利。同苏联决裂后，我们关起门来搞电影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文革时期走向了完全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格局，电影陷入了危机。8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迈向的全球化格局开放，顺应了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电影发展的需求，融汇到了这样一个浪潮中，在中间寻求自主的品格。

有了这三点背景，我们再来理解新中国60年电影文化的变迁可能就有了一些基本的铺垫。

我觉得60年来，中国电影文化发生了下面几点显著的变迁。

第一，在影片的表达体制上，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冷战时代以政治斗争为主导到后冷战时代与生活幸福或者生活和谐为主导的转变。

这种生活幸福或者是生活和谐可以包含以下内容：人性回归、伦理和睦、心理调整、风尚重建、个体和谐等内涵。

集中表现为从第3、4代导演到第5代导演创作的转变，例如《红色娘子军》，五、六十年代背景下把我党领导武装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样一个历史合法化，合理化。从《黄土地》开始，创作风格，表达体制有了转变，重新证明了地理环境、乡土文化，民俗风尚的生活层面的东西，它的特殊重要性。

第二，在影片文化取向上，中国电影出现了从线性发展的事件性元素主导到事件性中的民族性元素的再度确认的转变。

过去我们认定中国要消除或者是克服自己过去腐朽的，封建的传统，要面向世界的先进性转变。事件是先进的，过去的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展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红色娘子军》《女篮5号》都显示出了新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取代旧时代的必然趋势，促使了新中国电影确立了它独立自主的品格。

从80年代开始，一批新的电影涌现，重新声张过去被遗忘的或者被忽略的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重要性。像第5代导演的崛起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有意义的范本。

第三，在影片人物塑造上，中国电影发生了从艺术典型化到艺术类型化的转变。也就是说，前30年的影腊码片无一例外的总是致力于塑造具有艺术典型性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过去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艺术概论教科书都对典型性做了高度的概括，那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的电影奉献了红色娘子军、何翠姑等形象，何翠姑是《小花》里面刘晓庆扮演的角色，这些艺术典型在今天也代表了新中国电影的突出贡献。

后30年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发生了多样化的美学选择，不仅继续塑造典型，像《牧马人》，《芙蓉镇》当中的人物等，而且更加努力的塑造观众喜闻乐见的个性化人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典型化仍然有它的价值，但是类型化的价值也开始凸显，打破了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例如冯小刚贺岁片中衡磨由葛优饰演的系列人物，这些为葛优量身订做的人物，诚然大多属于同一种类型，而非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但是这些类型人物同典型一样赢得了大量的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美学需求，也体现了新中国电影独特的贡献。

第四，在电影美学效果上，中国电影显示了从思想启蒙性主导到感性娱乐型主导的转变。

前30年的电影在美学效果上主要承担了启蒙群众的任务，统一群众思想，教育群众，整合群众。新中国电影可以说顺利的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作为一个国家电影，它要承担的任务。

后30年，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语境变了，社会对电影的要求也变了。后30年的电影有了一个新的任务，主要满足公众的休闲娱乐需求。在休闲娱乐需求中获得启蒙，获得思想的启迪，获得情操的感染，提升等等。

第五，在电影的范式上，中国电影发生了从模块位移到类型互生的转变。

模块位移我自己是这样看的，中国电影最初是以上海为中心，体现了东部电影的格局。后来上海电影解体，它的随便一部分到了香港，聚集为南部电影模块，一部分到了北京，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北部电影模块。

新中国电影前30年主要是北部电影模块为中心的格局，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电影模式。这也是当时完成了它的历史人物。到了新时期北部电影模块面临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任务，所以这时候有西部电影的崛起，以西安、广西、成都为新的中心，第5代导演就是从这里脱颖而出，走向世界。从而有了西部电影模块。到了90年代，西部电影模块也衰落的，中国电影的模块位移格局解体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再也没有固定的电影模块，而是有了类型化的转变。中国电影越来越向类型化前进，像爱情片、喜剧片、惊险片、动作片、歌舞片、战争片等等，按照这样的类型划分。

同时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大类型：主旋律影片、商业片、艺术片。这三个类型最近几年出现了很有特色的类型互生的趋势，在一部影片里这三种影片相互渗透，就是在一部影片里三种类型相互渗透，相互拥有。《集结号》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梅兰芳》又继续出来，同一部片子里，主旋律的思想性，艺术的审美价值，商业片的娱乐价值都整合在一起，满足了公众对艺术多样化的，然而又是高度融汇的需求，体现了中国电影的影片能力，它的自主，本土的美学品格。这种类型互生可能是在好莱坞，在西方国家都很难看到的，但是在中国电影，它顺应了中国电影的语境和需要，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在电影的知识型格局上，从更大层面的知识的构型上，中国电影发生了从时间进化型到空间共生型的转变。

过去我们的电影都要假设一个时间的长度，从起点到重点的发展，今天的生活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明天会发展，明天会美好，总要一个设定未来发展的时间。这是前30年电影的主导模式。

后30年的电影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时间的进化变化了空间的共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地方。体现了在全球性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处在全球流动的格局中，处在同外部的其他国家相互依存的格局中。大家是高度共生的，不是我取代你，你取代我，而是相互存在，相互平等，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在世共生型的电影文化，也是体现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对自己生活体验的一种独特理解。

⑸ 简述对当代中国电影现状的看法。

对于电影发展中存在的艰难现状如下：
一是“出口转内销”。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功，反过来又提高了影片在国内的票房，使得不少电影人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先到国际上拿奖，再通过宣传来提高国内的票房。当然为此就必须去迎合西方。一方面采取西方较少见的各种东方民俗风情的奇观，如颠轿、挡棺、求雨等；另一方面采取西方感兴趣的题材内容，如同性恋、乱伦等，同时采用西方习惯的表达方式。如《霸王别姬》中的口误；《一个都不能少》是改编自小说的，小说中涉及到民办教师的问题，但导演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什么是民办教师，就把这个情节删去了。
二是加强了宣传炒作，利用媒体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如夏钢的《红樱桃》放映前，传出女主角郭柯宇的家人为一个裸体镜头状告电影厂，其后则不了了之。现在宣传炒作已经成了重要的手段，开机仪式、首映式、明星签名等，再加上各种明星的宣传。这在商业上有一种现象叫“鲶鱼效应”。意思是长途贩运鲜活的鱼类，会有很高的死亡率，如果水箱里放一条活跃的鲶鱼，激活了其它的鱼，死亡率便会大大下降。
总体说来，中国电影之所以陷入低谷，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其一，体制问题。中国的电影产业传统上采用卖拷贝的方式，即电影制片厂仅作为电影的制作方，将电影以拷贝的形式卖给电影发行公司，而电影的票房收入基本归电影发行公司所有，电影制片厂只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数的电影卖到几十个，上百个。个别电影只能卖出几个拷贝，使电影制片厂陷入困境。

其二，电影的多级审查制度。中国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像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 听证。这种做法本身充满非体制、“地下”的色彩。因此，要求电影审查不再暗箱操作的呼声时起时伏。暗箱操作也不符合公众经济的原理。很多影片因为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的问题而被判为禁片，不能 播出，令中国电影的发展裹足不前。

其三，商业社会中娱乐方式的多 样化，以及电视、走私电影的出现，导致国产电影产业受到冲击。
其四，相对较高的电影票价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平均消费水平，使看电影成为奢侈品。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电影发展战略的失败。这些年电影厂普遍举步维艰，却又提出精品战略，主张拍主旋律影片，对各电影厂更是雪上加霜。关键的问题是拍一部亏一部，而观众对电影又失去了信心。要改变这种面貌，首先要找回信任，要拍出好看的影片，这就要先从商业电影入手，通过商业电影的盈利来投资于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
-------来自《中国当代电影》

⑹ “聚焦电影大国迈向强国”培养更多优秀电影人才

科学构建领先于世界的教育模式，培养更多优秀电影人，助推建设健康有序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创作更多优质电影作品，是时代赋予电影教育的新命题。破解这一命题，机遇与挑战并存，需清醒认知、勇于作为

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首枝是当下中国电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需要电影人才培养的大力支撑和电影教育的创新发展。建设电影教育强国是实现电影强国的必要保障之一。

未来，中国电影教育要强起来，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为实现电影强国培者唯敏养人才，需要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形成独特发展格局，既要源源不断输出满足电影发展需要的人才，也要打造和凝练理论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电影教育的中国模式，推动中国电影可持续的健康繁荣发展。

发展的必然

厚植学科建设根基，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新中国成立后，在电影制片厂承担集中创作任务的机制中，逐渐形成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格局。随着电影产业发展，中国目前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也拥有着世界体量最大的电影教育学校与群体。

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609.76亿元，同比增长9.06%，国产片在总票房中占比超过60%。与之相对应的是，2018年，已有1131家学校开设影视类专业并招生。历史与现实不断证明：中国电影教育的总体格局是在电影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完善的，也必将随着电影产业发展不断调整、提升，最终达到同频共振。

中国电影向强国目标的迈进中，对电影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电影强国目标的实现与电影创作发展的繁荣，关键在于电影人才，在于如何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电影人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繁荣电影创作，也必须思考和发展电影教育，造就一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电影专业人才。

如何实现人才培养最优化，是电影教育一直以来对规律的探索。思考当下电影人才培养问题，要直面电影产业人才构成的现实，遵循电影人才成长规律，构建富有成效的电影人才培养模式。既要将中国语境与国际视野结合，促进中国传统、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文化自信与国际美学理论、艺术实践前沿发展的交流互鉴，也要注重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坚持需求导向，厚植学科建设与发展后劲。

现实的亟须

优化人才教育方式，山旅探索复合型、国际化、全过程培养

作为电影大国，中国已拥有高票房、广阔市场与年产一千余部电影的产业规模，优秀影片不断涌现。但面向世界电影格局和全球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在作品呈现方面尚不具备绝对优势，在世界电影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尚未形成，中国电影全产业链和工业化还在路上，电影技术和艺术的融合程度尚待提高。

这既是中国电影的现实图解，也指明了电影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清醒认识现有问题和原有教育模式面临的转型需要，沉淀理念，总结经验，是电影教育的创新思路。

艺术与技术结合，打造复合型培养模式。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为电影艺术表达提供更多可能。既有科技意识，又兼具艺术素养的人才将成为未来电影市场的中流砥柱。在完善艺术与技术融合的同时，深谙电影的社会感召力与传播影响力，善于把握电影的内容与主题引领，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都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要求。艺术类大学与综合大学的结合、电影艺术学科与科技类学科的结合、课程的辅修、学历的双修，均可为复合型人才培养带来有益探索。

本土资源与国际资源结合，打造国际化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学习姿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波兰的华沙电影大学等办学为先例，特别是向莫斯科电影大学学习，建立了电影学校分专业设置，进行制片厂等实践教学保障设置，80年代以来，学习引进美国电影教育的教学特色，由此构成了中国电影教育不断汲取、融合、更新的发展历程。在教育资源共享和教育生态系统开放的今天，国际化培养模式有多种实施可能。除了近年来国内各类引入国际力量合作办学的电影教育外，面向不同学历层次的留学机制，国内电影专业院校与国外教育资源合作开发的联合培养、国际班、国际培训基地、外培计划等，也是国际化教学模式的发展方向。

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打造全过程培养模式。未来的电影人才培养已不仅仅依靠学校学历教育完成。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谈影片创作时，多次提及国家电影局组织优秀青年导演赴好莱坞学习调研，电影创作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活动的受益成果。未来，大学要发挥电影教育的社会功能，致力于电影专业师资队伍培养的加强和扩大，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通过培训基地、在职研究生班、职业教育等，进行人才延伸式培养；同时，电影公司、剧组乃至各级电影相关机构等也可通过短期培训、剧组实训等，进行实创培养。多方力量办学，将打造电影人才培养全过程系统。

时代的命题

建设电影教育强国，构建“中国电影学派”

中国电影教育迄今已近百年，为民族电影事业培养了一代代电影人。在迈向电影强国、引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教育模式是必由之路。科学构建领先于世界的教育模式，培养更多优秀电影人，助推建设健康有序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创作更多优质电影作品，是时代赋予电影教育的新命题。破解这一命题，机遇与挑战并存，需清醒认知、勇于作为。

电影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电影教育的繁荣，为电影教育的规划发展奠定了基石；电影强国战略提出了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了桥梁，为电影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与路径。中国电影教育应在推动国际化的同时把握发展机遇，一方面深耕细作，一方面做好宏观把握。

微观上，做好人才培养的深耕细作，是电影教育发展的内驱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做好人才培养目标梳理和规格界定，更新教学内容，研发细化知识体系，创新教学方法。

宏观上，应依托相关产业部门或教育科研机构，进行行业标准建设；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方向、目标及框架的把握；以繁荣的电影人才培养办学模式为土壤，对当前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结构进行格局性规划；充分认识和利用互联网资源、国际资源、校友资源，充分利用电影教育的高等院校和专业资源；在对电影人才培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致力于探索形成中国电影教育模式。

同时，中国电影还需直面挑战：中国电影不仅要做大市场，更要向世界传递中国形象和文化价值。创作中，如何将电影思维和电影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共聚，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代表作品，尚有一定开拓空间；研究方面，如何建立中国电影独立的理论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未来要对内提升中国电影质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构建“中国电影学派”。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教育更要紧紧围绕电影强国战略，精心布局、积极作为，培养能以新技术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型人才，用新的叙事理念和艺术规则引领文化创新，整体提升作品品质，与电影强国同频共振。

⑺ 中国电影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

中国电影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众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新的突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超过了62%，创下了近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上半年票房过亿的28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了其中的16席。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影至少从市场层面而言处在良性进步和发展之中，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市场的繁荣、票房以及观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长都是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实绩的标志。但是，中国电影一些深层次结构和矛盾、深层次观念及评价体系和标准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体制改革推进的难点与市场发展状态的矛盾、制片产权与盗版泛滥的矛盾、进口片与国产片争夺市场的矛盾、影片传统模式与网络传播的矛盾、院线与影院之间的矛盾、片商与导演的矛盾、制片方与编剧的矛盾等不时凸显，并且呈现出了某种“乱象”。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在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背景下片面、盲目、过度追求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用“逐利时代”来形容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绝不是无的放矢。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了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对于好莱坞电影给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持续性的威胁缺乏清醒认识，对当下中国电影在工业、产业层面与好莱坞电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场层面取得的对好莱坞电影暂时性的“优势”中，毫无理性地预言数年后中国将会超过好莱坞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依然处于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很多基础性电影工业机制、电影产业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行业规范、产业规范也没有有效形成并且被大家遵循，市场效应尤其是社会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电影产业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甚至出现混乱和危机。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它的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趋势深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年轻观众群体。中国电影要在竞争中获得地位，要依靠差异化策略，还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好莱坞借助强大的电影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强大的资本实力及完善的资本运作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现代电影生产的门槛。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有电影艺术，甚至可以有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但是，却很难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电影产业体系，其民族电影也就无法有效、可持续地支撑自身的电影市场。更重要的是，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在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电影为参照系，甚至干脆以美国电影为标准来看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产业。从美国最近几年电影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钢铁侠》、《变形金刚》等为代表的电影越来越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尽管这种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降低了美国电影的叙事指标、人文表达，但如果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其传播影响力的折扣越来越小，传播空间越来越大。马克思这样表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国电影，也是由于年轻观众群体越来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的口味及其选择无疑也反过来影响、制约中国电影。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提高国产电影的专业水准和标准，满足年轻观众对电影视听、电影消费的要求，最大化地争取未来观众。我认为，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忽视故事的讲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层面的挖掘和表达，其忽视的层面正是国产电影生长的空间和机会。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影片的较量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差异化路线，凭借与好莱坞大工业规格、高科技水准不一样“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凭借“接地气”的策略，在本土市场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差异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这种策略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能成为战略。我们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同时体现文化创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表达、独特的美学气质和精神。总之，中国电影要真正与好莱坞形成抗衡，必须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创意系统、工业规格、产业标准及规模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市场竞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经济战争、文化战争，打不赢经济战争，也就不可能赢得文化战争。面对着更加开放的国内电影市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否则将会陷入长久的被动。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利润分配不合理、同质化竞争和无谓的内耗等，减缓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国电影要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国电影要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就电影生产体系而言，中国电影虽然“不差钱”，每年生产影片数量众多，但国际化、高科技化尤其是专业化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从生产主体而言，必须尽快摆脱“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形成具有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控制力，同时又有跨界影响力、传播力的企业集团。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要借鉴“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如“制片人中心制”、“完片担保制度”、电影“权益共享”融资模式等，促使中国电影逐步摆脱“作坊式”的运作模式，走向现代化大生产，从而促进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实现质量型、集约式增长。在美国，制片方分成53%，而在国内现行分账比例中，制作方分成只有43%，利润向院线和影院倾斜，呈现“一边倒”现象，严重制约了电影制片方的积极性，不符合现代电影生产的基本规则。发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的建设扩大利润空间和渠道，而不仅仅单纯依靠分账制度挤压制片方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中国电影的内容制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与国内市场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莱坞，票房只占整体收入的20%到25%，其余收入均来自不同种类的版权和衍生品领域。中国电影要想创新盈利模式、完善电影产业链，必须推进电影传播体系建设，其重点包括家庭娱乐市场、网络手机播映市场，要在衍生品领域发展授权业务等。随着电影数量日益增加及竞争白热化，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推进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建设，已成为中国电影发行的当务之急。由于没有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中国电影无谓的“内耗”令人痛心，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而由于没有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怀的中小成本电影得不到更大层面观众的接受，得不到媒体的更多关注和报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会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误读、误判、误评。坏口碑“成就”一部电影的高票房令人纠结、令人心痛，也令全社会质疑电影人的社会责任，质疑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道德底线。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有的人从导向角度入手，有的人从市场角度出发，有的人从技术质量方面考虑，有的人从社会娱乐角度衡量，应当说也是正常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电影产业化、电影全球化相适应的电影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对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的电影做出合理的、恰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误评乃至误判。现代电影生产体系与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现代电影评价体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三个体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相互交融。中国电影只有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才能有效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产业整体上的升级换代，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强。(饶曙光)

⑻ 中国电影要怎样改革

第一，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我们知道，好莱坞一直“避讳”自己的“美国电影”身份，总是愿意宣称为全球而不是美国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即便某些带有明显国家意识的电影作品，都必然会用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包装来“遮蔽”其作品的“国家符号”，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普适性文化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时，好莱坞还大量与欧洲、南美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等，题材来自全球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这些影片还使用其他国家编导、明星来吸引不同市场的观众，通过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垒，使跨国传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令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观众意识不到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而是将其作为“通用”文化产品来接受，甚至还会带来某种文化“亲近”的想象。比如中国观众也许很难自觉意识到好莱坞主导的《功夫熊猫》《长城》《尖峰时刻》等许多电影的“文化”差异，这些电影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像《阿凡达》《2012》《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国家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影片所包含的复杂而隐蔽的意识形态系统往往并不能被普通观众所觉察，其政治和文化影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相反，中国电影在这方面，可以说还完全处在“本土性”阶段，我们缺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国情的复杂性，必然会催生一大批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电影，但是中国还需要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电影产品，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电影强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制度设计，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融合力，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还有艰辛的道路要走。长期以来，我们只习惯于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甚至过度强调“中国中心”，这种“自我优越感”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很难被其他国家观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将中国利益纳入全球共同体之中来思考，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中国就融汇于世界之中，在保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维护人道主义核心价值，在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中体现文化多样性。

第二，建构完善的互联网化电影工业体系。应该说，中国电影目前还处在快速而粗放的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模糊，行业规范缺失，版权意识不足，领导性企业缺乏，行业结构也缺少集中度，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业行为比较普遍，各产业环节发展很不均衡，因而导致电影整体艺术质量和工艺标准不稳定，市场风险难以规避和控制，企业缺乏培养人才和其他产业要素的耐心和恒心。如果企业规模难以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出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的企业，更难以出现包含了好莱坞公司在内的如同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这样的跨国、跨媒介的综合性文化集团。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深度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CG技术、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形成与好莱坞相比更加互联网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成原始积累，在公平竞争前提下，形成互联网与影视相互结合的产业链完整的领导性企业，制定并遵守行业和市场规则，参与全球竞争，培养人才、培养品牌，为中国电影建构既能减少无序竞争又能带来创新活力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生产出达到国际标准的电影产品，并且使中国电影形成国内影院—国际影院—网络—电视—音像—授权的完整市场窗口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才能使得电影版权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带动作用的最大化。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对电影的介入，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弯道超车的重要动因，互联网所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在建基于传统工业的好莱坞前面。

第三，建构适应全球市场的国际传播体系。电影强国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传播能力和效果。虽然好莱坞电影目前还具有比较明显优势，只有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中国有即将超越北美广阔本土市场作为坚强的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崛起”背景支撑，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电影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开放合作机制，通过培养跨国性文化和电影企业，通过吸引大批海外境外优秀电影人才，通过大胆采用不同国家和传统的故事题材，通过重要产业环节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满足本土观众、华人观众需求的同时，生产出更多能够满足世界不同市场观众需求的产品。当然，中国电影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当年美国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经验，采取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策略，分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亚、亚太、非洲、中东、东欧、北欧、西欧、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渐产生更大的影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球性电影传播体系。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而且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去丰富、完善世界文化，让中国与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不再以“走向世界”作为目标，而是成为能够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电影一部分。

⑼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⑽ 中国当代电影(新时期)的发展过程有何特点

中国当代电影(新时期)从1977年开始到现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
其主要特点 ：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③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
④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⑤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