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国电影

㈠ 经典中国老电影

有如下：

1、《少林寺》

80年代十大经典武打片，南银亏拳王不幸离世，李连杰在世界成名的前夜1979年4月，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创始人宗道臣访问嵩山少林寺，并与时任香港长城影业公司董事长的廖一原接触。宗道臣表示希望长城影业能够拍摄一部少林寺题材电影，让他能够拿到日本去放映，以推广少林文化，弘扬少林精神。

㈡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㈢ 经中国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有哪些尽量多写些哦.....

四大名著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写些其他的吧：《隋唐英雄传》根据《隋唐演义》改编
《聊斋》《画皮》改编于《聊斋志异》。
《封神榜》改编于《封神演义》
《镜花缘传奇》改编于《镜花缘》《
杨家将》改编于《杨家府演义》
《济公》改编于《济公全传》这些大部分都是明朝时期的名著
还有一些直接以名著命名的电视剧《孔雀东南飞》潘粤明演的
《尘埃落定》范冰冰
李解主演
《金粉世家》《京华烟云》
这些都是近代小说名著
我知道的大概只有这些了
这些电视剧我都看过的，不错的。

㈣ 经中国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有哪些尽量多写些哦.....

中国文学
西厢记——(香港导演岳枫根据王实甫的同名戏曲改编)
红楼梦——(中国导演卜万苍根据古典名著曹雪芹同名小说改编)
红楼梦——(香港导演袁秋枫根据古典名著曹雪芹同名小说改编)
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国导演李翰祥根据古典名著曹雪芹小说《红楼梦》改编)
西游记——(香港导演何梦华根据吴承恩的同名小说改编)
女儿国——(香港导演何梦华根据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改编)
盘丝洞——(香港导演何梦华根据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改编)
铁扇公主——(香港导演何梦华根据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改编)
祝福——(中国导演桑弧根据中国作家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
骆驼祥子——(中国导演凌子风根据中国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
我这一辈子——(中国导演石挥根据中国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
春蚕——(中国导演程步高根据中国作家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
早春二月——(中国导演谢铁骊热气中国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
原野——(中国导演凌子风根据中国作家曹禺的同名戏剧改编)
红玫瑰白玫瑰——(香港导演关锦鹏根据中国作家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倾城之恋——(香港导演许鞍华根据中国作家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半生缘——(香港导演许鞍华根据中国作家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
狂——(中国导演凌子风根据中国作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改编)
游园惊梦——(中国香港导演杨帆根据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同名小说改编)
寂寞的十七岁——(中国台湾导演白景瑞根据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同名小说改编)
芙蓉镇——(中国导演谢晋根据中国作家古华的同名小说改编)
棋王——(香港导演徐克/严浩根据中国作家阿城和张系国同名小说混合改编)
孩子王——(中国导演陈凯歌根据中国作家阿城的同名小说改编)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导演姜文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
霸王别姬——(中国导演陈凯歌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改编)
红高梁——(中国导演张艺谋根据中国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
活着——(中国导演张艺谋根据中国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
喜福会——(海外华人导演王颖根据海外华人作家谭恩美的同名小说改编)
长恨歌——(中国香港导演关锦鹏根据中国作家王安忆的同名小说改编)
盲井——(海外华人导演李扬根据中国作家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

㈤ 谁能告诉我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中国电影发展史有4个阶段。

1、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照实说，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

(5)经过中国电影扩展阅读

中国第一部电影介绍

《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在前门大观楼放映，该片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影片于1905年12月28日在中国（清朝）上映，结束了中国没有国产电影的历史。

影片《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是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

㈥ 中国电影历史

在中国电影世纪史上，新时期电影占有突出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占了五分之一，在各个时期中时间最张；而且因为它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显得最为丰富多彩！
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矛盾徘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电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罪行这一中心内容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恢复被“四人帮”定为“毒草”、大张挞伐的建国后“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组织写以同“四人帮”斗争题材为重点的影片创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复映片受到了观众如饥似渴的欢迎；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也取得了相应的精神解放。同时出品了近50余部故事片，特别是“十七年”间已有成就的导演如成荫、谢铁骊、谢晋等的重新拍片，显现了某些创作上的生机。但总的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很解放，在创作上、思考问题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这一时期的开端，人民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意气昂扬。它带来科学文化的春天，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带来了电影的春天。
从那时起到现在，经过了20年的发展，中国电影艺术同其他文学艺术类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走过了一条并不笔直、平坦，然而却是发展向上的道路。在这个进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这是任何一个处于大变动的社会都在所难免的。但经过党、政府和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还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影界思想空前活跃，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以总结建国后电影的历史经验、解放思想为突破口，人们不断开拓电影创造和理论的新思路。电影和搞电影创作的人，都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既然这样，那么作为社会的人的电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矛盾、分歧和斗争。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重申：“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同时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以及祝词中的其他内容，有利于统一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电影工作的健康发展。那以后，电影艺术创作和学术理论上，都开始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
在学术理论上，从1979年春《人民日报》开展“怎样把电影工作搞上去”的讨论以及随后《电影艺术》关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讨论起，在以后数年里。电影艺术思想空前活跃，大体是畅所欲言的。关于电影与戏剧、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关于电影美学、电影本性的讨论，关于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关于电影创新的讨论，记实性美学的被张扬，以及对西方传统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如蒙太奇理论、长镜头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文本分析、原型批评，以及其他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被译介和引进，还有对中国传统电影理论及美学的讨论，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国后从来所没有过的蔚为大观的学术现象。他们程度不同地、或显或隐地影响了创作，特别是促进了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理论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重视。加以各种影展、回顾展的举办，各种评奖活动、电影节参赛，还有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的走出去、请进来，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内的和国际间的电影交流，拓宽了电影工作者的眼界。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各外国影片的引进放映，及与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鉴的机会。这一切艺术现象和相关条件，构成了新时期电影的一大特色。有学术气氛的电影发展和没有学术氛围的电影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应当指出，在这些电影艺术讨论和争鸣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科学判断。因为这还需要历史的证明和实践的检验。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有益于中国电影的进步和电影学术自身的发展；比较好地做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造就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新时期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建树，他们的论文、专著和结集，把中国电影学术园地装点得一派生机。
同学术理论的空前活跃同步，是创作的繁荣兴盛。1979年，改革开发的头一年，电影创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年共生产故事片（含舞台艺术片、下同不赘）63部。“《从奴隶到将军》、〈泪痕〉、〈吉鸿昌〉、〈归心似箭〉、〈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枪声〉、〈生活的颤音〉、〈樱〉、〈傲蕾∙一兰〉、〈苦难的心〉、〈海外赤子〉、〈神圣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导〉、〈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这个长张的多达22部的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的故事片名单，足已印证这一成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名单稍加分析，不难进一步发现，这里不仅有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如历史和革命历史、揭露“四人帮”罪行、“四化”建设、少年儿童、华侨故事、中外友谊、民间艺人命运，而且有着样式形态的多样化，如正剧、悲剧、喜剧、传记、惊险等。从主创人员的层面考察，这里既有建国后“十七年”已经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创作经验的编导艺术家。在前一类被人们已经习惯地称之为“第三代”导演的创作中，他们在追寻现实主义回归的意向里，力求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内容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并力求写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来。同样是历史人物题材的影片，《从奴隶到将军》写的缓急、凝重，而《吉鸿昌》则奔放、激越；〈啊！摇篮〉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枪声〉的悬念性，〈泪痕〉的严谨，〈苦难的心〉的深沉，〈归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的清喜剧风味，都使这一代导演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一致的前提下，显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从这个名单中看，“文革”前电影学院毕业而这时才有机会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的作品，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樱〉、〈小花〉、〈苦恼人的笑〉。他们同样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艺术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艺术方法及形式的处理上，力图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樱〉的记实性手法和记录片式的摄影处理，〈生活的颤音〉把影片的故事结构同音乐的曲式结构叠套一起，〈小花〉中过去和现在的时空交替并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区分开来，〈苦恼人的笑〉把幻境、梦境和现实交叉组接，以人物心理构成统一的线索；这一切都标志着创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用心。尽管这些影片带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从而程度不同地显出这样或那样的稚嫩痕迹，但他们的创新勇气极为可嘉，其作品也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国电影创作生产丰富的一年”，“涌现了一批题材、样式丰富多彩、内容、样式有所创新，有一定艺术质量的好影片”，“有了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十分可喜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