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研究资料

①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产业：策展及营销艺术创作考研参考书资料有哪些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创作参考书（必备参考书）

资料馆虽然有推荐的参考书目，但根据近年来的考题，以及考上的同学的复习情况，同时也有145分以上大神的整理，我们归纳总结出来了下面的参考书。

《电影市场营销学》 俞剑红/翁旸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电影市场与电影市场营销学，电影市场营销环境分析，电影消费者行为研究，电影企业目标市场战略，电影企业市场竞争战略，电影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电影市场营销新概念/观念等。

从这两年的考题来看，书上的内容对于答题很有帮助，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需要看的。

第一轮复习

影视制片管理学+电影电视制片管理学+影视策划项目管理+影视营销+电视片制作与管理

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营销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战略

文化产业最新研究

第二轮复习

真题+影视制片管理学+电影电视制片管理学+影视策划项目管理+影视营销+电视片制作与管理

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营销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战略

文化产业最新研究

第三轮复习

真题+文化产业最新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营销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战略

真题+影视制片管理学+电影电视制片管理学+影视策划项目管理+影视营销+电视片制作与管理

真题+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

第一论复习

影视制片管理学+电影电视制片管理学+影视策划项目管理+影视营销+电视片制作与管理：先学习影视制片策划知识，构建电影产业知识体系。

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通过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补充电影产业的理论基础。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营销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战略：文化产业资料总结好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可以运用在电影产业答题，这部分资料在学习完影视制片与艺术管理之后进行，能更好的补充。

文化产业最新研究：了解掌握文化产业最新研究动向，对于题目及答题更有针对性。

第二轮复习

真题+影视制片管理学+电影电视制片管理学+影视策划项目管理+影视营销+电视片制作与管理：掌握知识之后就开始做题，同时来看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是否有遗漏的知识点；

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营销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战略：用资料将自己遗忘的知识点补足；

文化产业最新研究：在做题时，运用文化产业最新研究动向，将笔记资料中的内容与知识点做到一一对应。

第三轮复习（考前）

真题+文化产业最新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营销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战略：第三轮可以直接开始做题，同时，和资料的内容结合，让自己不会忘记答题要放例子，做完后可以参考资料内容，查看自己是否有不足之处；

影视制片管理学+电影电视制片管理学+影视策划项目管理+影视营销+电视片制作与管理：考前用这些资料再次进行查缺补漏；

真题+媒介经营与管理+艺术管理概论：用真题及两本资料补足自己知识点上的不足。

② 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艺术史与视觉文化考研参考书资料

一、专业解读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方向介绍：“艺术史与视觉文化”方向旨在培养以艺术史（含电影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复合型研究人才。该方向强调在“视觉文化研究”等新兴知识领域中开展艺术史(含电影史)的研究，强调艺术理论,特别是影像理论在艺术史书写中的关键作用。

该方向要求考生具备有关艺术史和电影史的基本知识背景，了解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议题，能对艺术史进行除编年史之外的深层次、多元化的把握，为未来继续深造，或从事创意与策展、艺术编辑等工作打下专业基础。

二、考试科目概述北电除了中国电影高新技术研究院之外的院系，初试考试科目类似，咱们先说相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在于前面三门课程：政治、英语一、艺术基础理论。专业一同学们可以点击2022年北京电影学院专业一艺术基础理论考研专题解读

专业二考试科目：艺术史与视觉文化专业二考试科目介绍：主要考察学生对艺术史（含电影史）知识的熟悉程度，要求学生对东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脉络有大致的认识，对艺术的生成与生产、艺术的风格与流派、重要的艺术运动以及艺术与文化的关系等有初步的掌握，此外，要求学生对视觉文化研究具备基本的理解，对艺术史与文化理论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所以，下面的真题解读跟参考书目，考这方向的同学或者还没决定考什么学院的同学，都可以一起来看。

三、真题解读

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的艺术理论方向，近几年的题型很固定，主要是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

从题目上来看，很多别的专业的同学也可以做，因为一眼望去，一大片知识点专业一里都有涉及。

只用专业一的书籍来答，一定是答不全的，而且也有很多知识点没有覆盖。

下面小编会很贴心的给大家精选一些参考书给那些没什么时间复习的同学来参考着看的。

至于参考书，既需要记忆，也需要理解。

四、参考书目

这门科目在官网里没有公布参考书，根据近年来考题的考试形式，以及考上的同学的复习情况，同时也有高分大神的指点，我们归纳总结出来了下面的参考书。

经典必读类：

《艺术理论》罗伯特·威廉姆斯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对从古至今的西方艺术思想史进行了独特的考察，将理论与各时期的实践、智力与文化历史潮流相联系，由此证明了历史的角度对于理论问题的价值，其突出优点是展示了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现代艺术概念是如何从更古老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

这本资料是专门针对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的艺术理论中所要考到的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所汇编的。

③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

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惑”，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象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结构上的简捷鲜明”、“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 class=link>；写' class=link>；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密针线”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创一代之新”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认为它们?之“三新”。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④ 介绍一下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网络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当时有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还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前身）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

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后来在当时羊市大街的“影协”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他们给予肯定，于是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

⑤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生院含金量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生院含金量还是很不错的。
资料馆想招对电影史及电影理论有较深的理解，通过较短的时间内，能将知识体系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的学生。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我国国家级电影档案馆和电影理论研究教育机构。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于1958年，1980年成为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正式会员，是我国电影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1984年原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现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并入，成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⑥ 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 加分100！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投资、以宣传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这类系列大片当时相当引人注目。第二类是艺术片，它们不如80 年代那么前卫。因数量上( 而非质量上) 的锐减逐渐成为少数派片种。第三类是娱乐片或商业片，它们题材多样，价值观各异，已经成为电影生产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 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1]

纷繁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图景
在当前的英语学术研究中可以区分以下几种“后社会主义”观念：(1) 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签，(2)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结构，(3)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系列美学实践，(4)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毕克伟(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会主义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的第一位学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现代理论的启发，推演出针对当代中国的一套类似体系。如果说“现代”指的是“在18、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后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代主义”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先锋……文化”，[2 ]那么，对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现代主义框架就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建设性，而只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使得现代主义非合法化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原因，毕克伟从历史主义基础出发，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框架：“后现代框架主要指后工业语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他主张不用“后现代”，而用“后社会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应物”。他认为，既然“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这个新框架就可以解释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国晚期文化的痕迹、民国时期现代文化或曰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残迹，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
毕克伟把后社会主义用做一个历史分期标签，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种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文化状况”。然后，他进一步把中国后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流行的看法”，“一种异化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它们无疑在毛泽东去世前就已出现。[3] 从这一定义看，后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结构，在毛泽东时代一直被压抑，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得到了有力表达，异化和幻灭是它的两个主题。毕克伟在研究黄建新的第一个城市三部曲时，认为《黑炮事件》(1985) 是对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后社会主义批判，《错位》(1986)通过“戏仿”(mimicry) 将后社会主义与荒诞派戏剧联系了起来，《轮回》(1988) 则表现了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听天由命和杂乱无序的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毕克伟进一步用《顽主》(1988，米家山导演) 和《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导演) 作为后社会主义城市电影的例证。他从改革时代电影生产的政治经济角度得出结论说，20 世纪90 年代初是一大团矛盾，此时半持政治异议的导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 专门创作逆向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1961 年生) 与何一(何建军，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甚至还有一些与创作初衷适得其反、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力的糟糕的宣传片。[4]
毕克伟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后社会主义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电影作品中。只要它们表达了一种异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将谢晋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导演的电影，也可称为后社会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可以进一步看成各代导演采用的一套另类的美学视角。所谓“另类”，也就是与毛泽东时代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不同。就城市电影而言，《本命年》(1989，谢飞导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边缘化的出狱犯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中拼命挣扎，深刻地表达了幻灭与悲观的情绪。裴开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毕克伟的后社会主义观念，兼以涵盖电影风格。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后社会主义能否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补充? 它对其他风格的拼贴(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戏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5]换言之，我们能否按毕克伟所说，在阐释后社会主义问题时，不需面对它的他者——后现代主义?
对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张旭东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对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后现代也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6]他们心目中的后社会主义观念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这一状况导致了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旭东在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勾勒(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中，分析了极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改革的两面性、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 的乌托邦冲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市场的疯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他们如今分化成几个彼此论战的意识形态阵营)。张旭东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分化、矛盾、两极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显，造成了焦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于是随之出现在这个可以确认为是“后社会主义的” 社会。[7]
以上我简述了近年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英文学术成果，旨在说明“后社会主义”并非是涵盖整个后毛泽东时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时期”) 的一个单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会主义看成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多样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下，具有不同美学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重新定义自己新的战略位置。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导演出现的时期代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章。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后新时期”，它与毕克伟等研究的新时期有显著差别。[8]因此，研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电影要求我们关注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

新千年交替的收编和共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电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 月同意中国正式加入) 时代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加上了地下电影所代表的“边缘”及其自称的真实、现实，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们现在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互相竞争的力量，看一下它们相互抗衡和结合的形式( 见图)。
首先，艺术以想象为特征，由创造力产生，它追求美学、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取相当的资助，制作艺术电影，对象是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小众。其二，政治的特点是权力，由审查制度维持，追求宣传和控制，利用国家拨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将其加诸于全国观众。其三，资本以金钱为特点，由市场推动，追求利润和控制，从民营企业——有时也有国家来源——获得大量资助，制作针对大众的娱乐片。最后，边缘以真实为特点，以异议为灵感，追求现实和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得低成本投资，制作“地下”或“独立”电影，主要在海外传播，偶尔也通过非正规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国内传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是，四种力量现在都把市场( 包括国内和海外市场) 作为它们的核心中国电影| 产业与叙事舞台。除了政治和边缘之间的扭结外，各种力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和妥协。政治重新调整了与艺术的关系，从全面控制改为诱惑和收编。而艺术也可能会自愿融合政治，有时甚至达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和《国歌》(1999，吴子牛导演)。同样，资本也改变了对艺术的战略位置，从控制转向收编。有时，声誉和利润分成的诱惑推动着艺术融合资本，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王小帅导演)；或与资本共谋( 甚至依赖资本)，如《英雄》(2002，张艺谋导演)。[9]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是最不稳定的。从现有格局来看，艺术常常漠视边缘声称的真实，而边缘则揭示后社会主义现实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艺术的姿态，如《小武》(1997，贾樟柯导演)。[10]有时艺术和边缘之间会出现奇特的结合或妥协，如《月蚀》(1999，王全安导演) 和《苏州河》(2000，娄烨导演)，它们都类似地下电影，却公认取得了艺术成功。边缘顾名思义必须对资本表示蔑视，但在实际操作中，边缘可融合资本，而资本则部分收编了边缘，其方法是通过投资拍摄某种“中国”的现实，它被认为比艺术和政治所表现的中国现实更真实、更客观，如《邮差》(1995，何一导演) 和《站台》(2000，贾樟柯导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政治和资本的联结上。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最佳市场效应。[12]《红色恋人》(1998，叶大鹰导演) 和《不见不散》(1999，冯小刚导演) 这两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业片，是这种政治—资本伙伴关系的早期产物。扭结和妥协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就是政治和边缘之间的联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异议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场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艺术忽略，边缘的影响和所呈现的现实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被人接受，如《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既然民营资本可以轻松吸引潜在的边缘者来搞艺术，边缘作为异议和反抗场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称的“寄生地”) 的未来，仍是无法确定的。[13]边缘缺乏与国内市场的结合，也使其成为新千年中国电影业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国电影业再次被艺术、政治、资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确切说被这三者的重新联合( 包括各自对边缘的收编) 所控制。
邓光辉在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时，找出了一种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电影”包括艺术片、娱乐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电影。邓光辉注意到新生代在叙述、影像风格上朝新主流运动，娱乐片则喜欢快乐原则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题材，艺术片从文化批评的象牙塔沉沦到了个人幻想的后台。[14]如果重新阐释邓光辉的说法，可以说在主流的后社会主义制片模式中，收编和共谋已经是其有机成分。我对“新主流电影”这个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邓光辉的一个论点，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戴锦华所说，“在80 和90 年代的社会纷乱中被放逐的边缘文化力量，现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开始挺进中心”。[16]戴锦华质疑两种针锋相对的未来相当令人深思：“边缘是否正在成功进军，占领中心? 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工业及其市场策划了一场夺权? 新一代导演是给飘摇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活力，还是体系淹没了软弱的个性艺术家?”[17]尽管戴锦华希望她的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都是错的，但我觉得新千年的迹象表明，后社会主义制片系统在迅速融合，电影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共谋性，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职业化，他们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进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当今无所不在的市场。
表面看来，中国电影在WTO 时代存活下来的必要性，是最近艺术、政治、资本战略结盟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国家在媒体业中采取了进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现有的制片厂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电影集团，另一方面则把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出版等整合成规模宏大的媒体集团。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行业改组迫切要求各种力量进行更多融合和妥协。雄心勃勃的导演们则欣然抓住机会，宣布他们在市场中的存在( 虽然也许还未宣布他们自己的艺术声音)。传媒也对新一代城市导演投入了许多关注。从2002 年起，中国每年引入的好莱坞大片计划将增加两倍或三倍。在中国与好莱坞的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导演被看成中国的先锋。
很多新一代城市导演对WTO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保持乐观。2000 年在回答《大众电影》杂志提出的问题时，王小帅说，好莱坞对中国艺术导演的冲击不会太大，中国电影应发展更多的“东方特色”。以地下电影《北京杂种》(1993) 著名、但已于《过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张元，把引入的好莱坞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领”，但认为年轻导演凭自己的才能和风格，会在未来十年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国影人。在《头发乱了》(1994) 之后导演了《古城童话》(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认，大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电影首先必须“ 好看”，导演若不考虑市场因素就会遭到抛弃。张杨拍了两部票房成功的影片，《爱情麻辣烫》(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好电影就有商业性”。[18]但是，正如真实、客观、现实、真理等概念一样，这些导演没有定义他们说的“好电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认为第六代的美学有泛泛之嫌，也许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参照物”，导致他们明显缺乏开创性的作品。[19]不少批评家也在新千年的新电影中注意到这种经典缺席的遗憾。
可以说，WTO 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城市导演的艺术风格( 从先锋到通
俗剧式)、意识形态立场( 从激进到保守)、体裁实验( 从喜剧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驳杂复杂。他们虽有明显缺点，但在新千年出现的新导演数量( 包括大量独立制片)，以及他们某些处女作引人注目的特点，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引用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语录，世界属于年轻人，虽然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中的红色王国，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个人空间，而是一个受到后社会主义电影业的力量场——资本、政治、艺术、希望还有边缘——相互作用的广阔天地。

注释：
[1]有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概述，见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页.
[2] 毕克伟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页.
[3] 毕克伟引文同上书，60-62、80-83 页.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页.
[5] 裴开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页.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页.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页.
[8]参见Xudong Zhang 编，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岁的单车》是一部感伤的艺术片，由台湾和法国联合制作。《英雄》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伦比亚亚洲公司都参与制作。
[10]张艺谋的话阐述了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这种张力：“其他阶层的人中也存在着这种年轻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们不清楚这一反叛针对的是政治、艺术形式、艺术内容、上一代，还是传统美学。” 见Frances Gateward 编，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页.
[11]在制作《站台》时，贾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日本万代娱乐公司、法国Artcam 公司的资助。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艺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从海外获得了很多资金，1999 年却抱怨年轻导演与资本的共谋“第六代很有实际考虑。这是无法抗拒的 ：对金钱的需求，审查制度造成的两难处境，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等等”(同上书，162 页)。
[12]我给“民营”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国家资本建立的，投资的518 万元来自以下政府单位：北京电视台(25.5%)，北京电视艺术中心(25.5%)，北京电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24.5%)。见《1997 中国电影年鉴》 ( 北京：中国电影年鉴社，1998)，第342 页. 在推出大受欢迎的“贺岁片”后，紫禁城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绩骄人。
[13]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页.
[14] 邓光辉. 论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 当代电影，2001，1 期.
[15] 对从上海发出的“新主流电影”的提法的批评，见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页.
[16] 见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编，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页.
[17] 同上书，97 页.
[18]李彦.WTO 来了我们怎么办. 大众电影. 2000，6，50-53 页.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页.

⑦ 大众娱乐做背景下的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研究 具体

中国喜剧的发展历程 中国喜剧发展至今，沿用中华元素以及参考海外喜剧元素，汲取国内外精华，虽说没有达到喜剧的巅峰，成为万众挚爱，但是其发展历程将伴随中国电影事业的成长。中国喜剧无处不在，反映生活，来源生活，是人生的缩影，为的是给大众的生活增色添彩。这也是电影喜剧发展的动力以及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 一、 香港人看中国喜剧 ---- 简述中国喜剧的发展历程 由香港民间学者郑景鸿博士历经十多年艰辛研究，自费出版的《笑里沧桑80年——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本月在香港面世，获得了此间学者高度评价。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郑博士10月18日表示，他赶在庆祝国庆的日子，出版这书作为献给百年中国电影的“小小礼物”。 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导演及编剧系主任刘成汉评价该书表示：香港电影学者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大陆电影的著作可谓凤毛麟角，至于有关大陆喜剧电影的研究更前所未有，郑景鸿的研究是可喜和重要的突破。 《笑里沧桑80年——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一书，探索了自1909年中国出产第一部中国人拍摄的喜剧电影《偷烧鸭》，一直到1989年，80年间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过程，并旁及整体中国电影，以至中国近代文艺发展的一些情况。郑博士希望通过这个“十分有趣和别具意义的题目，能够填补中国电影研究空白的一角，以还中国喜剧电影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上应有的地位。”作为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民间电影研究人，郑博士研究中国喜剧电影的“缘份”早在数十年前结下： 郑博士说，60年代他小时候家住新界，能够听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如白求恩和雷锋及民间故事，因而和早对内地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兴趣。 70年代末，他留学美国期间参加了“美中友好协会”，在勤工俭学之余，帮助协会安排在大学放映优秀的中国电影。他还记得，当年放映的《小蝌蚪找妈妈》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动画片，美国观众都很喜欢看。 1988年郑博士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与会者包括老牌导演王为一等内地著名电影人。与会者，尤其是经历过多番政治风雨的老前辈，在回顾“新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史时，均认为中国喜剧所走过的是一条曲折沧桑的道路。研讨会研讨了中国喜剧电影面对困难如何提高。 郑博士深深地为那些“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充满热情”、“充满使命感”的中国电影人所感动。此后，郑博士利用假期和工余时间，频繁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深入电影制片厂，搜集了大量资料，观看了逾百部喜剧电影，采访了数十位老电影人，经过十多年的艰辛，终于出版了这部具文化历史价值的研究著作。学者认为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有两方面：以年代为经，制片单位为纬，经纬分明地，逐御纳一年代探讨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历程；研究整理出80年间中国内地所出产的300多部喜剧电影目录，是现今最完整的。 二、国产喜剧突破 在《闲人马大姐》之后，中国的情境喜剧市场上沉寂了一些时日，除了一些方言情境喜剧例如《外地媳妇本地郎》、湖南经视的《一家老小向前冲》等在本地观众群中有不错的收视情况以外，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并没有出现一部能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情境喜剧作品。而到了2005年年末，这种情况终于被CCTV－8首播的一部古装情境喜剧《武林外传》打破。 按照该剧编剧宁财神的说法，《武林外传》是以郭芙蓉这个初入江湖的黄毛丫头的视角来看世界。出身名门镇棚没的郭芙蓉一心向往投身武林，成为一代女侠，但是她一心助人却好心帮了倒忙，最后被同福客栈的老板娘点醒在客栈中当了个杂役。老板娘佟湘玉心地善良、风情万种，但却抠门至极，刚过门丈夫就去世了，于是担负起了抚养小姑子莫小贝的重任，她和小贝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姑嫂，还不如说更像母女。再加上和老板娘有些暧昧关系的跑堂白展堂，饱读诗书却又十分迂腐的账房先生吕秀才，厨师姜大嘴，这些人在每天人来人往的同富客栈中演绎各种各样的故事，俨然就成了一部中国式的《老友记》。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来看，《武林外传》都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中国式情境喜剧。从形式上来看，美国情境喜剧例如《老友记》、《辛菲尔德》都是用20多分钟的篇幅同时进行3～4条情节线，其中的故事往往非常简单，有时甚至不成其为故事，而只是一个生活中意味深长的小感悟、小片段。而以往我国的情境喜剧则是用一至两集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武林外传》从形式上寻求了突破，它既不同于外国经典的情境喜剧，也不同于之前的中国情境喜剧，而是借鉴了我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一个回合讲两个主要故事的样式，在一集40分钟的时间里讲两个有一定关联的小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十分完整的，也有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断。连每集的名称都借用了章回体小说的样式，例如《入丐帮老邢丢公职，升捕头小六打官腔》。 以往的情境喜剧都是带观众笑声的，不论是现场录制的观众笑声还是“罐装笑声”。英达甚至认为有无观众笑声是判断一部电视剧是否是情境喜剧的最重要的标准。《武林外传》的录制现场有20名观众，根据观众的反应随时调整台词、剧情和演员的表演，但是和通常的情境喜剧不同的是，这部剧从头至尾都没有带观众的笑声，而是替之以生动的具有民族器乐元素的音乐。这对于一直借鉴国外情境喜剧的中国情境喜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武林外传》选取了中国特有的武侠作为题材，这在中国情境喜剧的发展历程上是绝无仅有的。虽说是一部武侠题材的情境喜剧，其实它不过是借了武侠这个外壳来看社会。同福客栈虽说武侠云集，既有传说中的“盗圣”，又有衡山派掌门，还有关中大侠，但他们其实只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说到底同福客栈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同福客栈里的众多故事其实是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投射，在这里既有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考学压力，又有家庭暴力问题，连商业恶性竞争在其中都有所反映。 无厘头风格的台词是这部情境喜剧区别于国外情境喜剧及以往中国情境喜剧的一个重要特色。以往的情境喜剧都是从传统的相声艺术中吸取营养，这部剧则反其道而行之，大胆跟随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发展脉搏，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年轻观众极力追捧它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吕秀才的经典台词“子曾经曰过”、佟湘玉带有陕西口音的“额滴神”（我的神）、“我化个妆先”，还有郭芙蓉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都让熟悉流行用语的中国年轻观众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另外，强烈的拼贴感也是成就这部后现代风格情境喜剧的重要因素。在这部剧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幽默与温情、后现代风格的解构和现实主义的教诲、对武侠的反讽与对侠义精神的弘扬都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还掺杂着网络语言、流行歌曲、广告段落、综艺节目、时事新闻、时尚资讯等等，所有这些元素融为一体，就拼贴成了这部“中国式情境喜剧”。 中国情境喜剧从引进至今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在这十几年里，中国的情境喜剧经历了诞生时的辉煌、探索时期的平淡以及最近几年的重新崛起。随着播放平台的增多，一些优秀的创作人才逐渐加入到情境喜剧的创作队伍中来，情境喜剧不再是英氏一枝独秀，作品总体水平也呈不断上升趋势。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加入现代时尚元素,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喜剧电影文化的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侠五义也在现代人的颠覆中.变得更加的无厘头. 三：喜剧电影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心理健康指标，第一点就是有幸福感。它是一种综合心理素质的一种表现。现代社会，人们自我的心理压力日趋严重，找回真正的幸福感是目前不少都市人都渴望的。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以此文献给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愿辛苦的人们别再“心苦”。 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梦想着获得幸福，但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似乎都不在身边，所拥有的条件似乎都不足以让我们感到充分幸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滑坡，虽然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还配了这样一个例句：“随着喜剧电影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可事实并非如此，面对着我们失去的这5个百分点，人们如何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该笑就笑，笑也是保持心脏健康的一剂灵丹妙药。研究发现，看15分钟喜剧电影,可以给人带来45分钟的外周血管松弛和血通量增加,这样对促进心脏功能很有好处.研究人员建议,人们每天应该大笑15分钟. 美国医学杂志《心脏》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观看喜剧片能够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产生非常积极地影响。 试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共挑选了两组年轻健康的志愿者。试验期间，第一组志愿者观看的节目被限定为严肃和惊险题材的电影(其中也包括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而第二组则以观看喜剧片为主。测试期间，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不得饮用酒精饮料、开展体育运动或是服用维生素类药物--也就是说，完全排除了其他因素可能对被测试者血液循环系统的影响。研究人员在志愿者们观看影片前后分别测量了他们的血压。结果显示，在观看严肃题材电影的20名志愿者中，有14人的血液循环速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弱现象。而在观看喜剧影片的志愿者中，则有19人的血液循环出现了明显的增强现象。测试的组织者们认为，在观看喜剧影片的过程中，人们无意识地增加了对氧气的摄入量，从而促进了血液循环系统的运转。 喜剧电影往往给人一种幸福感,幸福感是持久的,延续不断的.就如回忆起喜剧电影里头某些桥段,一些无厘头的搞笑片段,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起来.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喜剧电影往往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在巨大反差和强烈冲突中将传统与现代、正规与反常、高雅与庸俗、新奇与陈旧等多个对立项捣毁成“痕迹”的碎片，导致了常规期待的落空和阵阵笑声的爆发。 追问： 非常感谢，只是……问题的前提是以 大众娱乐作背景 ，且未问 情景喜剧 啊.... 回答： 你可以加点自己想要的元素进去呀，把这篇文章修改和补充一下，变成自己的，再加以参考和运用。不是更符合自己想要的效果吗。 追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