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地缘文化

⑴ 中国影视的大众文化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 主流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

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因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代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P663-664)这就对主流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确的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它产生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实践，因此它是一种有时代特色的、全新的文化。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除了时代性特点之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还应体现开放性和群众性特点。所谓开放性，即拥有海纳百川的心胸，贯彻宽容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形式开放、不断发展的博大体系；所谓群众性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

着力于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现代化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立足于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把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旋律定位在人的素质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上，这就赋予了作为主流文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关注人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以及经济与政治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等新的发展观念。90年代以来，综合发展观有了新的拓展，重点是把人类的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这样一个综合发展的新时代给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应该说是极富远见的。因此，应该自觉地把人的素质的提高作为一项跨世纪主题，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常抓不懈。

首先，人的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物质文明，而且要有精神文明。因此，占据了生产资料从而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同时成为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并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占据和创造，一方面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影响、指导全体社会成员；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人阶级自身也必须在领导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中不断地改造自己，“锻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既从物质贫困中解放出来，又从精神贫困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自己社会主人的地位，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其次，高度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的历史课题。以基本的文化素质而论，据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资料统计，12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我国总人口的20%以上(几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5%；每一万人中只有大学生13人，而美国有509人，日本有212人，俄罗斯有195人，印度有52人。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1%，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1%，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也只占60%以上；技术人员在职工总数中仅占3%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则达30%以上。最近几年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情况有所好转，但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从思想道德素质上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开拓进取精神和主体自我意识，全社会的精神风貌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价值混乱，在社会生活层面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不尽人意的地方，如道德滑坡、腐败滋延、犯罪增生、知识贬值等。这些现实情况警示人们，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确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关涉全局的任务。

另外，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科学决策。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年代。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未来学家预言，目前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今后必须调整人类的文明实践方式，这将导致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的出现。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生物工程、生命科学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未来社会发展将对人的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认识人的综合素质在整个文化建设乃至社会全面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由上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现时代的主流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居于核心的总揽全局的重要位置。它的文化价值追求表明，在主流文化的现实操作中，是能够与其它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转折关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

二 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被逐渐得到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它得以获得如此地位的前提，是全社会确立了一种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19世纪末，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致力于传播创造新文化，“五四”运动遂成为这一新文化的诞生仪式。中国社会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此转变为知识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职业特权，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和引入世界先进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总体而言，精英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还远未真正适应这种现实，其自身的生存心态尚未调整到成熟状态。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面对社会生活的市场经济转型显得心理承受力脆弱；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退，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使得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严肃的交响音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创下零拷贝的纪录，电影厂不得不弃雅随俗赶时髦；人文科技学术著作和纯文学艺术作品缺少市场、难以正常出版；文化热点已经全面转移：打开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小品喜剧和娱乐肥皂剧，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不容否认的现实是：精英文化正陷入空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自身也开始分化，部分精英文化开始滑向商品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运作，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停步徘徊甚至下滑。对于精英文化来说，以下一些倾向值得人们忧虑：(一)人文学术著作出版难。各种庸俗黄色文化垃圾充斥书店书摊。这提示了社会的文化、消费与精神追求之低俗化倾向。(二)知识分子远离、淡化政治，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远，缺乏应有的关怀。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缺少理性参与和引导。(三)对形而上的人文关怀的淡化倾向。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使得知识界对智能和真理的追求失却了内在的动力，而哲学的形而上品格主要是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在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动中，原有的精神文化平衡及社会关系被打乱，导致人们产生压抑感、危机感、失落感、空虚感，精神贫乏和思想混乱已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四)中华伦理文化传统面临挑战。伦理道德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的内核。商品大潮使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连根动摇，新的有效的道德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精英文化除了感叹世风日下外无所作为。加之一些党政干部的权力腐败，更加强化了这种道德失范。

精英文化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在一定层面折射了目前中国文化建设所应注意的重大问题。当然，我们在强调和指出精英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的同时，还应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和出路之所在。精神文化的危机须由精神文化自身来拯救。有道是大浪淘沙，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会愈加显示出其人格和学术的功底和魅力。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人文与科学文化的重新繁荣也将为期不远：“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精英文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现代使命，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和热切关注来传播人文价值和科学精神，在生活实践中调整自己失衡的心态，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基于这一要求，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有两个核心点：第一，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重塑现代民族魂，从而使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真正呈现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并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撑力；第二，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加强现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培育和辐射，勇于承当起社会良知的角色并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和精神境界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三 大众文化的价值提升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大众文化消费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需求。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并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大众文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它的产生依赖于两大前提：第一，城市的出现。城市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变迁的产物，在欧洲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商业化的加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开始迅速发展。如果说古代的城市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宗教和军事象征的话，近代工业化以后的城市则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社会先进思想的集散地，它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说，城市是生产大众文化的温床。第二，现代化的科技传播手段。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革命，文化的传播方式也由古代的口头传播、书面传播进入电子信息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文化通过声音和图像的组合方式，并以时间的同步性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打破了文化的垄断，有利于文化接受上的平等性和广泛性。在西方，现代传播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化大众化的。纵观西方大众文化的历史流变，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大众文化的特征和本质：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现象，它是现时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方便、时髦、流动的生活方式的体现。

显然，大众文化不等于“通俗文化”。两者在其文化质地上是完全不同的。“通俗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与人类的出现同时产生的文化，在总体上说它是一种民间的集体创造物。“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一种自发地、不带功利性的文化创造行为，呈现出清新自然、质朴刚健的精神品格，它所传达的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世俗生活真切感受和向往。农业文明是“通俗文化”产生的深厚土壤。而“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有短暂的历史；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其制作过程与接受过程是完全分离的，大众文化作品是由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手段快速炮制而成的，然后向大众抛售和倾销。在这种场合，大众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大众文化的运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少数人基于商业赢利目的而快速合成的“大众文化”，其对人生的理解、对情感的投人以及审美的体验往往大打折扣，甚至有诸多的虚假和矫情成分搀杂其中。因此，大众文化往往成了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它并不想执意去追求文化价值的永恒性，而更多地是给工作忙碌的大众一种经验上的娱乐和感官上的享受。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双重的历史转型时期，既要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如同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了转型期的种种特殊性一样，“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也打上了诸多“中国特色”，这集中表现为两点：第一，城乡一体化特色。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城市和乡村并没有严格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乡村的人口流动亦日益频繁，客观上使得作为都市文化的大众文化也程度不同地波及到了中国农村，而电子传媒的普及更加促进了这种城乡的一体化。第二，与其它文化形态相共存。在大众百姓的文化生活中，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有所表现，甚至还搀杂着各种原本属于传统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东西，这都反映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

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大众文化现实出现了见仁见智的价值评判分歧。保守者将大众文化斥之为资本主义文化，精英文化层则将其视为文化的堕落，如此大相径庭的立场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大众文化的价值定位问题。首先须指出的是，大众文化作为和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同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

⑵ 电影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在近代中国人的记忆中，电影最初是以“西洋影戏”的角色进入日常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来自异域的“影戏”，虽然在外部形态上与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戏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新鲜事物。作为舶来品，它的传入，一方面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相伴而行的，另一方面无疑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这就使得外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放映活动明显地体现出“经济冒险”和“文化催生”的双重意义??从经济冒险的层面而言，它使经营者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投资风险之后，很快从中国人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从文化催生的层面而言，当观看“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种娱乐时尚的时候，中国民族电影的诞生也便因此而获得了必要的契机。

中国的民族制片业，肇始于外国电影传入9年之后的1905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老北京的著名实业家任庆泰（1850－1932），在他自己开设的“丰泰”照像馆的天庭里主持拍摄了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这是一部由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的纪录片。它的问世，一方面证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依然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整合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某种支持。

任庆泰的拍片活动由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而没能持续多久。1909年，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使得丰泰照相馆一蹶不振，而任庆泰所经营的其它实业竟也从此开始走向了下坡。电影需要文化的支持，但无疑也同样需要经济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而言，任庆泰在北京的拍片实践的终止，实际上于偶然之中体现了必然。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和近代经济的中心，上海为民族电影业同时提供了“精神气候”和物质上的必要保障。1913年，张石川（1989－1953）和郑正秋（1989－1935）利用文明戏的经验和在华外商的资本，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8年，中国当年最大的文化企业集团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活动影戏部”，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玻璃屋顶的专业摄影棚。自此开始，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集中产地，并因此而有“东方好莱坞”之誉。

从无到有的，不仅仅只是活动画面的生产，还包括一些基本术语的创设。1921年，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编辑陆洁（1894－1967），从友人信中的“教习”二字的联想中，把director翻译为“导演”。及至20年代末，中国人终于为自己确立了关于这门新兴艺术的最为基本的术语――“电影”。这些专业名词的创设，无疑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事物进行本质把握的一种东方式的智慧。

中国电影是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凭藉自己的智慧创造的关于中国的“电影”。从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就这样在经历了从短片到长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等诸种技术演变的同时，也不断以影像的方式，承载和表达着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好恶与思索、苦难与奋争、光荣与梦想。

⑶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中国电影为什么始终没有办法走向国际

我们国家拥有着五千年的文化，我国的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日本不见得比我们强大，但是日本的文化输出非常厉害，短期之内中国不可能赶得上，遑论超越。比如前苏联也是超级大国，极其强大，但他们的文化输入就很一般，甚至有点乏善可陈。

随着我国慢慢的对文化的重视，我相信中国的电影走向世界只是个时间问题。

⑷ 中国电影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燃空薯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皮者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代表人物：郑正秋、张石川、但杜宇、任彭年、沈浮、史东山、邵醉翁、何非光、杨小仲等。

(4)中国电影的地缘文化扩展阅读：

中国电影现状，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中式大片在产量和社会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好，重新赢得国内观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出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于推广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及其软实力起到积极作用。

中式大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国际市场有了新的开拓，商业价值也趋于提高。

⑸ 为何上海会成为中国电影发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罗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他还如数家珍报了一长串粤籍影人名单，有郑正秋、黎民伟、黎北海、罗明佑、蔡楚生、张织云、杨耐梅、阮玲玉、胡蝶、陈云裳等等，声称“随时随地都遇见广东籍的银色战士”。另据浙江影协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共有上百位宁波籍影人作出了贡献，包括电影编导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桑弧、林杉、干学伟、张鑫炎、张子恩；电影经营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电影技术家郑崇兰、林圣清；电影演员韩非、张翼、舒适、王丹凤、乔奇、白穆、陈思思、洪金宝、周星驰等。然而，广东人从影虽多，广东并未成为中国电影的摇篮；宁波人从影也多，宁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驰骋的空间。当年那些“耻为人后、勇于进取”的宁波人，不约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选择。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社会环境，当仁不让地成为电影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纪末以来，“影戏”在上海这个娱乐需求极旺盛的大都市营造出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与市场，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第一”，举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首开中国人第一次看电影的纪录；
1913年9月，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问世；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等在上海创办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1941年9月，万氏兄弟在上海摄制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诗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近80万人次，创下国产片票房新纪录；
1948年8月，中国第一部译配英语的《假凤虚凰》从上海输往欧美放映。
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共有142家电影公司在上海开张，此后优胜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龙头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因为1949年以前摄制的3000多部国产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重镇。与此同时，在上海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名编导与名演员珠联璧合，创作出《神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名作。中国电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均同上海有着密切关联，诚如先驱者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历史渊源如上海这么深厚久远。
然而，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至今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电影历史遗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现今还能寻访到不少与中国电影历史相关的旧址，在那些物理空间的背后潜藏着影坛轶闻，留存着弥足珍贵的电影文化符号，彰显上海所拥有的深厚电影文化积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戏”的徐园，其原址为天潼路814弄地块，此前还遗留着1881年建造时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聂耳录制有声电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红楼，现掩映在徐家汇绿地之中，此处追根溯源乃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再如，中国影坛名人30-40年代几乎都在上海石库门弄堂居住生活过，如郑正秋（进贤坊）、田汉（日晖里）、夏衍（业广里）、阮玲玉（沁园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爱里）等，他们住过的寓所现已受到文物保护部门，一块块镌刻着名人姓氏的纪念铭牌出现在那些故居的门首。从抢救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上说，这些存量不多的旧址构成中国电影跨越一个世纪的人文景观资源。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20世纪30年代，国内共有233家影院14万个座位，上海一地拥有53家影院3.7万个座位，约占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电影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但令人遗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轮城区改造，如建于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戏院”（解放后更名新华电影院）说拆就拆，从此让人觉得南京西路少了点人文气息。这也警示我们，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门公布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不少老字号影院榜上有名（当年称“大戏院”）：金城大戏院、中国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大光明、新光、兰心、国泰、美琪等等。在这些影院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戏院愤起阻止好莱坞辱华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别林访沪“闪电之旅”光顾新光戏院等。目前“老当益壮”仍在服役的专业电影院屈指可数，仅剩大光明、国泰两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电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电影文献镇馆之宝。此后近三十年间，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多达207种。这些尘封已久的电影文献，已被上海图书馆列为数字化抢救项目。
记得数年前访洛杉矶漫步好莱坞街头，看到早期美国电影业的瓶瓶罐罐、一纸一片均被当作文物陈列，不由感叹好莱坞角角落落都溢出电影的气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电影香江”城市名片，访港游客步出机场，随手能取到一张《香港电影地图》，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图寻址，参观港岛各种电影景点。我想，黄浦江畔也应树起“电影上海”的标帜，与浦东迪士尼乐园遥相呼应，吸引海内外游客和影迷来此观光，构成一趟抚今追昔的上海电影文化之旅。

⑹ 如果要拍中国风的电影，我们有哪些绝佳的文化元素可以用

中国风的元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武术，特有的中国饮料茶，景色的话就是中国竹林，服装就是旗袍，汉服啊等等，这可以体现出我们中国的特有的民族风，而且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拍出来的电影给人视觉上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