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年会

⑴ 有没有关于中国电影史的纪录片

推荐给你：大型文献纪录电影《百年光影》

为纪念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周年，由国家电影局立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大型文献纪录电影《百年光影》。这是目前唯一一部以胶片形式完成的向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献礼的纪录影片。该片于2005年1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隆重首映，献礼中国电影百年华诞。
《百年光影》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为经，以中国电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影响为纬，在“中国电影，电影中国”的格局里，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并以阐幽发微的方式展开宏大历史的叙述。力求在对百年中国电影的审视中，探求中国电影由娱乐而教化，由宣传而市场，由系统而产业的内在线索，呈现中国电影的百年辉煌。
影像纪录
· 30年代《渔光曲》
· 30年代《姊妹花》剧照
· 中国现存最早的影片《劳工之爱情》
· 早期清人在摄影机前的好奇神情
· 40年代《丽人行》
· 40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
· 任庆泰
· 阮玲玉
· 50年代《祝福》工作照
· 50年代《永不消逝的电波》
· 50年代《英雄儿女》
· 50年代《五朵金花》
· 50年代《为了和平》拍摄现场
· 50年代《红色娘子军》
· 50年代《白毛女》
· 70、80年代《城南旧事》
· 70、80年代《芙蓉镇》拍摄现场
· 赵丹、谢添等与国家乒乓球队进行友谊
· 张艺谋、陈凯歌等
·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影像
· 张艺谋等参加11届华表奖
· 91年姜文在赈灾大义演上唱歌
· 田华等在赈灾大义演上演出
· 电影博物馆

⑵ 哪里有中国电影史上最好的十部影片的资料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 香港举行了“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最佳华语片一百部”选举投票， 由“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办，“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统筹， 邀请一百零一位导演、影评人及文化工作者投票， 又请投票者参考以往金鸡百花奖、金像奖、金马奖等等得奖电影； 由投票者各选二十部，每部一票，合计选出一百部。 3月14日公布选举结果，共103部最佳华语片，如下：
1
1948
小城之春
中国
费穆

2
1986
英雄本色
香港
吴宇森

3
1990
阿飞正传
香港
王家卫

4
1984
黄土地
内地
陈凯歌

5
1989
悲情城市
台湾
侯孝贤

6
1984
省港旗兵
香港
麦当雄

7
1967
龙门客栈
台湾
胡金铨

8
1982
投奔怒海
香港
许鞍华

9
1971
侠女
台湾
胡金铨

10
2000
卧虎藏龙
台湾/香港
李安

⑶ 谁能告诉我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中国电影发展史有4个阶段。

1、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照实说，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

(3)中国电影史年会扩展阅读

中国第一部电影介绍

《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在前门大观楼放映，该片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影片于1905年12月28日在中国（清朝）上映，结束了中国没有国产电影的历史。

影片《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是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

⑷ 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史》介绍了中国（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电影的发展流变。百年的中国历史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而国内的和国际的战争、政权的更替、制度的革命或变革等社会的激化状态，则成为百年中国电影历史背景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中，中国电影都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和艺术特点。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的生存状况、艺术形态进行了描述，对出现在中国电影历史中的事件、人物、作品和现象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

⑸ 第一部中国电影诞生于哪一年

1905年《定军山》

中国人第一次放映电影
中国人自己放电影是1903年在北京。中国商人林祝三从欧美回国，携带放映机和影片，在打磨厂乐天茶园放映电影，这是中国人从国外自运电影在国内放映的开始。此后，在北京前门外的大栅栏大观楼戏院、西单市场内的文明茶园、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西城新丰市场里的和声戏院，相继都有电影放映。
第一部中国电影的问世
早期在中国放映的电影都是由外国人拍摄的。1905年，由开设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拍摄的京剧片断纪录片《定军山》，是由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这一年也因此被公认为是中国电影的诞生日。
中国第一座电影院
1907年第一座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在北京长安街建成，由外商经营。
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
1930年12月3日，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野草闲花》上映，该片以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配制了一首由孙瑜作词、孙成壁作曲的电影歌曲《寻兄词》，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首电影插曲。
第一部国产有声电影
1931年3月，由上海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公开上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此问世。
中国第一部长系列影片
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在武侠、古装片等商业电影的逐渐兴起中，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受到票房收入的鼓舞，明星公司一鼓作气，连续推出该片的续集，到1931年止，共拍摄了18集，由此它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长系列片。
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
1933年，开办于上海的《明星日报》以“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胡蝶登上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的“宝座”。选举揭晓后，原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因胡蝶本人一再谦词，遂将典礼取消，将这一活动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结合在一起进行。
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1935年3月，由蔡楚生编导的影片《渔光曲》在苏联举办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获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渔光曲》遂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⑹ 请问中国电影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及介绍

“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口号在电影史学界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激烈论辩后，仍是众声喧哗，新的言说似乎仍在策论阶段而无有架构；随着社会上“电影热”的普遍升温，许多高校开设了电影史课程，然而得到公认的中国电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纪60年代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几乎没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权威教材，其传统史观也面临着新现象、新问题、新方法的多重检视，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写中国电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国当代电影史研究领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史观变迁，重新书写成为必需

长期以来，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对某些电影的主张、电影运动、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颇，对某些电影导演、电影现象和电影思潮的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该说的还有遗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影视互动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诉记者。所以，长期以来，电影学界形成了内地有内地电影史，台湾有台湾电影史，香港有香港电影史的状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非常有必要。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宋家玲等学者表示。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星提出，由于史观的变迁，对史料的选择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如果再不重新书写，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公正的文献，让大家来考察和评价，也是重写电影史的意义，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过去，对于电影我们过于偏重它的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现在它变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方式。《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主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在编著《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把电影看成是一个产业，所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贾磊磊说。

直面问题，当代影史脱俗出新

目前的电影学界，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论，而撰写相关的当代电影史注定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国电影史应该分为哪几个时期？还有，对中国电影类型的认识，目前只是约定俗成，从学术角度来看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的难点就是，“对电影作品、电影导演的评价，对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的评价，包括某一时期电影的观念、思想、认识，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诉记者。比如，对“十七年电影”（即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的评价，直到现在电影学界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历史的时代、国家的时代、政治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和产业的时代。周星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划分观点的提出，在电影学研究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可以解决从前电影分期过于简单、形式化的问题。“以一个时代电影的总体特征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类，力图凸显一个时代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十多位学者20年来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贾磊磊说。同时，在类型的划分上，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并非按照预先的逻辑强加给电影史，并非完全按照类型或者完全按照题材，而是按照中国电影的具体存在方式寻找各个章节的内在逻辑，将中国当代电影分为了时政、都市、农村、军事、戏曲、惊险、武侠、古装'历史'传奇、儿童等部分。“确实具有类型电影划分的参考价值。”宋家玲评价。

教材建设，联合协作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在电影学界得到公认的权威教材几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为何呢？

“缺乏联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诉记者，近些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出版，但几乎都特别简单，偏重于常识性的介绍，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电影创作的发展情况，多是相关教师为了应付各自高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有的质量很成问题，暴露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学科，比如中文、戏剧等等，在其史学学科的构建上具有系统、科学、全局性的特点，现在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权威机构牵头，相关高校研究力量联合协作，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大家认可，而且经过不断修订，越来越成熟。但中国电影史教材这一块，好像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学者们表示，作为教材，特别是史学一类的教材，不能各说各的，误导学生。

同时，由于电影学科形态的特殊性，非常强调对直观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占有。非常遗憾的是，“有些部门的史料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周星说。显然，如果仅仅是从纸面到纸面地研究电影，权威电影史教材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电影全史的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贾磊磊告诉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出资调集了该院影视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国内当代电影史学的专家共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写，每个人，每几个人，只是侧重于这50年来电影的某个题材、某个类型，才可能保证新中国以来的电影，编写者完全看过，才可能保证电影史写作的质量。

⑺ 中国电影博物馆中有什么

1、展览区

展览区由“电影的发明”、“中国电影的诞生和早期发展”、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新中国电影的创建与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电影”、“美术电影”、“儿童电影”、“科学教育电影、译制电影、新闻纪录电影”等10个展厅组成。

2、博览区

以展示电影制作技术和电影知识，揭示电影制作的奥秘为主要内容。您可以亲自动手做录音、拍短片，体验电影制作的乐趣，从拍摄、剪辑、美术、配音、配乐到特技、洗印等整个电影制作过程都有充分展示。观众参与性和互动性是博览区突出的特色。

3、影院区

拥有全球最新的电影放映技术和设备，并设有多个放映厅，包括巨幕（IMAX）影厅和五个普通影厅，可同时容纳 1210位观众观影，其中包含 为残疾人提供的座位。

(7)中国电影史年会扩展阅读：

中国电影博物馆常年放映优秀国产影片,并定期举办主题公益影展。今年已成功举办过反腐倡廉主题影展、大学生电影节获奖作品展、“八一礼赞”军事题材影片展等等；并随时关注影人动态推出主题展映。

自2009年起，中国电影博物馆每年举办一届学术年会。2011年起， 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年会更名为“中国（北京）电影学术年会”。年会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有力指导和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的大力支持。

⑻ 在中国电影史上，1933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年".为什么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正式通过，并在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它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始。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

望采纳~

⑼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⑽ 中国电影史 论文

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理论与方法
新世纪之交，值电影跨越百年之机，主要依附于学府
机构的美英电影研究界也对1960—197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
自身合法地位的电影研究学科进行了反思。在这场不乏前瞻
性的反思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1970年代以来流行于电影
学科的以符号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欧陆
学说为基础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大卫·波德维
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编
辑出版的《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和克里斯汀·葛兰希
尔（Christine 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
主编的《重构电影研究》是“宏大理论”批判的集成，两书
不仅对欧陆理论和以其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套语讥锋犀利，而
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近年来美英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
（historical turn）趋势，亦即电影史和电影史写作逐渐从“宏
大理论”的荫佑下浮出，重新成为众多电影学者讨论和研
究的重点。（1）2004年，伴随美英规模最大的学科组织“电
影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 Studies）应映情势的变
化更名为“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
Media Studies），学会季刊《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
也在春季号和秋季号的“焦点”（In Focus）专栏汇集了一批
有影响的电影学者，就电影学科在美英的发展状况和电影研
究的“历史转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
换一种角度看，电影后百年时期美英电影学界的这种
历史转向或许也反映了更广泛意义的“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如果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哲学
基础上提出的范式转型必须以现存范式的危机为条件的话，
那么，电影后百年时期的“危机”不仅反映在宏大理论面对
日益丰富复杂的电影创作实践逐渐显现了阐释的僵化和教
条，而且也体现在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迫使电影学者重新
思考一系列形成于胶片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接受）基础上
的观念和理论。仅以文本为例。从其脱胎自传统人文、社会
科学而自成独立学科起，电影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胶片为介质、
以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在暗黑剧院里群体观看的电影文本。
但是，这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却因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被
边缘化了。传统电影文本不仅会因数字化而改变形态（如字
幕、版本、画面纵横比、色彩明暗和声音，乃至镜头和叙事
的互动变化等），更会因为数字化所带来的展示平台和观看
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异。换言之，后百年时期电影学科的最
大“危机”恐怕是传统研究对象的消失：文本在哪里？哪一
个是文本？哪一种语境下的文本？
范式转型带动了历史的思考。在“历史转向”的大语
境下，关于早期电影及其历史的讨论和写作成了很多学者共
同的旨趣。不过，后百年时期对早期电影的关注，无论在问
题提出还是在历史思考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除了
对档案材料和第一手资料重要意义的强调、并以此凸现与重
理论轻资料的“宏大理论”派的区别外，“早期电影热”中
提出的很多问题，明显得益于此前电影研究的理论洗礼，并
（1）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编《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Post-Theory: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
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编《重构电影研究》（Reinventing
Film Studies），Hodder Arnold出版社2000年版。
（2）详情可参阅美国《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第43卷第3期（2004
年春）和第44卷第1期（2004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