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求一篇中国电影史的论文。
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
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
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第一个产业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第二个产业时期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
Ⅱ 论文《中外电影史》
首先，介绍电影的初始产生。中外产生都需要讲解。
然后分别对中外的早期电影特点及其发展进行阐述，加一些例子引证。
然后感想。
Ⅲ 网络小说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论文1500字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2 武术与中国电影发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今日的美国巨片《蝙蝠侠ⅰ》、《蝙蝠侠ⅱ》、《蝙蝠侠ⅲ》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3 武术动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个武术动作片中出现了许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从以下几点探讨。
3.1李小龙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李小龙从武术的咏春拳开始创造截拳道，而后进入影视圈，轰动世界影坛。从而使中国武侠电影又进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龙作品有童年时期的作品《富贵浮云》、《细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鸿》；1969年《丑闻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门》；1973年《猛龙过江》、《龙争虎斗》；1973年《死亡游戏》（未完）。
在李小龙的电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这部武术动作片，是由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所制作。该片成功塑造的中国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带动了中国电影进入世界电影市场，主角李小龙由此而成为了一代国际电影巨星。
3.2 成龙
出生于1948年的成龙，数十年的从影使其成为全球的公众人物。他的电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为他奠定了武术动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响力的电影有《群龙谱》、《A计划》、《蛇形刁手》、《奇迹》、《红番区》、《霹雳火》、《简单任务》、《我是谁》、《一个好人》、《尖峰时刻》等等。成龙1995年就获得了香港浸会大学的荣誉社会学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被评为十大电影佳片。成龙热心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尤其是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当形象大使。
3.3李连杰
1996年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李连杰作品专辑展映”，出现了异常热烈的哄动场面，反映了李连杰已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在欧洲备受瞩目的中国功夫明星。李连杰的武打动作，除了传统的中国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莱坞的动作特技效果。李连杰成功地打入了德国、比利时、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
李连杰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华英雄》；1989年《龙在天涯》；1991年《黄飞鸿》；1992年《黄飞鸿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狮王争霸》、《方世玉》、《太极张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将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连杰的身价随着其名声业越来越高，从1982年《少林寺》的数百元，到1996年香港龙祥电影公司与永胜娱乐公司签下了《黑侠》、《黄飞鸿ⅵ》等三部片子，达到了3600万港币；而以后的影片也在千万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当》中的司马剑（赵长军饰）、《塞外奇侠》中的卓已航（原文庆饰）、《武林志》中的东方旭（李俊峰饰）等。在众多的武术动作影片中，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影片可以说是达到了武术动作之最。而饰演《黄飞鸿》的演员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武术动作片名演员。如成龙、李连杰、洪金宝、元彬、甄子丹、赵文卓、王群、邱建国等；还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谭永麟、刘家辉、梁小龙等。在这其中《黄飞鸿》中的黄飞鸿（关德兴饰）。1940年开始，关德兴饰演《黄飞鸿》，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黄飞鸿》题材的电影。
4 中国武术动作电影的发展趋势
从《定军山》到《卧虎藏龙》再到2005年周星驰《功夫》、徐克的《七剑》的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侠电影的发展趋势。
4.1重视电影节的评选与奖项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电影节有3000多个，而国际制片人协会承认的国际A级电影节一共是11个。在这林林总总的电影节中，其中奥斯卡是国际A级电影节中举足轻重的国际电影节，同时也是商业性最强的电影节之一。中国的电影界对此十分重视与关注，如张艺谋近年来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剑指奥斯卡，而且都是与武术动作片有关的电影。
对于中国电影来讲，奥斯卡不仅仅是一个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更是一个争夺世界电影市场的契机。参加奥斯卡，得奖不易，既使获得提名也同样具有意义。而如果获得奖项，则对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提升和世界电影市场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001年的73届在奥斯卡的奖项，称为中国武术功夫电影的《卧虎藏龙》再一次使中国武术动作片亮相全球影坛。《卧虎藏龙》是由李安导演的，李安有着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美国的生活经历。而整个剧组有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演员以及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演员组成。在获奖的时刻，舆论界称其为“世界华人的电影艺术成就”。
在奥斯卡的奖项提名中，《卧虎藏龙》得到了10个奖项的提名。最终得到了最佳外语片奖、最佳美术指导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原作音乐奖等4项大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奥斯卡中的举足轻重的奖项。
有意思的是，这部配英文字母的华语片还在美国引发了学中文的热潮，甚至有的学校将《卧虎藏龙》剧本当教材用。
2005年，中国电影有了一个崭新的评选活动——中国电影排行榜。排行榜4个项目，每个项目有5个提名。我们发现最佳制片人中的5部电影有2部是武术动作片，它们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个项目的提名。
4.2电影市场的票房价值杠杆
从票房价值来看，《卧虎藏龙》仅在北美就达到了近2 亿美元的票房、台湾的会宇多媒体以8位数即千万元的价格取得了《卧虎藏龙》全球独家动画版权、包括碟片和商业性合作的授权等，《卧虎藏龙》得到数亿美元的收入是毫无疑问的。
同样，《英雄》在2004年的7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之后，在美国两个周末的票房达到了1800万美元，最后在全球达到了1.7621亿美元的票房奇迹，而《英雄》在国内的票房收入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权被“索尼经典”购买了以后，其票房突破了7200万美元。来自影片发行方中影发行放映分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7月29日开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剑》，全国首个周末三天票房总计2600万元人民币，这个成绩和《头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时头3天在东南亚已取得过4000万的票房成绩，发行负责人翁立表示，“从《七剑》的首周表现来看，总票房达到七八千万难度不大。”因此《七剑》的中国电影排行榜估计也将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影排行榜以电影的票房收入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4.3娱乐性的武术动作片将异军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誉为2005年的中国“首部现代功夫喜剧”。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励志等多种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继韩国影视明星张娜拉的电视剧《明朗少女成功记》创下收视高峰，并捧红了张娜拉的亚洲小天后地位之后的又一巨作。圈内人把其称作是中国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记》。虽然由于档期的原因，张娜拉最终未能出演此剧，但《我的功夫女友》将中国功夫与喜剧的结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许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该片，希望引进现代功夫喜剧《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进内地的首部电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动作、喜剧温情于一体的武术动作电影。该片由成龙监制，“成家班”参加了全部的拍摄工作。总投资为4000万元的《精武家庭》有惊险的跳楼场面和高难度的武打动作。
而香港另一武术动作片的明星洪金宝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剧功夫电影《龙威父子》。《龙威父子》取景于云南和广西一带，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壮观的瀑布河流更衬托出了中国武术动作影片的传奇色彩。
在2005年的贺岁片市场里，以周星驰为主演的，作为新年贺岁片的中国功夫电影《功夫》展现了“电脑功夫”和武术真功夫的结合。此外，影片使这贺岁功夫片不同于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资1.5个亿港币，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莱坞影片的经典段落，十分抢眼。
沉寂了3年以后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侠巨片《七剑》。该片目前拍摄完毕，已经于2005年7月29日与观众见面。
Ⅳ 急求！中国现代电影艺术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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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小刚电影的审美趣味谈起
【摘 要 题】影视了望
【正 文】 冯小刚的电影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电影业界和世俗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大牌的明星阵容、成功的商业化炒作、诙谐幽默的城市娱乐风格已经是冯氏电影获得成功的几大重要元素。毫无疑问，冯小刚的电影是中国国产电影市场上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品牌：1997年他的内地首部贺岁片《甲方乙方》的票房成绩使低迷的国产片市场看见了曙光，该片北京地区票房达到1180万元，全国票房达到2400万元；之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到《大腕》、《手机》再到2004年的《天下无贼》，冯小刚的商业电影独树一帜，票房一路走好，且节节攀升，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世俗神话。作为国产票房的一种有力支撑，冯氏电影得到了来自观众、业界、舆论界太多的关注和青睐，这种意义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含量。在人们对电影艺术的饥渴需求中，冯小刚贴着“贺岁”标签的商业电影，成为大众娱乐生活中的“狂欢”对象。
一、冯小刚电影的精神品貌
娱乐的饺子皮，商业的饺子馅，以幽默调侃的方式抒写着都市人的都市风情，这是冯小刚贺岁片的冯氏秘方。就商业运作来说，冯小刚几乎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一面大旗，在并不景气的中国电影界，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为可怜的票房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恐怕就只有他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冯小刚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占有显著位置的。所以在人们的眼里，冯小刚成了一个“无法复制的楷模”，而这种成功在于他的性格，在于他的生活阅历、在于他的人生练达——“周旋于是非的智慧，平衡于上下的韬略，提防明枪暗箭的辛苦，承受浅薄误解的委屈。”（注：冯小刚著《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在电影创作并不疏朗的生态环境里，他打的是擦边球；在左突右奔的生存竞争中，冯氏电影的招牌已经挂起来了，而且回头客越来越多。
我们来仔细看看冯氏电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独树一帜的娱乐风格。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带给观众的感觉是一种久旱逢甘霖，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审美愉悦，人们怀着诧异的惊喜和宽容的心态面对着新鲜而又轻松的“贺岁片”。从此以后，每年的新年档期，人们对冯小刚的“贺岁片”有了一份期待。到目前为止，冯小刚共拍摄了八部以“贺岁”为主题的商业电影，这些影片反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和现实联系很紧密的，关注的多是普通人的情感和各阶层人遇到的新鲜问题，而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调侃洒脱的人生态度更是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甲方乙方》用几个看似荒诞的超现实故事完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老百姓的“住房梦”、“大款梦”、“明星梦”通过甲方、乙方的契约合同轻而易举的实现，娱乐地化解了人们心中的渴望；《不见不散》中跨越祖国和大洋，刘元对李清的浪漫爱情，半宿命的“不见不散”让有情人终能好人好梦；《没完没了》奇特的故事架构，更是演绎了一场惊险的感情游戏……这其中的轻松娱乐的风格让冯小刚的电影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一路飙升。
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对于中国的影视艺术来说，能够学会真正的娱乐是件好事，“一个拒绝娱乐性享受，勤奋于它的严肃艺术文化的人，将使生活不和谐。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娱乐的享受对艺术的享受是有害的，只是不同种类的享受罢了。”（注：[英]H.A.梅内尔著《审美价值的本性》，刘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39页，27页。） 冯小刚选择娱乐的方式作为自己影片的精神气质，既符合自己的创作风格，也符合观众的观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小刚的片子，的确有它存在的独特意义。然而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娱乐，作为电影艺术来说，我们是不能仅仅止于乐却不知为何而乐的，仅仅停留在感官的快意中，对于精神世界的满足是无益的。“好的艺术以娱乐艺术所没有的方式和程度来扩充意识，而大多数时间中的大多数人，和有些时间的所有人，都愿意使他们的经验、理解、判断、和决定的习惯得到证实和满足，而不愿扩大和变化，这说明了为什么好的艺术不能总是流行的”。（注：[英]H.A.梅内尔著《审美价值的本性》，刘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39页，27页。）这也是冯小刚电影能够得到众多青睐的原因，正因为他的影片迎合了观众的心理，完成了人们对自己“经验、理解、判断和决定的习惯”的印证和确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心理认同，所以人们在他的影片里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释放了现实生活中的苦恼与压力，这是它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讲，却并没有达到“扩充人们的意识”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对人们精神向度的指引。在《手机》中人们看到的是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的严守一的仓皇和狼狈，却看不到对伦理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清晰的理解和诠释；在《天下无贼》中，人们看到的是导演为我们设计的飞天大盗刘德华和犯罪团伙头目葛优的精彩表演，却没有富于价值意义的人生提醒。尽管冯导的用意是要给大家一些思考，不再是笑一笑了事，但是影片所传达的精神追求的确有些跑偏的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精神的缺场、审美的迷失。特别是当某些人要把冯小刚的电影当作中国电影的主流电影，并且希望这样的主流电影再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仔细思考一下其电影的精神内核了，作为观众喜爱的导演，他是否能够引领人们的审美趣味？他的电影是否能担当起主流电影的这种责任？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面对的问题。
冯小刚自己曾经这样说，“我觉得我骨子里有一种幽默感，不论自己创作还是看别人的作品，包括看正剧，我都能从中看出能演化成喜剧的东西。”（注：余馨、冯小刚，《与冯小刚谈不见不散》，载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1期46页。） 冯小刚骨子里的幽默感的确融化到他电影的每个细节之中，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喜剧幽默的色彩，比较沉重的主题往往通过幽默和反讽的手法被化解掉了，影片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情怀。然而幽默和油滑也许只是一步之隔，把握不好就会是不同的结果，过多的回避和调侃变成了对现实的一种遮蔽和逃逸。况且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化解掉的，也并不是都需要化解掉的，我们并不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成喜剧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悲伤和苦难的，而一切最真切的表情才是最有分量的。我们需要学会面对，我们需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我们需要从沉静的思考中体会生命的厚重感。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中悲伤的观众可由他所感到的恐惧与哀怜来“净化”。如果不给以宣泄的话，河流就会泛滥和冲毁堤坝。如果人要生活得合情合理，那就有必要使他充分意识到人们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情感，艺术是实现这个命题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艺术不能高扬和享有智慧的尊重的地方，这种文化是病态的。”（注：F.R.李维斯和Q.D.李维斯：《小说家狄更斯》，伦敦，1970年，第236页，转引自《审美价值的本性》[英]H.A.梅内尔著第44—45页。） 我们的电影里不能只传达出一种声音，我们的精神需求也不仅此一种，如果说这样一种形态是中国电影今天给我们的一道主菜，那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电影艺术的一种遗憾。
二、迷失：思想的匮乏，审美的困惑
让我们环顾一下整个中国电影所呈现的气氛和风尚：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目前很多导演或者是娱乐搞笑，把搞笑的明星当成了喜剧的主将；或者极度追求形式化的渲染和铺陈，奢华的明星阵容、宏阔的场面设计、看似大手笔的制作，实则是形式糟蹋形式的形式主义“狂欢”，观赏之后，留在人们脑海里的只剩下色彩的绚丽、场景的宏大，对于人的思想和心灵都没有任何的触动和震撼，更没有什么审美可言。我们现在的电影越发变得轻飘飘了，成功的商业炒作，可观的票房收入，然而，每每影片结束，当剧院灯光亮起的刹那，留在心里的不是一份满足的喜悦和思索，不是良久的审美回味，在看了、笑了之后，心里是一种“不过如此”的怅然失落，仿佛又把电影还给了创作者。只知道笑却不知道为什么笑，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人说，还是用这种方法先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再说，倒真的要看看在这种情景下拉回来的是什么样的观众，接下来是继续迎合呢还是改变打法呢？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国内票房平平的金鸡奖最佳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以它温暖的人性关怀，深刻的思想内涵，打动了海那边的日本观众的心，而且创造了票房佳绩——3.6亿日元（合20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和国内无人问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演霍建起告诉我们，其发行成功是因为日本方面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备，包括市场宣传、出版小说、请主创人员去参加首映式等等，采取了渗透式的方法在艺术院线上映，从而逐渐扩大了影响。日本能够对这样一部看似没有商业价值的影片进行如此全面的商业包装，而国内却没有对这样的影片在发行上采取任何攻略。这就不是我们有没有好影片的问题，而是我们对待影片的态度问题，是我们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样的电影并不是观众不需要，但的确在今天的电影氛围下，当我们豁达地把思考和陶冶的机会让给别人的时候，这种电影的欣赏环境被破坏了，观众的审美趣味没有得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引导。在打打杀杀中、在娱乐搞笑中，观众的审美习惯已经被扭曲了，正如有些专家说的，是“审美出现滑坡了”。看来如果我们不把重心放在电影主流价值的探讨，不放在观众的引导上，我们的电影的不景气是不可能靠几个“大片”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当然我们决不是以此来否定“大片”谋略，其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对所有电影都是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意义的，关键是“大片”究竟应该“大气”在哪些方面，这才是探讨的重点。
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如果其主题思想和审美情趣浅薄暧昧、低俗颓废、少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引导和精神诉求，无论它采取了怎样精致的形式和技艺包装自己，它的作品本质仍然不会有好的品格。而好的形式的运用又的确可以让意义上升到新的美学高度，如果仅仅是形式的完美，而没有内容上的精神追求，形式所托举的将是一个空荡荡的灵魂，那美的层次又从何谈起呢？对中国电影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缺乏市场运作的成功谋略、投资方的慷慨解囊、高科技大制作，也并不是我们的电影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和艺术创造，而是对电影的真诚和执著，这实际上是对生活的真诚和执著的缺失。那种曾经滋养了中国电影发生发展的超拔向上的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在今天的电影里被遮蔽了，我们说中国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些营养不良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娱乐，我们需要笑声，但笑得要有品位，要有文化内涵，而不是什么样的笑都可以，什么样的娱乐都推举为大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我们生活的主流文化价值是这样一种娱乐的精神，那我们和波兹曼的预言是不是就不远了？“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注：[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页。）尽管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其中的道理，真的是要思考和琢磨一番，我们的电影到底需要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三、回归：人类心灵的守护
电影艺术的最高使命是审美地把握世界，要承载的是对人类情感的护卫、对生命意义的关照、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表达。在谈到电影《乡愁》的拍摄时，塔可夫斯基是这样说起他的构想和开始的：“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联并没有兴趣——我觉得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节。我一直都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对我而言，深入探索透露主角生活态度的心理现象，探索其心灵世界所积淀的文化文学传统，远比设计情节来的自然……我的兴趣在于人，因其内心自有一个天地；要准确表现这一想法，表现人类生命的意义。”（注：[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29页。）对人类共同的生存本质、生命意义和精神世界的表现和关照才是作家的真正使命。在电影中，创作者不仅要抒发对人生的感怀和社会的理想，更要表达对人类精神的追求与向往，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追问。
有专家呼吁，现在人们心态浮躁、缺乏理想、“审美缺失了”。的确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风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受到了熏染，而中国的电影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些只停留在追求感性的生动外观、停留在追逐娱乐与消费的层面，不具备深邃的理性内涵的作品，是不可能担负起审美使命的。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电影艺术，它的确承载着娱乐大众的功能，但这决不是它的全部功能和最重要的功能，任何艺术如果只停留在感官上给人带来刺激和快感，它就不是真的艺术。每个时代都有标领着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潮流，或者引领中华民族审美潮流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得到了发展，甚至于达到了高峰，必然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它必须吸纳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成果，最高的审美成果就是哲学史层面的审美思维是否科学化。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今天的电影艺术，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它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如何科学地吸纳我们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成果，将是电影走向何方的一个关键问题。
电影是20世纪人类诉说自己的最重要的语言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这种诉说方式应该是既有传统精神的继承又有时代脉搏的律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电影首先应该是我们的电影，是应该贴着中国人精神标签的电影。记得辜鸿铭在他的那本《中国人的精神》里是这样说起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人的精神的：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这种精神的传达在我们的电影里是曾经有的，而且我们也非常珍视，这才是我们电影里所应该传达的主流价值，它是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契合的。
今天，我们的电影在追求票房收入，这是对的，但它不应该是最终的目的。在我们想着用怎样的方式把观众拉回电影院时，我们更应该想到如何让他们更长久地留在座椅上，那就必须把应该还给他们的还给他们——对于人类心灵的护卫和精神的慰藉，这才是观众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命的意义。
其他相关：
http://www.lwlm.com/html/2008-08/101215.htm
民俗的影视整合及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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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赏析论文3000字
十月一日零点，恰好结束了今晚的观影之旅，但影片之后的那份悸动，却久久难以散去。原本十一档期，所出的电影应当直接叙述那种大事，导致原本也并未抱有太大希望。但从《前夜》出来的那一刻，突然发现这个电影不一样，所有的背景确实是建国以来的一些大事，但你会发现呈现的并不是那些我们已经知晓的科学家，将军，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如同你我一般的普通人，用自己所能做到的为这个属于你我的祖国奉献自己的力所能及。我记得“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也不会忘记“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给你《前夜》的守候，是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看到阻断器最终焊接成功，回忆着时间一分分逝去间，你我那忐忑的心情。“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我知道你们需要的材料，这是我们实验室唯一的一块模板”，“小同志，你看看我这个烟杆能用吗”，“这是开国大典，这是新中国成立最重要的事情，决不能有意外”。我第一次知道开国大典进行的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只看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却不知前方的“北风吹雁雪纷纷”。
看你《相遇》的期盼，非我不愿，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今生注定无法许你幸福。我愿“尽倾江湖海，赠饮天下人”，却独独欠你一份约定。当时年少，我曾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初次见面，我看你埋头看书，一堆我看不懂的数字，化学符号，至此，我知你注定不平凡。为了让我退烧，你跑去郊区几十里外买过季西瓜，回来是腰都压弯啦，我知道这辈子就是你啦。我喜欢你静默的样子，仿佛你在又像是不在。你从远处聆听我，而我的声音无法把你触摸。我在最美的时刻遇见你，却在最应该相守的时刻选择了分离。
你我《夺冠》的相遇，若干年后，再次被见证。前段时间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为卿，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由于电影中出现了这么一个镜头，在国旗降下的那一刻，冬冬犹豫了，原本要去见小美得他停下了，那一刻，我听到旁边的玩笑声，这么小就要做这么艰难的抉择。小孩间的怦然心动，在浪漫与童真中呈现，你留下的那只球拍，也许正是改变我命运的钥匙。我曾无数次回想，若我遇见你，在多年以后，我该何以致候，唯沉默和眼泪。
故事依旧在继续，为你《护航》，许你一生一世。盼你《回归》，思我万千情愫。看过《白昼流星》，道一声《北京你好》。深夜的青岛有着海风的轻抚，水面波光粼粼， 正如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那份欲说还休的娇羞，对于那时的我们，只是并肩策马，走几十里路，当耳环叮当作响，你微微一笑，低头一笑，竟在桥那头。无数个守窗独坐的夜晚，淡淡月光微撒，心头婉转，当年也是这个月光，层照过她的归途。
Ⅵ 电影艺术赏析论文范文精选(2)
电影艺术赏析论文范文精选篇2
浅谈《红高粱》中色彩艺术的运用与赏析
[摘 要] 当前，影视作品已经成为人们视觉审美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视觉艺术，图像是其造型语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影视作品的画面质量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视觉享受，而人的视觉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为强烈。电影《红高粱》是最能反映张艺谋早期风格的一部经典作品。电影中一个个油画似的场景，勾勒出了一个以红色为基调的“红高粱”世界，歌颂黄土高坡上的中华儿女抗日生活的电影，用来祭奠那些激荡在无边无际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灵魂。
[关键词] 《红高粱》;色彩艺术;人性;魅力
高粱，象征着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们在风中劲舞，自生自灭，是世间生命万物的象征。《红高粱》对红色渲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红高粱，红褂，红裤，红轿子，在烈日的灼烧下通红的汉子背，以及影片最后染满整个银幕的鲜血，既象征了面对恶势力的践踏，以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个电影充满了诗情画意。《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歌颂了中华儿女激扬亢奋的民族精神，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实与写意联系得相得益彰，把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该部电影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它颂扬了人性的本质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对大自然色彩的运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艺术效果
《红高粱》中所营造出的以红色为基调的画面以及恢宏的氛围，部分来自于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则来自于客观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结合，“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这正是影片创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观众喜欢的魅力所在。在这部电影意境的营造方面，色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在电影创作中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联想来获得，即人们通过色彩而获得的感受。
人物的内心深层次的刻画能够烘托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及其性格特点。而要想在限定的较短时间里，有限的场景中来形象、细致刻画一个人的内心活动，那就需要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视觉载体，而美术色彩艺术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当这一载体。张艺谋导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艺术运用到《红高粱》这部影片中，形象刻画了影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通过美术色彩的多样变换，为观众准确、清晰展现了片中角色的内心活动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该部电影中红色基调的大量运用，不仅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传达出了影片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人物通过色彩掺入了复杂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红高粱》这部电影通过运用大量的色彩来营造一种红色中国的意境，进而捕捉观众的眼球，以达到产生共鸣的效果。影片中铺天盖地的红色，极具象征意义。每处场景的色彩、色调无不把片中人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象征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红高粱、红袄、红鞋、红盖头，到最后布满银幕的血红色，这些色调极具感染力，经导演的精心设计与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为全片定下了恢弘壮烈的基调。
二、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赏析
画面与音乐，作为构成电影的两大元素，在电影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恰当使用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于电影情绪的准确表达，渲染影片的风格气氛。同时，音乐在电影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情绪性。音乐是电影中声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影响着影片的气质，深化其主体，强化观众的心理活动。一部成功的电影，出色的电影音乐是必不可少的。
夺得多项大奖的电影《红高粱》，算不上张艺谋最经典的作品，却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终，都致力于表现出感性生命的躁动。《红高粱》不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伙纯朴的农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们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经过演员的成功演绎，颂扬了生命的奔放，敢爱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难以预料。节奏松弛有度，画面、色彩、光线及其视觉形象热烈、活泼。该影片突破了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在《红高粱》中，自由奔放、气势恢宏的生命跃上了银幕。与同时代的影视作品相比，战争画面明显减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结束时，战斗场面十分写意，虽然不如传统国产战争影片中的场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画面却更多了几分震撼。日食、红霞映衬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红高粱地……
《红高粱》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战争烙印。影片成功在于纯美，颂扬了爱就真爱、恨就真恨、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气势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张艺谋导演对鲜艳的红颜色是情有独钟，红色自然成了电影《红高粱》的主色调。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被视为喜庆和美满的象征，后来红色逐渐被人们赋予了积极、向上、正义、革命的内涵。而且，在美术绘画领域，红色也是彰显个性与烘托氛围的一种常用手段。
影片《红高粱》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红色，影片女主角“九儿”那象征喜庆的大红的嫁妆：红盖头，红褂，红裤，红鞋;还有那大红的花轿;还有那火红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让观众心情为之荡漾的野合。这些火红的画面一开始就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们内心带来了一次红色的洗礼。虽然整部影片的色调多是红色的，但并没有让观众感觉这是打破常规的矫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红色的。另外，影片还把那种放荡不羁、肆无忌惮、自由激情和那欢乐愉悦氛围与红色的主色调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红色基调的衬托下，“爷爷”和“奶奶”的凄美爱情故事姗姗而来。
整部电影由“爷爷”与“奶奶”的相遇、相知、相爱、互助的情感构成。他们通过与世俗观念的抗争，最终走到了一起，最后浴血奋战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结尾，女主人公“九儿”和其他汉子们全都死了，“爷爷”和“爹爹”静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相互凝视着对方，在血红色的太阳光下相互凝望着，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现时，天空突然暗淡了下来，紧接着出现的还是一种血红色。张艺谋导演巧妙把美术色彩在这部影片中用到了极致，画面唯美，故事感人，无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对中华儿女的高度歌颂与赞美。影片歌颂了这片荒凉的土地，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爱情故事，并深深颂扬了这块土地上的那种无拘无束的野性，更表达了对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到底的优良品质。全片表达的就是对原始生命勃勃生机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电影中，作者还是保留了大量的个人的风格及其自己主观的认知.影片较多固定于同一个镜头，来刻画人物的变化过程，吸引观众把心沉下来认真观看。影片多通过近景来刻画“奶奶”，当“爹爹”在酿酒缸里蹦来蹦去，不停地喊着“娘”时，“奶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然后，“奶奶”注意到了远处的一个身影，侧影映在他身上，衬托出罗汉瘦小的身躯。太阳金色的光环绕在他周围，暗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奶奶”焦急地追赶过去，“爷爷”一脸不解，逆光从其身后射来，凸显他更加忧郁，好想看到了什么似的，仿佛危机正在来袭，就像光似的压在他身上，继而鬼子的掠夺呼之而出。
电影《红高粱》巧妙地将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一个个油墨泼成的画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残阳染成了血红色，那是被鲜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征着凄凉的残阳，是“爷爷”“爹爹”失去爱妻、母亲后心口的伤疤，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中华儿女的歌颂。一块高粱地被践踏了，但是还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疯长着，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爷爷”身上那股野性。“爷爷”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兽的疯狂，是中华男子汉所共有的特殊品质，更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奋力反抗的基础。影片呼吁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机的人生。
三、电影《红高粱》的画面鉴赏
色彩具有象征性。人们在各种色彩掺杂的世界里生活着，培养了很多视觉经验。这些经验与外来刺激相呼应，而情感则在其中慢慢升华，深刻地表达着人们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们的思绪。
出身于摄影师的张艺谋，电影画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电影《红高粱》中的画面中红色为影片的主色调。在中国，红色既代表着喜庆、美满，也代表着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画面就是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郁郁葱葱的高粱高过人头，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秋风袭来，掀起层层波浪，一阵阵清脆的摇摆声;还有就是那血色残阳的画面，“九儿”出嫁，当花轿来到十里坡时，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后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血红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影片结束时，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人间，无边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儿”躺在血泊中，安详地死去了。暗红的鲜血把太阳染成了血红色，血红的太阳燃烧着，把整个世界都烧成了红色……这就是影片的结尾
张艺谋对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运用恰到好处，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血红的世界。电影《红高粱》既有唯美的观赏性，更有很强的思想性，它的成功与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的准确把握息息相关。
影片中红色为主要基调，色彩对于人们的审美观有着特殊的视觉效应，它可以勾起人们悠远的遐想，成功唤起人们的视觉体验。
影片中还有很多唯美的画面：“九儿”出嫁时的红鞋、红袄、红裤及红盖头，甚至花轿都是红的;汉子们被烈日晒得发亮的古铜色皮肤以及他们肆无忌惮的光头;日食时血色汪洋的红，高粱地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绿……
四、结 语
在《红高粱》中，导演张艺谋把视觉享受与造型艺术结合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画。造型艺术也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能够如此把画面拍摄如泼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还极为浓厚。那血色残阳的红色，既愉悦了人们的视觉享受，又象征了一种不屈的生命力，一种要爱真爱、要恨真恨、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态度。两者成功结合在一起，使人恋恋不舍，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 尹秀茶.对生命的渴求与赞美――《红高粱》欣赏[J].作家，2008(08).
[2] 辛宇杰.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华章，2011(07).
[3] 黄巽斋.汉字文化丛谈 [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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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国电影现状和未来
借助于开放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国电影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有所提高，市场稳步扩展，国产影片的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电影业似乎正面临一个步出困境、再度振兴的契机。同时，国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与电影市场要求仍然不相适应，电影市场现状与电影市场潜力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市场“大片”与普通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票房份额的严重失衡，大城市市场与中小城市和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消费对比，特别是发行业、放映业与制片业利益冲突的激化，则说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和调整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历史机遇 1979年，中国电影曾经创造293．1亿的观众人次纪录，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10亿中国人人均年观影次数近30次。但80年代后，中国电影的观众人次却连年减少，尽管这期间仍然有一些国产影片的观众人次过亿，但从总体上来说，除了产量还基本维持以外，电影的观众人次、放映场次、票房收入和发行收入以及银幕数量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一下降趋势直到1995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缓解。1993年至1994年的电影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国际性话题重新将观众从对电视的关注中引向了电影，引进国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软的电影市场，以及都市消费社会创造了越来越高的文化消费欲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这一年成为了中国电影业期待已久的一个历史性转机，但电影事业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处在生长和发展时期。 1．发展中的电影生产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影平均年产量基本处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产量的前5名之列。从90年到97年，中国电影总产量为1，079部，平均年产量约为135部。其中92年产量最多，从96年开始明显减少，97年产量最低，比平均年产量低约35％，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低产年。 电影减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量从总体上来说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电影产量如此明显地减少恰恰出现在电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对影片量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97年的电影大幅度减产仍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近年电影平均年产量约在350—400部左右、印度为450部左右、香港为150部左右、法国为100部左右、巴西为60部左右、英国为40部左右、台湾为20—30部左右、墨西哥为10部左右。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大陆电影90年代平均年产量135部，可以说是电影生产的大国之一，电影年产量约为世界投入商业发行的电影产量的1/30。 从投资规模来看，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投资规模也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每年都有几部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大制作影片，如《鸦片战争》已经创造了单片投资近亿元的纪录。 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与电视竞争，为了提高电影的艺术和技术质量，也为了增加电影的市场占有率，电影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1996年美国电影的平均成本为每部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增长34％。1997年影片平均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每部电影实际成本高达7，560万美元。(注1)近年中国电影生产的平均投资规模尽管不到美国电影的1％，但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80年平均投资40万，1992年为150万，1997年则在300万以上，年增长幅度为10％以上。预计1998年电影的投资规模还会有所扩大，平均成本约在350万元人民币左右(注2)。这一投资规模已经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万—500万的投资规模。电影投资的增加，为提高电影的创作、制作水平和艺术、技术质量提供了经济前提。 2．复苏中的电影市场 尽管80年代世界电影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危机，但从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的票房收入却有增有减，香港从95年的13．39亿港币的票房收入，到96年减少到12．22亿，97年则减少为11．90亿，递减8．7％、2．5％，而美国电影国内外票房收入却在逐年上升，国内收入从96年的50亿美元到97年超过了60亿，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从1995年开始，中国电影观众人次也开始缓慢回升，电影的票房收入则增长迅猛。1995年，全国票房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5％，上海则达到40％，北京更是达到80％，而且还保持了三年的持续增长（1995年9267万；1996年1．1亿；1997年1．2亿）。 随着电影市场的升温，电影消费者的数量和消费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从1979年以后首次出现了观众人次上升的趋势。据1997年6月《中国电影杂志社》、北京市电影公司等机构所进行的“北京电影市场消费调查”所统计，在观看电影的观众中有46．42％的观众平均每月都看一次电影以上，这说明电影的消费市场正在扩展。(注3) 此外，中国电影也开始面向国际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中国电影公司共向国外电影市场输出国产影片126部次，销售总额达3，816．5万元，比1996年增长了300％(注4)。这表明，中国电影在寻求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3．变革中的电影体制 90年代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曲折地展开的。电影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制片业的改革。首先，增扩了电影制作机构。电影制作机构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后来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龙江等都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再后来，万科、大洋等民营企业也开始电影制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国产影片是由民营企业投资生产的。这一改革，使电影的生产规模扩大，也为电影生产引进了竞争机制。其次，电影的出品权逐渐扩大。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拥有电影出品权，1995年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其他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出品权，同时因为放松了生产指标的控制，许多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电影出品权。广电部电影局1997年12月24日还发布了《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规定在中国大陆的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以国家倡导的、思想性艺术性较佳的电影文学剧本向广电部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些措施，进一步放开了对制片行业的垄断，使制片业向市场化方向跨进了有限的一步。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第二条战线是发行体制的改革。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1994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各电影制片厂直接面对各个基层发行放映企业。电影的发行渠道更加灵活多样。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制作、发行、放映业的积极性，制片人制、地区版权制、分帐发行制、招标放映、院线放映等各种制作、发行和放映方式都陆续出现，这对扩展电影的消费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内容提要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次历史转机：电影市场复苏，国产电影呈现出重新振兴的迹象。但事实上现实困境仍然束缚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国产影片面临着“信誉危机”，电影市场份额比例失调，制片、发行和放映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电影市场片源不足，市场潜力没有充分发掘。中国电影亟待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转化管理机制，提高影片质量，以创造民族电影工业的灿烂前景。 关键词电影体制市场份额信誉危机后电影市场 作者简介尹鸿，196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唐科，197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博士生。 借助于开放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国电影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有所提高，市场稳步扩展，国产影片的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电影业似乎正面临一个步出困境、再度振兴的契机。同时，国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与电影市场要求仍然不相适应，电影市场现状与电影市场潜力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市场“大片”与普通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票房份额的严重失衡，大城市市场与中小城市和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消费对比，特别是发行业、放映业与制片业利益冲突的激化，则说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和调整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历史机遇 1979年，中国电影曾经创造293．1亿的观众人次纪录，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10亿中国人人均年观影次数近30次。但80年代后，中国电影的观众人次却连年减少，尽管这期间仍然有一些国产影片的观众人次过亿，但从总体上来说，除了产量还基本维持以外，电影的观众人次、放映场次、票房收入和发行收入以及银幕数量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一下降趋势直到1995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缓解。1993年至1994年的电影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国际性话题重新将观众从对电视的关注中引向了电影，引进国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软的电影市场，以及都市消费社会创造了越来越高的文化消费欲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这一年成为了中国电影业期待已久的一个历史性转机，但电影事业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处在生长和发展时期。 1．发展中的电影生产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影平均年产量基本处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产量的前5名之列。从90年到97年，中国电影总产量为1，079部，平均年产量约为135部。其中92年产量最多，从96年开始明显减少，97年产量最低，比平均年产量低约35％，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低产年。 电影减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量从总体上来说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电影产量如此明显地减少恰恰出现在电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对影片量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97年的电影大幅度减产仍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近年电影平均年产量约在350—400部左右、印度为450部左右、香港为150部左右、法国为100部左右、巴西为60部左右、英国为40部左右、台湾为20—30部左右、墨西哥为10部左右。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大陆电影90年代平均年产量135部，可以说是电影生产的大国之一，电影年产量约为世界投入商业发行的电影产量的1/30。 从投资规模来看，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投资规模也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每年都有几部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大制作影片，如《鸦片战争》已经创造了单片投资近亿元的纪录。 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与电视竞争，为了提高电影的艺术和技术质量，也为了增加电影的市场占有率，电影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1996年美国电影的平均成本为每部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增长34％。1997年影片平均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每部电影实际成本高达7，560万美元。(注1)近年中国电影生产的平均投资规模尽管不到美国电影的1％，但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80年平均投资40万，1992年为150万，1997年则在300万以上，年增长幅度为10％以上。预计1998年电影的投资规模还会有所扩大，平均成本约在350万元人民币左右(注2)。这一投资规模已经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万—500万的投资规模。电影投资的增加，为提高电影的创作、制作水平和艺术、技术质量提供了经济前提。 2．复苏中的电影市场 尽管80年代世界电影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危机，但从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电影的票房收入却有增有减，香港从95年的13．39亿港币的票房收入，到96年减少到12．22亿，97年则减少为11．90亿，递减8．7％、2．5％，而美国电影国内外票房收入却在逐年上升，国内收入从96年的50亿美元到97年超过了60亿，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从1995年开始，中国电影观众人次也开始缓慢回升，电影的票房收入则增长迅猛。1995年，全国票房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5％，上海则达到40％，北京更是达到80％，而且还保持了三年的持续增长（1995年9267万；1996年1．1亿；1997年1．2亿）。 随着电影市场的升温，电影消费者的数量和消费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从1979年以后首次出现了观众人次上升的趋势。据1997年6月《中国电影杂志社》、北京市电影公司等机构所进行的“北京电影市场消费调查”所统计，在观看电影的观众中有46．42％的观众平均每月都看一次电影以上，这说明电影的消费市场正在扩展。(注3) 此外，中国电影也开始面向国际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中国电影公司共向国外电影市场输出国产影片126部次，销售总额达3，816．5万元，比1996年增长了300％(注4)。这表明，中国电影在寻求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3．变革中的电影体制 90年代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曲折地展开的。电影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制片业的改革。首先，增扩了电影制作机构。电影制作机构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后来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龙江等都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再后来，万科、大洋等民营企业也开始电影制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国产影片是由民营企业投资生产的。这一改革，使电影的生产规模扩大，也为电影生产引进了竞争机制。其次，电影的出品权逐渐扩大。原来只有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拥有电影出品权，1995年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其他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出品权，同时因为放松了生产指标的控制，许多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电影出品权。广电部电影局1997年12月24日还发布了《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规定在中国大陆的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以国家倡导的、思想性艺术性较佳的电影文学剧本向广电部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些措施，进一步放开了对制片行业的垄断，使制片业向市场化方向跨进了有限的一步。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第二条战线是发行体制的改革。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1994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各电影制片厂直接面对各个基层发行放映企业。电影的发行渠道更加灵活多样。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制作、发行、放映业的积极性，制片人制、地区版权制、分帐发行制、招标放映、院线放映等各种制作、发行和放映方式都陆续出现，这对扩展电影的消费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4．生长中的国产电影市场竞争力 美国电影一直疯狂地占领和吞食着世界电影市场。除了香港、印度等少数例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美国电影都超过了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既包括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保护本土电影和民族电影的发展。如巴西政府就明确规定了每一年全国的电影放映单位放映国产影片的时间；中国也由原广电部作出了国产电影必须保证占有2／3的放映场次的明确规定。但另一方面，文化保护政策并不能真正保护国产电影的发展，提高国产电影本身的市场竞争力才是民族电影发展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重视本土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一些本土电影在本土市场上已经可以与美国电影抗衡，使国产电影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如香港曾经连续多年本土电影的票房收入、观众人次等都超过了外来电影；日本1997年票房纪录前10位的影片中也有3部本土电影，其中《幽灵公主》还以100亿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注5)。波兰1997年国产影片《凶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340万兹罗提（约合380万美元），超过了美国影片《空中大掼篮》860万兹罗提（合24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注6)。而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面对进口外国“大片”的挑战，电影制作和发行者充分利用了各种机遇，使国产影片的生产和发行也取得了突破，从1995年到1997年，进口影片包括分帐进口影片的排片、市场份额逐渐受到了平抑，各地都有国产影片突破进口大片的票房纪录的现象。 电影生产的发展、电影市场的复苏，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产电影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说都意味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转折时期。 二现实困境 中国电影面对机会，同时也面对困境、面对挑战、面对危机。与处在转型期的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息息相关，由于电影体制改革仍然还没有到位，计划经济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行业后遗症，从电影业的各级管理层到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层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观念和操作方式的误区，整个电影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也还有待提高，整个社会的电影消费水平受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制约也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中国电影业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1．影片数量短缺 按照经营经验，电影院需要250—350部电影供应才能正常运转，而按照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国产影片必须占2／3放映时间，这就意味着除了80—120部进口影片以外，至少需要160—230部国产影片提供给市场。而这些影片中应该有1／2的影片（80—115部）是市场效果较好，1/3（50—80部）的影片是高效益的，正如电影发行人员所意识到的那样，“片源供给是否充足，国产片中是否有可以支撑市场的‘拳头’作品，是目前国产片市场经营能否保证良性循环的首要前提。也唯有有良好的片源保障，2／3时间放映国产影片才可能落到实处，显示出实际的效果。”(注7) 近年来，每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新片投放量（国产片和进口片）大约维持在150至200部之间。如北京95年投放市场新片共197部，其中大片9部，普通进口影片44部，国产新片144部，此外还有复映片72部。而1997年，全年投放市场的影片有大幅度下降，国产电影为120部左右，其中不少都是往年的积压影片。进口电影30部左右，共150部。市场差额越来越大。一方面限制进口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国产影片的产量又明显不足，特别是已有的大多数国产影片根本无法占有市场份额，这对97年的电影市场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口片不是挤占而是填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真空。电影产量的不足，将导致电影市场的萎缩、观众流失，使其他音像媒介抢占电影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会使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地被外来影片所代替。 导致电影生产量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是电影市场机制不健全，制片方的利益回报率太低、投资风险太高，影响了电影的生产规模。二是电影管理制度还不够合理，规划、审查的尺度与电影本身的特点不完全吻合，特别是制度性和操作性不够带来了某种生产的不可预见性，使电影创作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三是过多的非市场因素使电影生产和电影市场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扰，也对电影生产产生了某些误导作用。 2．制片、发行、放映业的矛盾激化 和整个中国的改革形势相仿，中国电影的体制改革也已经进入到了攻关阶段，进入到了要影响到原有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的关键时期，因而，近年来，电影制片、发行、放映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正如广电部电影局一位主管人士所认为，“有人说中国电影企业是整个中国企业界改革最早的行列，但是，改革的进程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注8)中国电影发展面临“电影体制不顺、机制待立、中介梗阻、节目短缺、资金困难、捐税过重、不平等竞争”等问题(注9)。 而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就是电影市场的无序和杂乱。中国的电影行业虽然一直以影片发行为纽带贯穿全行业，但由于各级发行公司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分别属于各级政府管辖，形成了不同的隶属关系和利益机制。企业和区域的自我保护阻碍了电影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县电影行业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电影经济的增长。改革现行经营格局和经济体制迫在眉睫。93年以来广电部一直推动“放开发行”、打破区域垄断，但收效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只打破了单一企业的垄断，并没有打破区域经营的垄断。市场依然条块分割、块块垄断、没有竞争、分配不公。电影市场的无序不仅造成了发行和放映业的冲突，而且更是严重地影响到制片业的利益。在整个影片业中制片一方得到的利润过少。70％影片的制作方亏损。据有关人士估计，国产影片投资总回报率还不到50％(注10)。 目前，美国制片与放映的票房分成比例为48∶52左右，其中发行费用占去制片费用的10—12％，制片方得到的票房收入为35％。目前中国电影公司的大片引进即参照这一比例。而国产片通常的分帐比例是制片、发行、放映分别占票房的35％、17％、48％。但制片方却要负担相当部分的拷贝费和宣传费，而发行方的发行成本和风险系数与其利益所得相比却并不相称。此外，加上各种市场统计数字的弄虚作假，更使得制片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制片、发行、放映业矛盾的加剧，一方面伤害了电影生产的积极性，使电影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伤害了电影的市场效果，电影片源严重缺乏，国产片的发行放映都面临重重阻力。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循环，生产、发行、放映三个环节不是形成一种发展的合力，而是相互制约、相互抵消。因此，加速整个电影业的市场经济转轨、重组利益集团、打破市场垄断、规范电影市场、加强电影经济的法规建设和执行力度是解决电影业内部困境的出路。 3．市场潜力没有充分发掘 如果将中国的电影产量和电影票房收入与中国的人口相比的话，中国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电影小国。尽管中国的电影产量约为世界电影产量的1／30，但中国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1/4。尽管95年以后，中国电影的市场状况有所回升，但全国票房收入估计还不到40亿，观众人次没有明显的增加。而1997年，除北京等极少数地区的票房保持上升或与96年持平以外，大部分地区的票房都下降了20％左右，而且，进口分帐美国影片的票房也在同时下降，这无疑是对中国电影市场敲响的警钟。(注11) 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无论是与中国的人口数量相比，还是与美国等国家的电影票房收入相比，都还有很大的距离。1997年，《鸦片战争》全国票房收入为8，000万，是国产影片中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之一，而美国97年票房收入排在第20名的影片其国内收入已经为2，400万美元，接近2亿人民币，是《鸦片战争》的2倍以上。美国《泰坦尼克号》全美票房收入超过4亿美元，合35亿人民币，更是《鸦片战争》的44倍。1997年，美国共发行395部影片，观众人次达14亿，国内票房的总收入超过了60亿美元(注12)，是中国全国电影票房的数十倍。这样大的差距，说明中国电影市场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电影消费还有广阔的市场。 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以分帐进口影片的市场份额占有率为例，仅仅上海就占全国分帐影片市场份额的16％，北京和浙江各占14％，三个城市竟然占有份额的44％。全国几十个省、上千个大中城市和广大的小城市、农村才占有全国市场的56％(注13)。这说明，在大城市电影的消费市场还处在培育阶段，而在广大的中小城市，电影文化的普及还远远不足，大众的电影消费需求没有被充分调动，而农村电影市场目前基本处在未开放的萧条状态。
未完，请参考http://lw23.com/paper_37085161/
Ⅷ （十万火急!悬赏120分）论文：电影中的审美价值
色彩艺术在电影表现技巧中的审美价值
[摘要]本文从单色在电影视觉艺术中给人的直接感受，色彩在对比中赋予电影视觉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以及在夸张的色彩设计中创造独特的作品寓意，进而充分体现色彩在影视艺术中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色彩；视觉艺术；审美价值；和谐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www.lunwenw.com] 原文链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327397.html
电影《赤壁》的审美价值类别及民族精神
摘要 吴宇森的《赤壁》在延续其“暴力美学”基础上，传递了丰富的审美价值类型，并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颠覆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电影《赤壁》在艺术表现上的审美价值类型，主要体现在：场景的壮美与声效的优美，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叙事的冲淡与情感的纤浓，进而指出影片颠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暗合了民族精神——团结。
关键词 审美价值；类型，民族精神；《赤壁》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www.lunwenw.com] 原文链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251795.html
Ⅸ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1
浅析岩井俊二青春电影的美学特征
一、长镜头与交叉剪辑下意境的营造
从长镜头渲染下的青春纯爱电影《情书》、《四月物语》，到交叉剪辑镜头下表现成长历程和蜕变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风格和题材上都做了最极端的挑战，在其“青春片”所营造的意境中，爱情的唯美，生活的残酷，青少年心灵的困惑和压抑，都是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实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采用长镜头和快速交叉剪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身着白色衬衫的少年戴着耳机静静地伫立于青绿的麦田中，沉迷于莉莉周的音乐世界里。在电影片尾处莲见刺向星野的镜头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马的镜头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访中也坦率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但每个人对电影的出发角度不同造就了对电影理解上了差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声，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样是青春成长题材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采用的是一种压抑阴冷的含蓄表达，而《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强调形式上的动感，热情、夸张、充满爆发力”。
二、弱化情节强化情绪的主观表达
岩井俊二在中国内地的走红，直接联系着“青春文学”，这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当然，“岩井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导入了导演本身的价值观，相对于故事情节，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绪表达和心理变化。一方面，他带着怀旧的情绪追溯逝去的时代，影片中对童年世界的怀旧成为成年人对青春的缺失的一种幻想性解决途径。《情书》中没有强烈的冲突情节，在两条线索下的叙事时空中，通过两个素未谋面女孩的书信联系在一起，渡边博子在寄托哀思中无意探寻出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恋，女藤井树在书信的来往中才发觉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发芽，只是随男主角的离开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没有在叙事的策略上突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通过情绪的升华给予了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他通过社会的角度来表达对青年成长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观众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从而引发内心的思考。这也是“岩井文学”所衍生出来的弱化情节而强化情绪的“青春叙事”方式的建构。但是，此类情节弱、情绪浓的主观表达方式并不适用于任何题材的电影，对其后期电影主题的表达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
“意象，指对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觉上的体验。而电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导演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融合，它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写满藤井树名字的借书卡、刻在凤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运用极简的影像风格，将青春的热烈与生命的脆弱透过自然意象和虚拟意象表现出来，对青春期群体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
“《四月物语》中的落满樱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红色雨伞是岩井俊二对青春短暂和热烈的意象隐喻”。《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词贯穿于影片的始终，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词。同样，《燕尾蝶》中所营造的并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征着青春里欲望的深渊。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观存在里，这也是他对“青春”充满无限可能的另类阐释。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着两个女孩成长历程中的蜕变。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纹身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来过，以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姿态，带走了一只蝴蝶的脆弱和美丽;凤蝶，历经世间创伤却依然满怀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长大成人的专属记号。她们渴望飞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茧而出一刻陨落，岩井俊二采用这种独特的青春意象，表达了他对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沦或者毁灭因其阴暗而被电影避之不谈，但这却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试图将成长中的青年从喧哗虚幻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从而理解现实的残酷和真实世界的难能可贵。
岩井俊二是一个主观意识特别强的导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创作电影的理念是彻底极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强盗、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来展现大城市高速运转中一群病态而畸形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场景，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阴暗彻底的呈现，而是从他们苍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处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动荡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着内心的纯净。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2
浅析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古典文学
1.研究背景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迎来了其黄金期。以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为首，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年)，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年)等连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纵观日本电影的获奖史，日本的时代剧，也就是极具日本风格的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欢迎。但是，很少为人所知的是，日本电影不仅从自己的“日本风”中取材，同样也将外国文化作为素材，并加以改编。例如作为电影推广初期的明治、大正时期，那时的观众所最为熟悉的外国文化，则是中国的古典文化。
2.不同时代中的以中国古典题材的日本电影
尚处于日本电影草创期的1911年，吉泽商店制作了《西游记》。紧接着1912年，在西游记广受好评的情况下，再接再厉摄制了《三国志》。另外，还有很多例如《豹子头林冲》(1919年、日活向岛摄影所、小口忠导演)、《西厢记》(1920年、日活向岛摄影所、田中容散导演)等一系列以中国古典作为题材的电影被持续不断地搬上了日本大荧幕。
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电影主流也由无声进入了有声期。战争时期，日本电影又制作了一系列如《孙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导演)、《水浒传》(1942年、冈田敬导演)、《鸦片战争》(1943年、牧野博导演)等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国策电影。
日本战败后的195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转型期，迈入了黄金时代。《杨贵妃》(1955年、沟口健二导演)、《白夫人的妖恋》(1956年、丰田四郎导演)、长篇漫画电影《西游记》(1960年、薮下泰司、手?V治虫、白川大作导演)等各种日本观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的电影，不但在日本上映，还进入了香港及东南亚等华语圈市场，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0年代，电视取代电影，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成为了时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电视局制作的系列连续剧《西游记1》和《西游记2》，不但在日本受到广大观众好评，甚至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另外，于2007年制作的电影版《西游记》(泽田镰作导演)，以43.7亿日元的票房，位居当年日本本土电影收入第四位。
3.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日本电影
以《西游记》为首，《三国志》、《白蛇传》等以中国古典为原型的故事，经由日本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演绎，介绍给了日本的观众。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地方经过了改编，展现出了与原作颇为不同的风味。
将外国的古典作品翻拍成电影，将具有各种全新的可能性。并且，虽然原作是古典文学作品，但内容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一直产生着变化。例如《白蛇传》，最初冯梦龙主编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后的结局，都与如今我们耳熟能详地《白蛇传》颇有不同。而日本电影选择哪个版本的故事作为故事底稿，则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历史故事也同样，由于制作方所处国家和立场的不同，讲述出的故事也会具有情节上的差异。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版《鸦片战争》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类中国古典或历史故事电影与原版的异同，可以从中发现其政治意图及意识形态，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结论
因此，狭义上而言，本研究为日本电影研究，但广义上而言，其实为媒体以及大众文化研究。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历来未被传统研究所重视，因此，分析此类电影将可一窥日本电影的时代特征、对外来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电影交流史。更是对日本电影史的一种补充，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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