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提高电影发行量的三个思路
如何提高电影发行量的三个思路
通过格瓦拉举办的互联网+发行+文艺片主题活动。我在这里谈一下有关如何提高电影发行量的三个思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毕业生培训网。
方励认为,互联网发展还有很多空间,比如在两三年之内就有可能完全不需要地面传统发行,全部都是数字传输以及云端库。
如此,观众有更多机会可以自己挑选想看的影片,就像从视频网站挑选视频。同时,观众可以通过自己团购解决电影院去哪里的场地问题。
这个在海外已有案例,我叫它D2B,demand to business,需求到企业。最简单就是一个人想要看一部影片,只要他凑齐了影院所需的人数,并且沟通好时间,即可去影院观影。
其实在国内也有尝试,但是目前多限于之前影片的重新放映,版权问题难以解决且沟通成本过高。格瓦拉最初就是想做经典影片院线,从其强势的一二线城市站里挑选10个,要6场非黄金场排片专门放映三种影片:(1)经典的已经上映过的国产影片。(2)在国外获过奖的海外影片。这种如果可以做成其实是绕道开拓了限额外的一条路。(3)类似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这样的小众影片。
这种模式现在有两个成功的例子:中国电影资料馆和MOMA,这种模式同时分别解决C和B的痛点。
观众的痛点是有一批人想看没地方看。这个思路其实区别于我们常说的要开发和培养文艺片观众,因为文艺片受众已经形成了一批就在那里,而其他观众你告诉了他也不会去看,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组织和打通。那么,延伸到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具备这种打通能力的人才,既能找到观众也懂影城。D2B其实是把打通的工作转嫁给了观众自己。他们省去了寻找环节,自发组织并与影城对接。
对B而言,影城的痛点是差异化。影城互相之间就服务层面来讲是很难做到差异化的,除了技术层面比如谁家的3D或者IMAX最好灯光音响最好,就是放映的内容层面区分。通过差异化影城可以吸引不同人群并且梳理品牌形象。
但是核心问题还是版权。资料馆这种对于播放的影片并没有版权;并且大部分影片的播放版权/放映时效已经过了,所以最后格瓦拉没有做成。
不过,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由于文艺青年喜欢贴标签,用标签方式标明自己与众不同一颗文艺心的特质,所以之前资料馆排长队的现象反而有助于文艺观众的自动汇集,因为排长队看一部文艺片是一种体验一种可以拿出去说的东西。而现在由于开通了网络售票和在线选座,大大便捷了买票过程不用排队了,文艺的心也不好展示了,去看一场文艺片的需求和冲动在某些层面打了折扣。
不过要是D2B,我认为就创造了一种新的贴标签方式,那就是你自己成功组织了一场文艺青年的聚集和观影,或者你参加了这样一种本身带有优越感的群体活动。就如同出席私密VIP酒会是身份的象征一样,组织和出席文艺片观看帮助你强调和亮出身份。
影城、院线和售票网站的用户粘性都很低。如同携程那样的比价创业BP我也看过几份了,商业动机成立的原因就在于,哪家便宜哪家影城方便用户去哪家买,谁管是哪个平台和品牌。
然而会员是增加粘性的好办法。据悉万达如今有四千万会员,贡献了85%的万达销售。在售票网站停止大力补贴的将来,低价的会员票和种种会员福利将会显现出价值。而会员系统的建立能帮助院线摆脱目前对售票网站的.依赖。我预测在将来,观众将享受到更多更好的院线会员系统福利。
当然,肯定是先有需求和冲动成为会员,然后再维持关系和系统。目前比价还是售票网站较低,而价格就是最直接影响因素。比如格瓦拉给资料馆开通售票接口后,由于不加服务费和方便简单等,使得资料馆会员卡的办理数量减少。
方励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公司的一个活动上,在演讲PPT的最后放了他的影片的预告片,以企业的方式发放观影福利给员工,结果几乎每个人都去看了。
这个做法在很多行业已经不新鲜,就是作为企业和组织的福利。小时候学校组织观影和国企电影票也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了百团大战和建国大业的票房。但是这种做法在其他民营机构却不那么普及,并且现在国企也停止了。
其实美国的很多票房来自这样的福利。学校和企业与院线联合,提供非常低价的兑换券,比如一年可以在这个院线的任意影城观看固定数量的电影,不限制式。学生以学生证购买,企业员工当做福利也是需要购买。所以当我采访问道是用网络售票多还是去影院买的时候,大家的回答是,在学校或者公司买。
结合以上会员系统的概念,电影票可以作为其他行业给会员的福利,比如我最近就常常可以使用中国移动的积分兑换格瓦拉的通兑电影票。另外就是机构给VIP客户的福利,这个其实也不是新的操作方法了。
此后还可以有后续的操作。由于是集体发放,所以很可能变成集体活动,而活动电影往往是第一站。影院借此也可以有延伸性服务,从而继之前的内容差异和会员系统差异后,有了更服务性质的差异。
;2. 新媒体时代电影产业发展呈现出哪些新趋势
一、改变电影理论和形态的新媒体电影
新媒体电影首先必须满足“电影”的基本条件:作品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观众角度都被认为是电影。这条标准将互联网之上无数随机的和零碎的小视频排除开来,但是电影和非电影之间的区分没有那么简单。关于什么是电影,电影理论史上主要有自然实用主义(巴赞、克拉考尔)和艺术纯粹主义(爱因汉姆、爱森斯坦)两种倾向:前一种主张电影是人类通过胶片完成对自然再现的冲动,后一种认为电影具有独立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纯粹艺术性①,后续还包括麦茨的以镜头为单位的无代码语言,斯坦利·卡维尔的“连续自动的世界影像”说等②。以上这两种主要的电影理论都试图解释什么是电影或者说电影与其他艺术的差异性。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些从本体上对电影进行的形而上思考无论多么哲学化,“什么是电影”的理论根基依然是电影艺术本身所寓居的媒介。当电影摆脱银幕、胶片的束缚,进入数字化和网络化之后,关于“什么是电影”的思考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媒介刺激下生成的新媒体电影(比如优酷出品的“11度青春电影行动”《老男孩》等),必然具有与传统电影不同的内涵和气质。因而,新媒体电影不一定必须符合传统电影理论之中的“电影”概念才能被视为电影艺术。比如早期翻拍、篡改型的新媒体电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络惊魂》等,完全是以对传统电影的解构为基础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内涵正在被新媒体电影实践拓宽。
与此同时,新媒体电影与传统电影,从生产到传播、到批评和理论建构展现出巨大的差异。第一,互动性是新媒体电影的首要特征。网络本身所具有的互动机制,使得新媒体电影从构思到筹备,再到剧本、演员,最后到剪辑等环节都可以吸取大量受众的意见。人的天性之中就具有对对象的一种控制欲,因而互动性将电影的可控感上升到电影历史的新高度。比如,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帝(Casarte)的新媒体电影《独家》,其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开放式的。其最为典型的互动性就是观众可以左右整部电影的剧情,最后呈现出开放式的主题和五种不同的结局选择。同时,整个新媒体电影演进过程之中会有暗藏的二维码以供观众扫描,从而体验更多精彩的互动。第二,新媒体电影寄寓的媒介是互联网。首先,互联网络所具有的去中心化特质使得新媒体电影界呈现出众声喧哗的草根性。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电影的追求不再受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体制,普通人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拍摄新媒体电影。这带来一个疑问:人人都可以拍电影的话,如此的新媒体电影还是电影或者好电影吗?我们承认人人参与之后,电影作品之中肯定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但是网络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被网络遗忘的,相反会成为新媒体电影的一根一根标杆,激励后来者继续创新。其次,互联网观影不可能具有大场景、大制作、IMAX影院、逼真特效等等优势,但是影院型电影由于过于关注电影技术给人带来的那种冲击性、刺激感和亦真亦幻的效果,反而对电影题材选择、故事情节演进和电影本身深度缺乏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电影寻求不同于大场景、大投资电影的路线,将重心放在怎样讲好故事上。网络居民不可能有耐心将时间花在一部情节毫无吸引力的新媒体电影上而忽略网络上海量的电影资源。这使得新媒体电影在讲好故事和故事创新上都有更高的要求。再次,新媒体电影潜在观众大。新媒体电影通过网络进行视频传播,其受众是广大网民。根据2014年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4.28亿,较上年底增加5637万人,增长率为15.2%。网络视频使用率为69.3%,与上年底相比增长3.4个百分点③。作为网络视频之中优质视频的新媒体电影,它必然会随着视频用户激增的速度和规模而显示出与传统电影分庭抗礼的力量。
从上面新媒体电影呈现出来的几个特征(去中心化、受众巨大、互动性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媒体电影已经彻底打破了传统以导演为主导的电影制作模式。传统电影制作过程中,从剧情发展、拍摄进度、场景选取、演员选用、镜头取舍、段落安排,后期的剪辑、配音、效果等环节,一切都由导演决定。新媒体电影选择以网络为平台,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及意愿,比如“选拔网络自荐的新锐导演;审核通过网络征集的电影剧本并进行专业筛选、加工制作;对投资拍摄的剧组进行统筹监控,尽量避免资金浪费;对遍布全国的新媒体电影生产基地进行管理,以确保新媒体电影的生产量”④。因此,在新媒体电影之中,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呈现合一的趋势,即作者与读者逐渐混融的状态。这种特征我们称之为新媒体电影元素的网络混融阶段。这一混融趋势在大数据时代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二、大数据时代对于新媒体电影意味着混融状态
大数据作为网络理论和实践的新范式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之后迅速在管理、传播、政治、商业和金融等领域兴盛。大数据的含义就是通过各种新媒体对使用媒体的用户所产生的信息进行数据最大化收集、整理、分析,从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它具有四个特点:巨大的数据量和数据完整性,能在看似毫不相关的数据之间找到内在关联,即时满足需求和寻找出数据背后的价值。最典型的是2013年风靡全球的美剧《纸牌屋》充分实现了大数据在艺术实践之中的巨大价值。它完全绕开了广播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所构成的传统电视生态系统,选择在Netflix视频网站播放,用户只需要通过个人电脑或者移动终端登录即可播放。Netflix采用了真正的大数据分析——3000万用户的收视选择、400万条评论、300万次主题搜索。同时,所有通过Netflix观看《纸牌屋》的观众会在观看过程之中产生无数的连观众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数据(包括观看连续剧时暂停、回放、快进、停止等动作都会被一一记录下来,每天用户在Netflix上将产生高达3000多万个行为)。这些数据通过网站后台被迅速分析,从而让电视剧制作商做出相应的对策。该剧在拍摄过程之中,真正实践了大数据精神,无论是剧情设置还是选择演员、导演阵容,都以用户在网站上的行为和使用数据做支撑。“Netflix尚且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巨量用户的需求,不仅是谁喜欢看什么节目,更精确到用户行为:什么人喜欢在星期天晚上用平板设备看恐怖片;哪些人会打开视频就直接跳过片头;看到哪个演员出场会快进;看到什么剧情会重放,《纸牌屋》的商业奇迹正是通过云计算精确整理重点关联数据而造就的”⑤。从《纸牌屋》的运作可以看出,在大数据分析时代,艺术作品的作者和受众形成了巨大而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之中“作者—受众”的关系分为两层:一层是新媒体的即时互动性带来的受众对作者的即时反馈信息,使得作者可以即时调整创作的路线;另一层是作为消费者的信息生产,也即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之中提到的“生产者即消费者”⑥。阅读时,受众在电脑或阅读器上产生的大数据通过网络被收集汇总到存储器,通过大数据分析,提炼出多少受众观看到哪个地方放弃了观影,哪些观众对哪些人物角色感兴趣,观看时嵌入哪些相关图片或者视频更有助于电影的接受等。
大数据时代造就的新媒体电影的“作者—受众”混融具有与网络时代新媒体电影中创作者和观众混融不一样的内涵。新媒体艺术家阿斯科特认为,网络造就了空前规模的集体智能,一种集体认知的全球网络,从而产生了“超思想”、”超精神作用”、“智力网络”等。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神经网络融合于全球网络以创造意识的新空间⑦。就好比大海之中的小鱼和合而成的鱼阵一样,并没有任何一只凌驾在所有鱼之上的领袖指挥它们,它们只是自发组合排列形成比海里最大的鱼还大的巨型“大鱼”。这条“大鱼”具有整体生命,无数个体小鱼已经成为大鱼的组成细胞。新媒体电影也一样,参与电影活动的无数创作者、观众、中间人围绕着一部电影,他们通过大数据参与到整个电影的创作当中。相对于电影,这些参与者,全都成为了像“大鱼”一样的“作者”。
大数据的“大”体现在“全数据”模式之上,即我们分析的不是样本数据,而是所有数据⑧。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人类的网络行为所产生的所有数据都可以被存储、交换和分析使用,并且这些数据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2013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0.8ZB(相当于8亿TB),两倍于2012年的数据量,相当于2009年全球的数据总量。预计到2020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是2013年的10倍,超过8.5ZB⑨。那么,这样大规模的数据对于生根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电影又意味着什么呢?
新媒体电影是以个人电脑和移动终端及连接它们的网络设备作为承载的。新媒体背后有大量数据库随时更新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各种数据,包括新媒体电影的宣传数据,电影观众观看的时间,观众的性别、族裔、年龄、群体、受教育程度,新媒体电影的交易量,电影播放到哪里丢失的读者最多,哪些电影部分会被反复观看等等。数据来源可以多样化,不同渠道的数据甚至可以互相参照。“第一是搜索平台,如网络、谷歌、搜狗;第二是社交平台,如微博、人人网、豆瓣、时光网;第三是电商平台,如网票网、美团网、淘宝网等;第四是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网等。像网络指数、新浪微指数、淘数据、优酷指数等,都是由上述平台提供数据服务的。此外,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拥有全国的影院票房数据,并通过《中国电影报》等平台向社会公布”⑩。与此同时,数据平台也需要庞大的数据作为支撑。由于新媒体电影的开放性和资源共享性,使得新媒体电影创作和观看数量巨大,从而产生的数据也是前所未有的。大数据的关键作用还在于对未来进行预测。全数据对于大数据分析来说就是“正在发生的未来”。通过对电影本身、观看和批评、媒体、电影宣传等相关数据的搜集,寻找观众兴趣点,预测哪种审美趣味的电影会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受欢迎,人群的性别、消费力、居住区域、阶层、年龄段分布等等。利用数据作为分析受众的依据之后,创作者不需要挖空心思去想为什么自己的电影不受欢迎,只需要通过网站浏览记录数据分析观众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就可以了。在大数据挖掘过程之中,单个数据可以作为垃圾被忽略,因为数据精准度是样本化统计时代所追求的目标——一个信息缺乏的时代,“收集信息的有限意味着细微的错误会被放大,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结果的准确性”(11)。随着数据的大幅增加,为了了解大致发展趋势而放弃精确性,可以接受适量错误。就像医用灯,从一个角度打的光,不管亮度多高,仍然有暗区。而大数据的多维度属性就像无影灯,从各个角度照射,就算其中一盏灯亮度不强,也不影响总体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更加追求数据完整性和混杂性。
3. 网络大电影走向精品化的关键是什么
近年来,网络大电影迅猛发展。网络大电影如何走向精品化,关系到网络大电影能否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网络大电影既以网络为安身之地,就不可能不遵循技术、社会与心理三重意义上的网络协议;既以电影为精神旨归,就不可能不尊重技术、社会与心理三重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网络大电影名称中的“大”,是指这种艺术样态和微电影、院线电影之间的区别。若读作“网络+大电影”,是指它比先前的微电影篇幅大、投资大、回报大;若读作“唯族网络大+电影”,是指它虽然比院线电影投资小、周期短、门槛低,却依靠网络大平台、大流量、大气氛,而勇敢地挑战院线电影。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大”拥有不同于此的概括——“有容乃大”。所谓“大”,兼有巨大、长大等含义。如果以此来审视、分析,便不难发现网络大电影的优点:在各种形态的网生资源中,它的信息容量颇为可观(“大得多”),不仅和其他视频资源相比如此,与文核灶本资源、音频资源等相比皆然;在各种形态的电影产品中,它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大得快”),不仅和院线电影相比如此,与微电影相比亦然。前者体现了它在横向传播中的优势,后者体现了它在纵向传播中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理由对网络大电影寄予更高的期待。在网络大电影未来的发展中,有两个关系需要理顺:一是网络协议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二是信息容量与发展速度的关系。
就前者而言,精品化不能满足于豆瓣评分高、弹幕好评多(这是横向传播所要求的评价,也是体现网络协议要旨的评价),而且要引入时间维度,通过适当的作品回顾展评,来判定客观效益与历史价值(这是纵向传播所要求的评价,也是体现知识产权要旨的评价)。就后者而言,精品化不能过分强调向院线电影靠拢,否则便可能因为单纯追求扩大信息容量,而牺牲在发展速度上的优势;同时,也不能过分强调向微电影靠拢,否则便可能因为单纯追求短平快,而牺牲在信息容量上的优势。比较合理的选择,也许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充实”,可视为衡量信息容量的标准,指网络大电影贵在言之有物,而非单纯以篇幅论短长;“光辉”可用来品评网络大电影的发展速度,亦即当“恒星”而不是“流星”。因为,人们固然欣赏流星划破夜空的短暂之美,但更欣赏恒星耐人寻味的长久之美。
网络大电影,是指私人团队拍摄,自己当导演,时长超过60分钟以上,拍摄时间(三个月到一年左右),规模投资(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电影制作水准精良,具备完整电影的结构与容量,并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以互联网为首发平台的电影,符合国家政策,也可以在电影院上映。
代表作品:《不良女警》、《猎灵师之镇魂石》、《后备空姐》、《校花驾到之人鱼校花》、《十全九美之真爱无双》、《我的极品女神》、《老九门番外之二月花开》、《四平青年之浩哥大战古惑仔》、《仙班校园》、《血战铜锣湾》、《王牌御史之猎妖教室》、《山炮进城2》、《忍者传说之高校争霸》、等。
2017年7月18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北京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7)》,网络大电影入选2016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
4. 你知道互联网电影是怎样营销的吗
社会化媒体营销:社会化媒体营销分为两类,一是话题炒作,二是意见领袖主导。
自中国电影市场化开始,话题炒作一直是常规手段。随着互联网向移动化、社交化发展,话题营销也逐渐碎片化,强调互动。比如,可以通过电影官方账号、导演、演员等相关人的账号发布电影花絮,海报,宣传片等,吸引粉丝关注,还可以关注舆论热点,跟随炒作话题。
比如,韩寒在电影《后会无期》拍摄及上映期间,在微博上制造了很多热门话题,比如发布女儿照片,创造“国民岳父”风潮;公布电影台词“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成为网络热语等。以至到后来,韩寒随便发条微博,都可以轻轻松松登上热门榜。作为微博大V,韩寒深谙网络传播规律,他通过发布微博,成功激起网友的围观及参与兴趣,让民间的高手们为他的营销添砖加瓦。赵薇的《致青春》则是意见领袖主导的好案例。这部电影7.2亿票房的背后,是近20个微博大V账号的4亿粉丝。在电影的宣传和发行过程中,主创赵薇、韩庚、佟丽娅、赵又廷、韩红和郑恺,另外加上何炅、杨澜、韩寒、黄晓明、徐峥、小沈阳、王菲、王长田等20多个微博大V都积极为影片摇旗呐喊。他们的粉丝加起来共有4亿。这4亿粉丝,即便每20个人中只有1人走进影院,最终的观影人群也有2000万,按中国平均电影票价36元计算,票房至少有7.2亿,刚好等于现实的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