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艺术

A. 中国有哪些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既保留了艺术追求，同时也获得高票房你认为它们是怎样做到的

《姊妹花》导演：郑正秋1933年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
《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以1924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
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该片由当时的影后胡蝶一人分饰两角，首映后受到极大欢迎，在上海连映60多天，盛况空前，是解放前少有的最卖座影片之一，这个纪录长时间无人能够打破，直到1934年出现了《渔光曲》(后者以其绝佳的视听效果创造了84天的上映纪录)。《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郑君里、蔡楚声 1947年 昆仑电影公司据统计，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映3个多月，观众达712，874人次，创造了《渔光曲》之后的最高纪录。这部史诗式的影片有着辽阔的社会背景，事件纷繁，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跨度大。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是中国风格的电影代表作。《白毛女》导演：王滨、水华1950年 东北电影制片厂《白毛女》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的电影，它改编自延安时代令广大工农兵刻骨铭心的同名歌剧，这部歌剧取材于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白毛女》上映时，国内首轮观众即达600余万，上海达80余万人次，创中外影片最高纪录。50年代这部影片先后在30多个国家、地区映出。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他的《电影艺术史》中，给《白毛女》以很高评价，称之为“动人心弦的现实主义”。《喜盈门》导演：赵焕章1981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1980年代初期的话语中心是农村的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成为社会焦点。适时而出的家庭伦理道德片《喜盈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关注了传统伦理道德特别是尊老爱幼、赡养老人在经济改革年代的农村的失落问题。1981年放映后的两年内，全国观众达1.7亿人次，成为80年代上座率最高的国产故事片之一。这部产于大城市上海的电影，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农村电影的惟一代表。《芙蓉镇》导演：谢晋1986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这部根据古华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是被认为传统伦理电影最后一位导演的谢晋的代表作。其电影在多年之内创造的观众人次记录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即便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淡化以后的1998年，北京零点-中博影视调查系统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1500位18岁以上的市民所进行的调查中，仍然有25%的观众选择了谢晋为他们 “最欣赏的国内导演”，其得票率超过了居第二位的张艺谋。不仅如此，它也创造了内地影片在香港最高票房纪录，1988 年3月10日在香港上映后，15天内票房收入达511万港元。同时，在国际上也是口碑卓越。《英雄本色》导演:吴宇森1986年 新艺城-电影工作室香港英雄片的经典之作，曾被评选为香港10大电影第一名。1986年8月首映后，创下了票房34,651,3 24港元的当年最高纪录，随后风靡东南亚，又以辗转的渠道风靡整个大陆。《英雄本色》使失意的吴宇森和周润发横空出世，成为香港影坛的里程碑，后者扮演的“小马哥”成为一代影迷的偶像。通过该片，吴宇森树立了其“暴力美学”旗帜，周润发也彻底改变了“票房毒药”的不佳名誉，确立了其香港第一影帝的地位。该片的续集也广受欢迎，成为香港电影的一种品牌。《少林寺》导演：张鑫炎1982年 香港银都机构1981年，《少林寺》正式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实地开拍，出演。这部投资120万元人民币的功夫电影全国公映后取得巨大轰动，在香港及亚洲、澳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上映时，引发一股强烈的“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观众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达到了5亿人次，在日本的票房收入超过了3000万人民币，香港突破功夫片历史最高卖座记录，仅在香港的票房收入就达1615.7万港元。《大话西游》导演：刘镇伟1995年 香港彩星电影公司这套投资6000万港币的影片最初在香港上映时，票房极差，仅为4500万港币。进入大陆后，起先默默无闻，没人愿意看和谈论它，票房低到登上了“95年十大引进劣片”榜。但随后，这部影片以盗版VCD(后来又以DVD、网络下载的形式)在高校的学生中流行开来，并且声誉日涨，最后到达了成为经典的程度，充当了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最热门的公共话题，由此衍生出的语言、文学、游戏、及相关一切变成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现象，甚至引起了严肃的专家学者的解读兴趣。这部电影只是在票房上失利，但在其它方面所赚取的人气和利润，不知道要超过票房多少倍。到了20世纪末，它的票房已经高达6000万元。《大话西游》已成为年轻人心中CULT片崇高的经典。《大闹天宫》(上、下集)导演：万籁鸣、唐澄1961年、1964年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1960年到1964年，历时4年时间创作完成，绘制了近7万幅画作，堪称一部鸿篇巨制。这部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少年回忆的动画作品，几年间创下上亿元票房，同时也震惊了国际动画界，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并荣获第22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无数奖项。20多年后，《大闹天宫》于1983年在法国公映，依然震撼了这个艺术国度。法国《德国人》介绍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斯尼艺术所做不到的，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此后的40年里，没有一部国产动画影片能够达到《大闹天宫》的艺术高度和影响力。《英雄》导演：张艺谋2002年 银都机构、精英娱乐、北京新画面2002年可说是《英雄》年，这一年年底，张艺谋首次试水的武侠电影在恢弘的宣传气势中上映了。这部投资30 00万美元的超级巨片以别人无法仿效的宣传发行模式，瞬间席卷了全国影院，并创下了高达2亿元的国产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两年后的2004年9月份，《英雄》北美上映后成为票房冠军。在国内电影市场连年不景气的情况下，张艺谋和他的搭档张伟平敢于斥巨资拍摄这样一部空洞的“英雄”电影并获得如此大的回报，说明中国电影产业的空间仍是巨大无比的。此后，中国官方和电影人开始认真地考虑市场和产业问题，这或许才是《英雄》落幕之后中国电影最大的回报。

B.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C. 中国电影有什么特点

中国电影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

1、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2、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3、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D.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中心领导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宋培学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欣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小光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党委书记白晶瑞

E. 中国电影史分为哪七个时期主要艺术特征是什么

今年是浙江宁波籍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诞辰100周年，5月24日起，京甬两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据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包括袁牧之先生在内有120多位知名影人故乡在宁波，宁波人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7个“第一”。

袁牧之先生是一位电影界罕见的全才，他的演技精湛，在上世纪30年代曾被誉为舞台千面人，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后曾出任人民电影第一任电影厂厂长、新中国第一位中央电影局局长，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今年是袁牧之先生诞辰100周年，京甬两地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据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邹大鸣介绍，宁波与电影渊源深厚，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包括袁牧之先生在内有120多位知名影人故乡在宁波，如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逸夫四兄弟，著名演员洪金宝等。

他还说，宁波人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有据可查的7个“第一”：如创办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和执导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等。

F. 中国影视艺术保持其蓬勃生命力的要诀在哪里

中国影视艺术保持其蓬勃生命力的要诀是在发展中提振生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G. 中国电影艺术的诞生标志是什么的问世

电影《定军山》的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