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看电影

㈠ 《亲爱的安德烈》主要内容 赏析 感悟

主要内容：

著名作家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 36封家书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化对个体思想意识的影响。在信中，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认真”；龙应台“有八分认真，二分知性怀疑”。安德烈对龙应台“嘲笑有加”；龙应台对安德烈“认真研究”。

通过此书，龙应台跟孩子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南部小渔村，叙述了贫穷而缺乏养分的环境，让她学到对弱势的同理心与悲悯；叙述了安德烈如何捍卫自己喜欢的摇滚乐，喜欢电影，并且如何从60年代的嬉皮文化中，叛逆出一种值得深思的价值。

在叙述这一对母子在面对该为台湾队、中国队、德国队加油时，拉扯出关于国族认同的辩证；更多的是一种相濡以沫，对于理性，对于文明正义，对于教养的理直气壮，超越母子的辈分关系。通过两种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的两种价值观的碰撞、磨合，增强了两代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从而在“代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赏析：

在这本书信集中，儿子是初生牛犊，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笔尖锐，时而正经，时而戏谑，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坦率的话语着实把严肃、认真的母亲吓了一大跳。面对青春叛逆的儿子，龙应台首先接纳了他的认识，然后才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他进行具体话语的探讨。话语中蕴涵着慧智、平等、尊重的思想和人文关怀。

感悟：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化对个体思想意识的影响，记录了两代人试图消除隔阂与冲突的努力，也为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

(1)龙应台看电影扩展阅读：

《亲爱的安德烈》的主题思想：

《亲爱的安德烈》包含着多重“复调”。作为观念冲撞的展示，它的第一重是母亲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的对话——细读开去可感受到，这有往有来大致对称的文本，既展示了对话的可能，又证实了对话的虚妄，也就是对话之间的各自孤立——在母亲寻求沟通的努力之下，更加彰显出思想统一的不可能。第二重，是读者来信与母子俩通信之间的“复调”。

正是从读者来信中，可以读到一种观念的交锋，既是对龙应台单一话语立场的一种挑战、对于大男孩安德烈有待完成的思想观念的一种修正，也是对书中人物置身的这个斑斓而多义的当代文化语境，做了一个粗略而鲜明的写真。

㈡ 如何让我的文笔充满感染力

一、流畅。这是语言最基本的、也是最高境界的要求。流畅不等同于通顺，更高层次的要求是：文意密而不泻，所谓密而不泻，就是不会有话题被岔开的感觉，也不会让前面的句式和后面的句式连接不上。真正好的语言，常常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不管是逗句隔开的句子，还是句号隔开的句子，前后都是浑然天成的，仿佛就该这么写；如果不这么写，再没有第二种写法可以写得这么流畅。

二、在写文章的时候，要多揣摩，句式有千万种，只有少数几种才能取得流畅的效果。小学生写文章为什么嗑嗑巴巴？因为老是以单一句式写作文，不是“今天我……”就是“我现在……”，“我”来“我”去，读起来很不爽。且看下面一段话，注意它使用的句式：

【例1】我想，如果把鸡鸣画出来，画面上应当有赭红的天，画幅很长很长，卷起来，一路打开，全是天，悠悠无尽。而在头底下略有一点影影绰绰的城市或是墟落，鸡声从这里出来，蓝色的一缕一缕，战抖上升，一顿，一顿，方才停了。（张爱玲）

这个段落，采用的句式是多样的。但是每一句话都承前启后，滴水不漏，读来畅快淋漓，而且让人有无限遐想。这是功力，也是天赋。

三、让你的语言有画面感，仿佛放电影一样，这样会非常有感染力。有一些读过的句子，会在我们的脑中挥之不去，那是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画面，已经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以下好几处例子都是文章结尾，说明一旦你黔驴技穷了，只须在文章末尾添上了一处富有电影感的场景，尽可以画龙点睛，咸鱼翻生。看两个例子：

【例2】那是我关于昆明老房子最后的记忆，可能一辈子都会如此鲜明和生动。我看见自己在立柱下的空地上，腾身而起，右腿高抬，极为舒展地侧踢而出。那一刻永远被定格下来，风吹过脚面，有些微凉的感觉，一切都丰满而充实，且恰到好处。而从下一刻开始，就是那无可避免的永恒的衰败。（和菜头）

记得《黑客帝国》里面尼奥腾身而起，画面突然凝固，尼奥停在空中，保持着那个著名的姿势。镜头围转一圈，把立体的尼奥的动作表现得一清二楚。而作者写他自己“腾身而起”，这个画面就此定格，一直到文章结尾，人物也没有掉下来。“风吹过脚面”，极为细腻，更添了一些动感，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没法不让人联想到《黑客》式的画面。

【例3】在渐次弹开的昏黄的路灯中，炒着一串串自行车的铃声。车站零零落落地站着候车的人们，一对穿着羽绒服的少年男女引人注目，他们在寒风中始终灼热微笑气定神闲。在久等不来的班车里，那个女孩慢慢地向男孩怀里倾倒，如同黑夜的来临。在一瞬间，我的内心无限悲伤。

街上有一些商店，这些商店到了夜晚会装饰上一些彩色的灯火。有一间商店，突然就动机可疑地飘着一些歌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鲍家街43号乐队的歌曲，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歌名，我只听到他们在唱。

他们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东方不亮）

如果这里拍成电影，那么用的是一种写实的风格，一个长镜头由路灯移到车站再移到等车的人们，非常地抒情。最后片尾响起主题歌《晚安，北京》，我们能感觉到镜头越拉越远，变成一个全景，而动人的歌曲，把这情境和感情完全推向了高潮，影片不失时机地打出了一个粗重的THE END。

在说到画面感的问题，我喜欢的作家中，沈从文是功力非常深厚的一个，在他的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无法驯服的斑马》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例4】我尤其欢喜那些从辰溪一带载运货物下来的高腹昂头“广舶子”，一来总斜斜的孤独的搁在河滩黄泥里，小水手从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圆瓮。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晾得有朱红裤褂，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沈从文）
读这一段的时候，眼前仿佛是一副色彩斑斓的画面。

四、再者，好的性情文字，会有很多意蕴游离在文字之外，隐隐约约，若即若离，要你静心品味，渐入悲喜之境。这就是所谓语言的味道，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例5】我本预备到北京的，但去不成。我本想走得越远越好，正以为我必得走到一个使人忘 却了我的种种过失我的存在，也使自己忘却了自己种种痴处蠢处的地方，方能够再活下去。 可是一到常德后，便有个人把我留下来。（沈从文）
这一段有一些哲理。我当时是在去凤凰的火车上读到这一段，顿时就停在那里，觉得或者我们一生都不过为了寻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安宁的地方吧。再看下面这段

【例6】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张爱玲）

像“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这样的句子，真不是一般的人写得出的，那种读完后让人觉得心里很悲凉，却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足见作者语言的意蕴。

【例7】多年之后回到小镇，看见那些老街，竟觉得风味绝佳。错错落落，密密麻麻，层层匝匝。经过多年大水浸淫，风霜打磨，渐有愈老愈美的风情。大水已经多年不见，荒废的河谷处，建起了新城，墟市上熙熙攘攘，雪白的墙壁上，不复洪水肆虐的痕迹。我孑然一身地站在新城老街之间，遥想着三年级的小小的我，眼前闪回的却是父子进士牌坊、电影院和大水漫街的图景。它们交相切换，凑成一个没落的贵族的剪影，岁月般悠长，但却碎不成歌；影子背后，是小镇顺流而下的历史和人们逆流而上的理想。

这种言外的境界，不像前面所说的流畅、画面那么容易追求，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长远来看，要多感受一些特别的美的事物；而在日常的创作中，也要大胆用词，挖掘词句之外的意蕴。

㈢ 龙应台三部曲看的顺序

龙应台三部曲的顺序是《无声的怒火》、《帝国的沉沦》和《朝阳群众》。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龙应台三部曲的顺序是《无声的怒火》、《帝国的沉沦》和《朝阳群众》。

㈣ 名家散文并带赏析的

概括的：一、欣赏散文，要真切地体会作者所创设的情景（感情气氛）。能体会作者所创设的情景，能领悟到作者所表达的主题和思想感情，进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从而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
二、欣赏散文，要领会散文独特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进一步理解散文内在的韵味。
三、欣赏散文，还要抓住文中的重点词语深入地理解，反复地体会，才能对散文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 ---------------全面的：散文的『四步阅读欣赏法』

如果将诗歌比作“抒情女神”的话，那么散文便是“抒情王子”了。散文以其灵活的笔法，浓烈的情味和优美的语言征服了许多读者的心。我以为，散文是最大众化的抒情佳品，其中以写景散文为最。面对一篇情郁意远的散文该如何欣赏呢？通过教学实践，笔者总结出了写景散文的“四步阅读法”——

具体的范文模板
链接：https://pan..com/s/1OSm6gaFCa-F0nFR1BSXBXw

㈤ 我心中的文化广场

建议你看看 龙应台：你知道过日子也是文化吗？
或许对你有启发。
－－－－－－－－－－－－－－－－－－－－－－－－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 ”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 “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 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 ”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 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 “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 ”。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 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政策决定生活品质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处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不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 ——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5-10-21

㈥ 周璇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影响力那么大

周璇1920.8.1-1957.9.22）

原名：苏璞

籍贯：江苏常州

身份：中国早期电影著名女演员、民国时期著名歌唱家

评价：一代歌后“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国语流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号称“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细嫩、音质甜美，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传将出来更是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曲的人，也会对她那燕语莺声一般的歌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加上电影明星的身份和曲折凄凉的身世，因此深受大众的青睐与关注。

生平：

童年被卖为 周家养女。

1931年 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后入新华歌舞社。主演1934年 在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名列第二，成为十大歌星之一，被誉为“ 金嗓子”。

1935年 从影，在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美人恩》中扮演角色。

1936年 入艺华影业公司，主演《喜临门》、《满园春色》等影片，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狂欢之夜》中扮演角色。

1937年 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女主角小红，成功地塑造了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但对前途抱有美好理想的歌女形象，为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八一三事变后参加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后随上海剧艺社赴菲律宾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 任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演员，主演《孟姜女》、《李三娘》、《董小宛》、《西厢记》等近二十部影片。

1943年 在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主演《渔家女》、红楼梦等影片。抗战胜利后赴香港，相继主演《长相思》 、《各有千秋》、《忆江南》、《清宫秘史》等影片，并在文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夜店》中扮演角色。

1950年 回上海，参加影片《和平鸽》的拍摄，因患病而未竟。

出演影片 ：

1935(1)：美人恩

1936(4)：花烛之夜 化身姑娘 喜临门 百宝图

1937(4)：马路天使 满园春色 三星伴月 女财神

1939(5)：孟姜女 李三娘 新地狱 七重天 董小宛

1940(6)：三笑 孟丽君 苏三艳史 西厢记 黑天堂 天涯歌女

1941(5)：梦断关山 梅妃 夜深沉 解语花 恼人春色

1943(1)：渔家女

1944(2)：鸾凤和鸣 红楼梦

1945(1)：凤凰于飞

1946(2)：长相思 各有千秋

1947(5)：莫负青春 歌女之歌 花外流莺 忆江南 夜店

1948(1)：清宫秘史

周璇早年身世坎坷，从艺后生业辉煌，感情生活却连遇挫折。出生年月有多种说法，有1918、1919、1920诸说，逝世于1957年9月22日，又说是20日。籍贯有常熟和上海两说。

详情参见：

http://book.sina.com.cn/nzt/cha/zhouxuan/
2.电视剧《周璇》

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一个不断追问的灵魂，还有一副不可逾越的天才嗓音。她是三四十年代蜚声中国影坛，歌坛的大明星周璇。同样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还有一副天使的面容，她是现在最当红的演员张柏芝。周璇，张柏芝。她们都经历过同样的光辉与荣耀，也许还有同样的悲苦与伤痛，只是一个已成往事，一个仍然万众瞩目。命运的机缘巧合让她们走到一起，合二为一，成就了06年度长片巨制，40集电视连续剧〈周璇〉。看张柏芝如何演艺曾经的周璇，永远的周璇。时光倒流五十年，十里洋场的上海，你能分得清她是张柏芝还是周璇吗？

这是一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史诗！

这是一部浓缩了“东方好莱坞”时期上海滩风情的经典大片！

这是一部向中国电影\唱片诞生一百周年献礼的电视连续剧巨作！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周璇》

《周旋》……

是一幅上海滩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风俗画卷；

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是明星云集、才子抒怀、佳人有约的浪漫舞台；

是冒险家寻梦的乐园，

是可以放飞理想的时代；

是一代巨星周璇走向辉煌的历史，

是金嗓子流芳百世的源泉，

是令人心酸、摧人泪下、发人深省的爱情苦痛，

是欲说不能、欲罢还休、欲哭无泪的人生悲歌；

是经典的故事、是花样的年华，

是夜的上海、人们悄然吟唱、何日君再来？

在上世纪的芸芸明星中，大多数人已经濒临被人遗忘的境地，

但在人们心中，却有一个人的名字依然烙印在中国电影及音乐史上……

她就是周璇！

值中国电影百年,将一代名伶周璇搬上荧屏，成为诸多电视制作人的心愿。本剧真实再现这位歌后的动人风华，全剧将展现一派老上海风情。其中，周璇那些脍炙人口的老歌《天涯歌女》《四季歌》《何日君再来》《四季歌》《花好月圆》《花样的年华》《永远的微笑》《夜上海》《疯狂的世界》《龙华的桃花》《五月的风》《采槟榔》《民族之光》等，都将重新搬上荧屏，让人再次感受到30年代老上海的时髦风情。

四十集电视剧《周璇》正在紧张拍摄的，全剧的焦点将集中描述周璇从16岁到28岁这一事业发展的?金岁月，定格于她年轻时最美丽的“花样年华”。 对于其之后的人生坎坷将不著笔墨。在迷离的“花样年华”背后，暗暗将一个富丽颓靡的旧时代推到台前。

周璇为什么推却受冕“电影皇后” 这个巨大荣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除了胡蝶，周璇也曾经荣膺电影皇后，但是，为什么后人只知道“金嗓子”，而不清楚周璇更是一代影后？

周璇为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流行歌曲气声唱腔”的鼻祖？周璇的歌声如此委婉动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究竟采用了什么技巧？

周璇真正的爱人是谁？周璇的丈夫是启明，但是，她真正的爱情究竟寄托何方？她真正的爱人到底是谁？

《何日君再来》其实不是邓丽君在七十年代唱红的，而是周璇在三十年代唱红的，这究竟是一首怎么样的歌？

一代文化名人将与周璇连袂演绎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升平、再现夜上海的光怪陆离。演员阵容相当可观，有名有姓的角色就达27人之多，包括中国电影和音乐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贺绿汀：音乐家，周璇的良师益友，《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的作曲。

黎锦晖：明月歌舞社社长，中国流行音乐的创始人。

聂 耳：明月歌舞社的成员，周璇的好朋友。

田 汉：剧作家，专门为周璇创作电影剧本。

赵 丹：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马路天使》之中与周璇演对手戏。

张爱玲：女作家，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上明月歌舞社的隔壁。

李香兰：日本女艺人，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

陈歌辛：一代歌仙，为周璇量身定做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张善琨：电影界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电影大亨。

黎莉莉：著名女艺人，周璇在明月歌舞社时期的密友。

韩 非：因周璇的提携而走上银幕的艺人。

舒 适：与周璇合作拍片的男明星，现在健在。

迄今为止，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聆听到周璇的声音，它独特的魅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

吕 军：立足上海，2006年，中先传媒要拍摄三部重点电视剧，第一部就是《周璇》，第二部是严浩的《滚滚红尘》……….把周璇的艺术生涯拍摄成电视剧一直是我的梦想。”

龙应台：“周璇的歌声是天上的音籁，而不是人间的声音。”

白先勇：“我的童年在上海度过，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

张爱玲：“我和李香兰共同喜欢一个人的歌声，她就是周璇；我知道，李香兰是因为崇拜周璇而走上了歌唱道路。”

王家卫：“我创作《花样年华》的全部灵感，来自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来自于周璇主演的《长相思》里面的主题曲《花样的年华》……”

陈歌辛：“璇子很聪明，心肠也好，她开始踏上影坛，是以娇小的身材与甜润的歌声使人感到‘我见犹怜’的。周璇的音色甜润自然，有江南水乡的韵味，又有天真烂漫的情趣……”

由中国优秀的电视制作人担纲，历时数年精心运筹、策划和准备，一部经典大作的序幕已经拉开。

吕军 上海中先传媒 总经理 上海世纪英雄 执行董事 《周璇》剧组 总制片

严浩(总导演)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电影学院。1975年入香港无线电视台任编剧、导演。1977年开始编导电视剧集，1978年转入影坛，是当今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级导演之一。其导演风格平静细腻又不失深刻，形式优美，内涵丰富。他所导演的影片都具有震撼力，传达出中国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蕴。

戏剧作品

《似水流年》 1984年 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六项大奖

《天菩萨》 1987年 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电影”

《滚滚红尘》 1990年 囊括香港金像奖及台湾金马奖16项大奖

《棋王》 1991年 获香港金像奖及台湾金马奖多项大奖

《天国逆子》 1994年 第七届东京电影节“大奖”及“最佳导演奖”

《太阳有耳》 1997年 46?柏林?影?“???影?????”和最佳?演“柏林?熊?”

《我爱厨房》 1997年 第一届汉城富川影展“最佳影片奖”

《庭院里的女人》 2001年 纽约独立电影展获 “最佳国际电影”大奖

杨文军(导演)

潘恒生(摄影)香港最顶尖的摄影指导之一，他曾于1993年以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一片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指导奖。他也曾于1991年以《滚滚红尘》一片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奖。 他曾于1984年以严浩执导的《似水流年》一片入围香港金像奖及戛纳影展，后来则和许多知名导演合作，包括徐克执导的《刀马旦》、程小东执导的《倩女幽魂》、吴宇森执导的《纵横四海》以及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

戏剧作品：《似水流年》1984年，《刀马旦》1986年，《倩女幽魂》1987年，《滚滚红尘》1990年，《阮玲玉》1991年，《新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1994年，《青春火花》1994年，《天若有情 III 之烽火佳人》1996年，《新上海滩》1996年，《我爱厨房》1997年，《我是谁》1998年，《庭院里的女人》2000年，《功夫》2004年，《鸳鸯蝴蝶》2005年。

张叔平(美术)是香港首屈一指的美术指导，曾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及服装设计奖。作品包括严浩的《似水流年》 (1984) 和《滚滚红尘》(1990)、王家卫的《旺角卡门》 (1988)、《东邪西毒》(1994) 和《花样年华》 (2001)等。

㈦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最初出自哪里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这句话出自龙应台跟儿子的书信集《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中第12封信《让豪宅里起战争》

《亲爱的安德烈》是当代作家龙应台和其子安德烈互通书信的结集 ，首次出版于2008年12月。

《亲爱的安德烈》共收录35封书信，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化对个体思想意识的影响，记录了两代人试图消除隔阂与冲突的努力，也为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

内容简介

《亲爱的安德烈》是当代作家龙应台和其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在信中龙应台和儿子交流内容很广泛，有音乐、电影、民主、权利、德国教育制度、东西方文化碰撞等，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认真”；龙应台则“有八分认真，二分知性怀疑”。安德烈对龙应台“嘲笑有加”；龙应台对安德烈“认真研究”。

(7)龙应台看电影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1999年，安德烈14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中国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她和安德烈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电话打久了就变得无话可谈。

2003年，龙应台卸任公务员职务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所以龙应台就想到底怎么样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就这么下去，两个人最后渐行渐远；第二个选择就是，做些事情来认识一个18岁的人。如果是前一个选择的话，龙应台挺不甘心。

所以才会去找安德烈——心里不抱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着被安德烈拒绝——她还是找了安德烈，问他愿不愿意跟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形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时间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后来成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亲爱的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