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多电影的英语单词

⑵ 戈多是谁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裔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创作的，这个剧写于1952年，于1953年一月在巴比伦剧场演出，引起轰动，现已公认为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作品。

大家在讨论《等待戈多》时，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戈多是谁？那么，戈多究竟是谁？或说，究竟是什么？

戈多虽然是不出场的人物，但他是居首要地位的人物。谁也不知道戈多是谁，是什么？在全剧快要结束时，其中的一个说：“咱们明天上吊吧。除非戈多来了。”另一个说：“他要是来了呢？”“咱们就得救啦。”最后他们等待的戈多还是没有来，他们还需要等下去。评论家们对这个人物十分感兴趣，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戈多象征 “死亡”。也有的人认为“戈多”只是一种生活的名称而已。也有人认为戈多(Godot)这一名字是从英语“God”演变而来。即神，天帝，上帝，造物主之意，故这一人物暗指上帝。也有人认为，“戈多”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人或者你的或我的死亡。那么，面对这些分析，如果一定要说“戈多”是什么，也许我们最好这样说，“戈多”就是“戈多”。这样说了似乎是白说，但没有什么别的说法比这样说更有意义。也就是说，“戈多”作为一个本体的存在，是不可说，不可知，不可界定的，我们追问戈多是谁，就象我们追问“我是谁？”或“上帝是谁？”一样，一旦我们逼近本体，本体便会连连后退。我们想要将它界定清楚，但我们发现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们想出来的每一个定义，都只能是哈姆莱特的一个背影或一个侧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我们不论在哪里，都是在“此山”中，我们不能超越此山，如同我们不能拨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不能在“此在”之外来看“此”的存在。这就象是剥洋葱，如果我们一定要将他搞清楚，那么我们弄清楚他的过程，就只能是一个剥洋葱的过程。我们看似抓住了它，但我们将它放在手里端详，发现不过是抓住了一块洋葱皮而已。当我们把这一片片“洋葱”丢掉的时候，“洋葱”就消失了。

贝克特本人深知这一点，1956年《等待戈多》在纽约首演之前，面对该剧导演阿伦·施奈德“戈多是谁或者指什么”的问题，贝克特回答道：“如果我知道戈多是谁，我早在剧本里说了。” 其实贝克特早在1952年剧本公开发表不久就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不知道戈多是什么人。我连究竟有没有这么一个人都不清楚，而那两个等待戈多的人是不是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心中能够弄清楚的，我已经写了出来。没那么多少。不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很够了。”“我同该剧再无关系，而且将来也不会牵涉其中。”

贝克特的另一封关于同一问题的信发表于1956年4月，该剧在纽约上演之前。在信中，贝克特操着与几年前同样的口气说道：“对于要我坐下来写出该剧的\'说明\'之事，我恐怕无能为力。”“至关重要的是，不应该将他确指为某人。”“心灵的恍惚和自我的迷乱是构成本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许多评论家起劲地企图弄清楚随之而来的种种含混之处，以至竟然看不出简约其实构成剧本的核心，我觉得他们这些努力简直一文不值。”

我们不能说“戈多”就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戈多”存在着，而且“戈多”的存在正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所在。“戈多”存在着，正如我们自身的存在一样，“戈多”无处不在，尽管我们知道他存在着，但我们“发现” 不了他，我们只能通过心灵去感悟。

《等待戈多》的价值，就在于谁也不知道戈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戈多会不会来，《等待戈多》的价值，在于他直扑本体。向我们揭示了真相，而这真相竟然是不可知的，不可说的，只能靠我们第二视力去看，第六感官去触摸，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极大的虚无。戈多像一个幽灵，穿越一切，突然落在感悟者的最深的内沿。而此时，荒谬感便产生了，荒谬感的产生，在于日常非常熟悉的生活突然断裂，就象《秃头歌女》里夫妻间的突然隔膜，“好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时自己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的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者几年，可能我们还是渴望那些使我们突然置身于孤独之中的东西，只不过时间还没有到。”《等待戈多》在美国一所监狱里出演，一个犯人看了，感觉好像监狱的高墙也轰然倒塌了。这种感受就象十九世纪末，尼采突然宣布“上帝死了”一样。认识到“上帝死了”，意味着人们离上帝更接近了。当人们反思“生活是什么？”时，生活的本来面目却离我们远去，“生活在远方”，真正的生活只能是在他乡，在别处。这种感觉，就是萨特说的“恶心”，就是加谬形容的“荒谬”。明白了这一点，比“等待”的本身，比“戈多”是谁更为重要。面对人们看了《等待戈多》后产生的巨大冲击和荒谬感，我们只能说，这就是《等待戈多》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等待戈多》不在于弄清戈多这个人物，而在于明白我们的生存处境，那就是“等待”。也许对于人类而言，人生就是一种等待。明知是枉然而本能却驱使他们期待救他们出苦难的“什么人”的到来。剧中弗拉季米尔说：“咱们不再孤独啦，等待着夜，等待着戈多，等着......等待。”人们终生都期望着，这些片刻能组成一生。他们实际上是在等待解救人生痛苦的希望的到来，然而什么希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习惯使然，本能使然，他们只觉得必须日复一日地等待下去。这种等待象征着碌碌无为的人生——这种虚无飘渺的希望，虚无的等待的累积，或无限的日常琐碎动作的机械反复，即人生。面对人生的问题，没有人给出最好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永远横亘在我们面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弄清，我们只能看清楚井底上的天空，我们只能像西绪福斯一样继续荒谬的生存着，“什么也没有发生”，是的，什么也没有，一切归于沉默，仅此而已。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他想找回自己，手里拿着一个洋葱，开始剥洋葱皮。他剥来剥去，而得到的全是洋葱皮，终未找到“洋葱本身”。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却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洋葱皮”构成了人的本身，这些事情就是他自己。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断定，“戈多究竟是谁”的争论是无谓的，生命本身是无意义的，等待注定是徒劳的，何必在乎“戈多”是谁？何必弄清“戈多”究竟是什么？但人生的悖谬与真谛同时凝缩在这里。什么都不是，却又什么都是，他本是无知无觉的，却又表现得全知全能，谁也不知道戈多会不会来，但谁都得等待。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体验生,在希望的翘盼中懂得绝望,在世事的喧嚣中彻悟孤独。“戈多”即使不来，我们也要永远地等待下去。因为只要我们不放弃行走与寻找，我们就能无限接近他。

戈多就在这颗蓝色星球上
就在茫茫宇宙里 像一粒灰尘
宇宙里的人都在等待
等待叫戈多的那个人

⑶ 等待戈多的godot怎么发音，给音标啊

/ˈɡɒdoʊ/

萨缪尔·贝克特生于一九○六年，原籍爱尔兰，是一位用法语英语两种文字写作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

godot是一个法文单词.

⑷ 什么是戈多

萨缪尔·贝克特 生于一九○六年，原籍爱尔兰，是一位用法语英语两种文字写作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主要剧作为《等待戈多》（1952）、《最后的一局》（1957）、《哑剧Ⅰ》 （1957）、《克拉普最后的录音》（1959），《哑剧Ⅱ》（1959）、《灰烬》（1959）、《哦，美好的日子！》（1961）等。此外，还写过小说，如《摩罗》和《马洛尼死了》等等。
《等待戈多》使他-举成名。在这部戏里，两个流浪汉等着，自始至终在台上等待永远不会来，永远被等待的戈多。戏的结尾近似还原到戏的开始。《哦，美好的日子！》描写老妇温妮从半身入土到只剩下头部还没有被埋入土中的过程，从她喋喋不休的台词中表明她要把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变成美好的日子。
贝克特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表明人类对未来、对前途失去任何信念。他的剧作已被译成近三十种语言，在世界不少国家的舞台上广为上演。

是一部荒诞派戏剧。荒诞剧大多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但并不关注现实层面的生活，而是指向生活的本质，人生的无奈。
关于《等待戈多》几个人物都在等戈多地出现，但戈多始终没有出现，戈多是谁？人们众说纷纭。我觉得，戈多就是“God”也即上帝或神。上帝没有出现，因为现代人已经没了信仰，堕入了浑浑噩噩生存的困境之中。
有人说：人生的全部意义是等待，而等待本身却毫无意义，也许，这正是荒诞派的命题，等待戈多的主题吧。

⑸ 什么是”戈多”啊

《等待戈多》的剧情简单说就是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可是等来等去，那位戈多先生始终不露面。流浪汉虽然明知他可能永远不会来，但还是不死心，不愿意放弃，就在那里等待。

显然，这是个象征剧。我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戈多象征着命运，或者更形象的说，象征着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机会。流浪汉等待的其实不是戈多，而是等待命运被改变。很可惜，他们等不到。

进一步说，既然戈多象征着命运，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戈多。从小到大，上学放学，上班下班，上床下床，从生到死，我们一直在等待戈多。

生命的荒谬就在于我们的命运其实早已被注定，但是我们却必须徒劳的去争取改变。这就像加谬提到的西西弗斯，不管他如何努力的一遍又一遍将巨石推上奥林匹亚山顶，最终巨石都将回到山脚。

戈多会来吗？贝克特用台词回答我们：“Nothing happens, nobody comes, nobody goes, it's awful？”

参考资料：http://www.ruanyifeng.com/mt-archives/2004_01_27_38.html

萨缪尔·贝克特 生于一九○六年，原籍爱尔兰，是一位用法语英语两种文字写作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主要剧作为《等待戈多》（1952）、《最后的一局》（1957）、《哑剧Ⅰ》 （1957）、《克拉普最后的录音》（1959），《哑剧Ⅱ》（1959）、《灰烬》（1959）、《哦，美好的日子！》（1961）等。此外，还写过小说，如《摩罗》和《马洛尼死了》等等。
《等待戈多》使他-举成名。在这部戏里，两个流浪汉等着，自始至终在台上等待永远不会来，永远被等待的戈多。戏的结尾近似还原到戏的开始。《哦，美好的日子！》描写老妇温妮从半身入土到只剩下头部还没有被埋入土中的过程，从她喋喋不休的台词中表明她要把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变成美好的日子。
贝克特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表明人类对未来、对前途失去任何信念。他的剧作已被译成近三十种语言，在世界不少国家的舞台上广为上演。

是一部荒诞派戏剧。荒诞剧大多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但并不关注现实层面的生活，而是指向生活的本质，人生的无奈。
关于《等待戈多》几个人物都在等戈多地出现，但戈多始终没有出现，戈多是谁？人们众说纷纭。我觉得，戈多就是“God”也即上帝或神。上帝没有出现，因为现代人已经没了信仰，堕入了浑浑噩噩生存的困境之中。
有人说：人生的全部意义是等待，而等待本身却毫无意义，也许，这正是荒诞派的命题，等待戈多的主题吧。

⑹ 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待戈多

戈多是谁是未知的，“等待戈多”的原因也无从知晓，这只是一个荒诞剧的设定罢了。

《等待戈多》寓意

《等待戈多》的主题是“等待”，该剧本揭示的是作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境况，等待这个意念象征的是无望而执着的人生追求。戈多这个人物或许真实存在，或许是作者为了满足人们对未来生活目标的幻想而设置的一个虚拟人物，目标总是在前方。

对于生活在困窘不堪的社会现实中的人来说，这个朦胧而又神秘的戈多至少可以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本文试结合文中人物简要分析“等待”一词在剧中的含义及在我们现实中生活的实际意义。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等待戈多

⑺ “等待戈多”这部电影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等待戈多的神秘性在于戈多本身就是神秘的。戈多不是某个人，也不是石头、汇款单、航天飞机、恒星之类的物体，更不是上帝，因为我们在等待这些事物时，我们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具体的人或物总是有可能等到的，上帝因为无处不在而无需我们等待，只有戈多需要我们终生等待却从不露面。等待戈多是一次对约会对象毫无所知的漫长约会。就连戈多这个词，也是我们随意发现的音响，可以用其它任何一个意义不明的词来代替。虽然戈多迄今为止从未显身，但却有无数人坚信戈多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曾与戈多擦肩而过。等待戈多对于人来说是本能性的行为，正如他诞生时会无师自通地寻找母亲的乳头一样。我们在等待戈多的过程中，会遇到美好的人、迷人的风景、巨额汇款、晋升职务的机会和其它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但它们至多是戈多投下的影子。戈多在离我们最近的近处隐藏着，在离我们最远的远方逗留着。可以说戈多是不断向前延伸的实体，也可以说它是涵括一切的虚无，可以说戈多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意象，也可以说它是存在于远方的另一个我，但这些说法都不确切，因为戈多是个逃避定义的存在。想确切地说出戈多是什么是徒劳的。戈多可以等待而不可以言说。
戈多的神秘性使我们有一种反抗它的冲动。我们会恶作剧似的把它当作永远推迟约会的女友，即将到来的发财机会，口渴难耐时的一杯水之类的东西。有一次打牌时，我和牌友们将获得的分数称作戈多。每当我们的分数被对方无情地枪毙，我们就会郑重其事地哀叹：“可怜的戈多呀！”而当我们得到了大量的分数时，则兴高采烈地欢呼：“戈多万岁！”由于我们假设这些分数是钱，因而戈多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货币的名称。但当游戏结束时，我们却发现这种对戈多的制裁毫无意义：如果戈多就是这么容易获得的事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终生等待它呢？也许正是戈多驱使我们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以使我们在陶醉之后承认戈多的神秘和不可触及。
人正是为了赴戈多的约会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思想的动物们只能等待食物、水、配偶和季节的轮回，而人却能在等待这些东西的同时等待戈多。等待戈多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虽然戈多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缥渺的东西还缥缈，但是对于等待戈多的人来说，它却比悬在驴子前面的胡萝卜还实在。为了吃到这根无法吃到的胡萝卜，人可以忍受候车室里时间的缓慢流逝，可以在大气层外的宇宙飞船里度过漫长的寂寞时光，可以在枪林弹雨里从容地前进，可以在死神光临之时甜蜜地微笑。等待戈多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使命和冲动。为了能够长久地等待戈多，人织出了御寒的衣服，建造了遮风蔽雨的房子，种下了五谷和蔬菜；为了寻找戈多，人发明出了显微镜和望远镜，乘着宇宙飞船在太空中探险；为了迎接戈多的降临，人学会了使用电，把大地照耀得金碧辉煌。戈多以其不在场的神秘吸引着我们，我们以全部劳作向戈多致意。
如此这般地被描述的戈多是神秘的，但神秘的不是我们对戈多的描述，而是戈多的存在本身。
我们要等待戈多这件事比戈多的存在本身更神秘。
等待戈多。

⑻ 《等待戈多》里面的戈多到底是谁

《等待戈多》是两幕剧，以“等待戈多”为中心线索构筑全剧,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在乡间小道的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但是究竟谁是戈多，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戈多最终并未出现。致使谁是戈多成为该剧最神秘莫测、匪夷所思之处，被称为难解的斯芬克斯之秘。 关于谁是戈多的争论，历来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有人认为戈多(Godort)这一名字是从英语GOD演变而来，戈多即神、上帝、造物主之意；有人认为戈多这一人物寓意死亡；还有人认为剧中出现的波卓即是戈多。贝克特却对此争论始终保持沉默，他说：“如果我知道谁是戈多，那早就在剧本中写出来了。” 《等待戈多》创作于1952年，当时整个西方经济萧条，社会局势混乱，科学的飞速发展压抑了人性，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分裂。人与社会成为互相敌视的异已力量，人与社会的异化使人对世界和人生产生了荒诞体验，许多人精神空虚，信仰失落，对生活和未来丧失信心。贝克特正是想通过此剧，反映这一“社会真实”弹出“一个时代的失望之音”。 贝克特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作品始终秉承同一主题，即是对苦难的陈述。他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连串无意义的失败和苦难的记录。《等待戈多》中反复出现“期望”、“祈祷”、“救世主”等词，以及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始终盼望戈多会到来，由此可看出贝克特没有放弃希望。戈多并不是指具体的人或物，而是作者想要借此代称想要改变现状的希望，是这种希望的精神外化。《等待戈多》正是通过对处于困境中的人生状态的描述，给精神沦陷者以警醒，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振奋。 在此剧剧终，作者通过哈姆的嘴明确指出，“人们终生都在期望着，这些片刻组成人生”。等待是一种人生的境遇，剧中人物弗拉季米尔说：“咱们不再孤独了，等待着夜，等待着戈多，等待着等待。”可见，戈多是谁的答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等待本身及对未来、对生活抱有的希望。 然而因《等待戈多》的成功,却成就了戈多这个艺术形象，使其名字成为一个饱含深义的代名词。

⑼ 戈多英文名

Godot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的两幕悲喜剧，1952年用法文发表（En attendant Godot），1953年首演。

《等待戈多》是戏剧史上真正的革新，也是第一部演出成功的荒诞派戏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剧本通过两个流浪汉永无休止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表现了现代人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又难以实现的绝望心理。

《等待戈多》英文版由原作者亲自执笔翻译，我们提供给网友的是PDF格式，阅读请安装相应的阅读器。

戈多会来吗？剧中人物用台词回答我们：“Nothing happens, nobody comes, nobody goes, it's awful？”

电子书下载:

http://www.52en.com/sw/html/20040129_001.asp

⑽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用法语写的，还是英语写的谁有法语版，多谢

En attendant Godot 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
你看看下面的介绍就知道了。

Beckett, Samuel
Beckett, Samuel (1906-1989), Irish-born poet, novelist, and playwright, who won international fame with his play En attendant Godot (Waiting for Godot), which premiered in 1953. 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1969 and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of dramatists, including English playwrights Harold Pinter and Tom Stoppard and American playwrights Edward Albee and Sam Shepard.

Born in the Dublin suburb of Foxrock, Beckett attended the prestigious Portora Royal School in Enniskillen, in what became Northern Ireland, and Trinity College in Dublin. After graating with a degree in Romance languages in 1927, he lectured at th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in Paris from 1928 to 1930. During this time he befriended Irish author James Joyce, who was to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his writing. Much of Beckett’s early poetry and fiction,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More Pricks than Kicks (1934) and his first published novel, Murphy (1938), was written with Joyce’s works as the literary model.

Having studied the works of French philosopher René Descartes and written a book on French novelist Marcel Proust, published in 1931 ring his tenure in Paris, Beckett returned to Dublin in 1930 to complete his M.A. degree and to accept a lectureship in French at Trinity College. But the formal academic life held little appeal, and in December 1931 he resigned from Trinity with no better prospects than a vague hope for his writ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 is described in some of his earliest writing: 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an unfinished novel written in English shortly after his resignation but published in 1992, and the three-act play Eleutheria (Greek for “freedom”), written in French in 1947 and published in 1995.

Beckett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family conflict and self-doubt, especially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in June 1933, which further strained Beckett’s difficult relationship with his mother. From 1934 to 1936 he underwent psychoanalysis in London. He then spent a year traveling in Germany, witnessing firsthand the rise of German dictator Adolf Hitler and Nazism. In October 1937 he settled in Paris more or less permanently. A few months later he was inexplicably stabbed on a Paris street. While recovering in the hospital he was visited by an acquaintance, Suzanne Dumesnil, who would become his lifelong companion and, in 1961, his wife. After Paris fell to the Nazis in 1940 (ring World War II), Beckett began working for the French Resistance. His unit was betrayed in August 1942, however, and he and Dumesnil fled on foot to the south of France. They spent the war years in the village of Roussillon, where Beckett wrote the novel Watt (completed 1945; published 1953). For his efforts in fight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he was awarded the Croix de Guerre and the Médaille de la Résistance in 1945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After the war Beckett returned to Paris and entered his most creative period, which he called “the siege in the room” (for the onslaught of ideas and inspiration he experienced), and began writing in French. In this language he was able to break free of the burden of Englis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James Joyce. Half-jokingly, he explained that in French one could “write without style.” In rapid succession he completed three novels, which slowly found publishers: Molloy (completed 1947; published 1951; translated 1955); Malone meurt (completed 1948; published 1951; translated as Malone Dies, 1956); and L’innomable (completed 1950; published 1953; The Unnamable, 1958); and two plays, Eleutheria and En attendant Godot (completed 1949;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52 and in English in 1954).

Devoid of traditional plot and recognizable characters, Beckett’s works attacked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language itself.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the observable surface of life, the author seemed intent on demonstrating its inconsistencies and absurdities. Consequently, some early critics saw Beckett as part of a “literature of the absurd,” a representation of life’s irrationality (see Theater of the Absurd). Such an emphasis on this side of his work, however, ignored Beckett’s rational dissec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of the systems through which we struggle to order our lives.

En attendant Godot, about two tramps waiting near a tree on an isolated country road for someone named Godot to arrive, was first performed at the Théâtre Babylone in Paris in January 1953. Written in French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e author, the play fused music-hall comedy with philosophic musings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existence. Its nearly bare stage and disconnected dialogue defied the conventions of realistic theater and both puzzled and captivated early audienc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the play, Beckett’s literary and economic fortunes turned, and publishers were eager to bring out all of his work. From 1953 onward he wrote in both English and French, translating his work from the language of composition into French or English. From 1967 onward he staged most of his own plays, most often in Germany and France. His other major theater works include Fin de partie (1957; Endgame, 1958); Krapp’s Last Tape (1958); Happy Days (1961); and a series of short plays: Play (1963); Eh, Joe (written for television, 1966); That Time (1976); Footfalls (1976); Rockaby (1981); and Ohio Impromptu (1981). Beckett continued to write fiction as well, including Comment c’est (1961; How It Is, 1964), The Lost Ones (1972), and three short novels—Company (1980), Mal vu mal dit (1981; Ill Seen Ill Said, 1981), and Worstward Ho (1983)—-which were published as a trilogy titled Nohow On in 1996. The novels of Nohow On contain ghostly, almost mystical scenes from a narrator’s memory, all in Beckett’s compact prose. At his death, Beckett was hailed as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influential drama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hi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language and plot and his uncompromising, often shocking dramatizat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Contributed By:
S. E. Gontar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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