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外国动画电影国语的好像叫什么历险记内容有一个毛驴和小耳朵巨人。很搞笑的
怪物史莱克 Shrek (2001)7.8
怪物史瑞克 | 史瑞克 | 史力加
导演：安德鲁·亚当森 主演：麦克·梅尔斯 卡梅隆·迪亚茨 艾迪·墨菲 ...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大沼泽里，沼泽里住着一只叫史莱克的绿色怪物，过着悠闲的生活。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被几个不速之客打破，它们是一只眼神不怎么好的小老鼠，一只大坏狼和三只无家可归的小猪，他们都是从童话王国里逃出来的，那里现在被一个叫法尔... 详细内容
B. 外国电影讲述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姑娘的捕碟故事
简体中文名: 蝴蝶
导演: Philippe Muyl
编剧: 菲利浦 慕勒 (Philippe Muyl)
主演: Michel Serrault / Claire Bouanich
上映年度: 2002
官方网站: 345345
语言: 法语
丽莎（柯莱儿布翁尼许Claire Bouanich 饰），今年8岁，单亲，喜欢提问，各种各样童稚的问题。邻居的爷爷（米歇尔•塞罗 Michel Serrault 饰 ），儿子已经去世，脾气古怪，有收集蝴蝶标本的癖好。一天，丽莎闯进了爷爷的密室，发现了五彩斑斓的蝴蝶标本。爷爷还说，他要到山上去采集一个叫“伊莎贝拉”的蝴蝶，丽莎大喜，要跟爷爷一起去探险，她多么希望跟着爷爷去看满天飞的蝴蝶。一路上，丽莎给爷爷添了不少麻烦，因为她有问不完的问题，还放走了爷爷采来的蝴蝶。丽莎掉进了一个山洞，爷爷着急，找来了救生人员。两人的友谊、亲情，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影评：
看完法国电影《蝴蝶》的晚上，许久不肯闭上眼睛。仿佛眼睑一合，那些影像便要谈去，世界将重又归于嘈切、繁嚣。不会再有天籁般的童声一记记问询，仿若幼婴的耳语。
《蝴蝶》象一组清新的田园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点点渗入眼耳。那片屏幕，穿过蝴蝶斑斓的羽翼，给我一座惊艳府邸，如此宁馨，静美。
蔚蓝晴空下，一望无际碧绿的草原，微风中摇曳的金色麦浪，草原上烂漫的野花和扑蝶的小女孩。大自然的静美与生命的动感，在这部影片里，融合得如此无缺。
如此看来，圈子里的几个朋友都偏爱法国电影，并不是没有理由。
《蝴蝶》没有跌宕迂回的剧情，也没有刻意做秀的煽情，只是一场平淡的讲述。
八岁的小女孩丽莎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妈妈未婚先孕生下了她，却又不知该如何照顾她。孤单的丽莎只能与心爱的蓝球为伴，在母亲失约或晚归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或者电话亭边的长椅上无助地等待。直到有一天，失去儿子的孤寡老人朱利安把丽莎领进了他的家，丽莎第一次接触到了蝴蝶这种生物，并跟随着酷爱收集蝴蝶的朱利安一起，去寻找全欧洲最罕见、也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
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丽莎在与朱利安同行途中，不停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与固执严肃的朱利安斗嘴。一老一少在不断地争执与妥协中，渐渐亲近。这一趟旅程，变成了寻找爱与亲情的路途。
法国优美的乡村风光和老少之间谐趣的对话，使得整部片子看来心旷神怡。
法国天才童星柯莱儿布翁尼许是本部影片的亮点。她将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的，聪明伶俐又孤独敏感的小姑娘丽莎演绎得如此传神。她的笑容与忧伤，是整部片子的光影，牵扯着所有观者的视线和神经。
所以本片在法国上映时，吸引了上百万观众前去观看，票房突破了2亿元。这其中，柯莱儿布翁尼许的出色演技居功至伟。她那双纯澈的蓝眼睛，羞怯迷人的笑容是这个残酷世界的抗体，任谁都无法拒绝这样一个精灵的慰藉。
看法国电影，总能让人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原因在于法国电影总是能将很深刻的主题演绎得轻松诙谐。许多人生的哲理与隐喻，被有条不紊地编织进情节的前生后世，于细节处，一一表露。
这部79分钟的影片，其实涉猎了相当广泛的内容。亲情、友谊、爱情、战争、金钱、命运、人生等等。看起来似乎是极深奥的话题，本片却以简单的对话和简洁的镜头语言做了近乎完美的阐释。
比如，当那只美丽的鹿倒在偷猎者的枪声里，朱利安没有去挡住孩子的眼睛，他让她知道了什么是“偷猎者”。当朱利安爷爷把捉到的蝴蝶放入盛有药物能致蝴蝶于死地的瓶中时，丽莎冷冷地吐出了“偷猎者”三个字。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刺。成人的世界，太多的理由和解释，但在孩子的眼中，并没有实质的不同。
比如，丽莎与朱利安在山上看到一对情侣，男孩要求女孩为了证明爱情，勇敢地和他一起跳伞。
朱利安告诉丽莎，这对情侣的爱情只靠着一根绳索维系着。通常人们要求对方做些什么来证明他们的爱情时，就表示不信任对方，没有信任，爱情就撑不住.。
再比如，在一次富人的聚会上，丽莎问朱利安怎么样才算是富有。朱利安告诉她：最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片中还有多处涉及到了政治敏感话题（在国内的审片制度中，经常会出现此类术语）。反战，应当是它隐藏的主题。
我至爱朱利安用手影给丽莎讲故事一幕。个人感觉，它是整部影片中最匠心独具的表达。
丽莎入睡前要听故事。朱利安于是藏身于床单后，就着昏黄的灯光，用手影的方式，惟妙惟肖地讲了动物界及整个人类世界生存的残酷。上帝的手，同时制造了美丑与善恶。似乎临到末日审判那一日，谁都是一具待罪之身。
这个隐喻，生动又惊心。三届法国凯撒奖影帝得主米歇尔塞侯饰演的朱利安，在此将他人生经验中的睿智与旷达表述得淋漓尽致。
朱利安与丽莎借宿农家的时候，听男主人诉说政治与民生的利益对冲，战争的残酷及对人性的摧残。男主人的老母亲仿如蜡像般凝固的身影也带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憾。
也是在此，朱利安终于说出，他如此痴迷于寻找“伊莎贝拉”，是为了要满足儿子临终遗愿。他的患重度抑郁症的儿子，临死前惟一的愿望，是想看一眼传说中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
亲情的主题，在这里被浓墨重彩地渲染开来。虽然朱利安叙述得不动声色，而内里蕴含的深沉情感却教人动容。他其实深爱着儿子，却从不曾对他说出“我爱你”三个字，当儿子英年逝去，所有的遗恨都已来不及弥补。
所以，对此深有感触的老人，在片子近尾声的时候，当警方出动人力，将不慎跌入山洞的丽莎救上来之后，才会对丽莎年轻的妈妈说：去，告诉孩子你爱她。
镜头语言在此处，又转入了对于法国某些社会问题的探讨，例如单亲家庭孩子的抚养及教育问题。
朱利安对丽莎的妈妈说：不快乐的小孩通常都会渴望快快长大，脱离令自己感觉痛苦的生活，到自己能掌握的世界中去。
丽莎的妈妈幡然醒悟。
在野外的时候，“伊莎贝拉”因为丽莎的莽撞被惊飞，老人带着小小的遗憾返家。但导演却在尾声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老人和孩子费尽心机寻找的“伊莎贝拉”蝴蝶其实就在家中。她最初的形象，只是一只丑陋的蝶蛹。
原来，他们一心想追寻的东西，其实就在自己身边，只是被忽略了而已。
这是片中会让人发出会心微笑的镜头：下了课的小女孩每天飞快地穿过街区，跑上楼梯，气喘吁吁敲开朱利安的家门，只为了能够亲眼看到一只蝴蛹蜕变成蝴蝶的过程。
导演给了长达4分钟的镜头，用来表现伊莎贝拉破蛹而出的画面。伊莎贝拉在灯光下缓缓打开翅膀，那一刻，美丽震慑人眼，仿佛所有的疼痛都被忽略。
似乎也在那一刻，听到丽莎内心的蜕壳声。
我们人生中那些难捱的辰光，那些对疼痛与苦难的隐忍，就象一只蝶蛹，等待蜕变的过程。从丑陋的蝶蛹到美丽的蝴蝶，是生命中经历成长蜕变的最好隐喻。
片子里的最后，丽莎放飞了“伊莎贝拉”。末尾的点睛之笔，是小女孩神秘兮兮地贴着朱利安的耳朵说：我妈妈的名字，也叫伊莎贝拉。
朱利安抬起头对她微笑：那我们都找到了它。
这是法国影片中又一触动人心的温情点，也是影片的主旨所在。身兼编剧与导演两职的菲利普.穆乐擅长处理家庭喜剧，在本片中，他举重若轻，将深厚涵义融化于轻松温情，使得整部片子充满幽默感，人情味十足。剧本里的对白及导演镜头语言的运用，讲究对内心忠实，对情感忠实，所以每一个观看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而法国人一贯擅长表达的浪漫在这部电影中穿插始终，朱利安虽然表面严肃，其实内心也天真如孩童。他与丽莎之间孩子气地斗嘴，令整部影片谐趣横生。
法国，做为艺术电影的源流之地，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因其电影文化的深厚底蕴无人能及。
比如电影原声音乐。在本片中，丽莎与朱利安的一问一答，将那些隽永清新的人生哲理做了浅显而通透的阐述。小女孩的声音活泼俏皮，老爷爷冷静严肃。融合在一起，听来耳目清新。
法语一向被公认同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而小女孩童声稚气的法语更是仿佛天籁。这首电影原声歌曲，被许多人视为灵魂的洗剂。执掌配乐的Nicolas Errera，用醇美的钢琴和行云流水的弦乐来合成了这首曲子，为影片增色不少。
再比如色彩的运用。79分钟的影片，象一场声色光影的旅行。参与过艺术电影《情欲飞舞》和奥斯卡得奖影片《美丽心灵》的摄影师尼可拉斯海特，用明朗的镜头，将法国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致拍得如同一副写意山水画卷。
国内的影片，虽然也不乏此类手笔，但总觉得似一场视觉盛宴。饕餮之后，味蕾也随之麻痹，没有余味值得反刍。所谓的大投资、大制作，象一场轰轰烈烈的烟花，绽放的，只是瞬间艳光，没有可以长久存留下来的美丽。场面再宏大，情节再壮阔，缺少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做支撑，就会感觉苍白无力。
但《蝴蝶》就不同。虽然它只是一部低成本的小制作电影，故事也非常简单，但它象一部多棱镜，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它，就会引起不同层面的反思。
现今的观众，已被众多的欧洲片养刁了口味。他们要的是视觉与感觉的双重享受，这一重境界，才是对电影艺术的最终要求吧！
C. 抓捕艾希曼的电影有几部
【法律文化】三部电影三个视角丨 对艾希曼的审判：人性、法律、哲学的拷问
人民法院报
《世纪审判》剧照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的高官，负责执行了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他在这一“最终方案”中，负责向集中营运输犹太人，对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随后逃脱，最后辗转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特工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以色列“开国总理”古里安决定对其进行公审，不仅是为了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下一代也让全世界了解纳粹曾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面受审。艾希曼对其所有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艾希曼于1961年12月12日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执行绞刑。艾希曼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法庭判决死刑的罪犯。
这里涉及的三部影片，都是对艾希曼以“执行命令”为其辩护时所做的拷问。不同的只是三种拷问分别采取了人性的、法律的、哲学的视角。
人性的视角：《世纪审判》
《世纪审判》（2015年），是BBC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而拍摄的，是以1961年对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进行电视转播为题材的电视电影。为了记录这次世纪审判，以色列方面成立了摄制组，并请来了著名导演里奥·赫尔维兹。里奥在二战结束后就拍摄了反法西斯的纪录片杰作《陌生的胜利》。他在摄制之初，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相信有什么怪物，那些创造法西斯主义的人也并不是怪物，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他在拍摄过程中，坚持要用一个机位近拍艾希曼，要从他的表情反应中，在他身上找到有着“丁点良知”的“真正的艾希曼”。但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最后导致了他几近崩溃。4个月的审判过程，艾希曼面对15项罪名的指控皆以执行命令、不知内情为由加以否认。在庭审过程中，有112位幸存者与见证人出庭指控和作证，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闻所未闻、惨绝人寰的残暴罪行一一被揭露出来，以致摄制人员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艾希曼一直面无表情。为此，制片人米尔顿与里奥发生了冲突。米尔顿希望这部纪录片所录制的是一个节目，因而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拍摄，而里奥则执著地盯着艾希曼。电影的高潮应该是在法庭放映纪录片《通往集中营之路》时。里奥要求在放映影片时，在法庭所有灯都熄灭之后唯有一束灯光照向艾希曼。但是，随着电影的放映，摄制组面对影片中惨不忍睹的画面都离开了机位，而艾希曼仍然没有任何的反应。面对艾希曼的冷漠，里奥在极度的震惊中，再也承受不了了：“你怎能就坐在那里？！你怎能不转过脸去？！”里奥相信，这些画面、这些控诉，总能“击垮”艾希曼，但最终，还是里奥自己被“击垮”了。里奥自认失败，也就是他没能找到阿道夫·艾希曼的“人性”。米尔顿则反问里奥：如果他本来就没有人性呢？里奥痛苦地回答说：“抱歉！我没法相信这点！那太糟糕了！”
里奥的悲哀在于他对人性的抽象看法。他相信那种与生俱来的“良知”，就如孟子所言的仁义礼智“四端”一样。里奥说，创造出了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并非怪物。这话，根本经不起推敲。就像人们说人性本善可又说明不了现实的恶如何产生一样。里奥忘记了更重要的一点：法西斯主义可以反过来改变人性！如果这种“主义”已深入到骨髓，你怎能让他存有那“丁点的良知”？这里不能不说到海德格尔了。海德格尔在他1927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中，专门论及到了人的良知。在他看来，人们正是依此“良知”才把自己从沉沦在“常人”之中唤起。可是，这良知也只是从自身之中升发出来的，所以，这种“呼唤”也就是自己呼唤自己。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对自己在纳粹上台后为迎合纳粹的所言所为，从没有认错和道歉。良知又何在？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于1933年3月加入纳粹党，不到1个月即被认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在职期间多次发表演说，吹捧希特勒，称希特勒为德国的救星，宣称“德国民族的未来都系于元首一身”，要求大学的学生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救星”进行“效忠宣传”。此外，他还发表了不少排犹的言论。不少海德格尔的拥趸者为其辩护，声称他之所以迎合纳粹的主义是出于他的哲学信念。如果这种辩护成立，我们又岂能忍受这种“哲学”：它怎么能无视这种主义所导致的大屠杀与集中营？！这种抽象的人性，必将在这种疯狂的主义与固执的哲学面前被击得粉碎！
法律的视角：《艾希曼》
《艾希曼》（2007年），根据以色列官方审讯手稿（1960年—1961年）改编。以色列当局在捕获艾希曼之后，并不想直接依靠档案证明或目击证言就将其送上法庭，而是先指派了警官阿夫纳·勒思上尉对其进行审讯。审讯长达275个小时，留下长达3500页的审讯手稿。
审讯一开始，艾希曼就声称，他只不过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上一个微小的齿轮罢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对于各种指控，艾希曼的回应则是，要么自己完全不记得，要么根本不在现场，要么没有文件证明。这部电影用了较多的镜头展示了艾希曼在纳粹时期的各种活动。影片刻画的艾希曼，是一个冷漠、残忍、狡猾、自大的纳粹军官。这也预示了审讯艾希曼将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
审讯一开始，勒思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周围的亲友甚至认为，对于艾希曼加以审讯而不杀了他，那就是背叛了人民。因为以色列建国后还没有设立死刑，所以以色列民众要求直接送给艾希曼一颗子弹。艾希曼的审讯和审判，引发了以色列民众的抗议浪潮。勒思上尉也被抗议民众视为“叛徒”，他与其家庭都受到了各种威胁。同时，勒思上尉的父亲曾被艾希曼直接签发命令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的事实也即将被曝光。这也就意味着勒思上尉能够审讯艾希曼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作为受害者必须回避这样的审讯。近7个月的审讯，勒思上尉耗尽了心力，每次快要抓住艾希曼的时候，他都溜掉了。就在勒思几乎快要崩溃时，艾希曼对与其上司希姆莱之间关系的极力回避，引起了他的注意，也成为审讯的一个突破口。
勒思向艾希曼宣读了另外一个纳粹高官在受审时的供述：“艾希曼蔑视希姆莱关于停止杀害犹太人的新命令，宣布将所有的犹太人以及他们10岁以上的儿童都发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毒气室。”对此，艾希曼极力否认，宣称他决不会违反命令。勒思展示了艾希曼亲自签署的命令。艾希曼被逼到了死角！这也就宣告审讯的结束，终于找出了可以彻底“击垮”艾希曼并非都是“一切依命令行事”的证据了。被击败的艾希曼，最后只是希望勒思转交给自己孩子们的信。艾希曼流着泪，声称很爱自己的孩子们。勒思质问，你这样爱孩子，为何却把50万的犹太儿童送进了集中营？！艾希曼的回答是：因为是犹太人！
电影最后有一段勒思上尉真实的录音。这段录音让人警醒，值得在这里抄录。他说，对艾希曼的审判，“完全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相信真正的民主，只有它，才能从艾希曼这种人手中挽救人类。周围潜在着许多艾希曼式的人物，但艾希曼这种人，只有在专制制度下才会生长，而专制绝不会有民主。要维护民主，我们必须尽全力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防止新的艾希曼再次产生。”
哲学的视角：《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2012年），主要讲述的是旅居美国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阿伦特受《纽约人》邀请，为艾希曼的审判进行撰稿进而引发争议的过程。影片就是以艾希曼在阿根廷被诱捕开始的。她之所以参与和研究艾希曼的审判，是要去验证她多年对“恶的本质”的思考，要看看艾希曼这个“活生生的”典范。
阿伦特本身就是一个纳粹的受害者。她在1933年曾经受到盖世太保的拘捕，最后流亡法国。但是，到了审判现场，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艾希曼尽管罪行令人发指，但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可怕，并不是那种有着邪恶动机与凶狠性格的人。她说，艾希曼始终以一种官僚体制的腔调在说话。艾希曼声称，他只是在遵守命令，没有自己“丁点的意图”。而遵守命令则是这些官僚系统成员的所谓“品德”：“每个官员都曾在就职时候宣誓，谁要是违背了誓言，他就是卑鄙小人。正如我站在法庭上，宣誓来讲述实情一样，在任何时候，誓言就是誓言。”这一声称，强烈地触动了阿伦特。
阿伦特就是在艾希曼的审判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种“平庸之恶”，表现了罪犯自身全面缺乏判断能力。她对这样的恶，有这样的描述：这种平庸之恶，因为没有通过思考获得，所以它就是没有深度的，进而能够“像表面的真菌一样”蔓延与传播。艾希曼就是这种“平庸之恶”的体现：他拒绝思考，拒绝自己的个性！
阿伦特这里提到了“思考”。可是，这思考，就是当年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教给她的。电影中多次出现她回忆中的海德格尔讲述“思考”的镜头。海德格尔向纳粹宣誓就职之后，阿伦特一直感到胸闷想吐。1950年后，阿伦特曾对海德格尔说：“我无法想象教给我思考的这个人，竟然会做如此傻事。”海德格尔则这样回复：“我知道那个时代对你来讲是多么地艰难，到处是险境，无以依靠，无法还击。对我来说，其实也不轻松。”海德格尔坦承：“在政治方面，我既没有天生具有的才能，也没有信手拈来的能力，但从中已让我学到不少，并且我还想再学更多。当然，也不会把思考丢弃掉。”阿伦特继续追问：“但你为什么不对此进行一个公开的解释呢？”可惜的是，在电影中这段对话就此终止了。海德格尔何以不道歉，在思想史上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电影也无法接下去了。但是，就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阿伦特的政治科学与海德格尔纯粹哲学之间的差别。尽管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思想影响巨大，但是，阿伦特最终还是以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者出现的。在她看来，在海德格尔那里，单个人自身被视为真理的处所，形成了与虚假的社会整体的对立。因为他拒斥“常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实际上就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础，而这最终导致对人性在实践上的否定。阿伦特暗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使人们对野蛮的罪恶毫无抵抗能力。海德格尔的这个“思考”再一次显得抽象。关注海德格尔哲学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个无须知识的一种思考，不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没有知识的思考、没有理性的思考，又是一种什么思考呢？
阿伦特在《纽约人》上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她遭到了犹太世界的严厉谴责。这一谴责，主要是针对她对二战时的犹太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指责，认为他们是法西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至于她提出的“平庸之恶”，也引起一些误解，被认为是对艾希曼的辩护。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不应当处死阿希曼。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艾希曼是否有个人的故意或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具体问题，阿伦特为我们指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恶”，这应当是她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审判引出的是以往的法典中尚无规定的罪行，引出的是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之前尚无概念的罪犯。当她提出这个概念时，根本不是要为艾希曼辩护，而是尝试去理解这种“恶”。当我们再看一位法学教授并担任宪法法官的哈德·施林克所著的《生死朗读》（1995年）一书及根据其改编的电影（2008年）时，我们对这种“平庸之恶”就可能更好理解了。《生死朗读》中的汉娜，只是一个普通的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甚至还只是一个文盲。因执行上级命令而被判犯有罪行时，汉娜反问法官：“换了您，又会怎么做呢？”她绝不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
三部影片，虽都是纪实风格，并融入了当时的庭审录像等纪录片的片段，但毕竟是经过编剧、导演等再创作过的，自然有他们的观察角度和独特理解，因此，我们不必追究影片是否真实再现了那个审判与审讯，也不必追究影片是否反映了真实的艾希曼。对真实的探求，是史学家的事。影片如能给我们带来思考，那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况且，影片也不是纯粹的编造，而是以一定事实为根据的。
D. 求一部90年代左右的欧美女吸血鬼的电影当时中文名为'变形幽灵'
《游荡幽灵》或者《游荡恶魔》
那个女鬼怕猫~
猫一抓身上冒烟~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