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间文学
彝族毕摩经籍文学：因其本土宗教祭司"毕摩"之称而得名的彝族毕摩文化，以本土宗教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祭仪为行为表征，以彝文经籍为载体形式的毕摩文化，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其形成和崛起，是彝族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原生宗教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系统而言，在其泛灵论的思想体系中，万物有灵论和灵魂不灭观是其理论基石，祖灵信仰是其崇拜主体及其中心宗教形式。毕摩文化在其兴起、繁荣到鼎盛、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彝人观念信仰中祖先崇拜为根本，立足于彝族自身的文化基石，建立起了一个已趋于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而为彝族社会的各阶层所接受和认同，从而成为彝族古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文化。
毕摩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崛起，正是彝族文学赖以形成、发展，并在彝族社会广为流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的基础。彝族毕摩文化以其古老的彝文经籍文献把天文地理、历史谱牒、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工艺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卜咒、文学艺术、等集于一体，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熔为一炉。就现在国内外已经发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彝文古籍和金石铭刻文献而言，历史上的彝文文献已形成其庞大博杂的体系。彝族毕摩文化以其浩繁的卷帙及广博丰厚的著述内容，涉猎到了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荟萃了彝族人民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华。近年来《西南彝志》、《爨文丛刻》、《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等等彝文古籍巨著的出版，使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
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
当前位置: 彝族人网首页 → 民族文学 → 文学评论
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
■ 陈志鹏 发布时间：2005-2-12 19:17:35 原出处：凉山文学2004年第6期
当前位置：第1页 请选择→ [第1页] [第2页]
(一)
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人的根本权利受到尊重，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华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并肩屹立神州，共进共退共沉浮。解下反犬旁枷锁的倮倮，聚集在有米饭吃有布衣穿的彝族屋宇下，以虎的雄姿，展开鹰的翅膀，擎起冲天的火把，向着光明的前程驰骋翱翔。
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老祖宗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度璀灿，优秀的传统在不断扬弃中继承和弘扬，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以至国外文化精髓中迅猛发展。
专门研究彝族文化机构的建立，《彝族研究》、《彝族文学报》、《彝族文化》等报刊的创办，《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的问世，标志着彝族文化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征程。因为我们不但有了机构，有了园地，还有一大批前赴后继，执戈披锐的浩浩荡荡大军，为彝族当代文学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
与民族自治区无法相比，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中，我们已经进入先头梯队的行列，为之喜悦中，怎能不铭记作过奉献的前驱者的历史功绩，怎能不扬起继往开来的风帆。
（二）
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名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座右铭“懂得自己不懂”发人深思。“知人者智，自知自明”，“难得糊涂”者清醒，承认不懂而穷究，中西合璧道理如一：自豪而不陶醉，骄傲而不止步的世说还需“老生”常谈。
在那些跟在国际一体化屁股后面叫嚷的人眼中似乎冥顽不化的说法我至今坚信不疑：文化是民族的象征，民族的标帜。因为我活在现实，可预见的几百年内它不可能消逝而将猎猎飞扬。
追本溯源，文化是人的感情的宣泄，是人生的本质需求。起源于人生的文化，无论是广义的各个领域还是狭义的各种样式，都与人们的改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的欲望，螺旋式地互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既是文化大厦的基石又是它冠顶上宝石文学的各个门类，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意志愿望的产物。
虎图腾，鹰崇拜，火里生火里长的彝家，是所居的地域条件、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构建了民族文化特质，展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象征。失去这些基本特质意味着失却彝族的含义，抹杀或取消这些特质，彝族从何谈起!
发展彝族文学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没有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哪有中华文艺的繁荣发展——至少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万马奔腾，才可能涌起中华文化长河的大浪排空，浩荡向前。
于是，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发展彝族文学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尽心尽力，发奋图强，就是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贡献。
(三)
彝家先民创造了与华夏最古老的甲骨文比肩的文字，录下了浩若烟海的创世纪史诗、故事、传说、诗歌以至文艺理论，令人惋惜伤感的是囿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在压抑甚至桎梏中生存，只能靠毕摩为主的民间传承者，在狭窄的地域传播，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凤毛麟角般潜心于民族文化的智者开始对其关注，有所发现，张光平先生发掘的《阿细的先基》，尤如暗夜沉沉中迎来一线曙光。建国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以《阿诗玛》、《梅葛》、《勒俄特衣》、《妈妈的女儿》等为代表的作品，冲破冰封雪冻，绽放异彩，让人们刮目相看而窥见了彝族灿烂文化之一斑。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枷锁的禁锢，传承文化的毕摩一度被打入“封建迷信”的囹圄，使发掘整理彝族古文化典籍受到干扰几至夭折，尽管近三十年努力，果实累累，仍然不尽人意。发掘不易，整理更难，译成汉文出版难上加难，对这笔遗产的研究尚缺乏应有的深度，需要继续花大力气，下苦功夫。
当然，有志气的彝族作家没有抱残守缺，更未“坐吃山空”，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中，投入新文学的创作。
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看，就我挂一漏万的目力所及，岭光电先生是用汉文向外界介绍彝族的前驱者。以汉文写作进入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是上世纪30年代走出夹皮沟到上海受左联影响的李乔同志，他和建国后涌现的普飞、吴琪拉达、苏晓星、戈隆阿弘、熊正国等直至，新时期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马德清、阿蕾、黄玲，柏叶、李骞等，他们深受彝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写出彝族人民历史大潮中浮沉的生存状况为主体的作品，反映了彝族人民在社会进程中的苦难和抗争，展示了他们心路途径的喜怒哀乐，倾诉他们的意志、愿望和祈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苏晓星的《末代土司》，马德清的《厚墙裂痕》等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彝族作家的另一队列，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普梅夫、李纳为代表，50年代接上班的张昆华、龙志毅、安尚育、熊家斌等，到吉狄马加、杨家富、倮伍拉且、周祖平、李智红、李阳喜、王红彬、黄光平等新秀，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生活经历影响着、制约着创作。其作品的基调体现本民族素质的同时，以现实主义的主轴，广纳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把视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民族、各个层面，成果丰硕。龙志毅、杨佳富等的小说，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李阳喜等的诗歌，李智红等的散文都不乏上乘之作。
这样划分显然十分免强而蹩脚，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的创作历程，不难 发现这两类作家绝大多数是从诗歌起步，继而散文、小说、评论，甚而涉足影视，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被称为文坛的“全天候轰炸机”。这一感喟来自对张昆华作品的巡礼：洋洋三十多本集子里，诗歌、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文学评论无所不包，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文学样式之广，在同辈作家里堪为翘楚，不仅为彝族当代文学作出贡献，就是在中国文学史的长廊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彝族文学大军中还有一支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难能可贵的军队，这就是用彝文作为传文达意工具者。他们中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有各彝族聚居区里的毕摩（还有贝玛等称谓），他们在彝族古籍文献的收集记录整理中作出功在千秋贡献的同时，吸取彝族文学的优秀养份，踏着时代的节拍创作，使古老的彝文母语写作枯木逢春，使彝族文学的百花园长出一朵生机勃勃格外艳丽的奇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凉山日报》彝文版和创刊于1980年二十四年来出了近百期的《凉山文学》彝文版（季刊），使“正规军”与“游击队”合流，在母语创作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在这块丰腴的园地里耕耘收获。就我目力所及，阿鲁斯基、海来木呷、依火阿呷、莫色伍惹、阿库乌雾等的诗歌和贾瓦盘加、阿蕾等的小说上的成就，理所当然受到推崇。因为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不沾边，他们不仅是彝文写作的高手，不少还是汉文写作的行家，不仅是彝族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广纳百花蜜汁的“蜜蜂”。
简单的例证为文学评论之大忌，为了阐明观点，我不得不作点滴粗略引证和概述。请读读阿库乌雾《与风同行》的一段：“羔羊／像山鹰／反反复复／狂奔母羊丰硕的羊乳／裸孩在雪地里奔跑／那些步伐仿佛撵鬼时／苏尼击鼓的节奏……”；贾瓦盘加短篇小说《小城彝人》中阿英呷呷和阿芝妞妞姐妹的强烈反差撼人心灵，后者（妹妹）在物欲追求中堕落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冤鬼，前者（姐姐）尤如一尊正义的复仇女神，两个鲜活的形象，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命运沉浮，尽管艺术技巧不是那么娴熟，所展现的美学意义并不在某些长篇巨著之下。
不厌其烦不顾形而上学之嫌而又挂一漏万地对三支彝族文学创作队伍概列，只是想表达我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彝族当代文学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思考，对其蓬勃发展现实的喜悦。三路大军不可能作划白豆腐似地一刀切，他们间（以及与其他民族以至世界文学间）没有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相渗透、互济互动地向前发展，是彝族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基石，是明天的希望。从而，也因其成为中华文学大军中的一个方面军而应引以自豪。
（四）
简要回顾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稍加品嚼它的滋味，不是白开水，而是浓浓的烈酒。将其喝下去，不要神经麻木的醉生梦死，应该催发筋胀血喷而奋起。
跨进新世纪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阵痛，迎来社会的转型。思想的空前解放，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缤纷的多元文化竞显风流，为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作家有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整个事业显现出灿烂的前景。
毋庸讳言，我们的面前也飘浮着两座变幻莫测的冰山：一座是市场经济中的浊流涌起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冲击着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侵蚀着文学的优秀本质属性，善良人性与文学的基本精神被异化。为了生存与生活，有的作家和相当一部分业余作者随波逐流，投身商海。扬帆泛舟成功者中，有的成了儒商可喜可贺，有的成了大款大鳄——坚守道德底线者对社会作贡献，钞票蒙住心窍者淹没在纸醉金迷的孽海里。浊水恶浪果腹的失败者中有的在苦苦挣扎，有的堕落沉沦；另一座是科学的发现，技术的进步，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冲击着纯文学的阵地，影视、光盘等的功能，文艺的消遣化、享乐化淡化和消解着人们高尚的诗情，导致文学事业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金钱的魔力，驱使一部分作者把文学当作娼妓玩弄，无聊的戏说，恶俗的身体写作，下三滥的多角同居的舌头、床头、拳头等“三头文学”装配起来的名人“隐私”……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过市。以感官刺激为主体的媚俗文化在商业文化的旗幡下招摇撞骗，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作家的良知，使文学应有的功能逐渐丧失批判精神，失却文学基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这不是杞人忧天，彝族文学并不在真空中。
面对现实，我们不会惊慌失措，不会悲观失望，套用一句流行话：文学现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警钟长鸣，文化是民族的脐带，是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传承的根本。文化被消灭或者被迫消失的民族，其悲剧不言自喻——当今世界上这样的民族并不鲜见。
文化不仅是人们感情的宣泄，也是开启人们智慧的钥匙，是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不可缺少的拐杖，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从而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中，起着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巨大作用。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浅俗论调，把文化当作旧社会的小媳妇角色摆在从属地位的浮薄认识，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上极其有害。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这段话，一千多年来论者如潮，有褒有贬，将其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不敢完全苟同，从陶冶心灵、道德构建的角度审视似有道理。人们在忧虑中清醒，在困境中奋起，有了各种层次的发展举措。
对彝族当代文学扫描似地浏览后，为使其从已经巩固的滩头阵地出发获取更大的成果，许多话不吐不快，不揣陋见，择其要者端出。
文学是人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历史运动中的人是文学表现的主体，能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运动的主力军，决定因素是从事这项工程的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甘寂寞、自讨苦吃而又崇高的事业。当今社会，要想发财不如从杀鸡卖、擦皮鞋起步。要想仕途高升，拍马术也许是最好的敲门砖。创作需要淡薄名利，无论为“官”还是为民，应当不忘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是与大众心心相印的一种牺牲，一种贡献。这方面许多先行者作出了表率，已经仙逝的平民化的李乔、普梅夫，无论头上罩什么光环，创作矢志不移；一大批常期生活在基层的农民、工人作家，辛勤地耕耘，姣姣者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普飞等，新时期以来后浪推前浪，一直与土地打交道的李仕学等令人敬佩；解放前投笔从戎，建国后长期处于领导岗位的龙志毅同志，可谓“官高爵显”，是彝族中寥若晨星的省部级干部之一，他的政绩可想而知，平易近人深得民心，在日理万机中不忘创作，出版了《省城轶事》《政界》、《八旗亭怀古》、《冷暖人生》、《第三号包房》、《厂长的私生活》等多部小说和散文，与那些背着彝族文学牌子谋“官”谋私利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是观之，为人与为文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人品与文品应该成正比，发展彝族文学需要正写大写人字的作家。
继往开来简单而明白，继往是手段，是前进的基石。开来是目的，是“往”的继承和发展。“继往”的前提是识“往”。近百年来，对彝文典籍的收集、记录、整理、研究的文章卷帙浩繁，为“开来”者提供了钥匙，提供了拐杖，成绩蜚然。我读得不多，也未深研，粗浅的感觉是作为历史悠久人口并不算少的彝族文学博大精深，尤如荡荡海洋，迄今为止，我们舀了几瓢?几桶?穷尽不可能。对其理性梳理做了大量工作固然可喜，深究本质则似乎不够。无论从正本清源梳理文化史的高度还是认识彝族文化的特征，及至发展当代彝族文学都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许多史实史料缺乏深入研讨。事例俯拾皆是，比如，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与彝族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或者为什么没关系?李乔同志生前多次谈及西安半坡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与老彝文相同，刘尧汉先生的弟子用彝文破解了舞阳出土的龟背文，它们与汉字是什么关系，是水乳交织后的分流还是同一源的分支?云南的简称，时下通行的说法是源于古滇国，那么这个“滇”是什么含义?古滇国的取名来自滇池还是古彝语中的“滇”是“鹰”的音译?“昆明”是什么日月之类的解说还是古彝语中的“水边村寨或水边的小镇”的音译?闻名中外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标志的巴蜀文化与彝文化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滇池周边曾经居住彝族先民的三十七部落到哪里去了?今天以滇池为圆心，半径两三百公里内的众多的地名——包括楚雄是威楚与南雄合起来的缩称、武定、禄劝、弥勒、庐西等等——与彝族先民是什么关系?最典型的如弥勒县名是源于东汉才传入云南的佛教的弥勒佛，还是源于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以一位叫弥勒的彝族部落首领的名字而命名?1932年才改名开远的古称阿迷州为什么是彝语音译的小地方?地方政权的南诏兴衰的根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南诏德化碑给我们多少历史启示?十月太阳历在世界历法中的地位举世公认，它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及至整个文明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夜郎自大”固不可取，诸候国般的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似乎不应忘记……
我不是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躺在老祖宗打造的金床上睡大觉、吃老本。但始终坚信，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知其然和所以然，有利于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有利于塑造美好的心灵，有利于优秀道德大厦的构建，有利于彝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知古是为了鉴今，食古不化者没有出息，坚持民族的特质，吸收各民族以及外国文化精华的养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守望在文学的园地上，施展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计，七十二变，育养出溢满彝香的万紫千红的花朵，才可能无愧祖先，无愧当今，无愧后代。 闭关锁国之害众所周知，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彝族作家自己写，也应高举双手欢迎其他民族的作家写彝族，邓友梅同志的《凉山月》，高樱同志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公刘、王松、刘绮、杨智勇等同志整理的长诗《阿诗玛》及后来李广田先生当顾问的电影，以至今年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中美声复赛名列榜首的《一窝雀》（至于后来的名落孙山，原因多多，不再赘述）等等，汉族老大哥为彝族文化增光添彩，感慨良多，思绪悠悠，遐想无垠。
总而言之，与所有民族的文学一样，彝族文学是彝族人民心灵道路的历史记录，是情感世界的精神家园，是生存和传承的脐带。客观审视，彝族当代文学成绩斐然，但与近千万人口的彝族是否相称，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应，恐怕我们还不能拍着胸脯作出肯定的回答。因此，有火的美誉的彝族，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的文学“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高擎“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衷心预祝一年一度火把节即将来临时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彝族当代文学研讨会，把火把捆得更粗更大，燃得更烈更旺，举得更高更远，辉映现实，烛照未来，彪炳史册。
B. 楚雄的历史文化有哪些
楚雄汉代属益州郡，蜀汉、西晋属云南郡。晋咸康三年（338年）爨酋威楚筑土城于峨碌,为楚雄建城之始。东晋属建都郡,隋朝属昆州，唐朝属览州，南诏属弄栋节度,宋朝为白鹿部属威楚府,元朝设威楚县隶威楚路。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升威楚,辖富民、净乐2县。元朝二十一（公元1284年）撤销2县，复置威楚县。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楚雄县，隶楚雄府。民国三年（1914）裁府为县。1949年12月9日，楚雄全境解放，1950年1月25日，楚雄县人民政府成立。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1986年2月1日，国务院批准楚雄市为乙类开放城市。
楚雄州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禄丰发现了生活在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在元谋县发现了生活在300万年前的元谋竹棚人猿超科化石。1965年，在元谋县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并发现了打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证明元谋人不但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还掌握了用火的技能。1975年，楚雄万家坝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 楚雄全景
最早的铜鼓，证明早在2500年前，楚雄地区的先民便创造了以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先秦时期，楚雄地区活动着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至西汉中期，中原王朝相继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至隋唐时期，州境经长期民族融合，形成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居住区域。唐宋时期"南诏三十七部"在州境有白鹿部（楚雄）、罗部（罗次）、罗婺部（武定）、华竹部（元谋）以及抬萼部（牟定）、易裒部（广通）、摩刍部（双柏）等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明初大量移民屯垦之后，汉族逐渐成为楚雄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 楚雄州境自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纪，楚庄蹻通滇，楚雄属滇地。汉代分属益州郡和越巂郡。蜀汉时分属建宁郡、越巂郡和云南郡。西晋时分属晋宁郡和云南郡，南北朝时分属晋宁郡、兴宁郡和建宁郡。唐初属戎州都督府。南诏时属拓东节度和弄栋节度。大理国时期属姚府、威楚府。元初分属威楚万户府、罗婺万户府和大理万户府，后改设路、府、州、县，分属中庆路、威楚开南路、武定路和大理路。明代分属云南府、楚雄府、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府。清代分属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楚雄府。民国时分设楚雄、镇南、牟定、姚安、大姚、盐丰、永仁、元谋、武定、罗次、禄丰、广通、盐兴、双柏等县。新中国成立后，分设楚雄、武定两专区。1953年，两专区合并为楚雄专区，辖楚雄、镇南、牟定、姚安、大姚、盐丰、永仁、元谋、武定、罗次、禄丰、广通、盐兴、双柏、禄劝、富民、安宁17县，1954年改镇南县为南华县。1957年划安宁县归昆明市。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并盐兴县入广通县，合并楚雄、南华、牟定、双柏4县为楚雄县，合并姚安、大姚、盐丰、永仁4县为大姚县，合并罗次、禄丰、广通3县为禄丰县，合并武定、元谋2县为武定县，划富民县归昆明市。1959年至1961年间，先后恢复永仁、姚安、南华、双柏、牟定、元谋6县。1983年9月改楚雄县为楚雄市，10月划禄劝县归昆明市。至此，形成了9县1市的格局。 楚雄州境各族人民具有可贵的抗暴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咸、同年间，声势浩大的彝族、回族、汉族等民族大起义席卷全州，给腐朽的封建王朝以沉重打击。哀牢山以李文学、杞彩顺等为首的彝族农民大起义，坚持斗争20余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中，州境涌现出一大批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有的驰骋疆场，有的运筹帷幄，有的兴办实业，有的致力革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批游学外地的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赵祚传和宣传委员张经辰、组织委员毕昌杰等，他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楚雄州境，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州境万人从戎，前仆后继，同雪国耻。解放战争后期，州境反蒋浪潮风起云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建立南山区、东山区、滇北游击区等革命根据地，配合野战军为解放云南作出了贡献。 楚雄州的文化，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其发展呈现出丰富性、开放性与单一性、封闭性的双重特征。在坝区和交通沿线，由于邻区文化的影响与历代中原王朝的开发，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文化；在山区各少数民族地区，因与外界相对隔绝，保留了彝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但两种文化又长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楚雄州多元一体的民族地方传统文化。 远古时期文化丰富灿烂。流传至今的有大量彝族人民关于天地万物、人类起源等各种神话、传说和史诗，如《梅葛》、《查姆》等，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从流传至今仍盛行不衰的民族歌舞海洋中，既可以感受到彝族人民对生活的艺术提炼与表现，还可以归纳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彝族远古十月太阳历和与此相关的彝族虎宇宙观、阴阳（雌雄）观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深深地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明代大量江南移民流入州境，汉文化在城镇、坝区内逐渐普及，本地文人大量涌现，如姚安的二陶（陶珽、陶珙）与稍后的高 映，楚雄的刘联声、池生春等，于文、史、哲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清末至民国，社会急剧变革，伴随着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楚雄地区的文化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并始终和社会的变革与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一些楚雄籍学生外出留学，投身各种新文化运动，推行社会改良，提倡文明风气，接受马列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抗战时期，内地大量文化人涉足境内，电影、摄影、报刊、文艺、戏剧演出等新兴文化活动开始出现，群众性文化活动活跃于一时，医疗、体育、自然科学也相应得到发展。 汉文化在坝区广泛传播的同时，山区少数民族亦"渐习汉学"，"间有中科第者"。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逐渐使用汉族语言，吸收汉文化丰富自己的文化。汉文化同时亦受当地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如花灯在坝区广泛流传，元谋、禄丰花灯，姚安花灯及莲花落各有不同的风格，还产生了具有浓郁特色的彝族花灯。各地都有风格不同的山歌、秧歌、民歌，滇剧在州境亦有变异。但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偏见，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却始终未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彝文彝书大部分仅在民间流传，保存于毕摩手中；一些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则仅由人民世代口耳相传，有的自生自灭。武定凤氏土司曾兴办彝学，刊刻彝文典籍。流传至今的大量古彝文经典记载了包括历史、天文、文学艺术、医学、习俗、政事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发展各民族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科技等项事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了全面的繁荣和发展。建国初，对旧的教育文化制度进行根本改造。1953年后，教育事业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纷纷以各种艺术形式歌颂新中国，文学创作、戏剧演出、民歌采风盛极一时，文化团体、机构相继建立，图书、电影、广播、文博等事业从无到有。医药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一些流行病、地方病得到重视和治疗。科学技术事业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逐渐繁荣。“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想影响，全州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兴彝州，教育先行”取得明显成效，群众文化活动日愈丰富，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各种民族节日逐渐恢复。彝族火把节成了全州法定节日，此外还有大姚插花节、牟定三月会、禄丰高峰花会、姚安龙华会、永仁赛装节等民族节日和民间集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逐渐形成，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医、彝医彝药为政府所重视。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人才，产生了蒋绍敏、蒋绍玉、陈小红等全国知名的体坛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