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电影的作用

㈠ 如何看待《青春之歌》中革命叙事与性别叙事的关系

初读《青春之歌》，我们的确会为其将“革命”与“爱情”两种叙事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的叙事能力所感叹，因为从林道静的身上，我们清晰地感知到她对革命的无限向往之情，也深深体会到她对革命者的爱情是那样的纯真与热烈。但是细读文本，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叙事裂缝，这些裂缝使得作者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在表层的叙事之下，还隐藏着一个潜文本，正是潜文本的存在，将作者的矛盾心态与苦闷思索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
发现矛盾：人物的提前出场与缺席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部作品应具有有机整体性，受这一思想的影响，经典叙事学理论认为，叙事总会表现为某种理想的线条，它将一连串因果相连的事件组织起来，通过文本达到对故事的完美讲述。从这种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小说叙事表现出来的就是一条明晰的线条。就《青春之歌》而言，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以林道静为中心人物，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爱国学生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风暴下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刻画了林道静如何在卢嘉川与江华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一系列的考验最终蜕变成长为一名党员的过程。林道静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她所选择的三个爱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也越来越具革命性。叙事线条的连贯清晰似乎印证了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的解读也力图寻找其内部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柯里所言，“对于传统批评家来说，一部叙事作品中最为深刻的隐含结构是它的一致性；揭示了一致性，也就揭示出了作品形式上的、主题上的乃至观点上的一致性。”[1]
之后随着后现代叙事学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寻求一致性的观点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设法保持叙事作品中相矛盾的各层面，保留它们的复杂性，拒绝将叙事作品降低为一种具有稳定意义和连贯设计的冲动。[1]如果从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来观照作品，那么文本本身必然是一个枝蔓横生、无法统一在稳定主题下的漂浮的能指群。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原本认为清晰的叙事线条也将变得充满矛盾与复杂性，如希利斯·米勒所言，叙事线条就像“阿里阿德涅之线”一样，并不能引导文本走出叙事的迷宫，而是自身构成迷宫，叙事的开头并不能提供源头，结尾也不必然导向某种定论。叙述者与发话者的转换、错格、间接引语、多重情节、叙事作品中对比喻的运用，以及不是普通比喻而是最重要的叙事比喻的反讽，都将使叙事线条的整一性难以维系下去。[2]
所以，在表面上连贯的叙事线条之下，也会出现一些无法弥补的裂缝。而《青春之歌》中叙事线索的纠葛或裂缝就表现为李孟瑜即江华的提前出场。这里所说的“提前出场”，是从相对意义上而言的，即从故事整体而言，小说中某一人物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故事发展逻辑，打乱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时是作者无意识的流露，有时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干涉。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故事围绕三个男性而展开，关系密不可分。小说第一部前五章首先描写了她同余永泽之间的情感生活，而从第一部第六章开始，卢嘉川出现在小说中，燃起了林道静向往革命的希望，同时她的感情也开始向卢嘉川倾斜。然而，正当卢嘉川与林的感情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懵懂的状态时，李孟瑜竟然在紧接着的第七章出场了：
“说话的人名叫李孟瑜，是这次南下示威的总指挥。李孟瑜的态度是沉稳的、安详的。此刻，他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有文有武，有软有硬，这就是策略嘛。’‘好!这也是一招!’卢嘉川拿起小铺上的一把小纸旗摇了摇，似乎在驱逐难忍的瞌睡。‘老李的话，给了我启发，辩证法嘛，什么事都是有反有正，有利有弊。’罗大方到别处去睡了，卢嘉川歪在小铺上又睡着了；只有李孟瑜靠着小桌坐在小凳上。多少事在他心里翻腾，他不能睡。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看见卢嘉川在睡梦里冷得紧缩着身子在呻吟，他就脱下自己的棉布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身上．随即走到小车厢外面去。”[3]58
在此章之前的第六章，卢嘉川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角色刚刚登场，他那高大英俊的形象，崇高爱国的情操，睿智多才的言语，都引起了林道静的极大兴趣，他给林道静带来了革命的知识、青春的向往与奋斗的激情，他与林道静的爱情也开始萌芽。此时，故事情节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去。但在这时，江华却出场了。他以比卢嘉川更加成熟、更具革命智慧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使得在第六章里刚刚树立起来的令林道静怦然心动的卢嘉川那高大的英雄形象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此时的卢嘉川，俨然成了一个配角，他在江华的光辉下变得暗淡了许多。所以我们可以说，此刻江华的提前出场，打破了叙事线索，使叙事变得复杂起来。而小说接下来甚至将叙述视点转移到了江华身上，并进而进入江华的意识：
“他迈过横躺竖卧在车厢地上的同学们，走到关着的两扇车门前。因为头脑昏胀，身上虽然冷，可是脑子却想用凉风吹一吹。他紧靠在车门前，由车门宽宽的缝隙中，他望见了一片灰蒙蒙的原野。天快亮了，天边显出了鱼肚白，在那景物不断变化的广阔的原野中，却有几颗星星不变地在天边闪烁。远处还有一抹群山朦胧地耸立在灰色的天边。‘快到济南了吧?’他深深呼吸了一下缝隙透进来的寒冷的空气，又打了个哈欠。当他听见了黎明时远远的几声鸡叫和犬吠时，他的心骤然激动起来了!”[3]59
当代叙事学理论认为，“进入意识”有两层含义，一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可以观看到人物的内心，二是也可以通过其内心来观看。在第一种情况中，叙述者是观看者，人物的内心被观看。在第二种情况中，人物是观看者，世界被观看。在这一情况中，叙述者似乎已经把看的功能委托给人物。[4]而在这里，作者将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对李孟瑜的聚焦观看到他的内心，一方面通过李孟瑜的视点来观看外界事物，把看的功能交给李孟瑜。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李孟瑜眼中的对象，他无疑成为了叙述的主导。这样的处理更加凸显了李孟瑜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也使刚刚出场不久的卢嘉川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卢嘉川与林道静的爱情在此刻就布下了一颗不祥的种子，接下来他们的爱情也果真变得云里看月、雾里看花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孟瑜在小说第一部第七章出场之后，除了卢嘉川有两句话提到李孟瑜之外，在小说第一部从第八章到第二十九章的长达二十一章的篇幅中，他便再也没有出现，造成了这一人物形象长期缺席的状态。直到小说的第二部，李孟瑜才改名为江华，作为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主人公出现在作品中。他的提前出场却又长时间缺席，使得叙事线条打破了原来的单一性，也使得作者的叙事意图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是基于此，在文本本身，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断裂。
挖掘裂缝：爱情叙述与革命叙述的不同轨迹
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主要为两条文本线索：“革命”与“叙事”，的确如一些学者认为两者达到了一定的契合度，呈现出一致性。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他们一个比一个革命，林道静最终也如人们所愿，与最革命的江华结合。但江华的提早出场和长期缺席正是问题所在，这体现出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爱情线索的一种矛盾心态，可以说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尽力将两条线缝合在一起，可尽管这样，在文本叙事上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裂缝，因为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高潮与结局。
先从革命的这条线索来看，围绕林道静成长的这三个男人，从那个不革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缠绵的故事”的余永泽，到机敏、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卢嘉川，到最后集所有优秀共产主义者优点于一身的江华即李孟瑜，江华显然具备了更多的革命性并且置于这个递进序列的最高端，而林道静也在这些男性视野中逐步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无产主义者，整条线索呈现出的是一条逐渐上升的斜线。
以此类推，如果爱情与革命这条线索真的是合二为一，那么爱情这条线索也必然是以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感情为顶峰，那么在文本中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出场的是处于最底端的余永泽，他无疑是思想落后的典型，更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劣性根。参加革命前的林道静同“利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一样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明显是受到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林道静有深刻的觉醒以及极大的勇气，表现出一种新时代下新女性的形象，但还尚处于“娜拉出走后”的问题。“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彩虹，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最终，“她明白了这是政治上的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最后林道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余永泽，一方面是生活的压抑，另一方面是对革命的觉醒与渴望，当然在这其中，卢嘉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疑，与余永泽的这一段爱情是最“小资”的，再者，如前所述，江华与卢嘉川相比更具革命性，这样林道静选择江华就更加具备了合理性。但是林道静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革命才选择了江华呢？我们一起看看在爱情上也理应处于最高端的江华与林道静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柳暗花明”：
“道静，我想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3]485
上述一段文字是研究《青春之歌》的学者们爱引用的一句话，借以证明林道静是一个被男性或革命所注意的对象，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注意接下来林道静的心理反应与表现。从林道静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我们也许能得出不同的答案：“道静直直地注视着江华那张从没见过的热情的面孔。他那双蕴藏着深沉的爱和痛苦的眼睛使她一下子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许久以来她的猜测完全证实了。这时，欢喜吗，悲痛吗，幸福吗，她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也感觉不出来了。她只觉得一阵心跳、头晕、脚下发软——甚至眼泪也在眼里打起转来。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 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可是，她不再犹疑。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3]485
对于江华发出的爱情表白，林道静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分不清是高兴还是难过，她不知道她应该欢喜还是伤感，五味杂陈、非常复杂。从情感角度上来讲林道静自己本身是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真正爱的是谁，而从理智上，林道静最终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而且“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如果说沉浸在热恋中的男女是会被幸福冲昏了头脑，那么林道静心中的潘多拉魔盒则徐徐打开，在与江华确定了关系而且江华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她想起了心中的永远他：
“她站到静无人声的院子里。双脚插在冰冷的积雪中，思潮起伏、激动惶惑。在幸福中，她又尝到了意想不到的痛楚。好久以来，刚刚有些淡漠的卢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又闯入她的心头，而且很强烈。她不会忘掉他的，永远不会。可是为什么单在这个时候来扰乱人心呢？她在心里轻轻呼唤着他，眼前浮现了那明亮深湛的眼睛，浮现了阴森的监狱，也浮现了他轧断了两腿还顽强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景象……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在扑面的风雪中，她的胸中交织着复杂的矛盾的情绪。站了一会儿，竭力想用清冷的空气驱赶这些杂乱的思绪，但是还没等奏效，她又跑回屋里来——她不忍扔下江华一个人长久地等待她。”[3]486
此时的林道静接受江华的理由更加模糊起来，想到自己的爱情，林道静想起的是卢嘉川，而对于江华，只以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不忍”敷衍过去，我们可以感受到革命与爱情两条线索在这个地方分道扬镳。在与江华的多次接触中，林道静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卢嘉川，一方面是缘于现实种种，另一方面在江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卢嘉川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林道静最终选择了江华，但是那份无法实现的爱情成为她心底的一个心结，而卢嘉川更多的成为了林道静的精神伴侣，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符号。
卢嘉川与林道静的爱情是作者刻意描写与追求的，这一点可以从作者杨沫的一些相关文字中感觉出来。在1951年l1月24日的日记中，杨沫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对卢嘉川这一角色的喜爱：“我和我最爱的书中角色之一的卢嘉川，已经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了。我很爱他（而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过这样一个人）。我集中了我所喜爱的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品质于他一身。当作品中似乎是我的化身——当然并不全是我，而是把我更美化、更集中的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林道静爱上卢嘉川的时候，我也就爱上了他。一想到他，我便全心充满激动的感情，仿佛世上真有那么一个健康、俊秀、沉着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在白色恐怖的危急中，矗立在我的面前。当写到他即将被捕、即将和道静永远分离的时候，我的心沉重、
清楚，（这里的引文似乎不连贯）几乎写不下去。我哭了，泪水簌簌地流……”[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让江华提前出场又长时间缺席的原因。惟有如此，林道静与卢嘉川I的爱情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与可能。在作品中，虽然两个人的感情处于一种未及言明、朦胧的的状态，但是，卢嘉川无疑是林道静最钟情的爱人。林道静对卢嘉川的仰慕之情是溢于言表的，而卢嘉川那种把对林道静的爱深深压抑在心底的心灵感受也使我们感同身受。直到后来林道静知道卢嘉川去世，而与江华结识后，她仍然总是会想起卢嘉川。显然作者将爱情的叙事重心放在了卢嘉川身上，而不是以革命性取胜的江华身上。卢嘉川代表了林道静的真爱，而江华与林道静的爱情，是对主流语境的妥协，是力图将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缝合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同时，针对文本的这一二难选择，在作者力求将两者缝合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在文本的其他角度看到了别样的裂缝。
首先是在情节设置上体现出若即若离的形态。有论者认为《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6] 。小说分上下部共74章（上部29章，下部45章）， 在长达74章的文本中有13章没有林道静的活动出现，其中上部是第7、17、19、2O、22章； 下部是第3、22、27、28、33、35、37、40章。这些没有林道静出现的章节又是怎样的情节呢？作家通过这些没有林道静出现的章节要表明什么创作意图呢？我们不妨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再进而分析后者。上部，第7章：卢嘉川、李孟愉等进步青年南下请愿；第17章：卢嘉川、许宁等关于革命活动的大讨论；第19章：卢嘉川、罗大方关于革命与事业的讨论： 第2O章：许宁辞母参加革命：第22章：卢嘉川因戴愉出卖而被俘。下部，第3章：戴愉告密导致李孟愉组织的定县保卫团武装哗变受挫；第22章： 戴愉、王晓燕伪恋情开始；第27章：戴愉赴王晓燕家宴；第28章：戴愉被开除党籍： 第33章：戴愉受上级王凤娟之辱，继续欺骗王晓燕；第35章：同军进城，（这里是不是有错字？）李槐英受辱；第37章：戴愉继续欺哄王晓燕欲得到我党情报；第4O章：戴愉被上级王凤娟处死，王晓燕一家觉醒参与革命行列。我们可以看出，上面极有意味的两组情节正好是革命洪流与革命逆流在文本中的表现。上部没有林道静出现的章节是以卢嘉川、李孟愉、罗大方、许宁等人的革命活动为叙述对象的，是革命话语在文本中的表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的革命图景，表现的是卢嘉川、李孟愉、罗大方、许宁等人浑身是胆、赴汤蹈火、生死抉择、舍生取义、申明大意、气贯长虹的崇高英雄形象。文本呈现的是革命的崇高美。下部没有林道静的章节力图表现的是戴愉、白莉苹、陈蔚如醉心于自我的温馨甚至于贪图享乐、堕落变质，最终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的私人画卷。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断定这是赘述，这些情节或为下文林道静的出现埋下伏笔，或为林道静的成长提供一个宏大的革命场景，都从正面或反面证明了革命的合法性存在，但这种泾渭分明又好像若即若离的潜在结构似乎也体现出作者为了将革命与爱情模式缝合起来所遗留的痕迹。
还有则是十七年中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突击英雄”。文本随着林道静的人生轨迹的转变和思想的觉悟出现了叙述语流和叙述节奏上明显的变化。把《青春之歌》看成“成长小说”，无庸置疑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林道静在其“成长历程” 中其“过程性”明显不足。文本1—5章围绕林道静面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压迫蹂躏而抗争出走展开。此时的林道静尽管也表现出一种奋力抗争，但决不是革命的。林道静的思想也是处于一种犹疑与模糊状态，革命的对象应该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而此时的她却处于朦胧状态，抗争的对象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其内心世界也是充满痛苦、郁闷的，明显处于一种人生迷茫的低谷期。所以在文本的前5章我们可以认定她仅仅是抗争而已不能说是革命。而且此时作家的语言运用也显得格外的细腻、敏感化，以诗意的语言和审美的视角来把握林道静的内心世界，整个语质婉转动人。如文本在写到林道静初到北戴河海滨几次三番看海时的心理描写就十分真实、又十分诗意地写出了一一个身受迫害与蹂躏的少女心态。尽管有些许“小资”的伤感情调，这是与革命的话语不协调的地方，但我们透过话语可以感知到一个少女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忧伤。到了小说第6章， 自她和卢嘉川的第一次谈话后，林道静不仅仅是情感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而且思想境界也明显的有了质的飞跃。如果说林道静的革命觉悟是顿悟的话，那么王晓燕及其父母则是渐悟式的。“顿悟在现代小说中的功能，在传统记叙文中往往靠某一重要的行为来体现。它使故事达到高潮，或给故事划上个句号。”[7]而林道静的顿悟自然离不开卢氏启蒙式话语的作用。“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好像使林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过了两天，风暴过去，学校又照常上课。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第一堂道静没有讲功课。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她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以及那陌生青年卢嘉川告诉她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小说至此，林道静已经度过了人生的苦闷与迷茫时期转而进入到了人生革命时期。林道静的为个人幸福、命运的抗争从此开始与国家、民族存亡相联系。林道静也从个人感伤、浪漫的小资情怀开始汇入到国家民族命运抗争的洪流之中。作家从先前的个人话语操作也开始转入到宏大革命话语状态了。这种剧烈的突变尽管彰显了卢氏革命生活言说背后革命理性的巨大影响力，但我们也从其人生顿悟中感到了某种失真性，林道静及卢氏等人的对于革命的言说明显因某种浮夸、直露而削弱了文本的表现力度。较之前者细腻、诗性的话语，此时的话语显得较为空洞与贫乏，整个语质也因林道静人生境界的顿悟较之以前显得急躁与紊乱。林道静从人生的迷茫者突变为具有革命觉醒的进步者，这一过程“转变性”明显不够，或者说其“转变过程”几乎是“空白化” 的处理。同样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林道静的苦闷到觉悟来做一个较为细致的描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那样是否来得真实与感人？把这个问题置于当时的语境下思考，作家和我们都不可能对林道静的转变过程进行细腻化处理。因为那样一来林道静个人私人话语的言说空间自然会在文本中占较大部分，同样也会削弱作为革命者的光荣形象的存在。这同时也涉及到“美化”、“丑化”的价值取向。
以上种种以及两条叙事线索的不契合并不是作者杨沫的文学能力欠佳不能将之融合在一起所致，而是她的思想、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在理想与现实间那种内在的矛盾与挣扎。
处于困境：革命与爱情的选择
从左翼文学时期开始，“革命”与“爱情”的叙事模式开始滥觞并被发展到极致。在蒋光慈的大量文本中，革命与恋爱互相诠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魅力；洪灵菲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对“革命”与“爱情”的理解：“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前线》中知识分子在大革命高潮时期悟得“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这也是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探讨；《地泉》中将革命与恋爱由对立化为一致的努力；甚至有着强烈个性主义特色的丁玲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韦护》，展现出自己对大革命时期“革命”与“恋爱”关系的理解。从上述众多作者对这一叙事模式的热衷与这些小说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可以看出，“革命”与“恋爱”，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与“恋爱”，是一个错综复杂、欲说还休的母题。
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总结出了三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种：革命和爱情的背离模式。在“五四”时期，爱情被赋予了反封建的革命主题，被人们认为是与自由相联系的新型话语，而文学想像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最初就体现在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讴歌与追求上。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的主导话语从对自我、个体的关注转向劳苦大众，革命的主题从反封建转向反黑暗势力，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益尖锐，个人、小我、知识分子让位给群体、大我和劳苦大众。在争取劳苦大众并以大众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下，个人的自我体验走向边缘之境，游离于主导话语之外，女性的细腻的情感话语也逐渐为革命所不容，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强烈起来，爱情被认为是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到了五十年代，爱情和革命呈紧张的背离关系，人们认为要革命，就不能有爱情，甚至不能有亲情。所塑造的革命英雄都是清心寡欲的带有浓厚清教色彩的禁欲式人物，没有夫妻之情更别说是夫妻之欲，只有同志阶级之谊。而以知识女性为题材的女性文学作品也必然要政治意识形态化才能得到认可，也有不少女作家选择了这样的叙事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女性视点和女性叙事的特点，作品也能逸出轨道。第二种：革命和爱情的共生模式。共生模式中的革命和爱情叙事要普通的多。首先，此模式中的爱情并不面临抉择，没有了放弃的痛苦，爱情也就磨掉了许多罗曼蒂克和因抉择而产生的激情和力量。所以，相对来说，这倒是一种比较常态的爱情叙事，不过“儿女情”罢了。其次，此模式中的革命叙事只是一种人物爱情产生、滋长的外部环境，并不产生叙述的动力，不会影响人物自身的发展。所以，相对来说，这又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爱情叙事，它并不需要女主人公通过对爱情进行选择或放弃来完成自身的成长／改造。在这里，爱情就仅是爱情，人类最美好最纯洁的一种感情，甚至就像百合花，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百合花》)。这种纯粹的古典式爱情，在战争文化心理的支配下，是没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不能自动浮出，而必须借助革命、战争等暴力叙事的力量得以显身。第三种：革命和爱情的顺生模式。在“十七年”的女性文学中，《青春之歌》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上与“十七年”的主流是吻合的。不过．《青春之歌》中的“革命”之歌往往以“爱情”之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以完成，这又跟“十七年”的主流存在差异。在这一叙事模式的背后，我们总是能从中发现一个潜文本。在显文本中“革命”与“爱情”这两条线索的融合，总是被潜文本中“革命”与“爱情”两条线索的分离所拆解，使作者的意识形态言说努力付之东流。显文本中卢嘉川只能成为革命叙事递增序列中的一个环节，不可避免地最终被江华所取代，所以，虽然作者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卢嘉川这一角色的喜爱之情，但却不能不在小说的中前部就安排卢嘉川在狱中牺牲。而在潜文本中，卢嘉川与林道静那未及言说消逝去的爱情成为小说中爱情叙述中的高潮，卢嘉川这一人物形象在爱情叙事这条线索上得到了升华与深化，成为《青春之歌》描写中的一个亮点。
显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矛盾也使得作者自己陷入了写作困境之中，杨沫希望将心向往之的爱情保留在创作的小说中，但是随着江华在小说第七章的出场，杨沫就陷入了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叙事圈套之中。到底是让江华与林道静完成对革命时代爱情的完美讲述，还是让卢嘉川与林道静演绎一场革命时代的完美爱情，成为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悖论式问题。从江华提早出场又长期缺席这一现象来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理性叙述与感性描写之间的痛苦挣扎与两种叙事之间的相互倾轧。作者从理性的角度安排江华在南下示威时出现，又从感情出发将江华再次出场的时间一直拖后到小说的第二部，这样就留给了卢嘉川与林道静以发展爱情的机会。但是，最终作者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杨沫最终还是选择了遵循历史真实来创作，没有将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进行到底，而是让更具革命性的江华代替了卢嘉川的位置。卢嘉川与他所象征的爱情永远地逝去了，江华所象征的革命性占据了叙事的主导地位。杨沫并没有在文学中圆自己的爱情梦，这种结局不是杨沫的刻意为之，而是时代造成的矛盾丛生的爱情悲剧。

㈡ 《青春之歌》作者是什

《青春之歌》作者是杨沫。

《青春之歌》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现代著名女作家杨沫的一部成名作。《青春之歌》的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几个正面人物，真实感人。这部小说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的优秀成果，有很大教育作用。 2019年9月23日，《青春之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青春之歌》主要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逐步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并不断改造思想、茁壮成长为立场坚定、追求真理、勇敢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

作品影响：

《青春之歌》销售达四五百万册，并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1959年,《青春之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㈢ 《青春之歌》的内容梗概

《青春之歌》讲述了在从北平开出朝向海边驶去的列车上，独坐着一个少女，她的行李中除了一些乐器别无他物，人们都注视着这个奇异的女子。林道静在北戴河车站下车，投奔她在附近村庄中教书的亲戚，然而，他们早些时候就离开了。道静无处可去，被这里的校长暂时留了下来。

道静的这次出行，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父亲以教育为名，罗致了不少的声名和家财。道静自幼失怙，历尽冷暖，中学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道静不肯从，于是连夜出走。

偶然的情形下，道静得知挽留自己的校长私心里别有所图，她又羞又怒，心灰意冷，在雨夜里奔向大海……恍惚中道静看到一张热切的、焦灼的面孔，是这个青年把她从险地中救了回来。

余永泽出现在道静的生活中，他的关爱与抚慰，他的良好的文学素养，使道静心里产生了绝处逢生的欣幸和喜悦。余永泽也爱慕着这个纯洁的少女，他把道静安置在小学做教员，依依不舍地和她暂别，回到北大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清寂的乡村从沉睡中惊醒，道静也对国家危亡的大事忧心如焚。她遇上了有爱国激情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在他身上有余永泽所没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卢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学生运动中南下而去。

道静回到北平，生活四处碰壁。迷惘中她应允了余永泽的恳求，和他住到了一起。渐渐地，道静的生活给琐细的家务缠绕起来，她无暇读书，她感到沉闷、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生活的人，道静又有些绝望了。

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

卢嘉川牺牲了，道静在怀念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那个要娶她的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

不久，道静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充满敬慕。这时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

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终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

(3)青春之歌电影的作用扩展阅读：

《青春之歌》是当代作家杨沫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58年首次出版。

《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构筑了革命历史的经典叙事，也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青春之歌》的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几个正面人物，真实感人。这部小说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的优秀成果，有很大教育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青春之歌

㈣ 《青春之歌》主要内容是什么

《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构筑了革命历史的经典叙事，也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青春之歌》的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几个正面人物，真实感人。这部小说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的优秀成果，有很大教育作用。

人物介绍

1、林道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林道静的生命历程演绎着五四以来时代女性相似的命运和追求：林道静受过新的教育，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启蒙，这使她不再认同传统中国女性在父权制下屈从、依附的地位和无奈的历史宿命，而有了对个人自由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2、余永泽——林道静的前任男友，地主少爷出身的北大学生

在回乡探亲时救起了投海自杀的林道静。回北平之前，余永泽通过关系，把林道静安排在杨庄教书。和林道静同居后，很快暴露出他的自私、卑微和庸俗的个性。余永泽反对林道静和进步青年来往，对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非常嫉妒，有意制造事端，使林道静感到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