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现在的好兄弟的感情是不是不如以前那个年代了
感觉人民素质一年不如一年,泱泱华夏因一个帝吧竟有千万人自称吊丝,学生素质一年不如一年,开始满口脏话,动不动就情啊爱啊,这是发展必然趋势,还是国家投入不足,或者其他问题?(我是学生,感觉学霸都不再学霸,有很多变成一群拥有知识,但没有德行的人,文化程度在提升但素质在下降,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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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小岚
季小岚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每当我们看到一些“苟且之人”做“苟且之事”,总会想到一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聊表作为一个“正义”之旁观者的感慨。
那么问题来了,“世风”本应如何?人心又怎么样才算“古胡含”?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中国人信啥。
说真的,中国人其实还是挺现实的,我们向来比较喜欢实用主义的东西。所以,那些虚无缥缈且不可实证,更不能为我们带来切实好处的东西,我们是不信的。
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西方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对上帝、真主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也能信得那么坚定不移(此处改日另做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信仰的问题),何况其中不乏有知识、有思想的文化科学巨匠。
那么中国人信什么呢?
中国人一不信鬼神,二不信天地,但是却有着虔诚的敬祖、信祖传统。所以中国人的精彩演讲与煽动,往往喜欢引经据典,与千百年前的老祖宗遥相抛媚眼儿。
既然中国人信祖,喜欢老祖宗的教诲。那么这些教诲里,最主流的思想是什么?无疑是儒家那套看似博大精深、事无巨细的提纲挈领与实践操作手册。
如此,“世风日下”这句话中的“世风”,大抵就是儒家对一个人安身立命、自身修养的要求。简称“一个君子的自我修养”。
提到儒家,我们便会不自觉地想到仁义礼智信,想到阴阳五行,想到三纲五常,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说到儒家,便绕不开创派祖师孔子。如果说符合孔圣人三观的儒家才是最为正统的醇儒,那么我们就会遭遇一个很不幸的事实,这个正统的儒家很短命,远在西汉初年便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为什么这么说?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自此以后,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已然结束,接下来便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秦朝不幸,短命王朝。紧随其后的威威大汉,彻底把“新儒家”发扬光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深埋在每个具有初中文凭者心中的历史名词,儒家貌似从此发扬光大。殊不知,西汉名儒董仲舒的儒家大统,早已将孔孟之道牵强附会地改编成上媚封建帝王,下欺黎民百姓的政治纲领。
孔子之“仁”“孝”,顺势演变为臣民百姓对封建帝王的“忠”,《春秋》经典也同样被花式牵强附会,沦为迎合帝王统御之权术的参考书籍。俨然以圣人知名,行苟且之实。
及至隋唐开设科举,再到宋、明将科举发扬光大,四书五经之流更变成应付科举考试赢取功名的经世致用之物,哪里还有什么道德教化与个人修养的功用。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分子们这般公开叫嚣读书好,读书有钱有美女,站在儒家修身的立场来看,臭不要脸可不是今天的专利。
世风如斯,以至于明代大儒王阳明同志公然读起真正的圣贤书时,不仅遭到同行鄙视,政府还要找他麻烦。想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感慨,他老人家已经发过无数遍了。
当然,若要追溯“世风”是什么时候下来的,搞不好就要追到春秋战国了。世风多半是由各种各样的礼节和道德修养标准构成,周公制礼,为的就是让这个社会尊卑有序,便于管理,说白了还是为了创建和谐社会。
孔子的“仁”猜做掘“孝”,是在方法论上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让这个社会和谐。法家坚持严刑峻法,赏罚分明,用硬性的规章制度约束人性的弱穗核点。孔子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应该以德治国,靠礼乐教化,方使民风淳。而仁爱,就是礼乐教化的核心。
“仁”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提倡“孝”呢?
孔子所处时代,为真正的封建社会,何为“封建”,分封也。周天子把土地人民分封给兄弟子嗣,是为诸侯。每个封地的诸侯几乎完全自制,只需要每年给周天子送点礼就好了。那么诸侯又怎么治理封地内的事务呢?他会将大小事务分派给他自己的兄弟子嗣去负责。
周朝的封建社会,是贵族社会。天下并非周天子一人所有,而是属于整个贵族集团。上至周天子,下至诸侯乃至诸侯国大大小小的贵族,都有宗法姻亲关系。
说白了,大家都是亲戚,须尊宗法礼节。既然是个大家庭,家里的事儿,自然要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了。所以,“孝”在中华文明中的崇高地位,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憧憬的世风,应该是在春秋无义战之前,及至上古尧舜禹这些大圣大贤的时代,可是这些作古的作古,传说的传说,实在难以取证。
秦汉大一统后,封建帝王集大权于一身。贵族时代结束,转眼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成了皇帝一个人儿的。父子兄弟去,殿上唯君臣。说白了,就是自皇帝以下,都是奴才和贱民。
世道变了,皇帝掌握最高生杀予夺大权,大部分知识分子们只好可劲儿地讨皇帝欢心,扭曲经义以悦君心。而那些铮铮铁骨的不是被杀,就是下野,儒家真义,你说还能剩下多少?即便是英明神武如唐太宗,晚年也是对魏征之流讨厌得要死,多次动过杀念,何况其他?
受过圣贤熏陶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你让文盲率高达99.9%的草莽百姓如何坚守高尚的节操?
也就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早在从孔子时代,诸侯杀伐之时,已经礼崩乐坏了。
当然,除此之外。孔圣人乃至后世一切教人向善,仁爱慈孝的道理,或者说所谓的“君子标准”,着实是一种泯灭人性,高不可攀的道德要求。
人们对于高不可攀的目标,多半是没有兴趣的,倒是那些实用的权谋、厚黑之术,颇得人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故而,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世风一直如此,古之人心也从来如是。而今天这个商业社会,主导其运行的逻辑就是价值交换的经济学。至于我们为何还在所谓“交易”面前总是羞羞答答,不过是文化传统带给我们与生俱来的思维惯性罢了。
还好,如今这句话,多了几分戏谑,谁也没把它当真。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所谓“古之人心”,只是我们憧憬的上古圣贤时代传说罢了。
发布于 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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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仙色仙2019-02-02
谁说中国人不信鬼神的,只是我们出生在文革以后
季小岚季小岚 (作者) 回复色仙2019-02-05
孔夫子两千年前就破除了鬼神迷信,精英与统治阶层只会把鬼神当做愚民工具,自己是不信的,老百姓也从来没有那么虔诚的信这套东西。所以中国教权从未超越皇权,
『贰』 按朝代的诗歌有哪些
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塞下曲
[唐]卢纶
(一)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二)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陇西行
(唐)王维
十里一走马。
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
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
烽戍断无烟。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维
渭城春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别的:
送别【唐】王维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渭城曲【唐】王维
又名《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梓州李使君【唐】王维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汉女输幢布,巴人讼芋田。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唐】王维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
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
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
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
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
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
送友人【唐】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渡荆门送别【唐】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送魏万之京【唐】李 颀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度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是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送陈章甫【唐】李颀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
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沽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
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
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叁』 同是短命的大一统王朝,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相同吗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与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强盛,且短命的统一王朝。两个朝代从如日中天到灰飞烟灭居然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其速亡的历史原因与教训不仅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借鉴,更是历代史学家津津乐道,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忽略民众上,秦始皇、隋炀帝不必多说,即使被称为“励精之主”的隋文帝也是如此,他虽也采取一些利国利民的措施,诸如:躬行节俭、推广均田、减免赋役等。但其措施的广度和深度不及唐初,例如: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在歧州修建奢华的仁寿宫,竟不恤民力,耗资巨大,使上万民夫累死。第二年,关中因发生大旱灾引起饥荒,此时全国粮食储备充足,但隋文帝却不允许开仓赈灾,反而要百姓到山东谋食。唐太宗对此批评道“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
更为致命的是,秦、隋的统治者不但忽视民众的呼声,而且独断专行,听不进大臣的正确意见,且残害忠良、宠信小人,严重破坏君臣关系。这一方面使不合理的政策得不到改变,加剧社会矛盾,引发了大规模农民暴动(如:秦末之大泽乡起义,隋末之瓦冈义军)。另一方面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不少贵族官僚为求自保都投入到起义的洪流中去(如:秦将章邯、李渊父子)。在这种众叛亲离的局势下,再强大的王朝也将分崩离析。
03
所以,尽管秦、隋是强大的,做了不少开创性大事。但由于帝王自身存在的种种局限,让民众并未从帝国的辉煌中获得好处,反而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在生存意志的作用下,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就成为了最后选择。
汉、唐的帝王则恰好相反,他们吸取秦、隋的历史教训,又经过天下大乱的洗礼,认识到滥用民力的危险。因而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全力恢复社会经济。其结果是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辉煌的太平盛世。
『肆』 关于陶渊明的诗句有哪些
一、魏晋·陶渊明《归园田居 其三》原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译文:南山坡下有我的豆子地,地里杂草丛生,豆苗却长得很稀。
早晨天亮就起来到田里锄草,晚上披着月光扛着锄头回家歇息。高高的草木覆盖了狭窄的田间小路,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裳。
衣裳湿了倒不重要,只要不违背我的初衷就行了。二、魏晋·陶渊明《饮酒 其五》原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译文:住宅盖在人世间,清静却无车马喧。问我为何能如此?心超世外地显偏。
自顾采菊东篱下,悠然无意见南山。山间雾气夕阳好,飞鸟结伴把巢还。
此中当自有真意,我欲辨之已忘言。三、魏晋·陶渊明《归园田居 其二》原文: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译文:乡居少与世俗交游,僻巷少有车马来往。
白天依旧柴门紧闭,心地纯净断绝俗想。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经常担心霜雪突降,庄稼凋零如同草莽。四、魏晋·陶渊明《饮酒·其一》原文: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译文:衰荣没有固定在,彼此相互的。邵先生瓜田中,难道像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的思想总是这样。
乐观的人明白他会,我将不再怀疑。忽然给一杯酒,日夕畅饮着。
五、魏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原文: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译文:精卫含着微小的木块,要用它填平沧海。刑天挥舞着盾斧,刚毅的斗志始终存在。
同样是生灵不存余哀,化成了异物并无悔改。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志品格,美好的时光又怎么会到来呢?六、魏晋·陶渊明《饮酒·七》原文: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译文:秋天的菊花颜色美好,采摘下沾着露水的菊花。把菊花泡在酒中,使我遗弃世俗的心情更为遥远了。
一挥而尽杯中酒,再执酒壶注杯中。日落之后各类生物都已歇息,归鸟向林欢快鸣。
纵情欢歌东窗下,姑且逍遥度此生。七、魏晋·陶渊明《四时》原文: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译文:春水溢满了田野和水泽,夏天的云变幻莫测,如奇峰骤起,千姿万态。
秋月朗照,月光下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迷离的色彩,冬日高岭上一棵严寒中青松展现出勃勃生机。八、魏晋·陶渊明《酬刘柴桑》原文: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
门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译文:偏僻的居处少有人事应酬之类的琐事,有时竟忘记了一年四季的轮回变化。
巷子里、庭院里到处都是树木的落叶,看到落叶不禁发出感叹,才知道原来已是金秋了。北墙下新生的冬葵生长得郁郁葱葱,田地里将要收割的稻子也金黄饱满。
如今我要及时享受快乐,因为不知道明年此时我是否还活在世上。吩咐妻子快带上孩子们,乘着美好的时光我们一道去登高远游。
九、魏晋·陶渊明《饮酒·幽兰生前庭》原文: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译文:幽兰生长在前庭,含香等待沐清风。清风轻快习习至,杂草香兰自分明。
前行迷失我旧途,顺应自然或可通。既然醒悟应归去,当心鸟尽弃良弓。
十、魏晋·陶渊明《饮酒·其八》原文: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译文:青翠的松树生长在东园里,荒草埋没了它的身姿。等到寒霜凝结的时候,其他植物都枯萎了,这才显现出它卓尔不群的高枝。
在一片树林中人可能还不觉得,单独一棵树的时候人们才称奇。我提着酒壶抚弄寒冬中的树干,有时候又极目远眺。
我生活的世界就是梦幻一样,又何必被俗世的尘嚣羁绊住脚步呢。
1.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东晋·陶渊明·移居)
2.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东晋·陶渊明·饮酒)
3.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东晋·陶渊明·饮酒)
4.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5.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6.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
7.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
8.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东晋·陶渊明·杂诗)
9.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10.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嬴氏乱天纪。
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
伊人亦云逝。——《桃花源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一世弃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饮酒》其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其二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饮酒》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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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五首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馀”。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可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归田园居》原文+译文
[原文]
少无适欲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译文
从小没有投合世俗的气质,性格本来爱好山野。
错误地陷落在人世的罗网中,一去就是十三年。
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树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住宅四周有十多亩地,茅草房子有八、九间。
榆树、柳树遮掩着后檐,桃树、李树罗列在堂前。
远远的住人村落依稀可见,树落上的炊烟随风轻柔地飘扬。
狗在深巷里叫,鸡在桑树顶鸣。
门庭里没有世俗琐杂的事情烦扰,空房中有的是空闲的时间。
长久地困在笼子里面,现在总算又能够返回到大自然了。
《移居二首》——陶渊明
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 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译文〕
从前便想居南村,
非为选择好住宅.
闻道此间入纯补,
乐与相伴共朝夕.,
我怀此念已很久,
今日迁居南村里.
陋室何必要宽大
遮蔽床靠愿足矣.
邻居常常相往来,
直言不讳谈往昔.
美妙文章同欣赏,
疑难问题共分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琢相思.
相思削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如不胜 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译文]
春秋之季多朗日,
登高赏景咏新诗.
经过门前相呼唤,
有酒大家共饮之.
农忙时节各归去,
每有闲暇即相思.
相思披衣去串门,
欢言笑语无厌时.
此情此趣岂不美
切勿将它轻抛弃.
衣食须得自料理,
躬耕不会白费力.
陶 渊 明 集
拟 古 九 首
其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未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气倾人命, 离隔复何有?
其二
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 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 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其五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叁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
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 愿留就君住,从令至岁寒。
其六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 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 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伊怀难具道, 为君作此诗。
其七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月中华。
岂无一时好, 不久当如何。
其八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其九
种桑长江边,叁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 今日复何悔。
『伍』 《史记》的作者、朝代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基吵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搏模侍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码樱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陆』 草莽春秋故事是哪个朝代
这个故事
他是属于
春秋时期的故事
『柒』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对应的诗句是什么
“筚路蓝缕启山林”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释义: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道路。形容创业的艰苦。注意不可用来形容生活艰辛。筚路蓝缕(bì lù lán lǚ ):筚路:柴车;蓝缕:破衣服。也作“荜路蓝缕”。
“筚路蓝缕启山林”也出自《史记.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记载。
释义:楚王熊绎初封楚国丹阳,开辟五十里子男之田的荆山楚地,居住在青蒿蒌草荒草遍地的山野草莽,带上楚国的桃弧棘矢及苞茅缩酒等贡品,乘坐上用竹子荆条做成的柴车,驰骋跋涉于朝向中原周疆的山林之间,以供事周王。
“筚路蓝缕启山林”中,栉风沐雨是成语,形容人经常在外面不顾风雨地辛苦奔波。
出自先秦·庄周《庄子·天下》:“沐甚雨,栉疾风” 。
释义:狂风梳着头发,大雨浇洗头。
砥砺:意思为磨刀石,也做磨炼锻炼,用来表示革命意志,也可以表示相互之间勉励。
栉风沐雨,是指经历风雨,当然这里是说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坎坷,是一种比喻。
(7)电影草莽春秋是哪个朝代扩展阅读: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那年春天,楚国攻打郑国,郑国抵挡不住,只得向楚国求和。晋国得到消息,立刻派兵抗楚救郑,目的是要把郑国争取过来,使他归附晋国。可是晋军还没渡过黄河,郑国已经屈服,楚军也准备胜利回师了。
晋军的中军主将荀林父等部分将领,便主张停止进军。而中军副将先縀和另一部分将领却不同意,于是发生了争执。晋军暂驻在敖、郱二山之间。郑国派人到晋军营中去声明:“我们郑国向楚国求和,不过是为了不致亡国,丝毫也没有对晋国不友好的意思。”
还说:“楚军轻而易举地得了胜利,因此骄傲了,部队也放松戒备了。你们如果趁此追击,加上我们从旁助战,定可把楚军打得大败。”先縀高兴地说:“对呀,打败楚军,夺回郑国,正是时候了!”
下军副将栾书说:“不行,楚国经常教诫全国军民,要发扬他们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有什么理由说他们骄傲了,放松戒备了?况且郑国劝我们攻打楚军,其实也并不是真心向着我们。要是楚军打胜了,他还不是又要向楚国投降。我们怎么可以相信郑国的话呢?”
『捌』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国优秀的历史剧作品有哪些
有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李闯王》等。
『玖』 左伯符这个人是什么朝代的又有什么故事呢
左伯符就是孙策呀
孙策(175—200年),字伯符,吴郡富春粗扮(今浙江富阳)人,东汉末江东割据豪强。
配偶:大乔
孙策是亲孙坚长子,孙坚娶钱塘吴姓女子为妻,生四子一女,四子依次是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孙坚长年征战,将家眷留在寿春(今安徽寿春县)。孙策十余岁时,已广交朋友,颇有名声。
舒县(今安徽舒城)人周瑜慕孙策之名,专程到寿春拜访。周、孙两人同岁,且均少年有志,英达夙成。因而寿春一见,便推诚相待,结为好友。周瑜劝孙策移居舒县,以便往来,孙策应允。于是,周瑜便让出靠道边的大宅院给孙策居住,且升堂拜母,有无通共。
孙坚战死时,孙策十七岁,他将孙坚的灵柩运回,葬于曲阿县(今江苏丹阳县)。事毕,孙策渡江,居留在江都(江苏扬州),结纳豪俊之士,待养成羽翼,为父报仇。
名士张纮因丧母,时居江都。孙策几次拜见,和他研究天下大势。孙策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汉祚衰微,天下纷纷,英雄豪杰,拥兵自重,各图发展。没有人出于公心,扶危济乱。先父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不幸被黄祖所害。我虽年轻识浅,但却有心要干一番事业。如今,我想到袁术那里去,请求他把先父当年的旧部交我统领,然后到丹阳(安徽宣城)去依靠舅父吴景,收集流散兵士,东据吴郡(江苏吴县)、会稽(浙江绍兴),报仇雪耻,做朝廷的外藩。您以为如何?”
张纮推托:“我识见简陋,况且又有服在身,对您的事,实难帮忙。”
孙策进一步请求:“您的大名,遐迩皆知。四方之人,向往仰慕。今天的事,我的打算,成与不成,由您一言而决。您一定要对我直言相告。如果我志向得伸,血仇得报,决不会忘记您的教诲之恩扰搏。”说到动情之处,孙策眼中不觉落下泪来。
张纮见孙策言辞慷慨,神色间流露着忠壮之气,深受感动,终于对孙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年西周王道陵迟,齐桓公、晋文公才能应运而起;王室一旦安宁,诸侯就只能贡奉周朝,尽臣子的职分了。您继承父辈威烈,骁勇善战,假如真能栖身丹阳,召集吴郡、会稽兵马,那么,荆扬二州自可扫平,报仇雪耻也指日可待。那时您凭倚长江,奋发威德,扫除群雄,匡辅汉室,所建的功业,绝不会下于齐桓、晋文,定会流芳千古,岂止作一个外藩呢?目前世乱多难,如果您想建功立业,就当南渡,我将与好友一起去支持您。”
孙策听了张纮的一番话语,心中鼓荡难平:“一言为定!我马上开始行动!我有老母弱弟,不便同行,现在都托付给您。希望您多加照顾,使我无后顾之忧。”
孙策马上赶赴寿春,去见袁术。他流着眼泪对袁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袁术聆其语言,察其举止,知道他大有过人之处。但要马上将孙坚旧部还给他,自己又心有不甘。于是,袁术便说:“我已任命你的舅父吴景为丹阳太守、你的堂兄孙贲为都尉。丹阳是出精兵的地方,你可去投奔他们,召集兵勇。”
孙策便接了自己的母亲,带着汝南人吕范和同宗孙河,到了丹阳曲阿。依靠舅父的力量,不久,孙策便召募到兵勇数百人。但是不幸遭到泾县大帅祖郎的袭击,差一点丢了性命。
孙策只好又去见袁术。袁术这才将孙坚旧部一千多人交还孙策统领。从此,孙策渐渐流露出英雄本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汉朝廷太傅马日碑持节安抚关东,在寿春以礼征召孙策,并表奏朝廷任命孙策为怀义校尉。袁术的大将乔蕤、张勋也都爱慕孙策的风采。袁术见孙策少年英雄,常叹息说:“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孙策一骑兵,犯罪后为逃避责罚,逃进袁术的军营,藏到马棚里面。孙策派人追捕,直入袁术营中,将罪犯搜出,当场斩首。事情结束后,孙策才去拜见袁术,说明情况,向他道歉。袁术说:“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这件事,进一步提高了孙策的声誉,军中对孙策也更加敬畏岩李灶。
袁术为人反复,往往言而无信,起初他许诺任用孙策为九江太守,不久,却改用丹阳人陈纪。后来,袁术攻打徐州,向庐江(今安徽合肥)太守陆康索求三万斛军粮,陆康不给,袁术大怒。正巧孙策以前曾去拜访陆康,陆康只让主薄接待,自己不出来相见,为此,孙策怀恨在心。袁术就派孙策去攻打陆康,并且又许愿说:“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孙策奉命出击,拿下庐江。袁术居然又出尔反尔,任用他的老部下刘勋当了庐江太守。对袁术,孙策一次比一次感到失望。此前,汉献帝派刘繇担任扬州刺史,扬州过去的治所是寿春,而寿春已被袁术占领,刘繇便在孙策的舅父吴景和堂兄孙贲的协助下南渡长江,在曲阿没立了州治。这次孙策攻打庐江,刘繇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吴景、孙贲是袁术任命的,担心他们与袁术、孙策联手吞并自己,于是就用武力逼赶他们,吴景和孙贲只好退居历阳(今安徽和县)。刘繇派樊能、于麋驻扎在横江郡,让张英驻扎在当利口,来与袁术对抗。袁术则任用自己的老部下惠衢为扬州刺史,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和孙贲一起率兵进击张英。双方对峙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结果。
丹阳尉朱治过去曾任孙坚的校尉,他发现袁术政德不立,就劝孙策趁机收取江东。于是孙策就去见袁术。孙策对袁术说:“我家旧日对江东人多有恩义,我愿带兵去帮助舅父征伐横江。横江攻克之后,我还可在当地召募士卒,大概能召募三万人。那时,我再率领他们助您平定天下,谋成大业。”袁术明知孙策对自己不满,但他认为,刘繇占据曲阿,王朗占据会稽,孙策未必能有什么作为,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表奏朝廷任命孙策为折冲校尉。孙策遂率父亲旧部和数百门客东进。
一路上,不断有人来投,孙策的队伍不断扩大,到历阳时,已至到五、六千人。当时,周瑜的叔父周尚任丹阳太守。周瑜带兵迎接孙策并赞助军粮。孙策大喜,对周瑜说:“有了你的支持,大事一定成功。”于是,孙策立即率部渡江(参见孙策平江东之战),进击横江、当利,相继攻克,樊能、张英败走。接着,孙策连续出击,“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孙策攻打刘繇的牛渚营,夺得仓库中所有粮食和兵器战具。
当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都依附刘繇,奉他为盟主,薛礼占据秣陵城,笮融驻扎在县南。孙策首先攻打笮融,斩杀五日多人,笮融胆裂,紧闭营门,不敢妄动。孙策则挥师攻打薛礼,薛礼突围逃走。这时樊能、于麋等人,又纠集兵士来夺牛诸。孙策立即回军,打败他们,俘获万余人。然后重新进攻笮融:战斗中,孙策腿部中箭,不能乘马,部下抬他回营疗伤。有人对笮融说:“孙郎被箭射死了!”当时,孙策年轻,虽有官位名号,但人们都叫他“孙郎”。笮融闻孙策死讯,大喜,派将士与孙策部队对垒。孙策先派几百兵马挑战诱敌,而在后面设好伏兵。敌兵出击,孙策部假作溃败,引敌进入包围圈中,然后一声号令,伏兵尽起,斩首一千多敌人。孙策乘胜进攻笮融营地,并命手下将士高声喊话:“孙郎如何?”声撼敌营,地动山摇,吓得不少敌兵连夜奔逃。笮融见孙策还在,越发警惕小心,深沟高垒,严加守备。
孙策见笮融负险固守,一时难以攻克,便引兵南向,先在梅陵(今安徽南陵县)击败刘繇别将,接着转兵攻克湖孰(今江苏江宁县南湖熟镇)、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然后,整顿部队,到曲阿攻打刘繇。
刘繇与孙策交战,兵败,逃往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孙策入据曲阿(参见曲阿之战),时为兴平二年。
一开始,百姓们听到孙郎兵到,都胆战心惊,魂消魄散,避之不迭,官长们也往往丢弃城池,窜伏草莽之中。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孙策大军所到之处,军士们严遵将令,不敢掳掠百姓,鸡犬菜茹,秋毫无犯。于是,百姓十分喜悦,争着用牛、酒犒劳部队。
孙策劳赐将士,发布文告,晓谕下属各县:“刘繇、笮融的乡人和部下来投降的,一无所问;愿意从军的,可以从军,并免除全家赋税徭役;如果不愿从军,绝不勉强!”
文告发布后,来归附者由四面八方云集风涌,不长时间,就招得士兵两万多,征集马匹一千多。袁术在寿春,知孙策大胜,上表奏请孙策行殄寇将军。孙策威震江东。
不久,刘繇又放弃丹徒西逃,孙策遂东进夺取吴郡。建安元年(196年)八月,孙策引兵渡过浙江,直逼会稽。会稽功曹虞翻劝太守王朗暂避孙策的锋芒,王朗不听,发在固陵(浙江萧山县西)阻击孙策。孙策几次从水上发动进攻,均未能奏效。
孙策的叔父孙静献策,建议声东击西,从查渎进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孙策依计。于是,夜里一面到处点燃火把,迷惑、牵制正面之敌,一面分出兵马悄悄从查渎出击。王朗出于意外,大惊,派周昕率兵仓猝迎战,孙策斩杀周昕,长驱直人。王朗败溃,带虞翻乘船逃到东洽。孙策鼓勇追击,王朗,虞翻投降。
孙策平定江东,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朱治为吴郡太守,自己兼任会稽太守,仍以虞翻为功曹。
建安二年(197年)夏、曹操派议朗王浦携带汉献帝的诏书给孙策,任命他为骑都尉,袭父爵为乌程侯,兼任会稽太守,并命他与吕布、陈瑀等一起讨伐袁术。孙策觉得自己统领兵马,骑都尉的职务有点低,想得到将军,的封号以自重。派人向王浦微露其意。王浦当即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孙策权代明汉将军。
当时,陈瑀军驻海西(今江苏东海),孙策按诏书要求,整顿士马,要去与吕布、陈瑀会面,谋划军机,参同形势。但他率军走到钱塘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原来陈瑀要乘机夺取孙策的地盘。他派人秘密渡江,拿着三十多个印信给各地散寇及诸险县大帅,让他们作内应,等孙策的部队一开走,马上攻取他的郡县。孙策发现这一阴谋,大怒,派吕范、徐逸统兵直扑海西,大破陈瑀,俘获他的将士、妻儿等共四千多人。陈瑀逃奔袁绍。
建安三年(198年),孙策派张结向汉廷贡献方物,曹操安此孙策,与之结纳,上表奏准任命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
这时,袁术任命周瑜为居巢长,鲁肃为东郡长,但二人知袁术难成大器,相继弃官渡江来依从孙策。
同年十二月,因为孙策不支持袁术称帝,袁术便拉拢流窜到安徽的祖郎,让他鼓动山越共同对付孙策。而太史慈也占据泾县,自称丹阳太守,阻遏孙策西进。当时,宣城以东均已归孙策所有,只有泾县以西未附。孙策要开拓豫章,西征黄祖,必须先拔掉这两根钉子。于是,他先进击陵阳(今安徽青阳县东南),擒获祖郎,又进击勇里(今安徽泾县西北),擒获太史慈。
不久,刘繇在豫章病死,部众欲推戴华歆为主,华歆固辞。孙策派太史慈去探看消息。太史慈归来,孙策更坚定了吞并豫章的决心。
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正准备与曹操、董承、刘璋并力讨伐袁术、刘表,军队已经整装待发,袁术病死。
袁术的长史杨弘、大将军陆勉欲率部投奔孙策,不料被庐江太守刘勋截击,全体被俘。而袁术的堂弟袁胤、女婿黄猗等人,也慑于曹操的威力,不敢守卫寿春,抬着袁术的棺木,带领袁术的家小和部曲男女,到皖城投奔刘勋。刘勋的兵力骤然大增,但粮草不继。刘勋便派堂弟刘偕向豫章太守华歆借粮,华歆也正缺粮,只好派人领着刘偕到海昏(今江西奉新县西)、上缭(今江西永修县),向刘繇的旧部告借三万斛。刘偕去了一个多月,才借得两千斛,于是报告刘勋,并让刘勋领兵前来攻袭。
当时刘勋兵力太强,孙策想借机剪除他,也写信来,劝刘勋攻袭海昏、上缭。信中,孙策屈己下人,说:“上缭地方十分富饶,希望您能兴兵讨伐,我愿出兵做您的外援。”
刘勋决定攻取上缭。他悄悄率军经过彭泽,来到海昏地方。当地守将坚壁清野,留下一座空城,刘勋一无所获。
当时,孙策引兵西征黄祖,正走到石城(今安徽贵池县西),听说刘勋已到海昏,立即让孙贲、孙辅率领人马驻在彭泽,准备拦击刘勋,自己则与周瑜率兵两万进袭刘勋的大本营皖城,一举攻克,俘虏三万多人。于是,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拨给他三千人马保守皖城,其余人众,全部移往吴地。
刘勋闻讯大惊,星夜回军彭泽,孙贲、孙辅出兵截杀,刘勋大败,逃往流沂(今湖北鄂城),向黄祖求救。黄祖派他的儿子黄射率水军五千人来援,孙策挥师进攻,刘勋败逃,投奔曹操,黄射也逃跑了。孙策又得到刘勋两千多兵士和一千多艘战船。于是,乘胜进攻黄祖。
十二月八日,孙策进至沙羡(今湖北嘉鱼县北)。刘表派侄儿刘虎和南阳人韩唏带领长矛队五千人赶来支援黄祖。十一日,孙策率周瑜、吕蒙、程普、孙权、韩当、黄盖等将领同时并进,与敌大战,黄祖几乎全军覆没,韩唏战死,黄祖脱身逃走,士卒溺死者达万人,孙策缴获战船六千艘。
在给汉朝廷的表章中,孙策描写此役说:“(臣)身跨马才乐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飞上风,兵激烟下,弓弩齐发,流矢雨集。”可谓惊心动魄。
孙策一鼓作气,东进豫章,驻军椒丘(江西新建县北),对虞翻说:“华歆名闻于世,但绝非我的对手。如果不早归附,将来金鼓一震,战局一开,伤害侵凌,在所不免。你先进城去,把我的意思说给他听。”虞翻领命进城,见到华歆,陈明利害,华歆举城投降。
孙策从豫章郡中分出一部分,设立庐陵郡,任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而留周瑜镇守巴丘。
孙策还先后击破邹伦、钱铜、王晟、严白虎等部,于是,疆宇平定。
曹操闻孙策平定江南,叹息说:“猘儿难与争锋也!”于是,把兄弟的女儿许配孙策的弟弟孙匡,又让儿子曹章娶了孙贲的女儿。并以礼征召孙权、孙翊,命扬州刺史严象推举孙权为茂才。
史书称“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三国志·孙策传》)。从某种程度上说,孙策能够占据江东,跟他礼贤下士,善于用人大有关系。通过几件事,可以看出孙策的这一特点。
一是重用旧臣,任人不疑。
孙策微时,只有吕范、孙河二人经常跟从,危难不避。孙策待吕范如亲戚一样,往往带他一起升堂见母,饮宴欢叙。孙策入据曲阿,增兵到两万多人,把吕范部下的兵士也增到两千多,有一天,吕范一面陪孙策下棋,一面对他说:“您的事业越来越人,士兵也越来越多,而各种纲纪尚不完备。我愿暂为都督,帮助将军做好这些事情。”
孙策说:“您是著名士大夫,手下拥有不少兵将,且在疆场上已立大功,哪能委屈您管这些军中琐细事务呢?”
吕范说:“我舍弃乡土,跟您到处奔波,并非求取妻子儿女荣华富贵,我是想经时济世,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你我二人,譬犹同舟涉海,如一事不妥,双方都受损失。我这也是替自己考虑,不光是为您着想。”
孙策听了,只是笑,不说话。
吕范当即告别出来,脱掉外衣,换上骑兵将领的衣服,于提马鞭来到孙策阁门,自称兼任都督之职。孙策就给他兵符,让他执掌军中诸务。吕范加意留心,整顿纲纪。军中肃睦,威禁人行。
孙策任命张纮为正议校尉,张昭为长史,他们二人,一人居守,一人从征,出谋划策,言听计从。孙策以师友之礼对待张昭。文武之事,都由张昭主理。张昭常收到北方士大夫的书信,信中,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他,对他大加赞美。张昭感到进退两难。孙策知道后,却非常高兴。他说:“从前管仲治理齐国,人们开口‘仲父’,闭口‘仲父’,而齐桓公成了霸主的第一位。现在张昭贤能,人们开口、闭口,褒扬夸奖,而我能重用他,这功名还不是归我吗?”
二是不计前嫌,重用祖郎、太史慈等降将。
孙策当年到曲阿募兵,好不容易才招到数百人。但被泾县大帅祖郎袭击,人马散尽,本人也险些丢了性命。后来,孙策占据江东,袁术派人送给祖郎日J绶,让他联络山越,对付孙策。孙策率兵亲往征讨,在陵阳县擒获祖郎。祖郎惶惧,孙策安慰他说:“当年你袭击我,刀都砍在我的马鞍上了。如今我创军立事,抛弃旧怨,对天下人都一样,不但你一人。你不要害怕。”祖郎叩头称谢。孙策任命他为部下贼曹。
太史慈当年曾在神亭与孙策搏战。后来,也被孙策擒获。孙策解其束缚,拉着他的手问:“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太史慈坦言:“末可量也 。”孙策大笑:“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说完,立即任命他为门下曹。回军时,孙策命祖郎、太史慈为前导,军中引以为荣。后来,孙策还曾派遣太史慈去安抚刘繇部下,对太史慈深信不疑。事俱在太史慈传中。
三是抚视孤寡,不欺弱者。
孙策攻克皖城,袁术妻儿老小寄住在此,均被俘获。孙策对他们体恤抚慰,下令不得侵扰。后来收复豫章,又收拾安排刘繇的丧事,且很好地看顾他的家属。天下士大夫因此对孙策大加称誉。
孙策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需要,而且以不影响他的功业为前提。有两件事,可以说明。
一次,会稽郡属员魏腾违背了孙策的意旨,孙策执意要杀掉他。众人一再劝阻,孙策只是不听。这时,吴太夫人站在井边对他说:“你刚刚立足江南,诸事尚在草创,尚未稳固。应该优待、礼遇贤能之人,舍弃他们的过错,表彰他们的功劳。魏腾循例尽职,你却要杀他,这样一来,明天大家都会背叛你。我不忍心见你自罹祸难,还是先投井自杀了省心。”孙策大惊、顿悟,马上放了魏腾。
有位叫高岱的名士,隐居在余姚地方。孙策让陆昭去请他,自己虚心等待。听说高岱精通《左传》,孙策也预先玩读,想跟高岱讲论一番。
有人乘机离间二人。先对孙策说:“高岱认为您英武有余,文采不足,您跟他讲《左传》,他如果回答说不懂,便是他瞧不起您了!”孙策暗记在心。
那人又对高岱说:“孙策为人,最不喜别人超过自己。他如果问你《左传》的事,你就说不知道,这才合他的意。如果跟他讲论辩难,可就危险了!”高岱信以为真。
孙策和高岱见了面。孙策果然说起《左传》,高岱连连回答不知道,不懂得。孙策发怒,以为高岱依恃才能,轻慢自己,把他关了起来。
听说高岱被囚禁,他的朋友和当时好多人都在露天静坐,请求孙策释放他。孙策本无杀高岱之意,但登上高楼,看见几里地远近,坐满了请愿之人。孙策讨厌高岱能得众人之心,下令杀了他。
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我们仍认为,礼贤下士,敬重人才是孙策一生待人接物的主流。而这也确实在客观上使江东人才济济,为孙权建立吴国奠定了基础。
广陵太守陈登驻在射阳。孙策西征黄祖,陈登暗中派遣间谍,拿着印绶给严白虎的余党,想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孙策。孙策回师,攻打陈登,军队暂驻丹徒,等待后继粮草。
孙策喜欢轻装简从,出外游猎。对此,虞翻不放心,早就进行过劝谏。虞翻说:“您轻出微行,搞得侍从官员来不及整顿服装预为警备,士卒们也常以此为苦。作为一军统帅,自己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白龙变化成鱼,豫且就可以射他的眼睛;白蛇自己放纵闲行,刘邦就可以杀他。希望你稍加注意才好!”
孙策知道虞翻说得对,但仍然不能改掉这习惯。
时孙策已尽得江东,闻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欲率军渡江北袭许昌。曹军皆惊,唯郭嘉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后果为郭嘉言中。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孙策又出去打猎。他骑的是上等精骏宝马,驰驱逐鹿,跟从的人绝对赶不上。正当他快如疾风地奔驰时,突然从草丛中跃出三人,弯弓搭箭,向他射来。孙策仓猝间,不及躲避,面颊中箭。这时,后面的扈从骑兵已经赶到,将三个人杀死。
原来,孙策曾杀死吴郡太守许贡。《江表传》记载,许贡上表给汉帝,说孙策骁勇,应该召回京师,控制使用,免生后患。此表被孙策的密探获得,孙策便责备许贡,并下令将其绞死。许贡死后,其门客潜藏在民间,寻机为他报仇,这次终于得手。
孙策中箭,创痛甚剧。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请来张昭等人,托以后事。他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接着,叫来孙权,给他佩上印绶,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当天夜里,孙策去世,时年二十六岁。
关于孙策之死,说法纷纭。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吴历》记载,孙策受伤,医生告诉他,说这伤可治,但应好好养护,一百天不能有剧烈活动。孙策拿过镜子自照面目,对左右说:“脸成了这个样子,还能建功立业吗?”奋起虎威,推几大吼,伤口都裂开了。当夜死去。《搜神记》则说孙策死于于吉为祟:孙策杀死于吉,此后,每一独坐,都感到于吉好像就在左右,心中恼火。这次调治箭伤刚有起色,引镜自照,又见于吉立在镜中,回头看,不见于吉,如是再三。孙策摔破镜子,奋力大吼,伤口崩裂而死。
《吴历》所记,可备一说;《搜神记》则纯是小说家造作虚幻之言。
孙权称帝,追谥孙策为长沙桓王。
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他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开拓出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招揽了大批人才,为日后东吴开国奠定了根基。确实是难得的人物。但他有时过于轻率武断,以致英年早逝,也真让人叹惋。
『拾』 弱弱地问句,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朝代
古代封建体制下的中国,历经两千多年,朝代更替,江山改名换姓,却是常有的事.不仅常有,而且简直变成了一条定律:衰则乱,乱则起,起则易,易则改,改则盛,盛而又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江山代有“异姓”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自秦算起,至今已经历了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王朝的更迭数不胜数,那么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的规律如何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略述我愚钝的看法.
一 为什么会出现江山易姓这种现象
攻守易道,打江山与保江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和方式.攻需要的是霸气,需要的事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气;需要的是一种种仰天长啸为谁雄、号令千万马军的豪气;需要的是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然而一旦打下了江山,要守住这一成果的时候,则需要一种以天下苍生为己念的胸怀,需要一种仁慈之心,正所谓“仁者爱人”.这些于李自成之类的草莽英雄自然做不到,于是他们天下得的快,失的更快.
保江山仅有仁义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手腕,能够实行良好的政治政策,经济管理政策,能安抚百姓,使之“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民安其所,商业繁荣,一个盛世自此而起.可惜的是,盛世在一个朝代中往往只能出现一两次,这不仅仅是由于英明的君主不可长得,也由于其他各方面的机缘巧合(如前几代人的财富积聚、外方安定、内部祥和、没有天灾人祸等等)少之又少.
往往老一辈创下基业的人都是在贫苦的环境中生活过的,他们还能较为体恤民生,往往能够实行减免税收、减免刑罚或特赦等积极政策,使之休养生息;但是皇帝的位置高高在上,想要接触最底层的人何等艰难,更何况他们的下一辈都是在皇宫中长大的,整日珍馐玉露,高高的宫墙隔绝了他们和民众的联系,使他们与民众的距离越拉越远.他们不闻不问,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以致于史上竟然会出现“人们没饭吃,为什么不喝肉汤”的笑话!这些皇子皇孙们已经由农民阶级通过起义掌握政权而转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阶级的转化使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来的伤痛,转而开始对他们原来的同胞进行剥削和压迫.中国的封建史就是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历史,是农民阶级的一部血泪史,所唯一不同的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剥削压迫的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封建社会朝代更替完全可以表述成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剥削压迫的轻——重——轻的无休止循环.中国的农民是极易满足和随遇而安的,是极为坚忍的,(这也是长期的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结果.)只要有口饭吃,他们就会感恩上苍,感谢皇恩浩荡,他们就会用心生产,做一个不折不扣的“良民”.但是一旦剥削压迫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就被逼无奈的开始进行反抗了.农民的反抗主要有几种形式:逃亡、起义、罢农、懈怠生产等等.选择起义的便开始与朝廷、与同为起义的“兄弟军”互相攻击,胜者为王,便登上宝座,摇身一变从农民阶级转到地主阶级,回过头来却再悄陪压迫农民,于是这样一种从根本上不可能消除的怪圈便形成了.
朝代更替的本质——皇权集中
土地是集权的一种体现形式,说到更替的本质规律,我认为中国封建王朝更替发展史就是一段皇权不断集中的历史.
中央与地方
皇权集中,或者说中央集权,这是历史发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这样的国家搞政权分立、权力外放是绝对行不通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都是很好的例证.
汉高祖建立西汉政权后,对权臣猜疑,表现出极大地不信任,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他模仿西周时期的分配制度,把全国土地分别划分给自己的兄弟子孙,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每一寸土地都姓刘,然而他忘记了,西周的这种分配制度有着极大的不合理性,中央的权力被地方不断的蚕食,最后只会落得个西周天子有名无实的结局.幸亏有个汉景帝,及时把地方政权消灭兄迟,西汉才不至于步西周之后尘.经过详尽的思考,加强皇权的推恩令实施了,地方政权对中央的颠覆危险才彻底羡运李解除.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削弱与被削弱的博弈.总的看来,在中华王朝演替的过程中,中央在不断的集权,而地方权力在不断的被限制.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皇权与相权
自战国时期出现丞相制度以来,丞相在中国封建王朝中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它被称为中国古代皇帝的股肱,权力仅次于皇帝,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皇帝对丞相的感情是最复杂的:一方面信任他,希望他能忠心辅佐自己,是国家繁荣昌盛;另一方面时时提防和警惕,如此大的权力,而落于一人之手,纵然他对皇帝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皇帝仍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就如身旁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炸.这两者的争斗由于自私的人性而后者最终占到上风,历史在发展,皇权在集中,而相权也在不断被削弱,丞相的实权越来越少,到唐朝时军权、财政、起草文件等等权力被重新分配至三省六部,到最后明太祖索性把丞相的职位都废除了,代替其执行能力的是各类各样的尚书、大学士等等.权力被不断的分散,每个人拥有的实权越来越少,自然反叛等事便不那么容易了.
皇帝•宦官•外戚
但是外部权力不断的被分散,皇权不断的集中,也出现了巨大的弊病.既然皇帝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至高无上,那么谁控制了皇帝,他不就能控制天下了么?自然有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于是权力斗争便或明或暗的展开了.
然而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一定有资格去接近皇帝,更不用谈控制了.故而斗争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集中在离皇帝最近的宦官和外戚间展开了.历史上,宦官当权导致国君身死国灭的例子也有很多.宦官当权的问题早在春秋的时候就有过,连号令诸侯,威加天下的晋文公都没能避免这个问题,弄得最后孤零零的死去也知道尸体腐烂才有人给他收尸.
思想控制
为了加强皇权集中,作为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的补充,历代帝王都进行了思想上的控制,而且这样的控制愈演愈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李唐的崇尚佛教、宋朝尤其是南宋的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三从四德”等等腐朽思想、直至明清残酷的“文字狱”,无不或明或暗、或轻或重、或直接(焚书坑儒)或间接(儒术、佛教中的忍的思想)的在进行着思想控制.可以说,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在进行着皇权集中的艰难任务.
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帝王们无论是要加强皇权还是要保卫江山,亘古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无论这剥削压迫有多么的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只有真正以天下苍生为己念的人,才能领导而不是统治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走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