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B. 有哪些电影是奋进、创新、文化题材的
《天使爱美丽》《无法碰触》《洞穴》
你的问题太广泛。可以追问我。
C. 张艺谋的电影为何被说是艺术上的极度创新
一位张艺谋的电影都是不断的在创新,每一步影片都是非常的好。张艺谋本来就是艺术的老前辈,他从事导演行业几十年,拍摄过无数的电影,他的才华是得到肯定的,所以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导演。
张艺谋导演更从一个纯粹的电影人,不但变成了一个为国为民操办典仪的巨匠,而且升华成了一个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艺术大师,因此那些骨子里就敌视国家和民族、披着影评人外衣的“恨国公知”们,对张艺谋更加怒火中烧。他们视张艺谋为优先打击的对象,继续着对张导作品的持续恶意丑化、辱骂攻击,定要将张艺谋批倒斗臭,不过张艺谋导演的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也是极度创新的。
D. 从文化创新角度 谈谈中国电影如何才能打造出精彩历史大片
首先要尊重历史这是第一,可以在以历史为基础的原则上适当创新,不过分背离历史为宗旨。另外演员首先要选一些素质较高的,对历史比较了解,这样才能把握角色。
E. 从文化创新的角度说明电影长津湖为什么会成功
《长津湖》的巨大成功,无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也有赖于电影生产、电影工业美学方面的自身探索和内容优势。影片洋溢着的国族的豪迈激情、全景式的时空结构、悲壮昂扬的史诗性气度与风格、冰与血铸就的英雄赞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长津湖》是在前面几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既保留了上一个阶段关注民生、个人,写鲜活的小人物的特点,又在格局、视听上重视观众的体验,尽力做到极致。《长津湖》是新主流的“接着讲”,标志着新主流电影迈上新台阶。
简评:
《长津湖》的成功,再次印证了我们民族在“爱国”的大义面前,尤如诗人艾青写的诗一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每个人心里,都满含着一份对祖国无限的、深沉的爱。
正是这份浓浓的爱国情怀,让电影《长津湖》获得了巨大成功!
F. 影视作品翻拍传统文化故事,究竟尊重原著重要还是大胆创新更为重要
对于影视作品的翻拍,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因为如果完全尊重原著的话,就会被观众认为是一种没有创新的做法。
所以说,在翻拍传统文化故事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贴切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进行合理的改动创新,这样才能更好的收到一个好的效果,只有在不断发展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得到大众的满意度,同时切记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过于偏离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偏离方向就是对于历史的亵渎,是一种自杀式的行为,对于影视的发展,也不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G. 你认为的电影史上的创新电影都有哪些
《优雅的刺猬》,一部根据法国小说改编的电影。
触目之处,满架的书,摆放得格外齐整,这是隔断了红尘俗世的一个世界,属于荷妮自己的世界,每次荷妮推门进来,烦扰人世诸种,都被紧紧关闭,她信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坐在椅子上,有时会拿起一块黑巧克力放在口中。荷妮不会去咀嚼黑巧,而是让黑巧在口腔里满满融合,等到微苦醇香的味道,从舌尖弥散开来,她的心思,带着巧克力的芬芳,徜徉在五彩斑斓的书卷时光里,满满体会,细细品味。
也是在这瞬间,才发觉那些贫穷、拓落、臃肿、丑陋,只是荷妮披在身上的尖刺,用来应对世俗的冷暖、刻薄、吝啬,应对命运的坎坷和打击,她不卑微也不可怜,她只是一只刺猬,在尘世间孤独前行,在内心却优雅美丽,满腹书卷芬芳。
一件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衣裳,毫无光泽的头发,还有她木然凝滞的表情,这本是她贫寒生活的本色,却也让她睿智地化成身上的尖刺,始终,她清楚自己是只刺猬,不是金丝雀,不是小白兔,也不是生而优越的凤凰,刺猬要有刺猬的生活,如果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那就让尖刺更能保护自己的柔软。
荷妮最尖利的刺,就是那扇门后的书房,那是刺猬的柔软世界。
其实,在看到荷妮和小女孩儿之间的信任和友情,反而觉得那个看穿了她又爱上的男人,出现得实在偶然,他欣赏荷妮,也让荷妮怦然心动。然而如果结局只是荷妮在犹豫又犹豫之后,准备接受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慕时,突然遭遇一场车祸离世,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没有这场邂逅。
不知道飞来横祸的安排,是否暗喻着荷妮的抗争,注定要孤独终老,就算遇见知音,也不过是南柯一梦,毕竟在衣冠楚楚的世界里,刺猬只能在黑暗丛林里,苟且一世。
每次看到荷妮悠闲从容地翻着书,不知不觉间想起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的那句话,大意说,这个世上有一种人,你可以杀死他,但是不能打败他。《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如是,荷妮亦如是。
H. 文化创新的例子有哪些
文化创新的例子主要就是有近几年来十分流行的国风文化,把古代的一些事物进行装饰以及进行宣传以后,就成为了一种不同的潮流,就是以国家的一些主流来进行宣传,所以这就是文化创新的一个例子。
因为在之前的一些方面的话。传统文化并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然后在国风文化里面加以装饰以及加以升级以后,国家的传统文化就越来越受到人重视了,这就是文化创新的一个方面。
然后除了这样子的国风文化之外相关的一些主题的电影类作品、文学类作品都是有相继的涌出来的,也是达到了文化的创新,然后在故宫博物院里相关的一些产品、饰品等等也是摆到了购物平台上去供人购买的,这也是文化创新的一个例子。所以,以上就是文化创新例子的一部分。
I. 电影 的创新点 举例说明
电影的创新点 纯属个人看法,。
体制的尺度得放得开。并不是说暴露或者啥的。而是有些电影需要体制的支持,越真实的描述社会现状,也是电影的一大特色。像之前的霸王别姬和活着。现状需要突破或者先达到之前的水平。
编剧的能力。太过于死板,刻板!为了迎合商业文化而迎合商业文化!
导演的风格。一部电影的精髓跟导演是分不开的。如果导演都是千篇一律,更何谈电影好坏。
创新首先得先学会借鉴,模仿中学习。国产就是太重的商业化气息。少了很多人情味。少了很多情怀。故事不像故事,剧情感动不了人。颜值欺骗一次可以,在后面呢!
中华上下五千年,好的故事觉不仅仅于此!
纯属个人看法,无关对错!
J. 从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演变史分析其是否具有内在创新机制
自1895年电影诞生之日起,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在这期间,无论是德国表现主义的夸张变型,还是法国新浪潮的先锋诗意,无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真实质朴,还是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理性激进,都给全世界的电影观众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美学观感和精神体验,而作为世界电影之林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更是以标榜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而著称。一直以来,电影工业作为美国的支柱型产业,以其强大的生产体制为基础,以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作保障,以统一而鲜明的价值观做宣传媒介,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电影的进步轨迹和发展方向。
一、电影科技的创新
好莱坞电影的发展与现代科学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初创时期开始,好莱坞电影便确立了技术主义的传统,每一次的技术上的风暴和革新,都会给不同时期的电影带来质的飞跃。第一部有声影片《爵士歌王》的诞生,使电影真正成为能将声音和画面结合起来的新的艺术形式,而第一部彩色电影《浮华世界》问世,更使电影跨过了从黑白到彩色的界限和鸿沟,不仅是视觉上的进步,也是美学上的突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最新最先进的科技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反映在好莱坞电影之中。在好莱坞电影的初创奠基期,爱迪生关于电影设备的一系列发明为好莱坞电影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创新的基础,他发明的“电影视镜”第一次使“看电影”成为可能。在他之后,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活动电影机”使“拍电影”和“放电影”由梦想变为现实。在好莱坞电影全盛发展的1928年7月,纽约首映了华纳公司拍摄的世界首部有声对白故事片《纽约之光》;1935年的6月,雷电华公司公映了世界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浮华世界》;在随后的1953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摄制了第一部宽银幕系统故事片《圣袍春秋》。这些为了扩大人类视听范围所采用的科技手段,大大延伸了人类的知觉领域。在经历了整个五六十年代与电视抗衡的萧条之后,电影终于从电视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真正找到了适合自身美学特征的发展道路,这正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从此,制片厂不再从放映设备和生产电视片方面寻求突破,而是利用视听语言的革命作为更新颖的传播手段来与小荧屏进行对抗。从此,视听革命使得电影的表现范畴被拓展,当然,大投资带来大回报的利润激增也使好莱坞这一巨型工业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动力。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系列好莱坞大片纷至沓来,“票房炸弹”式的“大片时代”来临,《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影片凭借栩栩如生的角色还原、惟妙惟肖的造型设计、形象生动的模拟声效等开启了科技进步的又一先例。进入到当代,以《阿凡达》为代表的3D技术被突破性地运用到电影的表现范畴,CG动作捕捉技术、协同工作系统以及虚拟摄像机的使用使人类的视听体验进入到了更为高层次的享受阶段。《阿凡达》的成功再次验证了技术与细节对现代电影的决定性影响。在当代,世界范围内3D IMAX、巨幕、环幕甚至4D影院的出现,适时地满足了观众的欣赏需求,为观众带来声画结合的震撼体验。展望未来,电影技术的创新将会更多更有力地运用到好莱坞电影之中。
二、电影类型的创新
类型电影的形成和辉煌始于三四十年代经典好莱坞时期,包括如西部片、强盗片、喜剧片、歌舞片等。这一时期,制片厂已经转向类型化生产。在“标准化”成为好莱坞普遍追求的制作模式的时候,电影的制作和生产就更像是一种生意上的追逐而非美学上的突破了。从叙事构思到发行放映,都是和观众密切协调的结果,而非受导演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一些导演个人创作的广度和深度,但同时却能保证影片在商业上达到相对稳妥的“成功”,这对于当时好莱坞刚刚形成的产业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好莱坞,创造性电影制作是一种既能满足制作者的美学要求,又能诉诸观众期待的表达方式,从而成功地反复实践和确立已经规范化的“常规”,即托马斯·沙兹所说的“类型产品和洗练的原则”。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类型电影的创新就在于由本类型所延伸出来的类型,可称作亚类型或类型的杂糅。如科幻电影脱胎于恐怖片,而灾难片又脱胎于科幻片。与此同时,这些亚类型又可以在初始类型衰落的年代另辟蹊径,在原有的类型基础上创造和开拓出新的表现空间。如科幻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第一次高峰,随着科技的进步,又在21世纪初期大放异彩,至今仍是青少年观众青睐的对象。进入新好莱坞时期,随着观众需求的不断增加,类型与类型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界定方法也愈发复杂,甚至渐渐产生超类型电影。今天,似乎很难在银幕上看到纯类型的电影,可以说,正是好莱坞电影自身的创新机制使其相互融合产生出新的样式来。
三、电影美学的创新
早在电影诞生初期,美国电影就确立了几种叙事传统和叙事类型:《火车大劫案》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电影叙事的流畅性和连贯性;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将电影的时空表现和叙事语言继续复杂和深化;以卓别林为代表的美国默片喜剧则成功地将“喜剧”与“戏剧”元素融入电影媒介当中,用电影的时空手段和结构观念来进行叙事和表意,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为后来的喜剧片打下了基础。到了经典好莱坞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故事片更是发展并强化了这一叙事传统,并根据叙事内容和风格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类型片种,开创了新的美学形式。从叙事策略上来看,正如麦茨所讲:“一部影片是很难解释的,因为它很容易理解。”我们之所以能“看得懂”好莱坞电影,是由于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好莱坞那套电影语言和叙事策略。所谓“经典好莱坞写实主义”,基础就是它能通过中心人物的感知来渗透叙事信息,从而把技巧隐藏起来的能力,这就适应了观众的“窥视”心理,也模糊了“故事”和“事实”之间的界限。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美国先锋派电影美学及地下电影,这些虽然不能代表美国电影的主流,但却跟好莱坞电影自身的工业发展和美学演变过程息息相关,并直接影响了新好莱坞时期叙事传统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一批不同于经典好莱坞叙事体系和表现风格的影片崭露头角,如《邦妮与克莱德》《逍遥的骑士》《毕业生》《愤怒的公牛》等。与法国的新浪潮类似,一批更强调“作者”身份的“学院派”青年导演开始走上创作道路,其作品的先锋感和创新性开创了另一种视听语言的表现系统,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电影本身可以被视为意识形的社会折射,它是一个可以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进行反映、复制和再生产的装置和镜面,而这一批电影所剖析和表现出来的社会层面的关注话题恰恰是对当时美国社会最真实、最透彻的映射。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的创新不仅具有人文关怀的属性,更被烙上了大众文化的印记。
四、电影工业的创新
美国电影企业从一开始就设计出了一套制片、发行、放映电影的系统,它保证了与公众的经常性接触。这一“集成”的程序提供了利用从制片厂控制的影院不断流出的现钞来生产新的影片的可能,也向制片人提供了衡量公众对故事和倾向的反应的宝贵反馈,同时也保证了和大众进行文化交流的手段。如托马斯·沙兹在《新好莱坞/旧好莱坞》中提到的那样,“好莱坞生产引人注目的更多是以他们的相似而不是差异”。当制片厂发展并完善了制片体系的同时,也同时精炼了每个过程的每个独立环节。而随着后来叙事技巧和故事公式的完善,如何成功营销从而在院线放映时获得最大利润显得尤为重要。只要好莱坞制片厂维持住这一制作、发行和放映电影的封闭系统,企业的神话制造作用的优势就能得到保证。八大电影公司(米高梅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环球电影公司、联美电影公司、20世纪福斯公司、华特迪斯尼)成为经典好莱坞时期迅速崛起的公司的原因也正是在于它们垂直垄断的前瞻性和彻底性。
自1913年,好莱坞建立了制片厂制度开始,八大制片厂就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放映和发行。与此同时,明星制度也是制片厂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时的所谓“明星”,指的是固定出演同一类型角色、作为完善同一种叙事功能存在的电影的元素之一。到了50年代,大制片厂制度解体,垄断消失。各种中、小型电影公司得以发展。电影的发行也不再只靠制片厂的体系运作,录像带市场、网路都成为发行挣钱的渠道。电影的放映也不仅在电影院,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露天影院、家庭影院、网络电视等使放映渠道更加丰富。大制片厂制度的解体为明星和导演创造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形成了经纪人制度,在新好莱坞工业中,独立制片人和经纪人变得更为重要起来。他们既要维持在老制片厂时期同样的功能:进行必要的资源整合和最大限度的优化,又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抵御更强的风险和担负更大的责任。派拉蒙法案之后,制片厂很多成为发行公司,资助独立影片的生产。于是许多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以一次一部片子的方式把自己卖给独立制片人或者大制片公司(如乔治·卢卡斯)。以上种种,其实都是体制内的创新。
五、结 语
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产业,美国好莱坞电影凭借其完整的体系架构和纯熟的操作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和演变,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和革新电影产业的模仿对象。虽然经历了从旧好莱坞到新好莱坞的变化,但由于其系统内在创新机制的及时调整和演变,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电影在受到好莱坞电影冲击的同时,应当从科技、文化和产业策略多方面吸收和借鉴,才能形成和谐共赢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