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演员刘黎

❶ 东亚之光的电影

摄影：罗及之
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
色彩：黑白
混音：单声道
制作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厂
剧情：
抗战时期，重庆博爱村俘虏收容所关押着一批日本战俘。高桥三郎于上前应征参加侵华战争，山本队长在新兵训话中极力污蔑中国。不久二人均被抗日游击队俘虏，在收容所里，高桥有感于中国政府的宽大和中国老百姓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渐渐觉悟，开始参加排演收容所举办的反战话剧《东亚之光》。山本队长执迷不悟，其胎弟山本次郎苦苦相劝。政治部妇女工作队组织征募寒衣公演，山本想到自己因为战争被迫妻离子散的情景终于悔悟，积极参加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宣传工作。 上海是何非光的电影摇篮，重庆就是他的电影大厦。那是三十年代末，何非光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成为“行营电影股”的基本演员，和史东山、孙瑜、袁丛美、高占非、唐渝、马彦祥等七八个人一起，住在“电影股演职员宿舍”。这一年，何非光一连拍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等好几部抗战电影，而且都演日本人：浪人、间谍、军官、士兵……他那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频频发挥作用，希望观众通过他的表演加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40年春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组织觉悟的日军俘虏作反战宣传演出，并到“中制”参观，参加茶话会，由何非光担任翻译。这些日军战俘的经历非常吸引人，“中制”的演员刘黎说，“倘若将那群俘虏的故事编成一部电影，同时请他们扮演自己，现身说法，对抗日战争定有贡献。”何非光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点子，立刻产生创作冲动，来到离城数里外的一个乡间，那里有一排整齐的平房，里面墙壁上、树干上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日文标语，这就是有着历史意义的第二战俘收容所——博爱村。他与战俘生活在一起40多天，近距离接触他们，收集到了更多鲜活动人的素材。这些战俘原先有的是缝纫工，有的是皮鞋匠，有的是船员，有的还是在校学生。一名叫足本二郎的日军士兵伤势很重，虽经中国医务人员竭尽全力的救护，仍因流血过度而医治无效。临死前，他要求原日军山本队长转告他母亲：“给孩儿带在身上的‘千人针’护身符未能见效，但，我将把它带到阴间去保护灵魂……”何非光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了一个剧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高桥三郎、中村等新兵应征入伍，调入佐佐木部队。山本大尉对他们训话，称中国军队没有抵抗能力，并告诉他们绝不能当中国军队的俘虏，否则性命难保。不久，新兵们在山本大尉的带领下乘火轮由汉口赴九江战场，途中遭游击队袭击全部被俘，最后被送到我后方俘虏收容所“博爱村”。早已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山本之弟次郎惊喜地认出了哥哥，但哥哥认为兄弟俩在这里见面是军人的耻辱。经过学习和改造，大多数战俘为中国的宽大政策所感动，并认识到谁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敌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之光”，只有山本思想转变不大，情绪消沉。在一次由妇女工作队征募寒衣的公演中，战俘们演出了自己编的活报剧《东亚之光》。演出前，山本收到家中的来信，深受触动。演出开始了，当演到一名日本士兵与慰安妇纠缠时，山本眼前突然出现妻子和女儿在日本孤苦生活的幻觉，他忘记了身在舞台，对那位角色扮演者挥拳痛打。山本的“假戏真做”赢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不久，在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下，山本和战友们毅然踏上对日反战宣传的征途……何非光别出心裁构思的这场由日俘演出的戏中戏《东亚之光》，也就用作这部电影的片名。“中制”领导层对何非光写的剧本很感兴趣，他们觉得，作为一个编导新手，前作《保家乡》虽有不足，却显示了他编导方面的才能。将《东亚之光》列为“中制”1940年第一部投拍的影片。何非光决定仍采用他最欣赏、也最符合这部电影实际情况的纪实风格拍摄，他想借调同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管辖的第二俘虏收容所中的日本战俘，让他们出演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用他们本人的姓名，对白就用日语，配以中文字幕；而且就在日军战俘收容所实地取景，日本军服是从前线缴获来的，道具也无须多加工……如此既省钱又真实，他为自己的创意而兴奋莫名，但有些人认为给这些战俘配备武器进行表演，无异于给予自由，危险性很大。但何非光决定“冒一次险”，因为只有让俘虏们来扮演俘虏，才能使影片产生最大限度的真实感和说服力。在收容所体验、考察38天后，何非光从战俘中挑选了山本熏、植进、高桥三郎、高桥信雄等品行较端正、思想较可靠、符合剧中角色需要的十余人，告诉他们：拍摄电影《东亚之光》，是为了宣传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打倒战争罪犯，从而迎来真正的东亚之光的理念。并且声明，拍摄此片完全取决于自愿，绝不勉强。被选中的日本战俘心情矛盾，经过一星期的思想斗争，他们陆续表示愿意参加拍摄。文坛巨子、收容所副所长沈起予也被选中扮演电影中的收容所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日本战俘演员们住进了“中制”的宿舍。要顽固的俘虏在几个月的时期中，有感情的工作，非先让其感情不觉拘束不可；让其感情不觉拘束，非先使其日常行动稍微自由不可。但是其自由行动了，在这难免复杂的环境中，也许会使他们起潜逃之意。不然，就是怕其自身不彻底理解正义的大道，而叛乱，伤害我们的生命财产。
这些的确是要顾虑到的严重问题。所幸，本人曾留学东京一载有余，对于日本人的短气、义气、邪气、正气、淫气，以及斯多噶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好坏习气，都略为体会过一下。 依我个人的见解，若善用方法，大体上不致于发生危险，虽然是不免很麻烦的。要使工作推进到预定的目标，应该耐烦，我想。尤其在今日中国，任何事业都非出以绝大的心和毅力，不能有所成就！值此，《东亚之光》摄制组正式成立了，除了战俘演员，中国演员则有王珏、郑君里、戴浩、杨薇、朱铭仙、朱嘉蒂、张瑞芳等；还调来中国陆军士兵数千人、飞机若干架，参加摄制。何非光又过了一下演员瘾，饰演一名胆小怕事的日本新兵，被大伙戏称“以假乱真”。按照计划，《东亚之光》的全部战俘演员，以剧中人物的样子化好妆，在春节劳军日那天上街游行，宣传抗日、为前线募捐。当他们穿戴好所熟悉的军服、军帽、皮鞋，拿着步枪、军刀等武器时，表情非常复杂。何非光的衬衫被冷汗浸透，因为他们携带的步枪虽然没有装上子弹，但枪上有刺刀，还有军刀，极怕出现意外。直到游行结束，一切平安，把他们的武装解除之后，何非光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深深吐出一口气，然后暗自高兴——这次游行等于为他的拍摄试了一遍戏，证明安全可以得到保证。《东亚之光》的拍摄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去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却激怒了日本侵略者，那些军国主义分子将被俘视为违背“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精神，更遑论那些战俘竟参加抗战影片的拍摄，而且以自己的经历宣传反对侵略战争。日方一方面大造舆论：“日军没有被俘人员”、“影片中被俘士兵的扮演者均系中国留日学生”……同时百般阻挠影片的摄制，派出了12架轰炸机，拍摄《东亚之光》的摄影棚及摄影器材被炸毁，两名布景工人被炸死。那位饰演主角山本大尉的战俘山本熏则突然暴死，喉管呈急性条状溃烂，状如中毒。大家猜测此系日本特务所为。加上预算超支、胶片不足等等原因，《东亚之光》的拍摄几近夭折，日俘也只好暂时送回收容所。后来在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协助下，何非光物色了一名外貌与暴死的山本熏相似的战俘，让他来顶替山本熏。《东亚之光》才得以再次开机，但是，两名战俘带着私藏的干粮趁人不备在外景地逃跑了。在离重庆不远的万县，他们重被抓获，押回收容所。何非光便又挑选了两名战俘，替换逃跑者。1941年元旦前夕，历经8个月拍成的《东亚之光》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首映，规模空前，军乐队演奏的雄壮乐曲响彻山城，也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军战俘代表植进说：“我们莫名其妙地卷进战争的漩涡，我们不知为什么到中国来……”而另一位日本反战代表说：“我们被征入伍来到中国，可我们的家人还在国内伴随着饥饿和死亡，欣喜我们得到新生，看到了真正的东亚之光。”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短评《伟大的爱》，将《东亚之光》喻为“一柄正义之剑”。这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片长30分钟，最大的特色是片中日本俘虏都是由真正的29日名本俘虏扮演的。影片主要内容是讲日本战俘的遭遇和觉醒，让战俘接受记者采访，反省侵略战争，在影片结尾，觉悟了的战俘参加了对敌宣传工作。这部电影揭露出，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自开拍后发生一个又一个“事件”的《东亚之光》，无疑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是抗战期间任何其它电影所无法比拟的，令充满好奇的观众观影兴趣大增，所以票房遥遥领先。而何非光创造的独特纪实效果，当时在世界上还史无前例，堪与五年后问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巨作《罗马，不设防城市》媲美，但《东亚之光》走得更远，它连一系列主要人物都是真人真名。其中有一个表现俘虏宿舍内景的长镜头很有特色，摄影机先横移再转为纵向推进，把设有一排排整洁床位的宽敞宿舍以及生活其中的战俘身影都真实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视觉效果非常好，尽显摄影大师（罗及之）风范。加上作曲家许如辉创作的电影音乐为《东亚之光》增色添彩，这部抗战巨片完全够得上国际水准。 何非光后来解释这样处理的原因：“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国际上，不相信中国会俘虏这么多日本兵；日本舆论也说是中国的夸大宣传。所以我要拍一个完整的全景，来证明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正是这部影片的优点，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的实景拍摄、日本战俘的现身说法都使这部影片很有说服力，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官员布瑞格原来也对日军战俘参加反战影片的演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日军崇尚武士道精神，以他们“不成功便成仁”的偏执和狭隘，即便做了俘虏也不会为敌对方作宣传。但是当他观看《东亚之光》并确认那些“演员”的战俘身份后，连称这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